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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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摘要: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

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

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

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 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

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

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

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

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

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关键词:刑法适用道德评价社会学方法

道德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规范评价系统,但却互相渗透。道德对法律的影响,

一般来说主要体现在立法上,立法必须反映和体现道德的基本要求,否则,与道德

严重背离的法律就是“恶法”。那么,在司法上应否体现道德评价呢?在民事审

判中,由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原则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化身,因此以

道德评价填补民法的漏洞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此时道德理念已经转化为民法之理

念。刑事司法要求实行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

使刑法存在法外漏洞,也不允许以司法手段进行填补。可见,在理论上,刑事司法

是否还有道德评价存在的余地和存在的必要,是值得探讨的。 一、现实的难题:刑法适用屮应否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古老的难题。而司法过程中应

否接受道德评价,则更是现实的棘手问题。从实然的角度,道德评价是一个客观

的社会存在,它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和体现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我们熟

知的“大义灭亲”、①“安乐死”、组织同性卖淫等案件的判决,一定程度上都

体现了道德评价对法律适用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实然存在。而另一方面,法

治的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 冲击。于是,实践中对道德评价的考虑,总是遮遮掩掩,不敢明言,但又无时不在

考量这一因素。

针对实践中道德评价实际影响刑法适用的现象,理论和实务界均有反对的观点,

他们坚持认为,在法律适用尤其是刑法适用中完全不应考虑道德评价。主要有以

下几种理由:观点一,从法治的角度,认为在司法过程中应理性地排除道德评价的

运用,法律与道德是两个评价体系,不应以一个评价代替另一个评价。有学者认

为:“如果将道德评价运用在司法过程中,它隐含着这样一个潜在的公式,即:凡

是违反道德的,也就是违反法律的。” [1 ]他在批评一位法官关于“不能绝对地、 完全地排斥法官在判决中对道德因素的考虑”的观点时认为:“法官在„适当考

虑社会道德因素以及道德因素在判决中发挥作用‟时,恰恰是那些和法律发生冲

突的道德因素……同法律不发生冲突的道德因素根本就不存在考虑的余地,也不存

在任何问题。这种演化和转化是客观地潜在着的,也足以对法治奉行的法律标准

构成威胁。” [2 ]也就是说,“适当考虑道德因素”的结果就是以道德标准代替 法律标准,而这是违反法治的。观点二,从法学的角度,认为在法律中考虑道德评

价是立法的任务,而不是司法的任务。分析法学派认为,“可以在法律规范的制

定与规范的解释、适用之间,划出一条准确无误的分界线;可以将规范的制定与

规范的解释、适用,排它地授权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组织机构…只要能彻底界 分司法权与立法权,那么法律就归属于法院,而道德归属于立法。” [3 ]其中的

概念法学派认为,法律本身是自足的,无须依据法律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法律。观

点三,从刑法的角度,认为刑事司法应严格执行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就不应

适用道德评价。审判实践中,经常有人认为,刑法与其他法律不同,要求严格实行

罪刑法定,而道德评价的运用就逾越了刑法的界限,违反了这一刑法原则的要求,

因此,在刑事司法中应理性地排除道德评价。

而从社会的角度,则有学者认为:“法律所追求和体现的„公平‟和„正义‟,实 际上就是特定时期民众认同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如果法律的标准与民众的道德

标准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固然可以适度修正自己的道德标准;然而,如果二者落差

过大,就会加剧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隔阂,使法律规避行为增加,最终损害法制的

权威••…在大多数情况下,平衡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应该是立法者的使命,但现实生

活却经常把这样的难题提交到法官面前••…当法律规则暧昧不清时,道德标准当然

可以作为解释法律的一种尺度。” [4 ]

可见,在坚持法治和法律的严肃性与努力达到法律适用与社会的和谐方面是存在

冲突的,也与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存在距离。那么,在刑法适用中能否考虑道德评 价,是坚持“法治”,还是可以适当考虑道德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即刻解决

的难题。

二、理论之解析: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的方法和理由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反对观点的理由均是不能成立的。观点一把司法过程中对道

德因素的考虑界定得过丁•简单和绝对。实际上,考虑社会道德因素的场合并不仅

仅是“那些和法律发生冲突的道德因素”,比如在对犯罪人的量刑上,对严重违

背伦理道德的犯罪就可以适当从重判处,在这里法律与道德并无冲突。道德是社 会存在的一部分,关于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判断,道德评价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类

型上基本相同的行为与结果,如果道德评价差距很大,那么社会危害性明显也是

不同的。因此,考虑道德因素并不必然违反法治原则。另外,将道德评价运用在

司法过程中,也并不是说要以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价。因为法律本身存在不同的

解释,我们所说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往往是法律的字面意思或一般理解的意

思与道德的冲突,在这一情况下,综合考虑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因素,从而对法律

的含义作出合理的解释,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观点二是不驳自倒的。实际上,就

连分析法学家也承认,只要未能彻底界分司法权与立法权,那么法律与道德就会 在司法立法、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适用以及司法自由裁量等四个场合发生关

系[5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立法和法律实施两分的传统格局

已经打破……行政、军事、司法等法律实施机关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立法或立法

性质的活动。” [6 ]那么,带有立法性质的司法活动,必然要被渗入道德评价等

社会因素,这是法理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除此而外,即使在不带有立法性质的司

法活动中,个案的法律适用解释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道德评价,这不是立法

性的,但与立法考虑道德因素有相同的道理,是由法律需要解释的特性所决定的 司法的必然内容。观点三把道德视为罪刑法定的大敌,认为罪刑法定就完全排斥

道德评价,这也是不妥的。道德评价是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因素之一,也 是测定裁判社会效果的方法之一。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并不违反罪

刑法定原则。不仅没有必要将其“理性”地一律排除,相反,应理性地承认道德

评价的存在,并对其进行限制、规范和合理考虑。

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中允许道德评价的适用,这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从法学理 论上看也是必要的。

首先,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法律以道德为基础,刑法适用中当然应考量道德

评价的因素。“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说明法律并不能违背道德,无论是法

律的制定还是实施都是如此。《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道德为法律的实施规

定了界限。即使是实在法,也不能漠视道德。首先,注重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是

制定法律的基础,或者说是法律推论的基本前提;这些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包括:

例如性关系,对妇女儿童和动物的关照,拯救和维护生命,避免伤害他人等;第二, 道德要求影响对法律的解释。道德耍求也许不构成法律要求,但它却可以阻碍对

赔偿的反要求;第三,法官在确定法律标准时,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 [7 ]可见,

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作用是全方位的,就司法而言,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与法律适用

必然要考虑道德因素,除了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考虑道德因素而确定量刑等之

外,对法律的适用解释,也必须考虑道德评价的因素。如安乐死案件中,由于让处

于病痛折磨中的他人安详快乐地死去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因此在立法没有承认其

为合法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可以将其解释为“情节显著轻微”,

②从而认定为无罪,这就是司法对道德评价的积极接受。 其次,从法理和逻辑来看,既然道德评价是立法的标准之一,那么在法律含义模糊

不清或存在弹性或有多种含义需要作出解释的情况下,参酌道德评价来确定刑法

的具体含义,则是理所当然的。博登海默认为:“当法律出现模糊不清和令人怀

疑的情形时,法官就某一种解释方法的„是‟与„非‟所持有的伦理信念,对他

解释某一法规或将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则适用T某种新的情形来讲,往往起着一种

决定性的作用。” [8 ]法学家早已证明,“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任何法

律在适用中都需要作出解释,不需要解释就能应用的制定法是不存在的。如《刑 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中“卖淫”的含义是仅指女性向男性卖淫,还是也包

括男性向女性卖淫,甚至包括男性向男性、女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行为,就需

要解释。由于立法并未对这一词语的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而考虑到立法本身在

规定这一罪名的时候就是以违背伦理道德为特征之一来界定其社会危害性的,那

么在难以确定这一词语含义的情况下,在其可能的文义范围内,以道德因素的立

法标准来解释是适当的。因此,在江苏省首例组织他人向同性提供性服务案件中

[9 ],法院判决认为,无论是女性卖淫还是男性卖淫,无论是向异性卖淫还是向

同性卖淫,均违反了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毒害了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良好风尚, 将同性卖淫归入卖淫范畴,以组织卖淫罪追究组织同性卖淫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并不违背且完全符合《刑法》有关卖淫嫖娼犯罪规定的立法精神[10 ]。这一解

释就恰当地体现了道德评价对法律解释的影响作用,是符合刑法法理的。否则,

如果按照通常的解释,认为“卖淫”仅指妇女出卖肉体[11 ],或者认为“通常

表现为妇女向男子卖淫,有时也可以是男子向妇女卖淫” [12 ],而不包括同性

之间的性服务行为,则势必纵容这一丑恶行为继续发生,甚至愈演愈烈,与道德评

价及裁判的社会价值导向相违背。 再次,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的因素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如果说司法过程中

可否适用道德评价存在争议的话,那么争议存在的最主要领域就是刑事司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