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笔记小说”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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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建构之情节范型、叙事结构和叙事角度雷振华【摘要】《钟情丽集》、《贾云华还魂记》等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建构,在情节范型上,形成了以建筑为框架构建叙事空间,用“表亲型”来设置“才子”“佳人”关系的庭院式言情情节范型;在叙事结构上,因对文章技法特别是八股文法的借鉴而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在叙事角度上,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而形成了第三人称全知讲述、叙评相携和线性自然时间叙事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后来的言情类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期刊名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13)003【总页数】4页(P89-92)【关键词】中篇传奇小说;情节范型;叙事结构;叙事角度【作者】雷振华【作者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传媒管理系,湖南长沙410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4中篇传奇小说是中国文言与白话两大小说系统急剧交汇的产物。
受世俗文化的巨大冲击,中篇传奇小说虽为文言小说,在叙事体制方面却体现出鲜明的话本化倾向。
其叙述人形象、场景的设置和诗文的羼入,都明显具有话本化的特征。
且在叙事时空、诗词插附和意象叙事以及叙事制度等方面都有自成一格的基本叙事技法和策略。
本人在《论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建构之叙事风格与婚爱故事模式》一文中已对中篇传奇小说叙事模式建构之“以文缀诗”的叙事风格和“才子佳人”婚爱故事模式进行了阐述分析,在本文中,本人将主要以《钟情丽集》、《贾云华还魂记》、《娇红记》、《刘生觅莲记》、《双卿笔记》等中篇传奇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作品为例剖析这一创作流派的叙事模式建构之庭院式言情情节范型、“程式化”的叙事结构和“第三人称全知讲述”、“叙评相携”的叙事角度。
一、庭院式言情情节范型庭院式是中国古典言情小说叙事空间的一大特色,文学巨制《红楼梦》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故事就是限定在荣宁二府中来展开的,而这种在庭院式叙事空间来讲述言情故事的模式其实是起于中篇传奇小说。
《世说新语》的体例是文言志人小说集。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
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是都符合史实。
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杂采众书而成。
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
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
思想内容《世说新语》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36篇1130则。
其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4门,这正是孔门四科,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
但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内容,其思想倾向并不那么单纯。
[5]《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艺术特色《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1500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
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今世说》《明语林》等都是仿《世说新语》之作,称之“世说体”。
一说晏殊删并《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成书以后,刘孝标等人皆为之作注,今仅存刘孝标的注本。
中国古典文学从思想内容上似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政治特征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
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
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
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
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
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
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三、地域特征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
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
作者: 陆丽霞[1]
作者机构: [1]武汉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文艺评论
页码: 64-69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9期
主题词: 叙事作品;《务虚笔记》;时间艺术;故事时间;叙事文本;叙事时间;传统小说;自然时间
摘要:小说是以时间符号(语言)为媒介,以时间文本(故事)为内涵的一种时间艺术。
“一部叙事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种时间,即故事的时间与文本的时间,后者又称作叙事时间……所谓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是读者在阅读中依据文本所提供的故事线索按照日常生活逻辑建构起来的,是原本故事发生的先后次序……而叙事时间,则是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是作者经过加工改造,为表达阐发的需要而提供给我们的现实的文本秩序,是作者写作意图、写作思维的反映”。
①传统小说叙事时间呈现出一维、线性特征,。
务虚笔记研究综述《务虚笔记》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充满哲理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被广泛认为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一。
以下是对这部小说研究综述的简要概述:1.主题与意义:《务虚笔记》以一个独特的叙事方式,探讨了生死、爱情、命运等哲学主题。
许多学者都强调了这部小说对人类存在和生命意义的探索。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思考,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命运的反思。
2.叙事技巧:《务虚笔记》的叙事方式独特,采用了非线性叙事和碎片化的结构。
许多学者对这种叙事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其艺术效果和哲学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叙事方式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跳跃性和不确定性,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哲学思考。
3.文学风格:《务虚笔记》的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思考。
许多学者对这种文学风格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表现力和感染力。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文学风格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4.社会与历史背景:《务虚笔记》创作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
许多学者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反映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背景。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问题和矛盾。
5.女性形象:《务虚笔记》中的女性形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对小说中呈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她们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作用。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女性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尊重和对性别平等的追求。
总的来说,《务虚笔记》作为一部具有哲学深度和思想内涵的作品,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叙事技巧、文学风格、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女性形象等方面,揭示了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世说新语简介《世说新语》简介《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什么?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的⼀部主要记述魏晋⼈物⾔谈轶事的笔记⼩说。
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批⽂⼈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
全书原⼋卷,刘峻注本分为⼗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语、政事、⽂学、⽅正、雅量等三⼗六门,全书共⼀千多则,记述⾃汉末到刘宋时名⼠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物评论、清谈⽞⾔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成书过程 《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世说》,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名《世说新书》,⼤约宋代以后才改称。
《隋书·经籍志》将它列⼊笔记⼩说。
《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义”、“招聚⽂学之⼠,近远必⾄”。
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学、语⾔等⽅⾯,史料价值很⾼。
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学⼠,他们根据前⼈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
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作,但全书体例风格⼤体⼀致,没有出于众⼿或抄⾃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
有的⽇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
刘孝标对《世说新语》加注。
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迫迁到平城,在那⾥出家,后⼜还俗。
齐永明四年(486)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
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
他采⽤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补缺和纠谬的⼯作。
孝标征引繁富,引⽤的书籍达四百余种。
后⼈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种《世说新语》注。
还有马瑞志的英⽂译本、⽬加⽥诚等的多种⽇⽂译本和法⽂译本。
...查看更多《世说新语》作者是谁?世说新语的作者简介 《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的⼩说,在此之前,⼈们都以“三教九流”为代表,不把“⼩说家”列⼊其中,认为他是不正经的家派。
第40卷第4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Vol.40No.42020年7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JournalofSouth⁃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㊀㊀㊀㊀㊀㊀㊀㊀Jul.2020收稿日期:2020-03-10作者简介:郭康松,男,湖北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古典文献㊂洪嫚,女,湖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古代文献㊂论纪昀 理所宜有 的小说虚实观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郭康松,洪㊀嫚(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摘㊀要:小说虚实观是纪昀小说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小说虚实观的成功实践㊂纪昀将 理所宜有 作为小说虚构的必要基础与前提,即小说虚构必须来源于生活真实以及合乎事理㊁情理,同时要求小说虚构内容必须服从与服务于创作意图与主旨,具备敦化薄俗㊁启迪人心的社会功用与价值㊂‘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来化虚为实㊁以虚写实:一是自叙或转述他人见闻,并明确标明故事亲历者或讲述者的真实姓名㊂二是选择合适的叙述角度使故事的呈现尽量真实,反对如戏剧般的随意装点㊂三是借实写虚,在虚构的故事中夹以写实,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㊂纪昀笔记小说化虚为实的叙事理论,以及他对小说创作中虚实关系的成功运用,体现了清代笔记小说较为正统的一种发展与变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㊂关键词: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虚实观;小说观中图分类号:I206.2㊀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㊀㊀文章编号:1672-433X(2020)04⁃0132⁃06㊀㊀‘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学者纪昀晚年创作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㊂长期以来,‘阅微草堂笔记“以耳闻目睹为实据的叙事方法备受学界诟病,部分学者认为坚持 实录 原则而摒弃文学虚构的创作手法使得‘阅微草堂笔记“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较显得黯然失色,例如王渭清‘<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认为,纪昀一味排斥虚构与想象,艺术成就难望‘聊斋志异“项背[1]㊂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认为, 纪昀所理解的 小说 ,还只是一种排斥虚构想象的纪实文体 [2],是纪昀混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排斥文学创作中的想象与虚构的具体体现㊂这一点更被作为纪昀小说观保守落后甚至倒退的有力证据㊂诚然,纪昀的小说观是保守的,却不是因循守旧的㊂纪昀对笔记小说这种文体以及对小说虚实观的认识思之甚深,纪昀反对的是小说为单纯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肆言无惮㊁妄生穿凿,凭空杜撰猥鄙荒诞㊁有悖于伦理道德的故事内容,他坚持将 理所宜有 作为小说虚构的必要基础与前提,即小说虚构必须来源于生活真实以及合乎事理㊁情理,同时要求小说虚构内容必须服从与服务于创作意图与主旨,具备敦化薄俗㊁启迪人心的社会功用与价值㊂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成功实践了其笔记小说化虚为实的叙事理论以及他对小说创作中虚实关系的认知与看法,这是笔记小说从遂混虚实到有意写实的标志,体现了清代笔记小说较为正统的一种发展与变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㊂一㊁ 理所宜有 纪昀的小说虚实观作为一名在封建文化高压政策下生存的朝廷御用文人,纪昀始终坚守着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阵营,但作为一名通权达变的学者,纪昀的学术创作与研究又体现着一个重要理念,即文章格律要与时俱进,传统继承与创新发展要相统一㊂在史传传统的长期陶染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受到了史学 实录 原则的深远影响,崇尚实录的小说观念长期占据主流位置㊂‘汉书㊃艺文志“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3],而何为 稗官 ,稗官与小说之间有何关系与联系,班固并未给出明确解释㊂后世学者对此作了一些考证,学者余嘉锡指出,稗官即先秦的士, 稗官者天子之士也 [4]㊂他从‘左传㊃襄公十四年“㊁贾谊‘新书“㊁‘国语“㊁‘吕氏春秋“等有关周代制度的记载中,发现古书里 士传言 ㊁ 士传民语 等说法中的 士 ,正是‘汉志“中所谓 稗官 ㊂先秦之士,是朝廷中较低官职的一种,职责为收集街谈巷语㊁民情民俗,再将自己对于耳目之所闻所见的记载梳理整合,献于君王,以广视听,或用作治国理政的参考,所以 实录 精神是其必须坚守的原则之一㊂小231说家者流既来源于稗官,不免也受到 实录 原则的影响㊂传统小说中的 实录 原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注重强调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即 信而有征 ㊂二是将小说看作对事件客观而忠实的记录,记录的内容为耳目之所见所闻,但此内容因传闻异辞可能存在部分错谬㊁失真或夸大之处㊂第一种情况类同于史书的 实录 原则,第二种情况则承认在耳目所接触范围内也可能存在内容的不尽真实㊂那么,纪昀对于小说 实录 原则到底持何观点?笔者结合‘阅微草堂笔记“对小说虚与实的呈现便能找到正确答案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㊃滦阳续录六“中发表过这样一段评论:嗟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㊂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㊂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㊂刘后村诗曰: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㊂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㊂ 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矣㊂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 ㊂[5]1731此段议论取自‘阅微草堂笔记“的最后一则笔记㊂作为全书的总结之笔,纪昀将自己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思想寄寓其中㊂这里,纪昀明确表达了对小说虚实运用的见地与看法㊂纪昀所言 异词 ,语出‘春秋公羊传㊃隐公元年“,意指事实在经过口耳相传后不免会与原意有所出入㊂纪昀认为,世界上的事,人们所见相同㊁所听相同或者传闻相同,但是讲法却有可能不同,即便是鲁国史书也不免有失实之处,何况野史小说呢?很明显,纪昀并未拿史书实录标准来要求小说创作,承认小说中存在或虚或实的内容是无可避免的,但只要作品坚守住不失忠厚之意㊁稍存劝戒之旨的原则,那么在作者耳目能触的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虚构,则是被允许的㊂显而易见,纪昀更多注重的是小说的社会功用与价值,认为小说要将救时弊㊁匡世风㊁有裨实用㊁有益于世道人心作为创作主旨,不可为耸人听闻而面壁虚构㊁无中生有,杜撰荒诞无稽㊁有悖于伦理道德的故事内容㊂这一点,从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小说的归类也可得到印证㊂‘四库全书总目“虽凝聚着众多纂修官的智慧与心血,但作为‘总目“的总纂官,纪昀对‘总目“的笔削考校㊁分合增删之功,无不体现着其学术文化思想倾向与文化价值导向㊂纪昀自述: 余癸巳受诏校书,殚十年之功,始勒为‘总目“进呈乙览㊂ [6]纪昀在删定各纂修官之提要稿时,将自己的学术文化思想全然倾注其中,可以说,经纪昀之手改造润饰后的‘四库全书总目“,已然成为以其学术文化思想观念为核心的新的提要系统㊂‘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归入子部而非史部,一则是承袭了历代史志目录大都将小说归入子部的传统,二则是在纪昀的学术思想中,史书与小说在叙事规范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有着本质区别㊂史书以秉笔直书作为最高原则,要求对历史事件进行实录,可闻可见者可记,无从查考者不可记,内容要确凿真切,不得有任意的篡改或虚构,并且所载内容要与历史发展进程相关,叙述视角仅限第三人称全知叙事㊂而多数子部书可记人㊁可叙事,甚至可写景,但创作关注点为阐发思想㊁表达情感或传达具有价值意义的学问知识,且子部书并未将实录作为创作原则㊂小说既划归子部,则表示其不受史书实录原则限制,那么小说为创作需要,在合乎主体观察范围和角度以及符合事件发展逻辑的前提下,存有适当的㊁合理的㊁有限制的虚构,包括运用一些夸张㊁想象等艺术手法,皆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子部书原则上在 理所宜有 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虚构权力㊂例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之见解,杂事类小说被当作 史补 看待,其与史书皆为记录事实,不同点在于杂事类小说含有里巷闲谈㊁齐东野语之内容,与史书相较,或有想象㊁夸张之处,缺乏准确的史料性,这是由小说 博采旁搜 的特性决定的㊂对此,纪昀特别指出: 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㊁词章细故者,则均列此门㊂ [1]1870‘四库全书总目“中,纪昀还于多处发表了反对以史法加诸于小说创作的观点,例如‘世说新语“提要: 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㊂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㊂ [1]1182‘暌车志“提要: 其他亦多涉荒诞㊂然小说家言,自古如是,不能尽绳以史传,取其勉韧为善之大旨可矣㊂ [1]1182纪昀更是明确地将一些以虚构内容为主的作品划入小说类,比如‘穆天子传“ 旧皆入起居注类 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㊂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㊂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 [1]1205㊂‘山海经“ 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㊂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㊂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1]1205㊂‘四库全书总目“中,纪昀在对一些小说进行点评解说时也多次阐发了小说具有虚构特质的观点,例331第40卷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郭康松,洪㊀嫚:论纪昀 理所宜有 的小说虚实观如 则处诲是书(‘明皇杂录“),亦不尽实录㊂然小说所记,真伪相参,自古已然,不独处诲㊂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实,遂废此一书也 [1]1839㊂纪昀认为: 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㊂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在读者考证其得失耳㊂ [1]1879纪昀以为,小说在记录见闻及传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作者主观审美情趣与创作理想,因此,小说不可能依样画葫芦般生硬地直录生活㊂综上可见,纪昀对于史书与小说之于虚实手法的运用是有明晰的区分,史书必须以实为宗㊁据实而录,但对待小说,纪昀的态度则比较宽容,允许小说存有适当的㊁合理的㊁有限制的虚构㊂既然纪昀不反对小说虚构,为何又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故事大加指摘㊁挑剔斥责呢?应该说,纪昀反对的不是虚构手法本身,而是虚构的具体内容以及虚构内容的表达方式㊂纪昀一再强调小说创作要以劝世化俗㊁教化人心为根本宗旨,小说的内容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这个根本宗旨,在此前提下,作者为了突出表达创作主题,对小说故事内容进行必要的加工或虚构,是合理且被允许的㊂但要达到传达箴规之意的创作目的,小说虚构内容必须符合生活情理以及读者的接受心理,太过荒诞无稽㊁大谬不然的虚构内容必然使人心存疑虑,削弱故事的可信度,最终影响创作目的的实现㊂而‘聊斋志异“之类的传奇小说,首先,多以表现男女情爱为主题,近似于 戏场关目 ,摛文掞藻,充满着不受拘束的想象虚构,内容 诬谩失真㊁妖妄荧听 , 猥鄙荒诞㊁徒乱耳目 [1]1123,几无劝惩之旨,与小说 寓劝戒㊁广见闻㊁资考证 的社会功用相去甚远㊂其次,这类传奇小说中又存在着大量男欢女爱的故事情节描写,而这些 燕昵之词㊁媟狎之态 不可能被当事者之外的第三者所知晓,因此作者 细微曲折,摹绘如生 的描写明显超越了人的正常认知范围,不合常理,若是代他人叙述,便要清楚交代见闻之来源,也即是故事的叙述必须符合叙述者的身份及角度,否则故事真实性与可信度便令人存疑㊂‘阅微草堂笔记㊃滦阳续录三“: 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不必实有是事㊂凡诸家所占梦事,皆可是观之㊂ [5]1603可以说, 不必实有其事 是纪昀对待小说虚实问题一贯持有的观点㊂纪昀将小说归入子部,而子部书的重要职责是阐发某种学说或主张,揭示某种事理或情理,即它以论事说理作为重要责任㊂‘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主旨为劝惩,作者的谋篇布局㊁材料拣选均以此主题意识为中心㊂为了表达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宗旨,使小说充分发挥敦化薄俗㊁发蒙启蔽的功用,那么如史书般的据实而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作者在保证小说素材具备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以 理所宜有 为原则对素材进行一定程度的锤炼加工与想象虚构㊂因此,这类虚构是有前提的㊁有约束的㊁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要为创作主题服务的㊂‘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多次提及 理所宜有 的取材原则,例如‘姑妄听之二“第五十则: 然紫陌看花,动多迷路㊂其造作是语,固亦不为无因耳㊂ [5]1296‘姑妄听之三“第三十二则: 胡牧亭言 时在侧者,信不信参半㊂吾窃有味斯言也,余曰: 此先生自作传赞,托诸斯人耳㊂然理固有之㊂ [5]1352这种 遥体人情,悬想事势 [7]的写作手法从理论上看,完全具备古小说写作的合理性㊂必须明确的是,纪昀对小说虚构手法的认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把握基础上㊂首先,笔记小说文学性的相对缺乏及其记录见闻的性质,决定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虚构是有一定限度的㊂其次,纪昀认为小说作品所记载或反映的内容必须具备一定的生活真实,这是原则与底线,在此基础上的虚饰部分仅为点缀修饰,必须为深化作品主题㊁突出作者意旨服务,要见好就收㊁适可而止㊂同时,故事的表达方式要符合叙述者的身份,具备合理的叙述角度,以加强虚构故事的真实感与可信度㊂因此,如‘聊斋志异“般充斥着无拘无束㊁放达不羁的想象和虚构的作品,自然无法获得纪昀的认同与首肯㊂二㊁纪昀小说虚实观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实践纪昀笔下的虚构与天马行空㊁情之所至笔之所至的虚构截然有异㊂一方面,他将生活真实以及事理㊁情理作为虚构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虚构内容要服从㊁服务于创作主旨,具备敦化薄俗㊁启迪人心的社会功用㊂那么,纪昀是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二者关系,并化虚为实,游刃有余地在小说创作中实践其虚实观的呢?纪昀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来化虚为实㊁以虚写实,具体如下㊂1.自叙或转述他人见闻,并明确标明故事亲历者或讲述者的真实姓名㊂借实写虚,在虚构的故事中夹以写实,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㊂‘阅微草堂笔记“大部分篇章开头均附有 某某言 之语,无论是作者自叙或转述他人见闻,都明确标明故事亲历者或讲述者的真实姓名,这些亲历者或讲述者大多为作者亲友,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人物,作者此举的用意无非是想表明书之所录皆真实无妄㊁信而有证㊂这种做法在中国小说中并非纪昀独有,袁枚‘子不语“也采取431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20年第4期过类似做法,只是不如‘阅微草堂笔记“中使用频繁且刻意㊂结合‘阅微草堂笔记“ 寓劝戒 的性质,纪昀认为唯有让读者相信实有其事而非作者向壁虚构㊁凭空杜撰,才能令人心服首肯,而只有令人信服,才能发人深省㊁启人心智,达到寄寓劝惩㊁救时弊匡世风的目的㊂‘如是我闻三“中,纪昀曾借僧人之口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 真实性 一词的理解: 古来传记所载,有寓言者,有托名者,有借抒恩怨者,有喜谈诙诡以诧异闻者,有点缀风流以为佳话,有本无所取而寄情绮语,如诗人之拟艳词者:大都伪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㊂ [5]607纪昀可谓将笔记小说的手法一语道破,句句切中要害㊂笔记小说所载内容并无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可靠,而在于作者寄胸臆于笔墨之间㊂可见,纪昀眼中小说的 真实性 ,是指素材必须来源于生活真实以及对奇闻异事据实而录,但只要能充分发挥小说的社会功用,也就不必完全拘泥于事实本相而苛求真伪,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加工与虚构,也是容许的,就如他在‘滦阳消夏录六“中所言: 虽语颇荒诞 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㊂ [5]339故事 未必真有 ,只要 义足劝惩 ,就 不必刻舟求剑 [5]1398㊂例如‘槐西杂志一“第四十八则,纪昀在开篇即点明此故事来源于申苍岭先生所述,自己是将所闻故事如实加以记录㊂故事记叙完毕后,纪昀指出此故事乃 先生玩世之寓言 ,内容显然是虚构,但却仍将故事始末记录下来,一方面旨在提醒读者勿用严苛的史家法度来要求小说;另一方面则是借具有寓言性质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㊂此故事恰好具备纪昀对小说寓劝戒的社会功用的要求,因此,即便故事内容有所虚构,但只要虚构之情节不悖常理与情理,纪昀仍加以记载,并未苛求其细节之真实与否㊂再如‘滦阳续录四“第十八则,纪昀附录了门人吴钟侨‘如愿小传“中关于 水神 的故事㊂吴钟侨为纪昀门人,虽然其所述故事颇具神话意味,但人物的真实性使故事的可信度得以增加㊂至于 水神 存在与否,纪昀并未深究,而是据实将吴钟侨所言关于 水神 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写道: 寓言滑稽,以文为戏也㊂ 可见 水神 故事多半属于虚构,是 钟侨弄笔狡狯之文 ,但 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无所不可 [5]1640㊂故事寓深意于滑稽之中,即便有游戏之文,纪昀仍将其记载,以发蒙启蔽㊂2.选择合适的叙述角度使故事的呈现尽量真实,反对如戏剧一般随意装点㊂因为人在隐秘场合的私生活场景是羞与外人道的,外人无从知晓,那么如何将心思密语㊁细微隐秘之内容以读者可信的方式道出,使内容的呈现合情合理呢?借助独特的叙事角度是纪昀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与手段㊂以‘滦阳消夏录四“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 一则为例,故事叙述先太夫人娘家一位老媪自称能见鬼,在外祖母回娘家时向其讲述自己遇见一痴情鬼的见闻,在老媪的描述下,故事中痴情鬼的种种心境与情状惟妙惟肖㊁如在目前,比如痴情鬼对家的眷眷之心㊁对妻儿的牵挂思念,对媒人上门的惊恐不安,对妻子改嫁的依依难舍,对幼儿被虐的忧心愤怒,其状令人悯恻,其情哀感天地㊂痴情鬼的内心活动与行为举止属于细微隐秘之事,外人一般无从得知,但故事将老媪作为讲述人,并提前交代老媪具有肉眼能见鬼的特异体质,且老媪参与了故事中所涉及的事件经过,成为洞察幽隐的主体,例如丧夫之妇邀其作伴㊁其见证了媒人上门做媒及妇人改嫁㊁其受妇人之托照看幼儿等等,因此,故事转述老媪的见闻也就显得合乎逻辑且真实可信㊂另一些笔记则直接让鬼狐作为故事的主要讲述者㊂鬼狐文化在中国自古有之,人们对鬼狐的迷信也由来已久,且基础深厚㊂在对鬼狐形象进行塑造时,纪昀刻意将其人格化,使鬼狐具有人的语言㊁行动与思维,同时也将笔下的冥界高度人间化,可以说,纪昀对鬼狐及冥界的虚构与想象始终没有超过人们的理解和心理接受范围,因此,更易获得故事的真实感,也更易使读者信服㊂纪昀利用鬼狐作为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原因是鬼狐具备人类所不具备的超能力, 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 [5]14, 人所不知,鬼神知之 [5]737, 狐鬼皆能变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 [5]1100,因而人所不能知的幽隐之事,鬼狐却能知之㊂比如‘如是我闻一“第十则,记叙与纪昀同年进士吴县人金门高偶然间听闻两位老人之间的交谈,老人的言谈间描述了某大户人家妻妾成群㊁勾心斗角的复杂情状,其中的内容包括主人与妻妾们在水阁嬉戏缠绵㊁主人暗地与第五姬剪发为盟相约来世㊁第五姬与其母窃窃私议打算改嫁等等,作者对这些隐秘的内容摹绘如生,皆因其故事得于同年金门高,金门高得之于二位老人,而二位老人 非人也 ㊂这里,鬼狐充当着无所不可以见㊁无所不可以闻的事件见证人,而作者只是如实转述自己见闻,即作者强调的 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的观点㊂纪昀是否相信鬼狐之存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纪昀塑造鬼狐形象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鬼狐阐幽说理,消解虚构,化为见闻,这与纪昀反复强调 耳目 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是相一致的㊂这类叙事模式在‘阅微草531第40卷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郭康松,洪㊀嫚:论纪昀 理所宜有 的小说虚实观堂笔记“中可谓屡见不鲜㊂3.借实写虚,在虚构的故事中夹以写实,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㊂例如‘姑妄听之一“ 虞倚帆待诏言 一条记载的是一个借尸转生的故事㊂张某妻殁,后借婢尸转生,讲述了自身遭婢迫害致死,自己阳寿未尽借尸转生的经过㊂显然,这是作者为宣扬因果报应观念而虚构的故事,那么如何将看似不可思议之事表述得令人信服,从而实现自己的创作目的呢?这就需要借助一定的行文技巧㊂在转生妻交代完事件的来龙去脉后,纪昀利用僮仆之眼来观察转生妻的各种行为,并以她一系列与原妻若合符节的言行举止来证实转生之说确有其事:妻再生后,对于昔日之事了如指掌;说话之声㊁走路之态与夙昔如出一辙;婢本不善女工,妻则善于女红,从前所制未完之履,复生后补做剩余一半,则仿若出自同一双手 纪昀通过生活中具体可感的细节与琐事,来印证转生之事并非荒诞无稽,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感,使原本虚无佐证的故事变得切实可信,故事背后作者所寄予的创作宗旨也得以顺利实现㊂三㊁纪昀 理所宜有 小说虚实观之成因清代文言小说有那么一个特点:既有纪实,又有虚构;既有传承,又有创造 [7]㊂有意写实,而又化虚为实,纪昀的叙事手法正是清代文言小说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㊂纪昀小说虚实观及其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与封建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与其生活时代特定的文化思潮与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关㊂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纪昀的学术思想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始终保持着一致㊂乾隆帝言纂修‘四库全书“是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530㊂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保存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大量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而作为在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指导下所进行的大型学术文化活动,‘四库全书“必然背负着一定的政治任务与目的,即加强思想钳制,为封建统治扫清障碍㊂乾隆帝曾明确指出: 明季末造,野史甚多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㊂ [8]531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只有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㊁有利于世道人心㊁具备道德教化功用的图书方能入选,而图书的艺术水平与价值则不是首要考虑条件㊂乾隆帝贯彻着 寓禁于征 的政策,借修书之名对一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㊂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小说也难逃此运㊂纪昀作为乾隆朝官方学术工作的领头人,其对于学术文化的指导思想与最高统治者是高度一致的,小说在他眼中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作品,而是成为思想教化的有力工具,如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言: 班固言: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㊂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㊂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㊂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而不载㊂ [1]1123这也是为什么‘四库全书“将文言小说中文学艺术性较强㊁但思想性及教化功用较弱的传奇黜而不载的重要原因㊂一方面,作为乾嘉时期封建文化的领军人物,纪昀的文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封建朝廷的基本学术立场,特殊的文化角色与身份地位使他无法不认同和服从于官方的文化政策,并将其自觉内化为个人的学术意识㊂另一方面,纪昀对小说社会功能及价值的认识与其一以贯之的 经世致用 学术观念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㊂自晚周发轫的中国古代经世思潮在历史长河中复杂演进,至18世纪,为了纠正宋明理学的诸多弊端,一批有识之士再次举起 经世 大旗,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进行了猛烈抨击,纪昀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㊂纪昀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积极倡导经世实学,推崇有裨于世务的学术要旨,对宋明理学家空谈性理㊁浮言虚饰的做法深恶痛绝且大加批判㊂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弘扬经世实学的主张,并将经世实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 以实心励实行㊁以实学求实用 [5]1237㊂同时,将这一价值取向贯穿于其学术活动始终,以实际行动鼓励和引导学人以实学㊁实行㊁周济世用作为价值本位,彻底摒弃虚玄空洞之学风㊂作为封建正统文人,纪昀认为,小说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必须具备有助于教化㊁服务于社会的功用,而这一小说观念正是其 经世致用 学术思想在其治学活动中的具体反映与体现㊂纪昀认为,小说的功用与价值,集中体现在 寓劝戒㊁广见闻㊁资考证 这三个方面,而 寓劝诫 是纪昀小说社会功能观的核心,承担着道德教化㊁伦理训诫的重要职能,最为纪昀所重视㊂‘阅微草堂笔记“一千余则故事,如按内容及用意来分,基本不出这三类主旨范畴㊂纪昀还于‘笔记“中多次表达了其 有益于劝惩 [5]10㊁ 不乖于风教 [5]1132的创作主旨, 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㊁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 [5]376㊂‘笔记“中多数篇幅的故事中都寄托或隐含着作者的 劝惩 之意,有如鲁迅先生所言,纪昀之小说 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于人心 [9]㊂而对于虚构故事真实感的追求,是纪昀实现小说 寓631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20年第4期。
世说新语的读书笔记(实用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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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03:论述类文本阅读一、论述类文本阅读(2022·全国甲卷·高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金银器》是第一部中国古代金银器通史,囊括了器皿与首饰,着眼于造型与纹饰,究心于美术与工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旨趣,不在金银器的科学技术发展史,而在与社会生活史密切相关的造型、纹饰、风格的演变史,也可以说,它不是穷尽式的历史资料汇编,也不是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器物分型、分式以划分时代,而是以目验实物为前提,从名物学入手,通过定名,以器物描述的方法,来展示工艺美术史与社会生活史中的金银器。
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是伴随现代考古学而生的一门新兴学问。
传世文献展示的金银器史和出土文物呈现出来的金银器史,是不一样的。
前者显示了数量颇多的名目和使用甚巨的数目,但提供具体形象的材料很少。
考古发现的实物,就名目和数量而言,虽只是载籍的冰山一角,却是以形象示人;对于工艺美术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造型与纹饰,它提供了最为直观的实例。
金银器兼具富与丽的双重品质。
首先它是财富,其次它是一种艺术形态,然而通过销溶的办法又可使之反复改变样态以跟从时代风尚。
相对于可入鉴藏的书画、金石、玉器、瓷器之雅,金银器可谓一俗到骨。
它以它的俗,传播时代风尚。
与其他门类相比,金银器皿和首饰的制作工艺都算不得复杂,这里便格外显示出设计的重要。
从造型设计的角度来看,工艺美术是共性多、个性少、最为贴近生活的艺术。
无论哪朝哪代,祈福与怡情都是纹样设计的两大主旨,当然,不同时代表现的形式多有不同,亦即选择与创造的艺术形象不同,这也正是工艺美术史所要展示的一个主要内容。
这里“史”的概念是指以贴近设计者和制作者装饰用心的感知,展示没有文字或鲜有文字却只是以成品来显示的设计史脉络,而不是贴着历史编年来勾画发展的线索。
小说家说:“语言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最基础、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语言也是一种建筑材料,许多意想不到的建筑物都是靠了语言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来的。
第三讲中国古代小说形态从形式看,中国古代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形态: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
一、笔记小说(一)、笔记小说的概念1、研究的回顾“笔记小说”一词至迟在南宋时已经出现,如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二云:“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刋本之误,因而后生未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
”不过,史氏所说的“笔记小说”既不是小说的类目概念,也没有为明清学者所广泛接受。
20世纪20年代,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笔记小说大观》,此书行世之后,“笔记小说”一词渐被广泛采用。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笔记小说之著述的编刊,二是笔记小说之概念的辨析。
关于笔记小说之著述的编刊。
1981年,台湾新兴书局出版《笔记小说大观丛刊》,搜求辑补近2000种笔记,分四十五编;1983年,广陵古籍刻印社重新整理刊行《笔记小说大观》;1990年,辽海书社推出周光培、孙进己重辑的《历代笔记小说汇编》;1999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编刊了新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部《笔记小说大观》的最大特点是搜罗宏富,包罗万象,诸子百家,无所不有。
搜辑者的本意在于汇集文献资料,发挥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补正史之不足,以供在消遣中而达研究史学之目的”。
虽皆冠以“笔记小说”一名,但沿用的还是传统目录学的古小说概念,也未用心厘清“笔记”、“小说”与“笔记小说”三个概念间的关系。
因而也疏于简择,造就了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笔记小说”概念。
也就是说,他们使用的“笔记小说”一词,并不具备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体类的意义。
二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必要的辨析。
1929年,郑振铎撰写《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影响》,认为只有像干宝《搜神记》、吴均《续齐谐记》、谷神子《博异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一类“具有多量的琐杂的或神异的‘故事’总集”,才能称为“笔记小说”,他将“故事集”或者一集之中故事是否占据大多数作为认定笔记小说的标准。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10篇《世说新语》读书笔记篇1读了《世说新语》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自然无为”。
“自然无为”是魏晋的玄学家悟出的唯一能抗衡儒家礼教名分思想的锐利武器,含有道家的精髓。
魏晋的玄学家认为,任由人们的本性自由发展,这就叫自然;而人治理人,对别人的自由横加干涉,这便是人为。
我不知道,道家和儒家哪一方是对的,但是我很喜欢道家的思想——“自然无为”。
这跟仙外的校训“顺其自然”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自然无为”的道家学说呼吁人们发现真我的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发现了人的价值,于是就有了人对生活的追求:花前月下,饮酒赋诗,敞怀清谈,展现才情,我行我素。
譬如,王子猷的卓荦不羁、嵇康的一曲《广陵散》、顾恺之的“三绝”、杜预的《左传》癖、阮籍的青眼白眼、王羲之的东床坦腹……他们要在短暂的生命中活得潇洒,活得洒脱,活得自由自在。
他们放荡形骸,胆大包天,不畏生死,有时甚至状若疯魔。
他们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甚至不知羞愧为何物,只照自己的意愿来活。
魏晋时期,宗教信仰的混乱以及人们对统治者的失望和不满,导致很大一部分有才华、有能耐的人士隐居山林,整天曳尾涂中,饮酒作乐。
如果他们生在大唐盛世,一定会有一番成就,但当时政治腐败,敢于指责的人都死了,剩下的都只能敢怒不敢言。
有的用酒精麻痹了自己,有的直接放弃了希望,在山林里寻觅着他们心中的“道”。
我觉得,上述这些魏晋名士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我们不需要刻意做大英雄、大善人,只需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好自己的事,做有意义的事。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篇2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沃维纳格的这样一句话:伟大的才能比伟大的成功更不寻常。
沉思片刻后猛然想起《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曾有这样一则故事,再次捧起书来细细品味,不禁莞尔。
故事大致讲述了东晋官员殷羡出任豫章太守,临行前,很多人托他带去他们自己渴望获得官职的书信。
到了石头城,殷羡把书信全部扔到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致书邮。
收稿日期:2021-03-25作者简介:赵芊宇(1997-),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蒋韵《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
文中未标注之文献均出自此书。
环环相扣的巧思———论蒋韵《你好,安娜》的叙事艺术赵芊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蒋韵时隔数年再次创作的长篇小说《你好,安娜》承继了其擅长的心灵剖析,通过使用多种叙事艺术手段,围绕心灵之罪与自我救赎的主题展开了多重阐述。
具体言之,《你好,安娜》通过在不同时空中的视点转换,结合蒋韵柔婉、简约的叙述风格,以多线的结构方式与多层的隐喻内涵讲述了小说主人公们的“罪与罚”,形成对于人性的矛盾性的思考与阐释。
关键词:蒋韵;《你好,安娜》;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21)04-0099-04蒋韵曾创作过一部献给祖母和外婆的长篇家族小说《栎树的囚徒》,二十余年后,她又创作了一部献给母亲的作品———《你好,安娜》①,两部作品的成功证实了她具有能够很好地运用文字来记录一段历史的能力。
《你好,安娜》顺应了蒋韵一脉相承的文本传统,对人物的心灵展开深度剖视,较之前作,此小说中加大了心理分析的使用力度,释放的情感更为激烈。
这大概源于蒋韵个人心境与生活环境的多方变化,一方面她认为她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一切的记忆,如果不记录下来,也许就要被‘抹杀’掉了”,“内心有种激愤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是母亲生病卧床数年,“近似植物人”,由此她心痛地想到“记忆完全有可能”比母亲的身体先死去,这使她在创作中“更特别地关注人物内心世界”,因为现在的她“有更加迫切地记录时代的内心需要”。
[1]在《你好,安娜》中,蒋韵实现心灵深度剖析的主要手段则是多样的叙述艺术,具体表现于叙述视点、时空、结构与语言中,体现着蒋韵独特勾连的巧思。
一、多重流转的叙述视点与叙述时空叙述视点又称叙述视角,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不同视点的配合以引导读者的关注重点,从而丰富其阅读体验。
论“新笔记小说”的叙事风格摘要:“新笔记小说”是80年代初以来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萌生的一种新的小说文体。
它一面世,立刻受文坛瞩目。
它先由汪曾祺、孙犁等老作家发韧,并随之影响一批中青年,如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自觉追求响应,成果丰厚,形成整体效应,在叙事风格上,崇尚淡泊静雅,留有空白,余味无穷。
关键词:新笔记小说;叙事风格;淡泊;静雅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主体的解放,个人话语的确立,文学逐渐向本体回归,走向“美文”,在小说界出现了一批有着传统笔记体小说神韵的作品,却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和东方美学趣味,还包含一定新的文体实验的意向,影响很大,时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
它既是当今文学新潮的产物,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用激情的态度来写激情的生活曾是过去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动写照,而80年代有一批文学作品尤其是“新笔记小说”却是在平静、温和的叙述中回忆着平淡的往事。
一、叙事淡泊:平静的行文气度叙事风度可宽泛归于叙事语调的范畴,有时也称叙述风气。
它是“作家心理个性投射到小说词语与句法结构中的情绪性质,为叙事人与叙事视角的规定所共同制约的因素。
”“如果从情绪的心理性质来分,又可以把叙事语调分为感伤的、愉快的、沉郁的……一般在描述作家风格的时候,多采用这种分类法。
”[1]“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样式,平静淡泊的叙事风度也是一种重要标志。
有人认为:“相等多的‘新笔记小说’的感情是平静的,如秋天,如秋水,叙事雍容温雅,渊源泊泪,孙犁同志可为代表。
”[2]有人说“新笔记小说”“选语上力求平易近人,切近于生活”。
“在冷静的叙述中,把人物的神情风貌透露出来。
”[3]那么,平静、温和的叙述为何众人所取?它与创作主体关系怎样?其具体表现又如何呢?总的说来,“新笔记小说”的叙事风度是平静淡泊,是作者心态成熟的自然写照,这归因于作者丰富的文化修养和人生体验。
叙事风度与作者的心理个性是有着直接联系的。
凡真正富有个性的作家特别是那种被称为风格作家的,其字里行间流露的氛围、语感、风度、气派都是作者的修养和人生体验的显现。
“新笔记小说”的作家们一是大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钟爱民族文化。
汪曾棋说:“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
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4]贾平凹也说自己“又受着家庭儒家的教育”[5],孙犁、阿城等人更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如果说儒家追求的是个体与社会的和谐,道家追求的是个体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和谐之美的原则、静与虚的表现方式则是传统文化的特征。
因此,这些作家总是以温和的目光来审视笔下的人物,强调个体的内心平衡,用平和的方式和解矛盾,进而达到一种和谐。
那么平静、温和的叙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是这些作家大多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尤其是孙犁等老作家。
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十年动乱,洞明世事,彻悟人生。
无论是孙犁表现“文革”时期经历的政治风云中的人事沉浮,汪曾棋笔下的民俗民情中的世道民心,还是林斤澜文中旧知识分子的为人处世,无不凸现主体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和自我人格。
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能够超越个人得失、个人荣辱,正如李庆西评价:“自我的人生体验沟通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便超越了士大夫文人那种狭隘、封闭的自我意识。
在人格意义上,‘新笔一记小说’与古典笔记小说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
”[6]于是他们获得了一颗观照世界的平常心,能够在平静、温和的叙述中回忆着平淡的往事。
二、回忆之流:静谧的书写风格“新笔记小说”多是往事的回忆,追忆己经过去(甚至离得很远)的陈迹和生活内容,然而它又是那样地沉浸于生活的最深的潜流之中,象陈年发酵的老酒。
这显然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种远距离的审视态度,通过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在生命中留下意味的东西,使作者获得了一种叙述上的耐心。
这份耐心也透露着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成熟的气息。
汪曾棋说:“但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7]于是,他们拒绝了以前那种激情的叙述方式,反对一切做作的、过分的矫情和抒情。
“修辞立其诚”,对自己真正了解并具有较深的感情的往事作冷静的观照和处理,把自己从沉重如磐的情感中超脱出来,抽身事外,用一颗平常心,有分寸、有节制地完成对这旧梦旧情的叙述。
这种叙述充分表现在作者对情感表达的控制和在具体的文本中叙事者冷静的叙事态度两方面。
首先作者在对感情把握的分寸上,尽量减缓情感的幅度,减免一切过激的行为,拒绝激情的侵入。
有人曾总结汪曾棋的写作特点是“怒不写到怒不可遏,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悲不写到悲不欲生”[8]。
如:《岁寒三友》中,王瘦吾的草帽厂被挤垮,气得重病一场,人瘦得像一张纸。
陶虎臣的炮仗店也关了门,走投无路的他上吊自尽而被救。
靳彝甫为解救朋友主动卖掉家传珍宝三块田黄。
此时,三人的感情、痛苦、悲愤、愁苦、感伤,可说到了极限,可谓一触即发。
然而在汪曾棋的笔下,却看不到激情的渲泄。
书中只淡淡写道:“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
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沉重的感情被酒水慢慢稀释冲淡了,喜怒哀乐的复杂情感化作平静淡淡的叙述文字。
再如孙犁的《亡人逸事》是追忆亡妻以前的生活琐事的,颇有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神韵。
文中记叙了托媒,见面,回娘家和临终前几件小事。
为避免伤感,作者特意“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
”而每一个回忆的片断,也是尽量克制情感的。
“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抒,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是写妻子在家辛苦劳作的,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完全凝结在清淡、自然的叙述之中。
结尾处写妻子临终时向“我”提起“我”曾给她买过两丈花布。
“她闭上了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这大概是全文感情最浓之处,也只是一幅朴素的画面,毫无浓墨重彩的渲染。
这种对感情的把握并不是放弃感情,而只是抒发那些温暖的、适度的、不激烈的情感罢了。
我们不论是读汪曾棋的笔记小说,孙犁的《芸斋小说》,还是专门反映“文革”的新“世说”等,都能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只不过作者的感情是内敛的,激情与想象力并不流溢在外,这本身也是一种修养。
李庆西说:“它不是少年才华的喷涌,不是那种纯粹的情感;而是作家成熟的心态的映象,是某种经过修炼的情感。
事实上,以纯粹的情感从事创作,流露出来的情感往往显得做作,相反,经过修炼的情感却叫人觉得自然、质朴。
” [6]其次,这种叙述还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叙述者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上。
“叙述者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
真实作者与他创造的叙述者之间有诸种联系。
”[9]应该说“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与他们创造的叙述者间合作是和谐的,作者对情感表达的控制相当完美地体现在叙述者的叙述中:即静默地观察,在冷静、温和的叙述中透露出人物的神情风貌。
如阿城小说的叙述,几乎全用第一人称。
叙述者“我”是观照的起点,“我”心静如水,心明如镜,不动声色地接纳和描述在“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一个人具体的故事或生活片断的叙述,又返回到“我”的内心,在他的《遍地风流》中,呈现的是一幅幅简洁明快的生活画面。
如《莽林》写“我”眼中的莽林及守林人老者和婆婆夫妇两人,尤其是会剪纸的婆婆。
“婆婆一脸欣喜,忽然消失掉,皱纹拙起来。
并不马上铰,对着纸沉思半晌,才将剪移上纸边。
之后竟再也看不出婆婆如何铰,只觉得游剪如龙,落纸纷披。
看看老者,眼温温地虚着,忽然睁开,盯着一块落在地上的纸,探身舒手,枯指聚起来,纸便被捏到炕上,仍眼虚着礴回去。
”整个叙述的过程,是按时序的先后进行,用笔悠游不迫,节奏不疾不徐,给人以安静的感觉。
孙犁的《芸斋笔记》中,也都有一个“我”。
其中大部分笔记中叙事者“我”只是一个次要人物,通过“我”去感知主人公的行为,在温和、平静的叙述中散发出人道主义的关怀。
《王婉》、《小D》中展示的是“我”眼中的主人公灵魂的扭曲与异化,小人一旦得志,则会丧失美好的天性,为虎作伥,不可一世;《冯前》则写与“我”相处最长的朋友冯前的印象:谁得势,靠谁,谁失势就整谁,人心难估。
《高跷能手》叙述了与“我”关在一个干校棚子的李槐不该有的悲剧。
文中结尾精彩,李槐病重临死前向“我”透露他年青时曾远洋奔赴日本给天皇表演高跷的壮举,此时,“我”眼中的李槐是:“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在这些文章中,“我”性情淡泊,只作观察,对他人不作评价。
三、独立旁观:闲雅的作者立场在何立伟的小说中,叙述者往往是旁观者、局外人。
正如汪曾祺评价:“他凝眸看世界,但把自己的深情掩藏着,不露声色。
他象一个坐在发紫发黑的小竹凳上看风景的人,虽然在他的心上流过很多东西。
”[10]由于视角的限制,人物所不知道的事情,叙述者绝不会知道,而人物所知道的事情,叙述者也可能不知道,于是那人生故事中潜流的许多东西则无法得知。
《小城无故事》中女癫子的爱情悲剧、小城老人吴婆婆与萧七罗锅心里知道却不讲,叙述者就不知,因为他与故事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
《雨晴》只叙述男女主人公在父亲墓前相遇的尴尬,而两人的离异原因,叙述者则不知,他与人物间是存在着空间距离。
虽然叙述者心上流过很多东西,但他把自己掩藏得很深,最多偶尔借景抒情。
如满街满巷都是那桅子花淡淡的香。
然而用力一闻,竟又没有。
(《小城无故事》)李庆西的《人间笔记(二题)》也是这种叙述。
《钥匙》写骆老师家放了一口红木箱橱,引起街坊邻居的好奇,但至于为什么放这口箱子,骆老师到底想些什么,叙述者不清楚。
文中说:“太公,这话……真是无法晓得。
”《锁》写一位做药剂师的老姑娘偏爱收藏钥匙,她的行为让邻居们觉得怪异,恰好领导家被盗,于是大家都很紧张,老姑娘就成了怀疑对象。
至于被盗究竟与老姑娘有没有关系呢?叙事人是不知道的。
文中结尾“弘庚老爹隔窗眺望,老姑娘的阁楼上亮着灯光。
帘子后边影影弹弹,还是看不清楚……外边,月光如水。
”弘庚老爹也想什么,老姑娘在深夜干什么呢?只有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这两篇笔记写出了一些小市民爱打听隐私,爱管闲事等复杂心理,但作者的情感态度却并不加在人物之上,只淡淡叙述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因此,这种叙述的运用,也给文章留下了大量空白,让读者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对读者也是一种解放。
参考文献[1]孟锐,季红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叙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说审关特性,小说文体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选[M].作家出版社,1992.[3]周献珍.试论新笔记小说的文休特点[J].中国文学研究,1991,(2).[4]汪曾祺.白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贾平凹,冯有源.平凹的艺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李庆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小说文体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孤蒲深处[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8]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作家出版社,2003.[9]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人学出版社,1994.[10]汪曾祺.小城无故事[M].作家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