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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初探在刑事诉讼中，和解是一种常见的解决纠纷的方式。
它通过协商和达成双方共同满意的协议，以实现法律对犯罪的惩罚目的、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当事人权益等多重目标。
本文将对刑事和解的概念、形式、特点以及优缺点进行初探，并就其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一些思考。
刑事和解，顾名思义，是指犯罪案件中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间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一种方式。
和解具有明确的双方主体，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拥有主动权。
和解的主要形式包括和解谈判、和解调解和和解撤诉等。
首先，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自愿性。
和解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双方都有权拒绝和解。
二是互利性。
和解协议要求双方在协议中达成互惠互利的权益安排。
三是简便性。
和解具有程序简便、效果快捷的特点，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审判过程。
四是灵活性。
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安排，满足双方的实际需求。
其次，刑事和解的优点不容忽视。
一方面，和解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负担。
由于和解可以避免长时间的审判过程，节约了法院的成本和时间。
另一方面，和解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平等协商，双方可以达成互利互惠的协议，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此外，和解还能够增加受害人的满意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当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达成和解后，往往能够获得认可和满足感，从而增加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而，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风险。
首先，和解可能使得部分犯罪行为逃脱法律制裁。
如果和解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得到较轻的处罚或免于刑罚，将会损害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和社会对正义的期待。
其次，和解的自愿性可能受到双方当事人能力不平衡、强迫、欺诈等因素的影响，威胁到其公正性和合法性。
另外，和解也存在一定风险，双方协议可能存在不公平的条款或陷入利益失衡，受害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对于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提高办案效率，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刑事和解意义缺点构想1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处分。
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关系，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
2 刑事和解的意义2.1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被害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对加害人阐述加害人对自己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加害人可以通过被害人的陈述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利于其从内心反思悔悟自己的行为。
所以说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和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2.2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
刑事和解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要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等；二是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的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因侮辱、毁损名誉等而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等。
刑事和解是以加害人的主动认罪为前提，这样使得双方交谈协商的环境相对平和，被害人就自己受到的伤害提出赔偿请求，加害人为了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减轻自己的罪责，积极地在物质上给予被害人赔偿。
在双方的交流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以安慰，有利于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恢复。
浅议刑事和解的适用刑事和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
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所破坏的社会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各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1]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 历史 ，随着世界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尝试，如何使之在实践中准确适用、更趋完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刑事和解的基础和价值（一）刑事和解的基础1、文化基础。
刑事和解植根于 中国 深厚的文化土壤，有着丰富坚实的文化基础。
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以“和”为原则解决纠纷。
即所谓“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
“和合”文化便是这种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
和合文化的要旨包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人要顺应 自然 ，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天人合一”。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其次是人与人之间保持“和合”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避免争斗、纠纷。
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 在古代中国,“无讼”、“人和”、“兼爱”、“不争”思想的社会功能十分明显。
2、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来自于美国犯罪学学者约翰·R.戈姆所著的《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书中提出的平衡理论、叙说理论、恢复正义理论。
其中，更为认可的是恢复正义理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恢复性司法理论。
恢复性司法认为， 现代 刑事司法制度主要还是报应性刑罚，通过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来惩罚和打击一罪犯。
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刑事案件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并达成和解协议，从而避免进入司法程序，减轻执法压力，提高司法效率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方面，刑事案件的办理周期长，案件审理时间长，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另一方面，一些刑事案件涉及社会矛盾复杂，当事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可能导致长时间的官司纠纷，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矛盾。
因此，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达到调解纠纷，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和解协议，实现刑事案件当事人的主观公正意识，消除矛盾，恢复社会和谐。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分为根本性和解和次要性和解两类。
根本性和解是指被害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和解，对于犯罪行为的矛盾的和解，是尽量消除或减少由于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和冲突。
次要性和解是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是尽量解决或减轻案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冲突。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需要保护被害人的自主权，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和权益。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其中包括调解、和解协议等方式。
调解是指由法官或其他具备经过调解培训资质的人员进行调解，主要通过和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和解协议是指刑事案件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从而避免司法审判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要保障当事人的自愿性、公平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对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首先，司法机关要完善和加强调解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培训，提高调解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其次，刑事和解制度需要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和解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
再次，要严格监督刑事和解的程序，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和透明。
最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还需要普及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公正和和谐。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制度是解决刑事案件纠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它有利于减轻司法负担，提高司法效率，促进社会和谐。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旨在通过调解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实现刑事案件的快速处理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文将就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进行探讨。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自实施以来，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该制度不仅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和解的平台，促进了双方的和谐关系，还提高了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负担。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1. 法律规范不够完善：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缺乏统一、明确的操作规范，导致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标准不统一。
2. 适用范围有限：目前刑事和解制度主要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对于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适用较少，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3. 调解过程缺乏监督：刑事和解过程中，调解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能导致调解结果的失真和不公。
4. 公众认知度不高：由于宣传力度不够，许多人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较低，影响了该制度的推广和应用。
四、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措施1. 完善法律规范：制定统一、明确的刑事和解法律规范，明确适用范围、程序、效力等内容，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
2. 扩大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类型的刑事案件纳入和解程序，发挥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3. 加强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刑事和解过程的监督机制，确保调解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4. 提升公众认知度：加强刑事和解制度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该制度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增强公众的法治意识。
5. 强化专业培训：对参与刑事和解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确保刑事和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作者：王煊王先军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2年第12期[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新增的内容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强调了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修复及社会关系的恢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文章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角度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刑事和解；正当性；必要性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刑事司法领域推行的一项制度，这种制度是把刑事司法中的重心转移到被害人及社会因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损害上。
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应用。
从狭义上说，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它的基本内涵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与犯罪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1]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我们国家在新的社会历史坏境下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一个基本观念。
刑事和解制度恰恰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民主、自由、正义的基本精神。
（一）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民主精神在特定的共同体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以及社会成员对于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相关决策的参与，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则成为衡量民主的尺度。
以前我们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的选择权与参与权，在这种模式下，被害人所受到的利益大多被抽象的国家利益所替代，无法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实质性影响。
而“在刑事和解中，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既可以讨论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身体、精神及财物损害，也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和提出由加害人进行赔偿的协议内容”。
[2]这样就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更容易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
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是指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达成协议达成和解，以免除或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刑事诉讼的矛盾和压力，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随着实践的推进，刑事和解制度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主要围绕着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进行论述。
一、存在的问题1、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性刑事和解制度实际上是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私人交易引入刑事诉讼的领域，这种机制容易被人误解为保护罪犯的一种手段，以至于很多人对刑事和解持反对意见。
司法公正和权威性是刑事诉讼的核心精神，任何形式的干扰都会损害司法公正和权威性。
2、容易导致被害人权益受损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如果嫌疑人条件过于苛刻，被害人无法接受，被害人就存在被迫接受和解的风险，进而导致其权益受损。
因此，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很容易削弱被害人的犯罪损失补偿权。
3、缺乏监管机制和法律规范刑事和解机制的存在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法律规范，处理不当容易出现司法失误、违法乱纪等问题。
此外，现有的法律规定对刑事和解地界定也不够清晰，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这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二、完善措施1、建立规范化的制度为了保护刑事和解制度中被害人的利益和司法公正的权威性,应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制度来规范刑事和解的机制，明确和解的条件和程序，严格审查和解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这将有助于保证和解方案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2、完善司法监管机制加强司法监管机制，以便保障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和正当性。
国家应加大对于刑事和解的监管，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自主权采取更有力的保护措施，以充分保障其权益。
同时，成立专门的刑事和解监督机构，加强对刑事和解案件的监督，加强对相关人员的专业性培训。
3、增强法律规范性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体系和法律程序。
应提高刑事和解的法律规范性和实际操作能力，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限定和解范围、要求协议合理，以及对和解协议充分保护情况下开展刑事和解，使法律的实施更加规范化。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摘要：刑事和解是目前刑事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刑事和解所反映的复合正义观念与传统的报应正义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更重视宽容性，更注重被害人参加到刑事争端的解决机制中。
可见，刑事和解制度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带有某种程度的颠覆性的变化，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制度？本文拟就刑事和解制度产生、在我国的现状、特征、价值等基础性问题进行阐释。
关键词：刑事和解现状价值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目前一般的通说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
刑事和解是美英等西方国家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
作为现代国家司法体系当中的正式制度的刑事和解的先驱性存在，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 1974年所开始实施的“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
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助、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
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在北美乃至欧洲传播开来。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不同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开始对轻微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
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微伤害案件工作研讨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办理轻微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
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的《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均做出来类似规定。
自此，刑事和解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
我国在 2006年 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刑事和解的概念，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体系化的刑事和解制度下的程序，只是在北京、上海、四川、广东、山东等地的司法实践中对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引入了刑事和解，同时也有法院在二审中运用刑事和解，四川成都的孙伟铭案件就是一例。
试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合理性摘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法院近年来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的争议。
民众对这一制度的最敏感之处在于：在这一模式下，贫富不均、社会地位差异等一系列因素可能导致适用刑罚的不平等，这样的结果有违民间朴实的正义和平等观念。
笔者认为，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刑事和解制度不仅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理念价值上并不冲突，反而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上的魅力。
关键词：刑法价值刑法基本原则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制度，一般是指犯罪后，在调停人的帮助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其目的在于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有机会改过自新、重归社会，是一项颇具有人性化，实践意义的制度。
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次和解尝试方案。
自提出刑事和解的理念以来，以被害人与被告人直接协商为核心的刑事和解制度已成为了西方国家犯罪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一直被众多学者及立法者所关注，目前已形成了颇为稳定、可行的操作模式，且累积很多宝贵经验。
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由最初的未成年犯与受害人扩展到成年犯与受害人，适用案件范围从破坏艺术品、轻微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扩展到了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刑事犯罪。
笔者认为，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的价值在理念以及所追求的价值方面并不冲突，反而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上的魅力。
同时，刑事和解制度也不会对民间朴实的正义平等观念造成冲击。
一般认为刑法具有三大价值：公正、谦抑和人道。
①一、刑事和解与公正公正，也称公平和正义。
仅就正义而言，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秀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而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浅议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摘要] 刑事和解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
近年来,刑事和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这种制度与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广泛差异,本文就制度的确立理论、政策和法律依据及实践意义谈粗浅认识。
[关键词] 刑事和解;正当性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诉讼制度。
?①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存在的正当性,仍然受到质疑。
②笔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持欢迎态度。
一、理论依据(一)恢复性司法理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发端于欧美国家,其理论基础是近年来西方刑事政策领域倡导的“恢复性司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世界,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监禁政策基本失败。
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开始对现代刑事追诉模式进行反思,认识到片面强调公诉制度导致了对犯罪的原始矛盾即被害人与加害人矛盾的遗忘,特别是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和情感慰藉的缺失,因而出现了从“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的转变,旨在通过调解、道歉、真诚悔过、赔偿损失等方式,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正常的利益关系。
基于此,西方国家另谋出路,刑事和解制度应运而生。
“目前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潮流。
”③恢复性司法理论的特点是改变传统刑事司法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家对犯罪人的追诉上而忽视被害人权益的机械司法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尴尬,旨在把加害人与受害人组织到一起,让加害人向被害人悔罪、分担并理解有害的影响,,在补偿方面达成一致,就将来的行为构筑理解。
“恢复性司法主张国家在行使刑罚权的同时,应当考虑到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感受,关注预防犯罪、罪犯回归社会的问题,对国家强力控制社会、垄断刑罚追诉权,从另外一个侧面提出了反思。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模式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内容,不仅司法成本高,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本体地位,忽视了被害人具体法益的恢复以及被害人与加害人关系的修复。
而“恢复性司法”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和为贵”、“兼爱”等传统文化理念及“慎刑”、“无讼”的法制思想相一致。
因此,“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机制,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④(二)刑法的谦抑性理论。
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
”后来,平野龙一又进一步提出,“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
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
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
”⑤张明楷教授在平野龙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指出,“谦抑性原则,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严厉性决定的。
即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
又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
” 且“当采取其他制裁力量,如道德的、行政的、其他法律的手段足以抑止这种行为和充分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应动用刑法。
”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聚集凸显期,如果多数社会矛盾都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程序,由国家强力调控,则司法机关不仅不堪重负,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最终有损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此形势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有助于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应用契合了刑法谦抑性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需要。
二、政策依据(一)刑事和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奋斗目标。
和谐社会要求诚信友爱,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共处,是一个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法治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强调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同时,通过恢复性程序来达到被害人、罪犯和社区复原的良性状态,公平和正义就包含在这样一种理念构建和制度设计当中,具有平衡调整各方利益,兼顾考虑各种价值取向,修复被犯罪损害、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功能。
目前,我国犯罪率较高,司法任务很重,完全靠把违法犯罪之人都关进监狱,并不能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而刑事和解强调治疗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原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刑事和解不仅符合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情感,也符合刑法的深层次目的即追求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而且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刑事和解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
(二)刑事和解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
形势决定政策,政策指导法律适用,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则。
有了刑事政策的指导,法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顺应时代的变化,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而实现了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又一次重要转变。
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适应形势变化,充分认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大意义,自觉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检察执法实践,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全社会的贯彻落实。
宽严相济的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要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预防犯罪,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刑事和解制度主张以协商合作形式实现利益平衡,恢复秩序和谐,从本质上讲,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相一致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体现,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尽管在我国还没有制定法律对刑事和解进行明确规范,但是我们可以在现行刑事法律框架内,在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探索,按照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制度和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内部的一系列规定,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具体加以适用。
”⑦三、法律依据(一)合法性。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也找不到刑事和解的概念,然而不乏与该制度相近的一些规定,特别是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和自诉案件。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学界的通说认为,这里所说的犯罪的情节包括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体现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所表现出的悔罪态度,所实施的减轻行为危害的努力,而且司法中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的确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被考虑,这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标准存在相容之处。
《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本条规定虽然过于笼统,“但是却与刑事和解制度相类似,可以考虑将刑事和解制度与该条规定作一定的衔接。
p(二)合理性。
轻微刑事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范畴,只是由于当事人不能准确把握法律对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区分,导致大量自诉案件进入公诉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既然法律赋予受害人对于自诉案件的处分权,那么,在自诉案件已经进入公诉程序的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其在检察环节进行和解,以提前化解矛盾,终止诉讼程序。
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权利,也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司法暗数的存在,大量的刑事案件尤其是轻罪案件都积压在民间而没有进入司法机关的视野;其中大部分积压的刑事案件都因为没有及时实现刑事和解而成为一个个不和谐因素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通过倡导刑事和解,将规范刑事和解与社会习俗的两种需要结合起来,让普通民众了解和解机制,让被害人与犯罪人接受刑事和解,有助于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和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实现彼此利益冲突的平衡。
⑨四、实践价值(一)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恢复原有秩序,重建社会的安宁与和谐。
一是从定罪来看,刑事和解不能就加害人所犯罪行的性质和所触犯的罪名进行讨价还价,而仅仅是对量刑及民事赔偿部分进行的协商,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不会对刑法的威慑犯罪功能的实现构成威胁。
二是从量刑来看,“量刑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基本手段, 其侧重刑罚的特殊预防, 即防止犯罪人再犯, 消弭其社会危险性。
”通过刑事和解,“对犯轻罪的犯罪人适用更轻的刑罚, 采取非监禁刑或者行刑社会化,有助于加速犯罪人复归社会的进程”,而且较之对犯罪人机械地、高成本地通过监禁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 更具有积极意义。
⑩三是从对被害人的安抚来看,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中心,“不但可以确保其实质利益,而且还能够弥补精神上的损害, 有助于被害人之再社会化”。
(11)訛而且通过适当地宣泄对被告人的不满, 倾诉自己的冤屈,“恢复了被犯罪破坏的心理秩序,达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和治疗。
这对于平息被害人的报复情绪是极具刑法意义的”。
(12)四是从对罪犯的改造看,犯罪人一方面通过与被害人的相谈,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程度,使其真诚悔悟并采取实际行动,通过对被害人予以赔偿来建立和平和社会关系,从而提升其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经由和解之践行,其被免予起诉、免予受刑之宣告或免于受刑之执行,可避免刑事追诉所形成之负面效应,减轻其回归适应社会之困难。
(13)(二)刑事和解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轨期,各类犯罪案件大量增加,加上刑事诉讼程序的日趋复杂化,司法资源显得越来越稀缺。
然而,如果案件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增大社会的运行成本,还会危及社会稳定。
而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对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进行调处的案件,司法机关却不得不严格依照诉讼程序进行处理,其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复杂程度并不因案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降低。
但是,如果适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则可避开这些问题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使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得以及时结案,司法机关则可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用于处理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从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