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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例分析——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姓名：谢明辉学号：1443001417488案例简介: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通过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
3～5月，捐赠总额为62.6亿元， 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直接引爆了广大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案例分析：郭美美事件为何能在慈善界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
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
一切慈善事业，资金无论是公开招募，还是个人出资，都应该做到透明公开。
公开招募，涉及到公众捐献是否被有效管理和使用；个人出资，涉及到相应款项是真实投向慈善，还是借慈善为逃避征税的手段。
长期以来，红十字会的活动缺乏公开性。
近几年，帐篷问题、发票问题、天价吃喝问题等等，在不同级别不同地区的红十字会间有所闻。
6月27日，审计署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红十字会有多项资金管理问题。
中国红十字会是特殊的社会救助团体，它既连接着独立、中立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又与中国各级政府有密切关系。
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信用，既关系到红十字在中国的形象，也关系到中国政府的信誉。
同时，红十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公民的投入。
当公民对它产生重重疑虑，它就不可能得到人们内心的支持。
“郭美美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引起巨大的关注。
中国红十字会需要以确切信息证明与“郭美美”无关，但即便真的无关，也需要严肃正视自身的问题。
，该案例中暴露出中国红十字会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问题舆论对郭美美种种炫富行为的反应，恰恰凸显了红十字会，这个作为承载着公众善心的公益机构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一是慈善组织运作不够透明。
什么是郭美美事件篇一：如何看郭美美事件如何看郭美美事件“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这是11月5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搜狐企业家论坛作的“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中相关言论。
对于该言论，我的看法是：郭美美确实引发了红会的全民的信任危机，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郭美美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红会本身的管理体制的缺陷、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以及失败的公关危机应对才是导致红会一步步陷入信任危机的关键。
我们从红会在整个信任危机的处理中不难看出其公共危机处理的不当之处：一．应对危机严重滞后客观地说红十字会的第一则声明在时间节点是比较及时的,但却并没有完全对相关谣言有个预判。
6月21日晚，网友开始疯狂转发“郭美美baby”“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炫富微博，而郭美美之所以引发网民如此关注，主要原因是其微博身份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表声明，称：“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没有叫"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三个“没有”似乎并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问。
而红会却对此视而不见，结果给谣言以巨大的传播空间。
二．错误界定监督者的角色红总会在“危机公关”过程中错误地界定了监督者的角色，以明显失当的言辞给网友的关切和善意“泼墨”，势必加剧危机。
诸如“偏激”、“不理性”、“不文明”、“捕风捉影”、“恶意炒作”等负面词汇，以及祭出“追究法律责任”的大旗，都充分暴露了红总会对质疑者的敌视情绪。
这无疑让公众加剧他们的“愤怒”和“不信任”。
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公众的信任与支持是其得以发展的根基，这样伤害公众的的感情只怕是自己毁掉了自己。
三．“只给声明，不给证明”，红总会“只给声明，不给证明”的危机公关手段，虽然符合这个官办垄断慈善机构的一贯作风，但无疑于将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泥潭。
在红总会三番两次的声明和新闻发布会中，我们看到的只有红总会急于撇清关系的意图，而没有能自圆其说的实证。
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摘要“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众对慈善机构、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发式宣泄。
面对公众对其公信度的质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强烈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如何力挽狂澜？在一个高曝光率的社会里，危机事件应对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提供实用性方法。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发了一场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
危机事件发生后，郭美美回应的一条微博迅速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剖析了红十字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旨在找到帮助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办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红——危机事件回顾实名制实施以前，多数微博用户采用匿名形式参与讨论话题，这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渐多样化。
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传播，话题本身又时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公众的普遍情绪相关，因此更容易主导舆论。
“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丝群”里引起部分关注，随后，一些人在唏嘘之余开始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与红十字总会的关系。
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才开始跟进报道。
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总会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有关“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红会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
但传统中用以应对危机公关并行之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在解决此次危机事件时，却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二、“红十字会”何以狼狈——危机产生原因剖析（一）公关应对欠妥。
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是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
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十字会以缓冲的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
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影响的调查报告作者：全民调查网调查背景：2013年4月25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
调查目的：了解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影响调查方式：全民在线调查网网页随机浏览者调查时间：2013年4月25日—2013年6月3日调查样本：共有1158人参与调查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传闻纷飞，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多个合作伙伴相继被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
在雅安地震发生后，急需物资供给之际，但大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也达到了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全民在线调查网上线相关调查，了解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影响。
分析结果如下：1、大部分人认为红十字会的捐款被郭美美背后的有关人士和单位据为己有。
图1：您认为郭美美炫富事件中的郭美美或者其幕后人物真的将红十字会或者下属单位的捐款据为己有了吗？数据显示：有73.3%的人认为红十字会的捐款被郭美美背后的有关人士和单位据为己有，26.7%没有表明立场。
这说明郭美美事件使大部分人质疑善款的去向。
2、大众认为郭美美无非就是想出名，炫富和进娱乐圈而制造了该事件。
图2：您认为郭美美炫富是想达到以下什么目的？数据显示：大部分人认为郭美美炫富主要是为了出名和进娱乐圈，揭露红十字会丑闻只是附带引起的效应，比例只有26.7%。
3、大众普遍认为郭美美炫富事件致使红十字会的声誉影响严重。
图3：您个人感觉，郭美美炫富事件影响红十字会的声誉有多严重？数据显示：大众普遍认为郭美美炫富事件致使红十字会的声誉影响严重，比例为100%。
4、郭美美事件致使大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前后悬殊，严重影响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图4：事件之前，您对红十字会的信任程度是怎样的呢？图5：事件之后，您对红十字会的信任程度是怎样的呢数据显示：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有73.4%的人信任红十字会，信任度比较高，在事件发生后大众普遍表示不信任红十字会，前后信任度悬殊，严重影响了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案例分析报告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学号：1343001451510 姓名：侯丹妮案例简要：2011年6月20日，微博上有一名叫“郭美美baby”的女孩在网络上大肆炫富而引起众人的瞩目，因为其顶了一个“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称号，将中国红十字总会卷入了一起舆论漩涡之中。
公众和传媒顺藤摸瓜，挖出了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及相关人员之间真假难辨的诸多内幕。
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其他涉及的个人和组织纷纷发布了各种声明，试图澄清事实真相。
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但是面对强烈的质疑，这些声明能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
最终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内部腐败，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爆发。
危机公关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
而红十字会在此次危机事件中采取的一系列危机公关并不尽如人意。
通过“郭美美炫富”的事件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企业应该重视公关危机的处理，在危机到来之时做好内外公关，将危机转化为契机。
案例分析：一·公关目标：公关目标是指组织通过策划和实施公关传播活动所追求和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或目的。
是公关关系全部活动的核心和公关工作努力的方向。
而此“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公关目标就是要消除事件对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不良影响，努力树立红十字会的正面形象，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国家有关部门满意，让媒体满意，让工作信任。
二·红十字会危机公关情况分析危机公关是衡量公关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企业等其他组织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选择有效的危机公关才能争取最短时间化解危机，化解危机为机遇。
（1）及时发布有效信息，化解公众敌对感，红十字会在此次危机中，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是为什么仍在长时间处于被动局面？及时发布信息只有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布信息除了及时，必须要有效，只有及时与有效结合，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红十字会意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问题在于，所发表的声明中急于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而面对公众与传媒的质疑确没有任何解释，使问题越描越黑。
公共关系学题 学 专 姓 学目： 院： 业： 名： 号：中国红十字会何以走出信任危机？ 文学院 新闻三班 张召锋 100103330目录摘要: ............................................................................................... 1 关键词： ......................................................................................... 1 一、红会陷入重重危机的那些事 .................................................. 1 1、万元帐篷 .............................................................................. 1 2、天价餐费 .............................................................................. 1 3、郭美美事件 .......................................................................... 2 4、问题账目 .............................................................................. 2 5、苏田田事件 .......................................................................... 2 6、百名艺术家善款被挪用 ...................................................... 3 二、红会幼稚的危机应对策略 ...................................................... 3 1、急于撇清关系的苍白声明 .................................................. 3 2、戳中痛处的闭口不言 .......................................................... 4 3、头痛治头，脚病医脚的被动解释 ....................................... 4 4、重查郭美美事件的猫腻 ...................................................... 5 三、结语 ......................................................................................... 5 参考文献: ........................................................................................ 6中国红十字会何以走出信任危机？摘要: 2008 年汶川地震时风光收获捐款 199 亿元的成绩足以证明它强大的组织能力。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危机的认识工商1003卢丽2010015094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危机的认识红十字会一直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保护认得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但是，2011年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把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公众的质疑声浪中,红十字会遭遇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之后又有全国血库纷纷告急、百名艺术家拍卖所得8000多万善款不知所踪、800万物资入账未入库和126万善款被挪用。
这一次次危机使红会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泥淖之中。
一、红会危机产生原因：1.法规不健全，运行不规范。
从法律高度看，红十字会属于国家机关。
中国虽有专门针对红十字会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但其自制订起距今已有20年的历史。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20年前的法律法规已经有很多地方显现出缺陷和不足的地方。
并且在该法中并未明确提及红十字会的监督办法，从而在法律的高度有着先天的缺失。
所以首先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使财务支出透明公开，让捐赠人知道自己所捐的款项的去处。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有专门的法律，即《中国红十字会法》，据该法律规定，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要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
这样的监督机制看似严密，却并不能让公众满意。
我国目前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监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对公益机构的年度检查报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难以建立信心和引导公众捐款。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更多的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发挥引导的作用。
目前中国纯民间的评估机构还没出现，有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多是些民政部门发起或以民政部门主导的，带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预，所以还是希望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能出现。
在运行方面，我国的慈善机构发展的好坏往往跟当地政府的亲疏有很大关系，这就使得慈善组织往往会向当地政府靠近，已获得发展机会和资源，否则很容易出现得不到支持、资源匮乏、举步维艰的窘迫地步。
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公关危机案例分析作者：何三畏郭美美事件，是中国红十字会这个脓疮涌出的一滴污血作为一种公共事业的中国慈善，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公众对于垄断经营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国红十字会，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我都不忍心说出这个答案。
说实在的，答案就在网络上，也在传统媒体上，公众的意见是一致的：愤怒，伤感，甚至悲情。
中国红十字会应该知道：“公众的慈善之心伤不起”（语出《人民日报》）。
回想十多天前，中国红十字会的脓疮以郭美美的方式流淌之后，公众惊惶，舆论大哗，6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挂出“严正声明”：“对于个别刻意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别有用心的网民的所作所为，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然而，不幸的是，被这个“严正声明”吓了一跳的，恐怕不是“个别别有用心的网民”，而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们。
就笔者所见，公众人物于建嵘先生就针锋相对地表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没有搞清楚你们的事情之前，我抵制中国红十字会，你就来起诉我吧。
当然，实际情况是，“严正声明”之后，“别有用心”的网民们，执着耐心地人肉着红十字的蛛丝马迹，红会的黑幕不断曝光，问题很快转换成，对于这些态度如此严正的先生，有没有法律伺候。
以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开始换调和降低调门，伴随着漏洞百出的谎言步步为营地从严正的立场撤退。
7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先生以个人之名义，在博客上发表《自问自答工作语录》，披荆斩棘，逆流而上，为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公关”，语气就委婉得多了。
王先生先玩了一把二元论。
问：“你怎么看‘郭美美’事件？”王先生答：“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
”这不过是一套公众非常熟悉的中国式官方思维，许多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后，他们都是这样自我辩护的。
相当于毒疮自称对肌体是“好事”，因为没有它，你就不会割掉它，而割掉它，你就健康了。
可是，如果肌体会说活，它一定会说，我宁愿要没这个疮的健康，而不要割掉它的健康。
由“郭美美事件”看中国红十字会之监管现状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美美事件”发生后，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等组成联合调查组，从2016年7月开始，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没有设立“红l一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l一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则一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口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此事件可以发现，红十字总会在对行业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方面，疏于管理，监督不力；在红}-字品牌的使用和保护方面，管理不严，措施不力；在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使用情况、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由这一网络炫富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折射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当下的监管缺位。
1、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部门缺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总则规定，有三类团体准免子登记，其中包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残联、宋庆龄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团体。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八条规定，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
2016年7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就公众关注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方式问题发表声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属于业务指导关系，不参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人事、行政和账户的管理工作。
由此，中国商业红十字会演变成一个没有注册、没有监管部门、没有法人的特殊组织机构。
而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免于登记的团体，其本身就缺乏主管部门的监督。
2、现有法律对于“红”“商”合作权利界限规定不明确。
中国红十字会在一此公益慈善项口上，与企业紧密合作，存在慈善与商业界限不清、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先天病疾，使得“以慈善为名，行商业之实”成为现实存在。
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摘要“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众对慈善机构、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发式宣泄。
面对公众对其公信度的质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强烈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如何力挽狂澜？在一个高曝光率的社会里，危机事件应对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提供实用性方法。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发了一场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
危机事件发生后，郭美美回应的一条微博迅速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剖析了红十字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旨在找到帮助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办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红——危机事件回顾实名制实施以前，多数微博用户采用匿名形式参与讨论话题，这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渐多样化。
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传播，话题本身又时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公众的普遍情绪相关，因此更容易主导舆论。
“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丝群”里引起部分关注，随后，一些人在唏嘘之余开始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与红十字总会的关系。
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才开始跟进报道。
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总会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有关“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红会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
但传统中用以应对危机公关并行之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在解决此次危机事件时，却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二、“红十字会”何以狼狈——危机产生原因剖析（一）公关应对欠妥。
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是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
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十字会以缓冲的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
现代媒体所掌握的把事件迅速放大的能力，使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真空更容易被谣言、误传和诽谤所充满。
一旦媒体污染蔓延，公众对局势的认知就更容易转变成现实。
因此，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辟谣声明不仅没有缓解公众情绪，反而使风波升级。
同时，红十字会于2011年6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仅邀请六家媒体参加，且将大量闻讯而来的记者挡在门外。
既是新闻发布，就应该足够公开，这种不够坦荡有所保留的做法，自给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更大空间。
红十字会虽然解释了其总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审计署认定的采购超标等问题，但如何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监督、采购超标问题的详细解释、报案后的案件进展情况等公众期待了解的内容，都没有提及。
这就忽略了危机公关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红十字会简单地把公众被视为可操纵的目标，假定人们会无条件地接纳它传达的信息，必然达不到与公众的良好沟通效果。
（二）信任链断裂——缺乏自律与公民冷漠的内外困境。
对于公众而言，红十字会的存在一直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一方面，大量募捐资金和财政拨款流向那里；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又甚少向外界说明其善款使用的情况。
其实，在很多国家，政府代管红十字会，或行使监督权都是常见的，可是，唯独中国的红十字会异化成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那么，是什么滋生了中红会的“官本位”，打破了慈善机构的道德底线？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社会转型产生了利益分化与财富分配不公”。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已进入风险社会，即各种危机事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但也间接导致个人公民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但在笔者看来，“市场化转型”或“公民意识觉醒”都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本身来说，其公信力之所以如此脆弱，源于其组织本身自律不严；而后，尽管屡屡曝光的各种“丑闻”开始侵蚀公民对它的信任，鉴于这些污点尚且影响力微弱，都没有引起红十字会的足够重视。
此外，就外部社会环境来讲，我国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公民对社会监督活动的参与程度原本就不够，一旦社会对红十字会的“冷漠”态度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仅靠政府的监督和尚未完善的问责机制根本不足以迫使其形成良好的自律机制。
于是，灰色地带逐渐扩大，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本位”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日常管理机制都不透明，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少。
于是，以致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与公众间的信任链的迅速断裂，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公关活动不但都没有发挥正功能，反而带来了负效应。
（三）双重定位下行政监管的豁免。
以事件发生时的法律制度来看，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影响力广泛的组织却一直处于“免于登记”的地位。
“免于登记”是相对于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双重管理”制度而言的，“双重管理制度”即对社会团体实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管理，以及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管理，通过这种制度对社会团体加以接受外部监管的义务以规范其社会活动。
但红十字会是该条例第三条规定的“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因此这种“双重管理”的外部监管制度却不适用于中红十。
这种“免于登记”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对其类似于“免检产品”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国红十字会一直以来“民事”与“官办”的双重定位。
以“民事”地位而言，《红十字法》第二条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强调了其为民事的非政府组织，且其作为民事主体发生法律关系的相关案例也不胜枚举。
而以“官办”地位而言，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其“行政性”的烙印却非常显著。
以社会救助团体的“资合”而言，红十字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拨款”；而以其“人合”而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
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
这种“行政性”既使得中红十的活动对于政府依赖性强，更使得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外部监管机关缺乏对中红十监管的动力。
总的说来，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具有公募资格，掌握大量资金的社会救助团体，利益的诱使与自律行为的天然劣性使其处于高风险之中。
而基于其“行政性”，对其外部监管的明确弱化甚至是豁免，不仅为内部的腐朽提供了温床，也使得公众的猜疑在慈善阳光化的诉求未能实现情况下不断累积。
最终，“郭美美”事件作为导火索，引爆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大范围信任危机。
三、慈善真相背后——危机公关应对措施（一）积极制定《慈善法》，强制披露以保透明慈善。
我国现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分业而治，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主要是为规范捐赠行为而制定，意在保护受赠人或者受益人的权利。
这些各有具细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慈善事业全面的规定，突出弊端便是缺乏科学、相匹的权利、义务设置，不利于我国慈善组织定位与体系构建，以及系统性资源分配。
而勉强算得上全面规定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对慈善组织的定位，权利、义务设置与实际需求也不相一致。
该条例于1998年发布实施，不仅年代久远，同时也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
以社会团体的设立批准而言，它对于普通社会团体适用了较高的准入要求，却对带有浓重“行政性”的社会团体予以免于登记等优待。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实际准入壁垒，若继续适用该条例，既不利于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清楚定位，独立慈善，自我改良；也不利于草根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慈善垄断”难以消除。
因此，系统性地制定《慈善法》成为了法治社会下，维持良好的慈善活动秩序与进一步发展慈善组织的一致需求。
但《慈善法》的制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此次危机突出表现的对透明慈善的强烈诉求。
当然，透明慈善的推动仅靠慈善组织的自觉自制，或是由信任危机的爆发被动推进均是不适宜的，且会造成口诛笔伐的非和谐社会现象。
因此必须由法律法规自上而下强制要求中红十进行有效披露。
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香港红会的透明慈善制度。
对于中红十现今仅由国家审计署每年审计政府拨款这一项资金收支而言，强制披露制度应该增设对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的审计，具体可以要求中红会对捐款人的捐赠与用途，设定固定的内部账户，分开记账。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弊端，审计主体应多交由社会，由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审计，并在出现与实际情况与审计结果存在出入的情况下更换审计公司，避免共同寻租。
另外，为了使得社会大众可以作为广泛的监督主体，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不应仍依照《中国红十字会法》仅向理事会报告，而应增设其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这也与公募基金的一般披露要求相一致，具有合理性。
（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组织在应对出现的风险问题时，首先应寻找并理解公众情感的动因，而后再通过一系列负责任的行动来与公众期待保持一致，重建信任度。
危机发生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因为恐慌、愤怒的心态更加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
想要降低由人的思维与行动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让双方看到沟通过程中彼此在同一问题的逻辑假设与推演上的差异，减小防范和控制危机产生的难度。
所以，危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便是主动将有关信息全盘托出。
其实，当公众对红十字会财务状况产生疑虑时，最好的办法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诚实地公布出去以澄清误解。
除了年度审计，鉴于红十字会之前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所公布的年报中，存在着严重的内容滞后与粗陋，笔者在此建议红十字会可以主动提出成立独立的财务委员会，聘请专业的会计师等，主要对中红十及其分会等的财务状况进行随机抽查，同时要求其成员不得参与中红十其他工作，以此实行有效内部的监控。
（三）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角色。
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科层制的痕迹，一方面，政府内部仍存在权利与制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协调机制的不完全又或者是部门间缺乏合作意愿又带来大量的管理漏洞。
危机一旦发生，而政府又难以突破行政权限以及其带来的问责约束时，仅靠组织层级间单薄的信任机制来应对风险，必然难以化解公共危机。
那么，政府应如何在公共财政束缚和公共服务需求膨胀的双重压力下，催生出高绩效的治理模式，与非营利组织共同铸建其社会信任？笔者认为，在以追求公共价值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