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商法的变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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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学》课程论文2013-2014学年第2学期题目: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学生姓名:***学号:***********院部:经济管理学院专业:物流管理班级:一班2014年 5 月30 日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摘要:国际商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以国际商事组织和国际商事活动的各种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
它是指调整国际商务组织和国际商事交易活动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传统的国际商法主要调整货物贸易和投资行为,但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已经扩展到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大贸易领域,并且增加了融资租凭、工程承包等新型国际商事行为。
关键字:国际商法;发展趋势;问题一、国际商法的地位和规范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
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
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
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国际商法渊源的丰富和发展,也开始了各种渊源间的互动机制。
上述国际商法渊源体系中,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
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互动机制。
首先,国际条约、公约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有关投资、贸易、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商事法律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无论何种条约,一经批准,就必须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其效力优于国内法。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改革升级的路径探索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和互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进行,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国际化发展与重构中逐步崛起。
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商贸流通业面临着发展瓶颈和诸多挑战,需要通过改革升级来提升整体水平和竞争力。
本文将探讨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改革升级的路径。
1. 打造全球化的商业中心我国商贸流通业需要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大力发展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此举可以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优化外贸环境、培养国际化业务人才、增强国际品牌竞争力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
打造全球化的商业中心将有利于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
2. 推动商业电子化商贸流通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股趋势,推动商业电子化是必不可少的。
商业电子化将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同时,商业电子化还可以优化商贸流通业的管理和协作流程,提高商业执行力,进而推动商贸流通业迎接数字化经济时代的挑战。
3. 拓展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从单纯的商品贸易角色转变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角色,是商贸流通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商贸流通业需要共同拓展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从而增加商业的附加值。
例如,在商品销售之外,开展物流配送、产品研发、数字化服务等业务,可以实现商业价值链的拓展和利润的提升。
4. 加强商贸流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将商贸流通企业进行跨境经营,是推动商贸流通出海的必要途径。
商贸流通业应当加强对外贸易合作与沟通,通过合资、并购等方式,在国际市场上提高商业竞争力。
同时,企业还需要加强品牌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加快研发创新等方面的工作,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综上所述,改革升级可以推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国家商贸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商贸流通业需要紧密接合国际化的趋势,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力量,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和发展,谋求长期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改革升级的路径探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商贸流通业面临着种种挑战和机遇。
为了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要求,我国商贸流通业需要进行改革升级,重新制定发展路径。
本文将探讨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改革升级的路径。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加强内外市场的对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商贸流通业需要通过提高竞争力,融入全球市场。
一方面,可通过加强与国内生产企业的合作,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提供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
可与国外商贸流通企业进行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商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全球化背景下,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积极借助全球化的平台和渠道,加强品牌建设,提高中国商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通过借鉴国外商业品牌的成功经验,提高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品牌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品牌。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加强科技应用,推动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
科技的发展给商贸流通业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积极推动科技与商贸流通业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新兴科技的应用,提高商贸流通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更加便捷、智能化的购物体验,加强对消费者需求的了解和洞察,优化供应链的管理和运作。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加强人才培养和智力资本的引进。
全球化背景下,商贸流通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来支撑发展。
我国商贸流通业应积极加强人才培养,培养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商贸流通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可通过引进国外优秀商贸流通企业的智力资本,提高我国商贸流通业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贸流通业需要进行改革升级,提出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加强内外市场的对接,加强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应用和加强人才培养等举措,可推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
我国商法实现国际化的现实意义与发展趋势论文我国商法实现国际化的现实意义与发展趋势论文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商法虽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其在具体规范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缺失,导致在与国际惯例进行接轨时出现了诸多国际贸易争端。
例如,在 2012年的 10 月,美国的商务部做出了对我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太阳能光伏产品。
之后美国情报部又提出,我国的华为和中兴等浙西额通讯工具可能威胁其国家的通信安全,对这两类通讯产品做出了禁销的决定。
这些国际商事争端对我国的法律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前,国际商事贸易越来越频繁,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国际商事争端。
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只关注贸易冲突法这些领域,还要以我国的商法为切入点,处理导致冲突和争端的规则和机制问题,为中国商法国际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一、商法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一)法律国际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法律国际化发展是指在法律的传播和运用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法律都能够体现世界法律的文明和进步,并以其为基本的法律准则,使国际性法律朝着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结的趋势发展。
在这种趋势下,各国在法律的交流和借鉴中,会有着共同的法律认可。
然而由于历史形态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在价值观方面并不同步,甚至还会出现冲突,因此法律国际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困境。
(二)商法国际化所面临的法律困境1.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探寻。
不同国家的商法虽然有着同源性,但是有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名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措施。
为了防止在本国市场中出现恶性竞争的行为,促进正常的商事交易,会对本国的商事活动进行干预,这被称为国家调节。
国家调节在国内市场中的作用是很显著的,然而却不利于国际市场的发展,甚至会导致事与愿违,例如在国际市场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垄断和不正常竞争等行为,它们大多有国家在背后支持,再加上一些倾销和补贴行为,使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正当竞争会更加激烈。
论全球视角的中国商法环境与改革方向论文摘要在我国商法主要是由外来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演化而来的,所以对于我国商法的改革,必须找出中外商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来加以分析。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商法的改革要吸收要借鉴,但不能盲目吸收和借鉴,要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中国商法进行改革。
论文关键词全球视角中国商法改革方向一个国家的商业是否发达、经济是否繁荣与一个国家商法环境的好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我国的商事立法主要还是形成于经济时代,所以在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商事立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政府管制和抑商主义的特点,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的商法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它正将经历一个空前的大转型,商法环境空前的大变化将使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法则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一、积极主动参加国际商事组织,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商事条约的签订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编纂自上个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和世界贸易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就已经开始了商法的国际化统一运动。
我们要用重视和发现的眼光去看商法的国际化,各国商法改革的总趋势都是摆脱本国的束缚限制,向国际贸易法这个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概念发展。
近几十年来,先后成立了多个国际商业组织如:在1996年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签订了一些重要的商事条约如:国际商会编纂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这都为加快世界贸易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中国要在本身商法并不发达的前提下维护本国的商业利益,不仅要加快速度不断完善本国的商法环境,更应积极主动参与到国际商事条约的签订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编纂当中,这样做对我国商法的建立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际法的原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都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条约和惯例对参加国和缔约国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在商事的活动中,即使是某一缔约国还没有制定出自己的商事法,也可以直接适用有关的国际商事条约或国际商事惯例,进入相关的国际商事组织中去进行议事。
简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一、前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提高,市场经济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随着竞争的激化,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削弱了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经营状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而《公司法》对公司开展活动有重大的指导与规范作用,因此《公司法》完善与否,将会直接导致市场经济健康与否。
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贸易成了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各国也针对各自的具体情况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如果不对《公司法》进行修改,会阻碍公司的成长,损害股东、员工的利益,不利于公司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目前,我国《公司法》的弊端已经越发明显。
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我们需要及时调整《公司法》中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部分,保障国家在全球竞争当中的利益。
二、把握修改的时机和条件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性,但现行《公司法》已不再适应本阶段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现实有诸多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审视夺度,及时应变。
如今我们可以利用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公司法》的修订做万全的准备。
修改《公司法》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条件:(1)《公司法》趋同化,与国际接轨;(2)对《公司法》的理论研究成熟,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基础;(3)经验丰富。
中国是在改革当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改革的经验十分丰富。
我们可以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验,对《公司法》做出合理的修改。
三、培养科学的公司法律观念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公司法》也逐步走向国际化,与国际接轨。
首先,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法律也应体现中国特色,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不能脱离企业的实情,因此,既要保留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的部分,又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使《公司法》既能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又能提高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中的地位。
商法学的发展趋势
1.国际化: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商法学的发展也日益趋向国际化。
商务活动的跨境性和多元化使得商法学需要更多关注国际间的法律关系和法规的制定。
2.多元化:商法学涵盖了许多领域,例如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贸易法、金融法、投资法等等,这些领域都需要不断的研究和发展。
3.数字化:随着新的科技和数字化的发展,商法学也需要与时俱进,研究数字化产业的法律问题和新的商业模式。
4.法治化:商业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商法学的研究也应该突出法律的规制作用。
在商业活动中,法律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商法学也需要适应这一趋势,研究法律与商业活动的相互作用。
5.社会化:商业活动涉及到多种利益相关者,商法学研究的焦点已经逐渐从商业主体转向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领域,商法学需要更多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等问题。
[提要] 全球化正在引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律变革运动,而商法变革正成为新世纪法律变革最普遍的实践,商法变革与全球化互动发展已构成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商法也应当顺应潮流,适时变革。
我国商法应当:重塑品格,实现从“个性”向“共性”的转换;重构规范,实现从“规范无力”向“规范有效”的转换;建构理性体系,实现从“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的转换。
[关键词] 全球化;商法变革;商法品格;商法规范;商法体系全球化正在引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律变革运动,而商法变革正成为新世纪法律变革最普遍的实践,商法变革与全球化互动发展已构成鲜明的时代特征。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使尚处幼稚阶段的中国商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建构一个理性的商法体系及适用的商法制度,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商法变革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对我国商法变革中品格塑造、规范设计、体系建构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重塑商法品格,实现由“个性”向“共性”的转换市场经济的同构性,决定了商法具有天然的国际性品格,而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商法建构的全球化意识,更加凸显了这种品格。
在商法领域强调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或“特色”,要确证一国商法的适时性、现代性,就必须实现由个性向共性的质的飞跃。
就我国商法而言,要实现这种飞跃,途径有二:一是移植,即在主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律制度,使之成为我国商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纳入,即有选择地纳入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将国际规则国内化。
对移植与纳入的重要性,在我国法学界早已达成共识。
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坐而论道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但是在移植与纳入的实践中,我们仍然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盲目国际化与西方化。
移植与纳入并非简单的照搬,它是一个缜密的创制法律的过程,这个过程最核心的环节就是选择,它意味着对下列问题的谨慎考量与理性决断:何种制度代表共性(并非一切西方法律制度都能反映这一点)?何种共性制度能够本土化?移植与纳入的时机如何把握?等等。
上述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结局必然陷入“形移神不移”的盲目照搬的泥淖。
清末变法失败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应当加强对西方法律制度、国际法律制度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加强对国内商法制度的实证分析及国情研究,全面提升理性选择能力,避免出现“拟似现象”与“空转现象”。
二是实践的惰性。
如果说移植和纳入主要依赖立法者的选择和努力,那么对“移植与纳入”法律的实践,则依赖各方面的合力:包括行政、司法与商人的共同实践。
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这股合力还很难迅速生成。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创制一种“良法”,更重要的是使“良法”被信奉并遵行,这有赖下列条件的成就:商法意识的提升,守法观念的增强,用法习惯的形成。
[!--empirenews.page--] 二、重构商法规范,实现由“规范无力”向“规范有效”的转换博登海默曾指出:“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制度,他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与灵活性予以某种具体的、反论的结合,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将稳固的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
”①显而易见,我国商法还未能达到博登海默所描述的状态。
我国的商法规范还十分粗陋,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性、更加确定以及更加弹性化的商法规范。
首先,在立法模式选择上,应注重超前立法的运用,强化商法的理性表达。
就立法模式而言,有三种选择,即滞后立法、同步立法与超前立法。
三种立法模式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应用得当,均能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
对其区别可从不同角度认识,就其表达的侧重点来看,滞后立法强调对过去经验的表达,同步立法强调对现实关系的及时反应和适时调整,超前立法则强调对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预测,侧重理性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