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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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说书是深受陕北人民喜欢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过去陕北说书人几乎
都是瞎子，他们怀抱三弦或琵琶，腿上绑着甩扳，一个人边弹、边唱、边说，听
众可多可少，人少时场地就设在窑洞里的炕上或地上，人多时就移在院子里进行。
过去陕北乡下人很少能看到放电影和唱戏，农村人有时间就是聚在一起听老年人
讲古经（今）和（说）西游，有时候一年也遇不到一次听说书的机会，七十年代
以来陕北不少县相继成立了曲艺宣传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明眼人的加入，陕北
说书在形式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单人说书变成了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流行的范
围也由陕北向周边省份扩散，现在当你行走在陕北任何一个县城的街头或乡镇农
村，都能听到陕北说书的录音，一些卖货的店铺为了招揽顾客，也要买上几盘说
书的磁带反复不停的播放，那铿锵的三弦声、甩扳声、声声入耳，当你静下心来
听上几分钟，就不想再站起来……
陕北说书起源何时，很难细考。民间传说从三皇治世时就有陕北说书。相
传很早以前，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给人家当奴隶，赶牲灵，大儿子
叫大黄，让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只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让
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陕北的青化县乞讨为生。一天大黄拾到两片
烂木板，敲打着木板沿门乞讨，说上一些吉利话，主人便赐给他们一些残汤剩饭，
有一次人家吃羊，他们捡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就弹出声音来，后来他们
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从此相互配合，边打、边弹、边唱。二黄心想大哥去世后
谁来敲梆子，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自唱。后来老大、
老二去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却留在了陕北，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并将弹琵琶的
技艺传授给儿子们。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徒弟，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
在榆林一带安了家，把莲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艺传授给了后人。这一民间传说
足以见证陕北说书的历史久远。
陕北最早的说书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称先生或书匠。说书是
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被人视为下贱的营生，明眼人是不说书的，很长一个时期
说书便成了瞎子的专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光说书，还兼搞算命、看病、安
神、谢土、保锁娃娃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长期在外，由残疾人或乞丐拖
着瞎子，常年走村串户，以说书为生。
随着时代的变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说书的行列中来，给古老的陕北说
书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陕北说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一人
说唱变为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再是单一的曲项琵琶或三弦，
二胡、板胡、笛子、扬琴等也参与其中，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
的表现领域，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现在陕北说书分为单人说书、双人说书和多人群口说书三种，曲调也有九腔
十八调之说，以平调为主，辅以欢音，苦音调、武调等调式，其音乐曲调的变化
在整个说书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故事情节的表述，喜怒哀乐的渲染和平仄声
韵起承转合，九曲十八调都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弹起我的三弦定起个音，众位明公仔细听……”，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唱
占了很大的比重，艺人们说：“说是骨头唱是肉”。在书场里除了听远古神话、历
史传奇、百姓故事，还可以学历史、听新闻，说书人走州过县、见多识广，朝政
大事、奇闻趣谈、张长李短等等，他都能给你说的活灵活现，并对那些邪、恶、
丑，予以嘲笑和鞭达，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中的每一部书很
少有悲剧的结局，这在其它姊妹艺术中是很少见的。
陕北说书，这一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那时陕甘宁边区就开展了改造旧说书活动，对一些宣扬宗教、封建迷
信的书目进行改造，高敏夫、韩起祥等人创作了新书《刘巧团圆》、《宜川大胜
利》、《翻身记》、《血泪仇》等几十部新书，当时深受边区群众欢迎。一九四
六年八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和朱老总说了新编书《张玉
兰参加选举会》，听完书后，毛主席称赞道：“你的新书说得好……”。全国解放
后，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曾风靡一时，他一人就可以说五六百部新旧书，是陕北说
书的一代宗师。
提起陕北说书，人们就会想起这些人来：韩起祥（1915-1989）、张俊功、
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