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法律与道德关系论对封建刑法的影响

儒家的法律与道德关系论对封建刑法的影响在世界法制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以富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而独树一帜。

在促成这一特色形成的诸多社会、经济、思想因素中，儒家的伦理学说特别是关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存在着各种法律形式，各代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法律的内容甚为广泛，除刑事法律外，还有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诸方面的法律规范。

儒家伦理思想对封建法律的影响，渗透到各种形式的法律之中，对以律典为代表的刑事法律的影响尤深。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法律与道德二者既同是社会规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法律是靠强制力推行的，道德则是由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来实现的。

儒家伦理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从总体上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把封建伦理纲常确立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二是把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通过皇帝的敕、令和朝廷颁行的各种法律特别是礼仪类立法从法律上固定下来，要求全体臣民一体遵守。

同时依照“失礼则入刑”的制律原则，把违犯道德规范的行为列为刑罚惩处的对象，在律典及其他刑事法律中固定下来，并把儒家的伦理原则贯彻于司法实践，进而有力地推动了封建道德教化。

儒家伦理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儒家的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理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影响作些探讨。

一、儒家关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理论（一）儒家伦理学说的形成及基本内容中国儒家伦理学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先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孔子的伦理学说的提出，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

孔子伦理学说的内容极其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以“仁”为基本范畴的伦理思想体系，二是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孔子对“仁”的本质含义解释是“爱人”[①]，并把“仁”与“孝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②]“爱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原始社会氏族血亲之爱自然感情的遗留，孔子把血亲之爱延伸到一切社会群体，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③]把“爱人”扩大为社会人际关系遵行的普遍原则。

孔子对儒家伦理学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中国封建道德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组成的规范体系，“三纲”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忠君”、“孝亲”思想，“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意识及其规范是孔子首先提出的。

孔子之后，经过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阐发，形成了一套内容博大精深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

有关这方面著述甚多，可谓汗牛充栋。

秦汉是儒家伦理学说走上政治化、社会化的时期。

汉代中叶以前，这一学说就对封建法制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

自董仲舒对儒家学说进行加工改造建立新的儒家体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包括“德主刑辅”思想在内的儒家学说成为历代治国的指导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要点是：（1）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三纲”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在这三种关系中，君、父、夫处于主导地位，臣、子、妻分别处于从属地位。

“三纲”是封建道德的纲领。

（2）仁、义、礼、智、信等“五常”，是封建道德的准则。

“仁”是指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义”是指对不同的人所赋的不同义务，“礼”是指行为方式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智”是指道德意识，“信”是指道德实践。

在“五常”中，“仁”被称为“五常”之首[④]，“仁”和“义”合称为“仁义”，是“五常”的核心。

（3）基于“三纲”的要求，“忠君”、“孝亲”和“贞节”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规范。

“忠君”居于封建道德规范之首，要求全体臣民对君主绝对服从和效忠，《宗经》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于忠。

”“孝亲”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孝经》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意思是“孝亲”是效忠的基础。

“贞节”是专门为妇女制定的道德规范，反映了家族主义观念和轻视妇女的思想意识。

（4）基于“五常”的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要贯彻“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夫良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些各有其情、互负义务的精神。

（5）从仁义道德的要求出发，君主要施行“仁政，官吏要克己奉公”、“爱民如子”，人与人要讲信修睦，扶弱抑暴，奉行恕道。

（二）儒家关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理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在长期探索如何处理礼与法、德与刑这些重大的治国方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儒家的“德治”学说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理论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故有必要结合历史上不同时期儒家对德治与法治、德与刑的认识过程，揭示其法律与道德关系论的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

1.封建制形成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之争。

战国时期是封建制形成时期。

当时，围绕着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统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不同派别的政治家、思想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认识，是这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孟子、荀子、韩非分别是三类不同观点的代表。

孟子认为“人性善”，说道德教化人民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易行的，主张靠“德治”治理国家。

其“德治”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德政、推行德教。

德政又叫“仁政”，包括“省刑罚、薄赋敛”[⑤]等内容。

他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⑥]。

他力图把孔子的“仁者爱人”原则推广到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全部政治生活之中，这就是他著名的“仁政”学说。

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认识上，孟子的思想倾向是重道德、轻法律。

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则认为“人性恶”，主张治理国家除注重礼仪道德教化外，还需运用法律强制手段，提出“礼法并重”、“教刑并用”。

他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也。

”[⑦]在他看来，礼仪道德教化与刑罚都是治理人民的工具，离开二者，天下就会大乱。

他把“以德兼人”称作“王道”，把“以力兼人”叫作“霸道”，认为“王道”比“霸道”优越。

[⑧]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荀子的看法是：“礼义者，治之始也”；[⑨]“法者，治之端也。

”[⑩]又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11]“礼义生而制法度。

”[12]认为礼义是法的总纲，法则是礼义的派生物。

他明确地提出了“教刑并用”的主张，指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13]忽视道德教化，专靠刑杀，用刑虽多也制服不了犯罪；只讲道德教化，不要刑罚，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教刑并用。

在中国历史上，荀子是较早明确提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主张的思想家。

“集法家之大成”的法家学派著名代表人物韩非，主张“法治”，强调“以法为本”[14]，对人民要“以法为教”[15]，并响亮地提出“法不阿贵”[16]的口号。

他认为：“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17]提出“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

”[18]完全否定教化的作用，强调“不务德而务法”[19]。

韩非重法律、轻道德的主张与孟子重道德、轻法律的主张一样，都有其片面性。

这是当时的思想家在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还缺乏全面认识的反映。

秦王朝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实行了韩非的“法治”主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

战国时期是群雄争霸的战乱年代，战争有其特殊的法则，哪个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就会取得胜利。

韩非的“法治”主张适应了秦王朝在战争年代的治国、治军要求，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秦统一中国后，韩非的“不务德而务法”主张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秦朝虽然并未完全放弃道德教化的一手，但仍把施臣民以严刑峻法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结果在人民反抗的怒潮中短命而亡。

2．封建社会前期的“德主刑辅”思想秦王朝“一任刑罚”短命而亡的结局，给后代当权者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西汉王朝为避免重蹈亡秦的覆辙，在确定治国方针的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问题首先被提了出来。

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论及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时，都认为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

汉初陆贾分析“秦所以失天下”的教训时说：“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暴、刑罚太极故也。

”[20]他把秦王朝的失败的原因归于专恃严刑峻罚，不讲仁义道德。

认为法律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主张法律与道德并用。

西汉初期的另一个著名政治思想家贾谊也持同样的立场。

他继承荀子的“礼法并重”思想，对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

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暴兴忽亡”，是因为其统治者忽视了“取与守不同术”这一治国的道理。

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21]意思是进行兼并战争、夺取政权，靠的是实力，且“兵不厌诈”，某些道德原则可以置之不顾；但巩固和维持政权就不能沿用原来的办法。

在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上，贾谊认为法律与道德在治国中各有其特定功能，他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22]即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于后，而道德的作用是防范于前，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

在西汉前期思想家、政治家论证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思想的基础上，汉武帝时，儒学大师董仲舒系统的论证了“德主刑辅”思想，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规定了基本的模式。

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加工改造，建立了一个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伦理等内容在内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德主刑辅”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从哲学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一切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合各有阴阳”[23]，“阳尊阴卑”，阳处于主导的地位，阴起着辅助的作用。

认为这一哲理同样适用于德与刑的关系，德教与刑罚、法律与道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他说：“德与刑犹如是也”[24]。

“阳为德，阴为刑”，[25]“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

”[26]他还以神密的“天人感应”说解释“德主刑辅”，把它说成是天的意志。

指出：天有阴有阳，德是天之阳，刑是天之阴，天以阳为主，“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必须按照天的意志办事。

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的着重点是强调礼仪教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其事异域，其用一也。

”[27]认为只有注重道德教化，才会“奸邪皆止”，根绝犯罪。

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为运用道德教化与刑罚两手治理国家提供了理论武器。

由于在封建专制制度历史条件下，人治大于法治，这就造成了客观上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

“德主刑辅”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客观地位，又便利于当权者打着“圣人之道”的旗帜进行统治，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