“传播”的本质及其对传播学建构的意义

“传播”的本质及其对传播学建构的意义作者：申楠李明德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07期内容提要什么是传播？传播的本质是什么？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基本理论立场。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学界对此难以形成共识，导致中国传播学理论建构陷入困境。

本文力图从历史与实践的维度来探寻传播活动及其本质特点，将传播与人的存在、传播与人的社会实践、传播与主体自我建构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考察，尝试说明传播的定义、功能及其对于学科建构的意义，以期对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播传播学本质“传播”是传播学的核心范畴，深入研究这一范畴的本质与特点，既有助于阐明传播学的学科性质，也有明确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意义。

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本质问题是无解的形而上学问题，以传统本体还原的方式探讨传播的本质容易导致其陷入康德主义的二难困境。

①如果对传播及其本质的理解缺乏相对的学术共识，就难以建构相对统一的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基础，因此，深入探讨传播及其本质对于建立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传播”定义辨析传播学的首要问题，是明确阐释“传播”的本质问题，但是，由于西方传播学关于传播本质及其学科性质存在着众多的理论主张，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共识，正如克雷格所指出的那样，传播学理论来源于修辞学、符号学、控制论、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传统，因此很难用某一种体系将不同的理论观点统一起来。

②施拉姆也认为，传播学犹如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十字路口，不同学科在此交汇，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同的传播学理论。

③这种情况沿袭下来，造成了当今传播学在传播及其本质问题上的困惑。

关于传播概念及其本质的讨论，存在着两个层面的论域：其一，“什么是传播”以及“为什么传播”。

这是传播学的元理论或形而上的问题，涉及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其二，“谁在传播”（传播主体），“用什么传播”（传播媒介），“怎样传播”（传播途径），“传播什么”（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如何”（传播效果），这些则更多地侧重微观、具体及形式方面的问题。

*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制新闻报道与司法正义的边界问题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媒体监督与司法正义的边界问题研究”①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②丁方舟、韦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及其演化》，《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③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根据这两个层面的论域，以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纬度，我们尝试将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或形式定义分成以下类型，考察其关于传播的主要理论主张与学术取向。

其一，科学主义的定义类型。

这类定义突出传播活动中那些可以技术描述的、可量化的形式特征，或传播构成要素的形式特征。

例如，著名的“传播就是传递”的定义，将传播理解为类似于运输、运送、运达的活动;拉斯维尔的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的理论，说明了传播过程诸要素的关系和逻辑关联，描述与揭示了传播要素在传递链条与传播回路中的作用与意义;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98页。

维纳从控制论的角度提出“传播就是控制”的观点;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6～17页。

香农作为信息论的创始人，将传播理解为在一点重新准确地或近似地再现另一点所选择的消息，并强调“信息就是不确定的消除”; [美]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贾洪峰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3～7页。

麦克卢汉则提出“传播即讯息”的观点，突出传播媒介及技术性要素在传播中的作用与地位。

[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4页。

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学者则将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与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将传播看作类似自然科学描述与观察的客观对象，并以实证科学的方法揭示其形式化特征。

Bernard Berelson，“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3，no.1， 1959，pp.1～6.這类认知的共同特点是将传播活动作为纯粹的客观过程或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信对于复杂的传播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获得可靠的结果。

其二，偏重政治、文化的定义类型。

这类定义比较侧重传播活动的政治、文化意义，用诸如权力、游戏、话语、意识形态等来阐释传播现象的特征。

例如，伯奈斯在《透视民意》《设计同意》《宣传》等著作中，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传播是“利用公关活动控制公众”的观点，把传播活动视作单向的心灵控制，这种解释在早期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广为传播学界所认同。

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则提出游戏说， [荷]赫伊津哈：《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这种观点将传播活动比作游戏，突出主体的感受在传播活动中的意义，强调从主体角度而非传播客体角度来讨论传播本身的特点。

虽然这种形象比喻未能真正揭示传播的本质，但游戏说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其特殊的意义。

影响比较大的是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提出的“传播即权力”的观点，他认为，权力有三种形式，即武力、操纵、说服。

传播则是一种通过说服来表达的权力。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4页。

此外，德里达基于消解传播主体与客体不对等关系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主张传播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撒播”，类似耶稣向人间撒播充满爱的圣水一样。

[英]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杜威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否认外部世界存在客观的“事实”与“真相”，主张“传播是文化共享”， [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7页。

在这个定义中，主体被赋予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突显出主体在传播中的地位。

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传播的特定内涵，深化了我们对传播概念的理解，拓展了人们对人类传播现象的认识，为深入研究传播及其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但是，也应看到，西方传播学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体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西方社会传播现象的理论反映。

其一，西方传播学理论源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特别是信息科学对信息传播的科学界定对传播及其本质的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也强调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方法来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成为主流。

这种研究方法主张将对象置于客观的位置，尽量减少主体的评价与主观介入，把社会现象作为客观的观察对象，而主体只是观察者与记录者。

这种研究观念强调保持价值中立和客观立场。

以这种方法对传播活动进行研究，势必导致去主体化的理论倾向，也会造成虚化传播主体目的性的结果。

在这类关于传播及其本质的分析框架中，看不到传播活动对社会、对人类文明、对文化进步的价值与作用，“传播即传递”的解释使传播的社会意义狭窄化，难以反映传播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

其二，尽管在这些关于传播的定义中不乏将传播与社会、文化、政治术语联系起来的表述，但整体上表现出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倾向。

这反映了西方传播学研究比较注重具体的、形而下、微观层面的问题，拒斥“宏大叙事”。

特别在芝加哥学派以后，传播学转向对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大众传播等层面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中的去本质、去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立场。

在西方传播学的话语体系中，对外主要是通过传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来扩大国家软实力，对内则以政党选举为中心，关注如何通过传播影响选举结果、如何获得民意、如何运用各类分析工具对传播做技术层面的分析等，这是近代西方政党政治与选举文化的特征。

不容否认的是，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主张与研究方法对中国传播学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特别在关于传播的本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将探究事物本质视为哲学游戏，认为触及本质这类形而上问题必然违反康德的二律背反原则，容易导致独断论倾向。

这种情况为传播本质的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理论障碍。

的确，在西方哲学关于本质的传统理论中，存在着所谓康德问题的陷阱，存在着将本质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将概念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相分离，将本质绝对化、抽象化的形而上学观念。

但是，对这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意味着本质问题的终结。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本质特别是人的本质问题方面的观点。

在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人性理论分析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性抽象的、非社会性的形而上学观点，阐释了马克思对本质问题的哲学立场和分析方法。

马克思并不反对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索，他反对的是关于本质的形而上学的非现实的抽象。

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唯物辩证法视角，即否定本质是某一成不变的凝固物，主张从历史、现实动态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将事物本质视作一个脱离了历史、现实和实践过程的概念空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

与马克思相类似，在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批判了古希腊的传统本体论方法，他認为古希腊的传统本体论是“无根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理论逻辑是以抽象的存在来解释其他的存在，并且假定这种存在是永恒的、先在的、固有的。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本体论的思维逻辑无法揭示“存在何以存在”这一根本问题。

其原因在于这种“无根的本体论”未能将“人的存在”引进存在的解释语境，未能以人的活动为基本着眼点，而是将人当作客体来看待。

在海德格尔看来，要理解存在，只有从人的存在出发才能抓住本质，因为人是特殊存在，是理解与解释“存在”的“窗口”。

这一新的诠释本质的方式，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新路径。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9页。

因此，否定西方古典哲学中的本质主义致思路径，并不意味着否定了事物的本质及研究的必要性，而是否定了将对象作为抽象的客体看待的形而上学方法论。

同样的，对于传播及其本质的研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来说明传播活动的本质，以抽象的客体的方式来对待，也不能将传播活动看作具有随意性、盲目性、无规律的偶然事件或事实，从而否定传播作为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具有的内在客观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