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以孙伟铭案为例摘要：妥善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实务界关注的问题。
孙伟铭醉驾案显示出了当前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坚守罪刑法定与满足民众法感情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的突出体现，即判决结果引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激烈冲突。
关键词：危险驾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冲突
孙伟铭案①位列2009年十大标志性刑事案件，在中国法制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案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关注热点，在笔者看来不单在于该案涉及到的当事人行为，在认定此罪与彼罪、无期与死刑等问题上存在质疑，并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思考。
还在于本案最终作出的显然是在综合考量了刑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后做出的折衷判决，这是尤其不能忽视的。
本文藉由此法律模本出发，试图全面描述和展现凸显在本类案件中，刑法实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从西方经典的法学理论中汲取智慧的研究和思考方式，以期建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一、本案面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对撞
在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时，司法机关在权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时会承受巨大的双重压力，往往不得不面对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与满足民众法感情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致陷入司法困境。
我们在研究孙伟铭案的法律效果上会发现，首先，司法机关在审判逻辑上就遭到评
论人士质疑：“如果按此逻辑，一个人如果长期无证驾驶，一旦出现危害后果，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该案的矛盾之处可借由一位最高院的法官②的观点给予概括：“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刑罚轻重之悬殊，客观上埋下了一个司法危险，即以后果选择罪名，从而导致轻罪重罪化。
”③显然，当这种客观上的司法危险与主观上的附和舆论相结合时，司法危险很容易演化为个案不公。
与本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生于前的杭州胡斌飙车案④，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这两起危害后果极其严重的恶性交通肇事案，虽然行为方式和具体表现上存在差异，但仍旧无法掩盖在定罪量刑上的巨大差别，这透露出法官群体在对法律本身的理解上就未形成统一，进而生成悖逆性判决。
司法机构如此悬殊的认定如何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又怎样使法律被信仰？
今日，危险驾驶类犯罪案件因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一旦经由数字媒体故事性的渲染传播，就极易引起民众热烈地表达观点参与讨论，最终形成饱含道德和法律性双重色彩的舆论。
在这场历时长久、一波三折的“全民陪审”案中，其声势浩大、波及广泛、控辩激烈使一些生僻艰涩的法律名词开始游走于民间市井，法学界开始深究司法公正，社会学界忙于探讨民意释放，医学界开始进行酒精浓度与人体反应的检验，连汽车厂商也开始了对汽车酒精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
孙伟铭案能如此从孤本变成样本，从个体反应引发群体效应，在于它过程的争议性，更在于结果的震撼性。
⑤过程争议性的一大表现就是
民众的情绪在本案中有着明显的起伏变化，并且自始至终地引导了案件的一审判决和二审改判，不得不说社会效果一直是被衡量的关键目标。
但在民众主流的呼声之外，仍然始终贯穿着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重判与轻判的呼声总是同时存在，从未形成统一。
可见孙案所引起的社会效果注定无法一言以蔽之，舆论主要呼声的转变，以及民众持续存在的观点争执，反证着法律在此案中的缺失与粗疏。
另外该案还纠结于它遭遇了庞杂的传统文化大背景。
“尊儒尚法”“可怜天下父母心”“杀人偿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俗语箴言警句设伏其间，冲荡出一场全民激辩的伦理大戏。
大众在解剖孙案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形形色色的人性自我剖析。
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的利益选择
伯尔曼在经典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指出：“说到底，法律活动中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
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就不会尊重法律。
”因而法律的社会效果不容忽视和怠慢，束之高阁、使公民疏离缺乏参与感的法律不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也必然使得其法律效果大打折扣。
伯尔曼还进一步揭示：“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本身都力促对其自身神圣性的信念。
它以各种方式要求人们的服从，不但诉诸他们物质的、客观的、有限的和理性的利益，而且求诸他们对超越社会功利的真理、正义的信仰，也就是说，它以那些与流行理论所描绘的现世主义和工具主义面目不同的方式要求人们的服从。
”换言之，法律追求民众认可和服从的社会效果，这是司法的出发点和归宿。
由上不难发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紧密依赖的，二者虽然会如孙伟铭的个案中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立，但在根脉上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对待二者不能偏颇，更不得偏废。
依据拉伦兹在《法学方法论》中的观点，民众面对案件时主要会进行四种“必要的判断”:以感知为基础的判断；以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为基础的判断；其他借社会经验而取得的判断；价值判断等。
其中，前三者更多的是社会学所研究和关注出的课题，法律更着重在价值判断的讨论上。
具有启发性的是德沃金在《哈特的后记和政治哲学的特征》一章中的论述，他提及对政治价值的概念性主张,旨在提供这个政治价值本身的“价值”，“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价值放在一个更广的信仰体系中来加以考察。
如果我们对这些价值，如正义公平民主自由，能更好地理解并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因此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更是整合性的价值,而非可分离性的,本身没有工具意义。
在整合性的价值体系中，各价值不是位于一个等级性结构中,而是平等地互惠互利，相互支持的关系；对某个价值的确定,需要借助它同其它价值的关系中的角色来理解。
”这启发我们，在进行价值考察时，首要的就是建立起一个更加包容性的结构中,进而在该体系中建构对每个价值的概念或解释,以促进对体系中其它概念的理解。
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学理方法探索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其提出的观点是，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
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方法诸
多，“作为整体性的法律”是其中的一种。
德沃金认为，法律的整体性阐释符合法律实践参与者（法官和律师）的实际生活经验。
作为一种建设性阐释方法，整体性的法律能克服两种竞争的阐释，即因袭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缺陷。
德沃金所主张的法律的建设性的整体阐释是一种促进人们反思法律、反思自我的方法，对于思考中国的法治现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德沃金理解法律，首先是从人的基本道德权利出发的。
他所指的道德，是个人与生俱来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个体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自我的正当行为能力。
道德权利则是个人基于这种先天的正当行为能力而行动的自由。
与德沃金所指称的道德的内涵不同，在中国通常理解的道德指的是依靠人的内心自律，调整人际交往关系中人们行为的一套伦理规范。
此伦理规范更多地是在世代相传的、为共同生活的人们习惯性地遵守中存在与获得维系的。
虽然道德同法律一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调整对象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但以形式理性为突出特征的法治在法律与道德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一方面，道德本身的主观性、模糊性与法治的形式理性性格正相背离；另一方面也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伦理规范的根本出发点并不在于人的本性的个人权利的保护。
相反，它注重共同群体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显然，依照德沃金的标准，孙伟铭案中反映的民意是带有偏见的。
这种强烈的愤怒可能是发自群众内心的真实的情感表达；但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德沃金等西方法学家都认为，情感恰恰是理性判断需要排除的。
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忿怒似乎是听从理性的，但它听错了，像
那些急性子的奴仆一样，他们听吩咐，但还没把话听完全，就急匆匆地跑出门去，结果做错了安排他做的事情。
”
在德沃金的理论中，民意与法理的冲突是通过法规中的政策来衡平的，依照他的描述，法规在维护个人权利之外，还要贯彻的集体的共同目标，即政策。
但对民意的偏好或选择在法律中的体现，德沃金作出了严格的限制，首先，选择必须是出于对自己个人利益的考虑作出的，谁都不能代替别人真正考虑他的利益需求；其次，不能包含有偏见的成分。
当政策涉及受到歧视的群体的利益时，含偏见的意愿表达会使政策不公正地有损于受歧视方；最后，政府应最大限度地收集其政策射程范围内的公民的意见。
在处理有关这类法规的案件时，公正的原则要求法官听从公民的普遍意见。
德沃金的理论和描述的做法在我们思考如何解决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冲突及制度设计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四、结语
情理与法律的碰撞、权力与民情的互动、时代与人心的纠结在案件中得到了鲜活展现。
对这类案件的最终处理，不仅关涉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问题，而且也在事实上检验着司法者的智慧。
对于该类案的处理，司法者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一方面要敢于接受社会大众和媒体舆论的评论监督，尽可能及时地向社会公布该案的案情和查处情况，以满足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又要正确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不能搞媒体审判，必须严格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平公正公开地办理此案，以实现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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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赵秉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五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刘宪权.交通肇事案:在民意与法理之间[N].解放日报,2009-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