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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头职大学报2019年第4期摘要:作为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凌叔华以她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出身高门巨族的独特女性视角审视着那些“太太”与“小姐”种种不同的“女性”状态。
她的笔触没有五四时期其他女性作家的高越激昂,却更具理性客观与真实,她用她的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女性意识。
关键词:凌叔华;女性意识;觉醒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40(2019)04—0040—04论凌叔华小说的女性意识及其现实意义邓双荣(武汉商学院,湖北省武汉市430056)收稿日期:2019-03-21作者简介:邓双荣,女,武汉商学院文旅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女性文学、地域文化。
中国封建男权社会几千年来一直从政治、经济、伦理等各方面对女人实行压迫,使之疏离社会,从属于家庭与男人,失去独立人格,丧失自由意志,被严重物化、客体化,成为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
五四时期,在妇女解放时代新思潮的冲击下,沉睡了几千年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使女性主义文学首次蔚为壮观地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
何为女性意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不依附”和“不失自我”。
“不依附”要求女性不能失去社会和经济地位,唯如此女人才能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失自我”要求女性不能一味按照男权社会给女人设定的角色去生活,比如“贤妻良母”、“温良贤淑”等等,女人首先作为一个人,有自我的需求以及喜怒哀乐,要有取悦自己、让自己幸福快乐的权利和能力。
一、凌叔华的女性主体意识五四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在男性启蒙先驱的关注和思考下自上而下倡导的,同时还与谋求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与救亡图存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男性启蒙者对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还是有一定隔膜的。
而作为女性的凌叔华,在自我的生命体验与经验之上,深入到女性的主体体验层面,对自身以外的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给予了客观与理性的关注。
《简爱》中男权主义下女性意识的转变田小红摘要：本文主要以简爱先后生活过的地方为坐标，将简爱的人生分为五个阶段。
即使不了解书里的内容，透过这五个地方的名字也多少能了解到简爱的人生历程。
本文即通过分析简爱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中存在的男权主义来了解简爱女性意识觉新的过程。
关键词：简爱;男权主义;女性意识《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之作，也是一部深受女性喜爱的作品。
（1）19世纪的欧美正处在一个女性运动的萌芽状态，她们不甘做男性的附庸品，渴望身份上的平等。
本文以简爱生活过的五个地方为线索，探析《简爱》中男权主义下女性意识的转变。
一、盖茨黑徳府“盖茨黑德府”是英文“gate head”的音译，“gate”是“大门”的意思，“head”是“头”的意思，即“首要的、第一的”。
盖茨黑德府的女主人里德太太是简爱的舅妈，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约翰，首先，最明显的男权标志就是约翰，他是整个大家庭中唯一的男性，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但凭借着母亲的溺爱却已然成为家庭的中心，在盖茨黑德府有着极高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惩罚的随意殴打简爱。
简爱不喜欢这里的任何人，甚至是厌恶，但最让她恐惧的还是约翰的拳头，约翰对她的殴打不是每个星期两三次，也不止每天一两回，而是接连不断的。
“以至于他一走近，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会害怕，骨头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抽紧痉挛。
有好多次，我都被他吓得灵魂出窍。
”作者给这个地方命名为“gate head”暗示着简爱必将撞破这不公平待遇的“大门”。
约翰再次打她的时候，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让她和他扭打在一起，这是她受到不公的反抗，是多年来压抑着的怒火的释放。
从此，她打开了这束缚的大门，开启了为尊严而反抗的道路。
二、劳沃德劳沃德用英语讲是“low wooden”，“low”是“低的”的意思，“wooden”有“木制的”“僵硬的”“呆板的”的意思。
即“人生的低谷”。
在这里简爱度过了人生中的一个低谷点。
劳沃德是一家由有钱人捐助的孤儿院，收的都是单亲或是父母双亡的女孩子，整所学校除了它的监管者布洛克尔赫斯特外都是女性。
视听新闻与传播新女性与旧道德：中国近代女性社会地位变迁——以《良友》画报的女性形象为视点□张旖华要:近代以来，中国女性逐步摆脱了男性附庸的角色。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不断进步，旧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被人们摒弃，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认可。
本文以《良友》画报女性形象为视点，探讨中国旧社会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约束、近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历程、《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形象、新女性思想的进步意义,从而诠释中国近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关键词：《良友》;女性形象；“男尊女卑”；旧道德；新女性；社会地位一、绪论（一）选题背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全球范围内为民主、自由、平等而战的民权运动不断炸开，不仅各国人民的阶级意识开始苏醒，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也逐渐自我觉醒。
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是怎样动摇的?女性思想的开化、地位的变迁又是怎么样展开的？自辛亥革命呼吁民主自由、捍卫人权的思想启蒙和推翻帝制、反对专制、解放民族的社会运动后,不仅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在妇女解放史上也留下了光辉一页。
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对于女性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除了革命中法令颁布的影响，在革命酝酿过程中，各种先进报刊的创办也为中国女性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二）选题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女性形象的角度出发，结合《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形象深入剖析中国近代女性地位的变迁,真实再现了中国近代人们向往自由、争取平等、女性追求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情境,对当今的女性应该如何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并求得自己的价值具有指向意义。
（三）研究现状新女性主义思想是发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在继承传统女性主义、吸纳后现代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提出实现男女差异性平等、建构女性意识、产出世界上所有不平等现象与制度的理论主张。
这些新的理论主张不仅仅促进T女性主义发展的自我超越.而且对于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转换、灌注人类新的精神立场与价值观念具有深远意义。
男权社会中的呐喊与反抗——从《简·爱》看女性意识的觉醒摘要：女权主义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很重要的理论批评方式，给广大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以男性文化一统天下的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意识都受到巨大的束缚和摧残。
部分不愿受压迫的女性开始觉醒，向这个男权社会提出了抗议。
这种女性意识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为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而且对当下社会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女权主义批评；女性意识；简·爱；启示女权主义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批评方式之一。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在西方两次妇女解放运动中，运动要求和实质在社会的发展以及妇女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最初的争取财产权和选举权逐步扩大到社会各领域。
西方女权主义的发展和胜利，令所有受够了菲勒斯文化统治的女性欢欣鼓舞。
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无数女性写作先驱的贡献，这其中就包含了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夏洛蒂用独特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艺术匠心，塑造了简·爱这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喊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所有新女性的心声。
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之一伊莱恩·肖瓦尔特把女作家们的创作分为“女人气的、女权主义的、女性的”[1]，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属于“女人气的”阶段，是在模仿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传统。
在夏洛蒂所处的时代，她的创作以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应该是处于一个“‘妇女形象’批评阶段，重点是揭露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唤起妇女的自主意识。
”[2]本文就以《简·爱》为例，来探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后世作家和女权主义批评的影响以及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对部分迷失自我的女性的启发。
一、简·爱的形象塑造夏洛蒂在写《简·爱》之前就曾对艾米莉说过，她要写一个新型的女主人公，和自己一样矮小和丑陋，但却敢同其他任何人塑造的任何一个漂亮的女郎媲美，能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067一、女性意识的概述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结果，是女性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指女性能够独立思考，可以独立做到认知、分析、实践。
女性意识觉醒在文学作品中多表现为由压迫到迷茫，最后到反抗三个阶段，作家站在女性的视角对人物所处的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把女性人物的内心投射出来。
体现女性意识的文章常常以女性的思想解放作为精神内核，以女性为视角，重新对社会进行审视和表达，开始关注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主动权。
二、《倾城之恋》中女性的桎梏《倾城之恋》讲述了白流苏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感情破裂后与留学新贵范柳原之间的一场爱情博弈。
在范柳原离开香港之际，日本攻击香港，香港沦陷，范柳原回来陪在白流苏身边，最终两人终成眷属。
通过描绘白流苏爱情、亲情的遭遇，反射了当时社会的落后和女性的时代局限性，这部小说也是作者张爱玲自身生活的一个缩影。
《倾城之恋》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不难发现，在《倾城之恋》结尾对于范柳原的描写，发现他又开始“寻花问柳”，透露出《倾城之恋》的悲剧底色。
（一）女性对金钱支配权的放弃白流苏离婚后返回娘家，家里人对她极为厌恶，在三爷把流苏带回来的钱都用完后，流苏质问他，而三爷反而言之凿凿地要赶走流苏，“我用了你几个大钱，你住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我不提钱，你倒提起钱了”，流苏的哥哥们在流苏待在娘家的七年里，放肆地使用妹妹的钱，可以看出流苏带回来的钱肯定是不少的，可是哥哥们却反过来对其进行批评，体现了当时社会男性对金钱支配的理所当然，流苏并未与前夫生育孩子，流苏可以独占自己的钱财，但是她的选择却不是占有，而是将钱全部并且主动地交给自己的哥哥，一方面可以显示出白流苏受过一定的道德教育，尊敬兄长；但是更明显的是白流苏认为女性本质上不应该具有钱财的支配权，不然，她完全可以将金钱交付给她的嫂嫂们。
《倾城之恋》还对嫂嫂们对于金钱的“表面管理权”进行了具体描写，白老太太曾说：“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儿，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争气……不该挪了公账上的钱。
晚近古代中国的女性造像与男权时代的性制作贺万里 何 平（扬州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10）[ 摘 要 ]古代画家对待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塑造态度，他们对于女性形体塑造上的木偶相态的“无性化”塑造，成为晚近中国封建时代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有意识的“性制作”。
而现代西方社会强化女性体征的性感造像，却反映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另一取向的“性制作”。
[ 关键词 ]女性图像;类型化;男相化;木偶态;性制作[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21）01-0082-06收稿日期：2020-07-14作者简介：贺万里（1962-），男，河北保定人，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论、现当代艺术理论。
①如管道升有《墨竹图》，薛素素有《兰草图》，马守真有《兰石图》存世。
他们借此表达“幽兰生空谷，无人自含芳”（马守真）的自喻和“喜轻侠”的性情写照。
她们的绘画题材上与文人画家们借梅兰松竹等寄情自比的套路是一样的。
②古代女性画家采取的都是男性要求的评价尺度，强调非小女子气息而具有男子气概，寥雯曾专文汇录。
如管道升“用笔熟练洒脱，纵横苍劲秀丽，绝不是一般女人的状态”，“笔墨具有远古的气韵，没有小女子样子……不是闺秀本色一类”；仇珠“一扫脂粉女子的样子，真是女人中的伯时(伯时，宋名画家李公麟)”；范珏“笔墨间具有天然的气韵，是女人中的范华原(范华原，宋名画家范宽)”；寇湄“点缀了竹石的情调，洗却了女子的姿态”。
寥雯指出，以衡量男人的标准做评价和比喻，是评判出色女画家的常用语，也是女性画家在父权制话语下能够获得的最高待遇了。
参见寥雯：《闺阁画与新闺阁画：中国妇女绘画的藩篱》《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5-116页。
一近四十年来的学术圈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和艺术圈中的女性艺术创作，始终都是现当代中国艺术界与学术圈里的时尚和前沿潮流，备受关注。
女性形象与社会地位，《骆驼祥子》中的性别议题引言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女性的形象和社会地位一直是令人关注和讨论的议题。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艺术形式，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往往能够深刻地揭示性别议题的本质。
而《骆驼祥子》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形象呈现了女性形象与社会地位的复杂关系。
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探讨，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角色形象和情节，探究《骆驼祥子》中的性别议题。
1. 女性形象的刻画1.1 突显女性的辛酸与艰辛在《骆驼祥子》中，作者鲁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刻画，生动地展现了她们所处的艰苦环境和沉重压力。
例如，书中的晓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作为贫苦家庭的女儿，被迫投身于家庭劳动，并受尽了男权社会的剥削和歧视。
她的命运几乎被束缚在了无尽的苦难与贫困之中，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
1.2 展现女性的无奈与无力另一方面，鲁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也展现了她们在社会中的无奈和无力感。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往往被剥夺了平等的机会和权利，被迫接受社会价值观念的束缚和限制。
在小说中，女性经常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尽管有些女性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但却无法改变这个不公平的现实。
2. 社会地位的反映2.1 社会地位的界限在《骆驼祥子》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常常被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所制约。
无论是晓霞的婚姻选择，还是凤霞的出卖自己的身体，都是在追求自己和家庭的生计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矛盾中挣扎。
这种地位的限制和界限，使得女性的人生选择变得极为艰难。
2.2 社会地位的失衡此外，小说中也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失衡的问题。
女性往往缺乏社会地位的支撑，被迫依附于男性或家庭的地位。
尽管有些女性具备独立的思想和能力，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往往限制了她们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这种社会地位的失衡对于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主发展是一种严重的阻碍。
3. 性别议题的挑战《骆驼祥子》通过对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的刻画，旨在探讨性别议题对于女性的挑战。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执着地关注世俗的生活状态，尤其关注女性命运。
她的小说塑造了众多各具个性、命运悲凉的女性形象，挖掘出了她们蕴藏的觉醒意识，揭示了她们的女性意识在“洋场社会”的浸渍、“男权体制”的淫威、金钱“枷锁”的束缚中泯灭，希望女性能以独立的姿态自在地生存。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
20 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
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学潮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
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1]而在王一川等人编写的《20 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张爱玲名列第八,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
为此毫不夸张的说,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
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
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
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
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次“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会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
女性意识中的旧中国社会中的男权认知
[摘要]本篇论文根据叙事理论解读和分析《喜福会》中的女性意识对旧中国男权社会的男权行为的认知。
文章通过分析《喜福会》中的每位女主角的故事,透视故事中女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她们的女性意识是如何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
关键词]叙事女性意识女性意识缺失男权社会男权行为
一、引言
自《喜福会》问世以来,无论从其的写作风格,还是它的叙事技巧都被看作是女性作品中的杰出之作。
那种“轮唱式”的叙述,以女性独特而细腻的描写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使读者对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强烈的感知,尤其是女性对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特权的认知视角,虽然作者以弱化男性角色突出女性的手法来叙述故事,但每个所谓的男性配角形象却在这部小说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使读者难以忘怀。
二、叙事中的男权行为的揭示
在《喜福会》的叙事结构安排上,出场叙事的主角是女性,但每一位女性的故事当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没有他们的道白——角色被弱化,却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社会主角作用。
这些男性在他们一出场时,就让读者感到了他们的强大。
在吴晶妹回忆她母亲给她讲述的故事时,凡是读过《喜福会》
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母亲吴(李)夙愿的第一位丈夫的伟大形象,他给人以一种中华民族“铮铮铁骨”不可辱的气势,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投身于抗击倭寇的战场,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的英勇气概,和那种卫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
除此之外,女性主角叙述的故事还为读者展现了吴(李)夙愿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有情有义,对家室负责的男人,虽然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催人泪下的感人话语,但每位读者能真切地感到这位丈夫——王福赐是男权社会真实生活中的男性佼佼者。
故事中有个非常感人和重要的叙事细节,他托另一位军官捎信让吴(李)夙愿和双胞胎女儿到重庆跟他会合,表明他身在沙场却念念不忘他的家人,他安排妻室到重庆避难,是他想用他那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家人,让她们过上好日子。
这段故事讴歌了这类伟大的男性在行使他们的男权过程中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时我们在解读这类男权的社会意识时,可以看到,凡这类为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全民族的和平而战的男性,的确给女性一种能依赖的感觉。
因为他们不仅能考虑到他们小家利益、而且能考虑国家的利益,为全民族的利益去奋斗牺牲。
因此,这样的男人就给了女人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王福赐就是遮掩的男性,他给了吴(李)夙愿的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他的行为无可挑剔。
同样是在苏安梅的故事中读者还体会到了男权社会中的另一种男性威慑力。
虽然安梅的母亲和那个后嫁的丈夫吴
庆没有出场,但是,读者很清晰地感到她母亲和吴庆之间不是相亲相爱的夫妻关系,很明显是主从关系。
吴庆不仅是他母亲的丈夫,同时也是其他女人的丈夫,这个中心人物在多个夫人的簇拥下粉墨登场。
女人们在那个家庭里是他的附属品。
读者没有听到吴庆与他人的任何对话,更没有窥见他个人领悟人生的、令人折服的心声,但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每个妻子都在竭尽全力地讨好他,都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而每个妻子的存在与缺失,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影响。
只要是吴庆拍板的事情,任何太太都没有反驳的权利。
因为所有的女人都要靠着吴庆才能活下去。
因此,男权制度在这样的家庭中显得尤为突出。
再看钟林冬的故事,尤其明显,读者能看到男权思想对成长中的黄天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虽然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就已经成了男权社会中的不可一世的“男子汉大丈夫”了。
身为妻子的林冬比她丈夫还大一岁,她从两岁就跟黄家的儿子定了亲,从走进黄家的门就成了丈夫的“生活服务的工具”,“俨然已非人化”了,“远非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被物化了的东西”。
林冬一心想着他母亲的嘱咐,“不给她娘家丢脸”,对黄天余待他的做法麻木不仁,她小心谨慎地伺候着自己的丈夫。
然而,比她小的丈夫却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同龄小朋友,更没有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看待,而把她当作仆人那样呼来唤去,耍尽
大男子主义的威风。
三、谭恩美笔下的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通过叙事结构的图像安排,第一位女主角吴晶妹出场讲述的故事让我们已经领略了旧中国封建男权社会中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过活,而且男人拥有一双有力的臂膀可供女人依赖。
王福赐这种男性行为的确为人称道,但我们也感知到了女人在这种男性有力的臂膀中的无力与无助,以至于导致了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读者不难感觉到,吴(李)夙愿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男性坚实的臂膀呵护,而导致她对丈夫无限地依赖,她在桂林时就总是无所事事,跟几个女人凑在一起打麻将取乐。
这段叙事中明显的体现了男性怀抱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迷失。
为了颂扬吴(李)夙愿的丈夫的男性行为,后来谭恩美有意安排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让这位伟大的男性英雄战死沙场,迫使吴(李)夙愿找回她女性的自我。
在其他女性的叙事中,读者都感知到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感知到了华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作者谭恩美以女性意识对旧中国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男权霸道行为的猛烈抨击。
作者构建的几个母亲女性形象对封建男权社会所作出的反叛行为,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大胆公开的宣战。
虽然苏安梅的母亲女性意识的表现与后来的女性有所不同,但是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女人以死争取名分的手段,争取在男性社会中占有一席生存之地,也可谓唤起了女性意识
的觉醒的大胆行为了,亦是女性走向进步开始的铺垫。
钟林冬的女性意识显然比前者前进一大步。
她曾“乖顺”地屈从于黄家男权的霸道,只是想做一个母亲的“乖女儿”,不给她母亲丢脸。
因为那时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没有形成,后来她接受了新女性思潮的影响,最终巧妙地逃离婆家的桎梏。
这反映旧中国时期的又一个“新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的反抗与安梅母亲的反抗相比有很了大进步,她最终能独立生活,追寻她自己的幸福,而没有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成了女性意识觉醒、向男权社会的不平的现象挑战的队伍中的一员。
映映堕胎是为了报复那个负心丈夫,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坚定有力的行为的表现,她的抗争是向男权制度下行为不轨、劣迹斑斑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并表明女性“并不是男子可以随意玩弄和抛弃的玩物”,她们要主宰自己命运。
钟林冬和映映之所以敢向男权社会挑战,这表那个时期的“新女性” 思潮已经在中国大陆不断扩大,这对她们女性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为她们最终敢于向男权社会进行义无反顾的、坚决的反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她们顺应了当时的潮流,融入了当时以“新女性”意识为主导思想的文化思潮。
而像钟林冬、映映•克莱尔等更多的妇女的女性意识行为,对当时中国的“新女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像她们那样,中国当时有千千万万个女性意识萌芽,在一片沃土中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不断壮大,形成了强大
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力量,向男权社会的不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四、结论
谭恩美在《喜福会》文本中借女性叙事方法,讴歌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利用女性意识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亦或他们的霸权行为),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对女性的制约;批判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现象,表明了男权社会中的某些女性意识的缺失原因,揭示了强大的女性意识形成是女性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的奴役和压迫之下的女性的一种自发的反抗,是为他们自己的自由、独立、解放争取一席公平的空间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