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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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其深层原因,我认为这和中国的历代政府对待教育的态度有着很大渊源。
在中国,教育从来都是入仕的手段,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为了发家致富而读书,试问有几个是单纯为了科技的进步?这种急功近利的学习态度随着中华民族传统一样流传了下来,直接导致了现在学生努力学习的根本原因就是毕业之后养家糊口,买车买楼。
有多少人是像乔布斯、盖茨一样,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教育很大程度就是谋生的手段,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这和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我发现在历代中国的教育中,教育大多是指对一个人的人文教育,很少涉及科学技术方面。
在古老的中国,我觉得在文明刚起步的时候,中国人的祖先是很崇尚自然科学的,各种器具的发明,各种药物的发现,各种工艺的流传都说明这个民族不是个固步自封的民族,它有自己的创造力,有自己的闪光点。
在不断地朝代跟跌中,这种发明创造的意识逐渐磨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的独尊儒术,在这里我不是反对儒学,但是当儒学已经成为统治工具时,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味道,中国人开始过分强调社会的秩序,封建等级制度,无意识中抑制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个人认为,因为自然科学是对生产力起推动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将直接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这是统治阶级最不愿看到的,再加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异常强大的,中国人民历来都是“顺民”,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嚣张。
你不让发展科技,我们为了生存就不发展呗。
就是这种顺从这种保守的观念间接导致了中国人忽略了创新,却很注重一些“道”的问题。
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要不就是埋头苦干,要不就是纠结于遵从哪一家的道上,这些都不能有效地推动自然科学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道的问题的辩论到达了高峰,而自然科技的发展却没能与此同步进行。
个人认为自从唐朝以后,中国人对于科技创新的意识就更加浅薄了。
唐朝毕竟是中国的顶峰,对于各种东西的包容也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包括科学技术。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作者:周哲来源:《教育界》2010年第03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间是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个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思考“钱学森之问”,让我想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故事:美国有一个厂长叫罗哥,面对日本人的竞争,他的企业状况每况愈下。
罗哥苦苦思索,究竟怎么做,才能提高竞争力。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哥碰到了物理学家钟纳,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他绞尽脑汁,用尽办法,甚至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机器人,但仍然没有让自己的企业起死回生。
没想到钟纳提了一个在他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外行问题:“机器人真的提高了你们的生产力吗?”“当然,使用了机器人后,生产效率平均超过百分之九十,每个零件的平均成本也大幅下降。
”钟纳不以为然,又问:“说实话,你的存货直线上升,对不对?”这话问到了罗哥的痛处。
他知道:虽然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了,但仓库里积压的存货越来越多。
钟纳的话让罗哥思考:我到底在干什么?办工厂,显然不是为了把仓库填满。
那么是为了什么?——为了销售赚钱,赚钱才是目标。
假如公司不赚钱,那么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不能赚钱的行动就是没有生产力的行动。
有了这次彻悟之后,罗哥的企业终于起死回生了。
言归正传。
我在这里以这个案例来思考我们的教育问题。
罗哥认识到:假如公司不赚钱,那么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为社会接受,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即使高考录取率再高,这又有什么意义?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这个说法可能许多人不能接受,但现实是很残酷的,大到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自己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小到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钱学森英雄事迹感悟7篇钱学森英雄事迹感悟(篇1)同学们,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当我读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了解到钱学森一生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后,我不由得想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
钱学森,他把“祖国强大”当作是自己一生的责任。
为此,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和优厚的工作待遇;为此,他不顾美国政府对他人身的伤害和对家人的威逼;为此,他忍受美国特工对他长达五年的监视和软禁。
因为,在钱学森的心中,祖国的强大是他永久的牵挂,更是他毕生的心愿。
他反复强调,“不管怎样,也要回到祖国,为这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钱学森先生的事迹让我心潮膨湃,一个人爱国竟到了如此地步,一个人把责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先生的行为启示了我:只要活着,就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就要为祖国出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岳飞“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期盼着雪耻灭恨,“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时,那是怎样一种轰轰隆隆的爱国之责!还有那“年年战骨埋荒外”的勇士和那“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勇者,其于国家的一番热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华夏五千年,为履国责,多少热血男儿血洒疆场,多少爱国志士奔跑四方。
屈原,一代骚人,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深刻入生命的里程碑,虽最终投于汩罗,却成就了一世的清白。
对楚王,他可谓尽心尽力,对楚国,他可谓无怨无悔,因为他心中时刻在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一生虽没能成就国家的兴盛,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击起了秀丽的浪花。
在他那放声长啸中饱含了多少辛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何不让我负责?”朗朗乾坤,英雄辈出。
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到“嫦娥飞月”的功臣们,他们以祖国强盛为职责,民族兴盛为己任。
沧桑巨变,斗转星移,许多事物已随着岁月的消逝而灰飞烟灭。
唯有你,“匹夫有责”却更加茁壮成长。
君不见责任的土壤养分充足,责任的大树枝繁叶茂,责任的歌曲曲调激扬,责任的果实散发芳香!同学们,你预备怎样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切实履行自己的“匹夫有责”吧!钱学森英雄事迹感悟(篇2)钱学森,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不管老人,孩子,只要是个中国人就没有谁不明白这位宏大科学家的名字。
当代中国教育制度之我见——由“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个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钱老先生提出来的,并在教育界掀起了讨论浪潮的问题,至今仍未能够得到统一的答案。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先生的追问确实一针见血,切中了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弊端。
我们时常困惑不已:为何我国没有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诺贝尔奖项创立至今已一百多年,为何一直与中国分薄缘悭?为何中国仍被贴着“制造大国”的标签,难以向“创造大国”转型?在我看来,钱老先生所说的“杰出人才”大抵就是指创新型人才吧!“钱学森之问”实质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怎样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和发掘出创造性人才、创新型人才。
谈到“钱学森之问”,我不由想到了与之有着并无二致的实质“约瑟芬难题”。
“当代,创新型人才为什么冒不出来呢?科技创新为什么不繁荣昌盛呢?”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着僵化死板的弊端,在扼杀创新精神。
似乎从科举考试到现在的应试教育,一直这样。
我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但是有一点肯定的,至少在近代,西方在教育上确实有许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之处,有许多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学习之处。
首先,应试教育的考试制度是禁锢学生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枷锁。
中国学生早在幼儿园期间就开始参加考试,之后频繁的考试也贯穿多年学校生活始终。
其中,高潮部分是高考,即事关重大、决定学生未来的大学入学考试。
因此,“填鸭式”的课堂教学,“背多分”的学习方法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往往培养出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令人唏嘘不已。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大一部分人将问题聚焦在高等教育上,但在我看来杰出人才的缺乏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某一教育阶段。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的说一下我的看法。
历史遗留问题。
放眼我国的历史,读书的目的一直与考取功名紧紧相连,“学而优则仕”。
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这种现象腐蚀了人们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
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社会环境和基础教育问题。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虽然打着素质教育的口号,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切的活动都是为了考高分,满满的课表和题海般的作业,放学后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甚至是学习各种特长也是为了考级和高考加分。
从小学开始,学习的行为就充满了功利性和目标性,一切都是为了应试,一切与考试无关的兴趣都不被重视甚至被打压。
这种教育束缚学生的身心,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使他们对学习心存畏惧。
高等教育问题。
我国每年有近几百万高校毕业生,绝大多数空有理论知识缺乏实践经验。
我们如今所需要的是具有动手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人才。
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学校要尽可能地为学生从事科研实践提供必要的实践机会,不以考试成绩为主要的考察方式,鼓励学生进行动手和创新。
我认为,解决钱学森之问,我们应对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
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
在高校中,要努力培养创新风气,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增大科技研发的投入,让学校充满着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
钱学森之问的教育启示
说起钱学森老先生,那真是个大写的“牛”字!他老人家问的那一句“为啥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嘞?”嘿,这问题,直接戳到了咱们教育的脊梁骨上。
咱们四川人讲究的是“巴适”和“实在”,教育这事儿,也得这么来。
你看嘛,现在娃娃些学习压力大,书包重得跟座山似的,但学的那些个东西,到社会上能用上几成?咱们得反思,是不是教学方法太死板,娃儿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给压没了?
教育嘛,就像是种庄稼,得讲究个“因地制宜”,每个娃儿都是块不同的地,得用适合他的法子去耕。
不能一刀切,全都往应试那条路上赶。
得让娃儿们多动手,多实践,心里头那点小火苗,得给它添柴加火,烧得旺旺的。
还有啊,得培养娃儿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别啥事都等着老师给答案,得学会自己问问题,自己找答案。
这样,将来他们走出校门,遇到啥难题,都能不慌不忙,自个儿想办法解决。
钱老的问题,就是提醒咱们,教育得改,得往好里改。
咱们得让娃儿们在学校里,不仅学到知识,更能学会怎么学习,怎么创新,怎么做人。
这样,咱们国家才能源源不断地冒出杰出人才,让世界都瞧瞧,咱们四川,咱们中国,教育也是顶呱呱的!。
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有感
《“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是一本以有关钱学森的文章组
成的书,由钱学森本人编辑而成。
阅读这本书令我受益匪浅,同时也心有感慨。
钱学森是中国知名的民国时期数学家,他的“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深深影响。
他所追求乃是“真理不准误,假理不空”的思想,他的思想内核是一种追求“要求”,把精确的计算运用到逻辑思
维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数学思维方式。
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让我深深体味到了“忍耐
痛楚,方能得到幸福”的道理。
钱学森对数学的热爱和精湛的
技艺,加上他毅力的征服一切困难,使他的学说在当今的数学领域仍有重要的影响。
读完《“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让我意识到面对困难时要懂得“自信、毅力、坚持”的重要性,要勇往直前,不畏艰辛,朝着理想的目标不断奋斗。
从钱学森的事迹中,我学习到了持之以恒、奋发有为的精神。
毕竟“物极必反”,前路漫漫,我一定要勇于挑战,奋发有为,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把自己的梦想坚持到底。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摘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老之问引人深思,促使我们在教育方面寻找出路。
关键词:教育,钱学森,杰出人才,解决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第一、什么是杰出人才钱老说的杰出人才指的是什么?很明显,这里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应该是站在全球角度,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师,而且主要在科研领域,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不是社会活动家。
杰出人才的基本特征,钱老的观点在于“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钱老提出此问可见其对中国现状并不满意。
那么中国的教育现状是什么?第二、中国的教育现状在中国,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努力学习,小学大初中,初中到高中,然后高考上大学。
更多的人是一种盲目而迷茫的学习,缺少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各种品质。
从表面现象分析,中国教育现状存一些现象。
中国的现象根本原因是思想文化的缺失。
首先,人虽多,而才少。
人才的根本是教育。
人才又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才的标准不只是知识,还要对社会的责任感,等等。
而中国的人才结构并不完善,存在这种不完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代教育体制思想的问题。
所谓社会价值取向决定教育价值取向。
中国目前的教育思想是导致中国教育人才不平横的根本原因。
读“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痛与思有感《钱学森之问》是在读完钱学森的人生回忆录后,作者韩江辉内心的痛与思所发出的感悟。
这本书记录了钱学森的一生经历和思想总结,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值得读者深入思考的书籍。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对钱学森的崇敬之情更加深刻。
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坚韧不拔精神的人,他的一生经历不仅证明了科学家的功勋,更体现了一个位伟大人物的人格魅力。
钱学森之所以成为不可复制的传奇人物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执着的追求、无私的奉献和慈悲的仁爱。
他一生秉承的信念,饱含着对科学和人类的热爱,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这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在科学上的探索和创新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对他的贡献表示钦佩。
甚至可以说,在他的领域,他是被无数人所崇拜和尊敬的象征。
但就是他这样一个熠熠生辉的人,却受到一系列的折磨和打击,他在政治污名化的环境中,被打成“反动分子”,苦于拘禁二十年之久。
不过即使这样,他却依旧没有放弃,而是依然执着最初的目标,勇敢地走向最难的道路。
钱学森的经历让我思考,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智慧和坚强的性格?其实,他一生的努力和所得,都归功于他的严谨自律和百折不挠,他将精力集中在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上,不断地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和挑战,从而获得了他一生中走向成功的路。
读到钱学森的人生经历,我深感自己的无能。
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我总是选择沉默和放弃。
然而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再难再苦再累,也不能轻言放弃,正如他所说:“人生少有的辉煌只是源于极度的坚持。
”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每一次失败都是对未来成功的更好铺垫。
此外,在我们的步入社会后,我们有义务为这个世界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拥有了知识和能力,就应该为社会做贡献。
读《钱学森之问》的过程中,钱学森的勤奋、创造、刚毅的精神令我更加明白要做人的的道理和意义,让我更深刻的意识到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努力谋求生存,并且思想与人类发展的紧密结合更是人类前进的动力。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这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我认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钱学森先生曾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我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
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
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
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哈佛大学曾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
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
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
就以我们来说,我个人认为:大学教育非常失败,很多课程的开设如同虚设,例如所谓的公选课,说的好听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上喜欢的课程的机会,来全面发展自己,但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冲着兴趣去的,大多是冲着容易通过去的,另外,一个班有将近200人,我不敢说全部,但大部分同学在公选课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由钱学森之问所引发的思考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钱学森之问,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早在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就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
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一、杰出人才的培养是需要“杰出”的软环境的。
需要“杰出”的学术氛围和世界的眼光。
学校的硬件再好不等于创造了良好的、平等的学术氛围。
在那个环境里,以平等交流、自由研讨为荣,以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为荣,因学术的高水平受到尊敬。
在那里,大家有一种对真理的敬畏感和追求真理的使命感与幸福感。
能够形成高水平的研究磁场,需要有世界的眼光,要知道别人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又该从哪里入手、从什么地方寻找突破口。
但现实是,以弄个一官半职视为成功,真正做研究的往往吃不开,并且受到种种限制。
职称的评定、一些奖项的评选甚至院士的评选,给人们的感觉是为官的总是优先。
不难发现,学校,科研机构,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比比皆是,瞎指挥、拍脑袋现象屡屡发生。
在一些管理者的内心深处,知识分子还是“老九”,不敢、不能重用,怕惹是生非,怕他们“瞎说”,怕他们说真话,怕他们说出一针见血的真相。
视频钱学森之问观后感教育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教育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根本,教育者,国之大计也。
钱学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大师去世前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去世后,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就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对比来看,中国对孩子一直进行着填鸭似的的教育,老师在课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
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中国大学生中毕业后创业的同学少之又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生太多了,而社会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
这是由中国人口大国的性质决定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活跃的思维,没有年轻人应该有的闯劲儿,其实创业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就业抉择,这是由中国的教育方式决定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校太看重面子。
中国的学校一直在忙碌着,忙升学率,忙学科建设,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国的学术剽窃现象很严重,这也是中国学术不立足于现实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中国迫切需要学术上的成果来推进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集体意识,相似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集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中国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在竞赛和任务中经常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和作业,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
这是值得肯定。
钱学森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上学时的那种浓重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他记忆犹新的,在美国,学生可以和导师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学术交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
如何面对“钱学森之问”如何面对“钱学森之问”xx年,钱学森在对温总理的谈话中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的话,温总理曾在多个场合提及。
xx年,温总理在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上,也向参加座谈的几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转述了钱老的话,并说这是他“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如今,一代科学大师已然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留下的“钱学森之问”却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代表了众多有识之士的焦虑和期盼,也点到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也是中国教育领导机制的症结。
一、面对“钱学森之问”,引发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以及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已逾百年。
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
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经验,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
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究其原因就是中国教育重视共性而忽略个性的培养,无视学生创造力成长中最重要成分――兴趣的培养。
以分数论英雄,应试教育依然盛行的中国,没有培养出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性,对于学生来说,答案只有对错之分,却没有人去质疑为什么一定对,为什么一定错,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导致学生没有问题,没有疑惑,因为答案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记住即可,没有人去怀疑。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也是当前中国教育的一种缺失,缺失这种鼓励创新、鼓励怀疑、敢为人先的文化氛围。
“钱学森之问”问出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隐痛,而且钱学森把高等教育应该承担的过失放在首位,那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出来。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也谈培养杰出人才是钱学森之问的首要突破口摘要:当前我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受多种因素制约,教育的评价因素滞后、教育理念落后,教育的近期功利性强。
要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必须改变教育观念和评价方式,转变教育方式,这就需要学习中国古代的优秀教育方式,借鉴美国的教育理念,培养高水平的创新人才。
关键词:教育问题方法创新一、钱学森之问的新思路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并征求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钱学森却提出当前我国教育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人们把钱学森提出的教育问题简称钱学森之问。
对于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
安徽有十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引发思考,向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写了一封信。
我也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思考。
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指获得诺贝尔奖人才,还是大师级的人才,还是有所发明创造的人才?我认为这些人才都是杰出人才。
如果说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大师的人才也算是杰出人才,那么,就没有钱学森之问了。
自从诺贝尔奖诞生之后,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有华人获得诺贝尔奖。
如丁肇中,杨振宁等。
他们不是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
为什么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我国的领导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国科技部教育部门的人士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识之士也思考这个问题。
二、古今中外培养杰出人才的观念和方法(一)国外培养杰出人才初探从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来看,居获奖数量第一位的是德国,其次是美国。
我们以美国为例分析其教育方式。
美国是小班教育,一个班为20至30个学生组成。
班级人数少,便于教师关注每个学生学习情况,每个学生有机会参与到教学之中。
人数少,教学质量高,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能合格。
美国课堂教学方式是讨论式的,教师提出问题,学生提出问题,师生就提出问题展开讨论。
许多问题讨论的结果可能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各种设想,奇特的解决方式都是合理的答案。
教学不着力于记忆,对知识性的东西只求理解。
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姓名:邓欣学号:0930******* 任课教师:陈金华摘要:10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何到了近代就如此落后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今年,与世长辞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类似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的确,仅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的14位得主来看,11位是建国前培养的。
就此,我结合我的调查报告,从大学的体制、教师、学生三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素质教育专业细分严师出高徒独立学习能力质疑权威正文:今年,98岁高龄的一代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与世长辞。
钱老一辈子心忧祖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多次提到我国现在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教育是兴国之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育开展地科不科学,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
可惜的是,邓小平曾遗憾地指出,教育是我们改革最大的失败。
我认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以及钱学森之问的解释都是: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像世界超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
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制作了一份调查表,并对比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展开一些分析,下面我就几点谈谈我的想法。
首先是大学体制方面。
教育改革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不要死读书。
诚然,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我的调查表明,仅有18%的同学认为中国素质教育是比较成功的。
他们大多认为,空喊素质教育口号,政策上却不变,这是不能让同学们按决策者的想法做的。
在我周围,很多同学选修课不听,抱着一本高学分的数学书或英语书在啃,我问他们,他们便这说是舍小取大,低学分的不用听,及格就行。
更可怕的是有人用体育课来泡图书馆。
我心想,这样即便绩点高居榜首,也是不能成为杰出人才的。
教育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贯彻科学育人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任何知识都有其潜在价值,任何技能手艺也是如此。
诺贝尔获奖者就没有几个是一心只为绩点的,他们往往思维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多种兴趣。
如爱因斯坦与小提琴的不解之缘,纳什擅长各种体育活动。
要知道,创新思维往往就是从艺术的形象思维中来。
杨振宁曾指出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有思维跨越性,实现创新。
在建国前,我国的大学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建国后由于教育经验不足,故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将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
有的学院可以分出4到5个系。
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法不利于培养科学家等大师级人物,而仅仅是培养一些一般人才罢了。
中国现在不缺少一般人才,但很缺少能带领一群一般人才的杰出人才。
而杰出人才作为领头羊,必须要博学。
25%的同学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专业细分能加大知识深度,并举了古代一些例子。
但是在如今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所趋之下,要成为大师往往需要各方面都懂一点,这样在搞研究时思路才会开阔,遇到问题时总能进入一片新天地。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就常去听化学、生物的讲座。
仅仅懂得一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无法独立完成一项工作,尽可能多的吸收各方面知识绝对有利于一个学生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全面教育。
这一点复旦大学做得较好,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无论啥专业都要求学习六大模块课程。
可是,中国大多数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不足。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高校行政气息越来越浓,学校领导人的学术代表形象逐渐隐退。
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杨祖佑认为,一流大学校长的任务,就是把好教授请进来并且让他们长期留下来。
校长的任务就是寻求、招募世界顶尖学术人才,创造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长期留下来做研究。
校园是社会为数不多的净土,想培养拔尖人才必须是学校笼在学习氛围中,而不是行政气息。
教授除了搞科研还要带学生,实现教学相长。
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教师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今天的很多大学里,本应作为主体的教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
而且,行政人员与教授应该统一标准,才不会挫伤教师积极性。
我舅舅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务长,他告诉我说,那里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主要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
其次我再谈谈老师方面。
本来是“严师出高徒”,这是自古已然的。
可现在,许多老师似乎用“大学是没人管的”口号来麻痹自己,对学生的管理很松。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清华大学1928到1937年期间,每年学生淘汰率达27.1%,理学院甚至达到69.8%,但成绩却是斐然:仅仅是物理学院的71位本科生中,就出现了21位中科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外,我叔外公的一个外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物理学博士。
他告诉我那里的教授都是很严厉的。
一份实验报告要规规矩矩,平均都要20多面;在实验室做实验想伪造数据投机取巧的一定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理论作业大多是设计题,需要自己查资料解决,想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的同学一定会被扣很多分。
据报道,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生教授被引进中国后,无法理解中国高校的低教学标准,竟在3年后返美。
将这两种与当今高校的“松师时代”对比,曾经的“严师时代”一去不再了。
我的调查表明,有25%的学生更喜欢宽松的老师。
其实并非宽松本身不好,而是现在很多地方教师不该送的也松了。
去年就有一名中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一学期都未布置过作业,而遭到停职处理。
由于评分标准与学术要求由授课教师自己决定,部分教师有意放宽要求,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制造校园表面的“和谐”。
而这其实助长了学生的不正心里,导致每当学期开始,不少同学四处打听各任课老师查到情况、给分好不好等,调查显示竟有25%的学生用给分情况来评价一位老师。
学生方面也是有问题的。
尽管现在许多高校内有一些学习讨论小组,强调自学能力。
可参与学生太少,没形成一种氛围。
有时还是被动参与,讨论时不太积极。
我表哥说,在康奈尔大学有相当多的讨论课,有时教授根本不讲课,让学生提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解答。
他说刚去时还不太喜欢这种形式,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才发现这种形式能很好的激发大家的思维,很多问题在讨论时不但得到解答,还可以得到深化,效率是极高的。
表哥还说,大多教授很欢迎你去与他争论,但不太喜欢你缠着他问他一些课堂内问题,尤其是一些习题,他会让你自己解决。
对比我国教育,尤其在大学前教育,我们极其鼓励学生多问,反复的问被看做好1数据来自《文汇报》2009年307期刊学的代表。
诚然,“学问”当然要问,但我们不能盲目地问,问之前我们自己应充分思考,查阅资料,一段时间之后仍无法解决再去请教老师。
我以前总认为这样会降低学习效率,浪费时间,后来才明白花掉的时间换来的是思考能力的进步,是大大值得的,这样才能提高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同为高中毕业,我国的学生要优于国外;可大学一读完,我国就落后了,原因就在于大学里更注重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教育的本质。
国外学生从小注意这方面,父母都教育孩子独立,进入大学他们自然就有优势了。
另外,没有谁是一出大学校门就跻身大师行列的。
往往还需要数年的奋斗。
钱学森当然也是这样的。
有些学生在大学里由于尚有绩点的动力,仍努力学习,成绩斐然,可是独立研究或参加工作时,便丧失了学习的动力。
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
我们要推进终身教育,这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终生学习已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冰冻三尺分一日之寒,培养杰出人才必是一个长期过程。
最后我就师师、师生关系谈谈看法。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校里很多教师都是互相钦佩而又互相竞争,比如胡适蔡元培关于红楼梦问题撰文驳论。
这就像讨论课一样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教育上的必然要求。
总体来讲现在高校教师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不浓,远不及民国北大时的那种“兼容并包一切思想”氛围,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一群教授围着桌子讨论千年业等不到到一个拍桌子的人,只能听见定时的掌声。
我觉得这是民国时期产生了那么多大师的原因之一。
钱学森指出,在加州大学老师之间经常在一起辩论,互相启发,也互相竞争,又绝不保守。
老师常常开讲座宣传自己的成果,甚至同一时间开讲座来竞争。
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林与医学界关于大量服用维C的争辩。
另外就是师生关系。
学生对老师的确是尊敬的,可是大多数却不敢或者说不会质疑老师,即便有,也是很浅层次的。
任何学术权威都有错误,我们学习他的理论,若能出挑出其不足之处,说明我们已经透彻理解其精髓。
何况真正有学问的教授是欢迎你指出他的不足的。
在国外大学,教授让学生代替自己讲一些不太清楚的东西,而自己在下听讲的例子并不在少,学术讨论时人人平等,表哥回忆说教授在听博士生甚至是研究生科学报告时都是很认真的,不明白的就问,没什么面子问题。
但在我国学生这方面意识不强,一位复旦化学系的研究生学长告诉我说,在研究生阶段学生质疑导师都不多,有怀疑一旦被导师否定后,绝大多数便不再坚持,更何况本科生啊?的确,我们就这一点应从教师入手,让老师者主动地启发学生,也可实现教学相长。
“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校已抛出“中学校长联名制”新的录取方式,党和国家也很重视。
我所做的思考尽管不深,但却是现实中亟待改进的地方。
与牺牲环境资源相比,教育一旦被牺牲,是更难弥补的。
科学发展观已指示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相信它必将引领我们在教育改革的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
参考文献:1《钱学森书信选》钱学森书信编写组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2《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陈志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3《可持续发展与教育》中华教育网2009年4《文汇报》上海发行2009年3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