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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论文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摘要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
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
把握了“三曹”，就把握了建安诗歌的核心，把握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一个时代。
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
在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素养，还能拓展认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初窥学术门径。
关键词：“三曹”诗歌；艺术特色；差别；原因建安时期的文学巨匠——“三曹”父子，作为这一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不容忽视。
“三曹”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之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各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为自己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差别进行深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
建安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三曹”作为建安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
同时也受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
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
论刘勰《文心雕龙》对曹植的评价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经典之作，其作者刘勰被誉为文学家中的文学家。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曹植的评价非常高。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文风格独特，充满了诗意和浪漫主义色彩。
下面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评价。
第一，曹植的文学风格追求艺术和心灵的完美统一。
刘勰认为，曹植的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就是“辞华以描情”，他通过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写，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情。
刘勰认为，曹植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以心相寄”，即他的诗文作品不仅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还要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感动，使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艺术和心灵的美好。
第二，曹植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刘勰认为，曹植的文学作品具有非常浓郁的个性和独特的气息，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们能够真正感受到他的创作精神和个性魅力。
刘勰认为，曹植的文学作品中充满着不同寻常的激情和强烈的感情，让人们不禁为之动容和震撼。
第三，曹植的文学作品透露出深刻的思想和哲学内涵。
刘勰认为，曹植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是一种思想探索和哲学思考。
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深刻的人生哲学、审美思想、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时常给人以启发和反思。
综上所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评价非常高。
他认为曹植的文学作品充满着艺术、个性和思想的魅力，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这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析“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各自特点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三曹”，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
这三人在各自创作上又各具特点。
关键词：三曹苍劲有力清丽婉转悲凉豪迈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
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的诗歌多半是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
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
《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以简练形象的语言，大幅度的勾画出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富有深意。
曾有人评价此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同时，全诗充满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言简意赅，悲慨深刻。
曹操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富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
在《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几句诗表达了诗人对时间的感慨，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
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则表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
诗句深切的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实现统一大业的雄心。
《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豪迈纵横、气韵沉雄，苍劲雄浑，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曹操的是个在形式上主要用四言为主的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
内容上主要有二：一是用乐府记时事，二是用乐府抒壮怀。
风格上苍劲有力，慷慨悲凉。
论建安文学中三曹的文学特点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
前言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
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称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
1建安文学的背景建安时期政局动荡，儒学崩溃，各种思想应运而生。
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对问题的思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增强了人们的个体意识，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
建安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定都冀州之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学学者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创作了许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建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2什么是“建安风骨”“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即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论刘勰对三曹的评价【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原刊地名】沈阳【原刊期号】199505【原刊页号】007-010【分类号】J2【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199512【作者】王巍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他生平经历了宋、齐、梁三朝。
其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是刘勰三十几岁时所作。
此书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古代文学理论的成果，总结了前代文学创作经验，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
刘勰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对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没有专章论述,但在论述其他有关问题时，常常涉及到对三曹的评价。
他的不少见解很有学术价值,当然，其评述中也不排除有偏颇及失误之论。
据此，对刘勰对三曹的评价进行探讨，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三曹的文学成就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魏武“雅好诗章”《文心雕龙》中，涉及到对曹操的评价不多,大约有七处。
从总的来讲，刘勰还是肯定曹操在建安文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在《时序》篇中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就是说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与曹操对文学的爱好与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刘勰已经看到了曹操在当时文坛上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刘勰对曹操能够重用人才，也是持赞许态度的。
如他在《檄移》篇中写道：“陈琳之檄豫州，……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
”这里虽然是在评论陈琳，实则也是在称赞曹操.曹操具有政治家的襟怀和气度，他对曾骂过自己及祖宗三代的陈琳，“爱其才而不咎”。
对此，刘勰是赞叹不已的。
关于曹操文学思想方面的评价,虽然不多，但刘勰还是注意到了。
他在《诏策》中写道：“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
”敕是用来训戒州郡的，诏,是用来告谕百官的.曹操主张作敕戒应针对具体问题说清楚,不能模棱两可。
在《章表》篇中说：“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曹操认为撰写表疏辞让,不能超过三次，并且不能浮华侈靡。
上面这二段引文，显然是刘勰引用曹操的见解来论证自己要说明的问题。
从中可见刘勰对曹操的见解是赞同的。
魏文述典，陈思序书——《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曹氏兄弟本文通过分析《文心雕龙》中对于曹氏兄弟的文学评价，透视刘勰对于曹氏兄弟文学成就不同领域的认同感，并以此把握刘勰文学批评的方式方法。
标签：曹丕；曹植；文心雕龙；刘勰刘勰《文心雕龙》凡十卷五十篇铺排论文，是于古未有之盛事。
自斯时起，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崭新而越发自觉的时代。
其中引上古即今作家逾二百余家，其论精当准确，处处表现出了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评论家的风度与博大。
其中对曹氏兄弟——曹植、曹丕兄弟二人，更是有饱满的情感。
通读《文心》，可以看到刘勰对于陈思、文帝的不同论述，本文便意欲在《文心雕龙》的视域下，通过解析，来还原在刘勰时代对曹氏二兄弟在诗文创作、文学批评不同领域的优劣得失，以此来更好的认识刘勰的文学观。
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文心雕龙》关于曹植的论述共有23条，分别出现在：《明诗》、《乐府》、《颂赞》、《祝盟》、《诔碑》、《杂文》、《谐讔》、《封禅》、《才略》、《章表》、《神思》、《定势》、《声律》、《事类》、《炼字》、《隐秀》、《指瑕》、《时序》……而提及曹丕的论述却只有8篇之多，分别在《明诗》，《时序》、《诏策》、《才略》、《总术》、《知音》、《程器》、《书记》……其中兄弟二人一同出现的，是在《时序》《明诗》、《才略》中。
在二十三和八这两个数字中，我们不能认为作者对兄弟二人的厚此薄彼，相反，他抓住了植丕的不同特点，精当准确的评价了他们对于当时时代文学风气所付出的责任。
首先，是在创作论上，刘勰完全表达了他的很精准的文学敏感，尤其表现在对曹植作品的恰当评价上。
曹植的诗歌才能是刘勰最欣赏之所在，而至今陈思古诗乐府也依旧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佳制。
他甚至不惜篇幅的去赞美：”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明诗》）“子建士衡，咸有佳篇。
国学常识三曹汉魏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并称。
因他们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三曹都生活于汉末动乱年代，不同程度参与了频繁、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
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等现实主义传统。
但由于他们的经历等的差别，文学的成就的不同，风格也有差异。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论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曹操是开时代风气的带头人，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
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四言诗，《短歌行》《观沧海》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是建安风骨的最好诠释。
曹丕没有其父苍凉雄浑的霸气，但是在抒写相思之情时别有新意，以委婉细致见长，七言诗《燕歌行》最为著名。
此诗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丈夫的情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
《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世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三曹中，曹植诗文创作最丰富，艺术成就也最高，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是“建安之杰”。
曹植少年时随父出征，也曾有纵横沙场的雄心壮志，《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番报国激情和壮烈情怀溢于言表。
但是曹植任才始气，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后，曹丕对其严加迫害，最终使他郁郁而终。
所以从曹丕即位一分为二是曹植诗作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尽得建安风骨，后一阶段因鸿志受挫，诗作中多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无辜蒙冤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诗中描摹出一幅萧瑟凄凉的图画。
在《美女赋》中已经没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气势，而是转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导了汉魏质朴文风向南北朝华艳文风的过渡。
总之，“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三曹的诗歌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文心雕龙对曹植的评价
《文心雕龙》是南朝齐代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该书对曹植的文
学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价。
在肯定其创作才能的基础之上，对其五言诗、乐府诗以及章表等文体进行了高度评价，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曹植部分文
章文辞冗长繁缛，批评了其轻视文学的观念。
1，刘勰肯定了曹植的创作才能。
他认为曹植的文学作品“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即才情高、文辞丰富、语言优美，体现了曹植卓越的文学才华。
曹植的五言诗、乐府诗以及章表等文体也得到了刘勰的高度评价，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被刘勰形容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2，刘勰也指出了曹植部分文章存在的问题。
他批评曹植的某些作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即文辞过于繁缛，冗长的段落和繁琐的修辞使得文章显得不
够简洁明了。
此外，刘勰还批评了曹植轻视文学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影响了曹植的文学创作，使得他的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上未能更上一层楼。
3，刘勰对曹植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既肯定了其才华，
又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
这一评价对我们理解曹植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例
证。
曹操这类作品是“伤羁戍”，“辞不离于哀思”。
显然，他对曹操的这类作品采取了否定态度。
事实上，刘勰所批评的正是千百年来无数读者所称许的。
因为“辞不离于哀思”的《苦寒行》等作品恰恰表现了曹操慷慨悲凉的诗风。
曹操的一生，为削平群雄，统一国家而南征北战，历尽艰辛，《苦寒行》就是表现这种题材的作品。
这是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公元２０６年）征高干时所作。
高干是袁绍的外甥，曾投降曹操，后又乘机叛变，据守壶关口。
曹操自邺北上太行山，征讨高干，时值正月，雪地寒天，军队行军异常艰难。
诗中就描写了艰苦的行军生活。
太行山巍峨高耸，山路崎岖，陡峭狭窄，险要无比，车轮为之摧毁，突现了行军的艰难。
在风雪交加、猛兽横行、人烟稀少的险恶的自然环境中，行军将士是步履艰难。
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引起了他们“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
这是一首笔调高古之诗，对后代影响很大。
与此诗相类似的作品如《却东西门行》，是一首抒发征夫怀乡之思的作品，也写得极为深切、悲壮，读来催人泪下。
这是作者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由于战事频繁所产生的久戍不归的惆怅情感的真实吐露。
它委婉而真实地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也寄予了作者对征夫的关怀和同情。
这些诗都“梗概而多气”，是不应该予以否定的。
刘勰否定曹操这类作品，同时也否定了与之相联系的“《韶》、《夏》之郑曲”。
对此，我们不能不指出，刘勰此处的评论是有失公允的。
曹操的诗歌有很多传世之作，令历代读者交口称赞，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评论曹操的作品只有《苦寒行》一首，而且还予以贬抑。
刘勰的这种失误，自然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局限性。
曹操的诗歌，无论是四言诗，还是五言诗，都有不少上乘佳作，如四言诗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五言诗的《薤露行》、《蒿里行》，以及上文所论及到的《苦寒行》等。
但刘勰在评论四言诗和五言诗时均未涉及。
对《苦寒行》，还是他在《乐府》篇中谈论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这也表明刘勰主要是从乐府的角度来看待曹操的诗的。
因而他的局限性也就主要表现在其音乐思想上。
刘勰在《乐府》篇中，表现了崇尚“雅乐”，鄙视“郑声”的思想倾向。
“雅乐”，指宫廷音乐。
郑声，指民间的地方乐曲。
古代儒家以“雅乐”为“正声”，而谓郑声为“淫邪之声”。
刘勰认为“雅乐”乃“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
敷训胄子，必歌九德”，“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特别是到了建安时期，民间乐曲更代替了两汉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雅乐”。
尤其是曹操，受民间文艺的影响很大。
他的诗歌全部是乐府歌辞，并且常常用乐府旧调旧题写新内容，把当时动乱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形象地反映出来。
在刘勰看来，这些“怨志”之辞，再配上曲谱，“正响焉生”？自此“诗声俱郑，自此阶矣”。
以此看来，他必然对曹操的乐府诗歌持贬抑态度，将其视为“《韶》、《夏》之郑曲”。
曹丕“洋洋清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丕的评价之处也并不多，约有八处。
他于《明诗》篇中，称赞曹丕在“五言腾踊”的建安诗坛上“纵辔以骋节”。
曹丕是建安诗坛上创作五言诗比较多的作者之一。
由于他的“副君之重”的地位，其文学创作，必然对其他文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因而，他对“五言腾踊”局面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刘勰不仅注视到了曹丕的诗歌创作，而且也肯定了他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就。
他在《时序》篇中说曹丕“妙善辞赋”。
这一评论也符合曹丕创作实际的。
曹丕创作了大量辞赋，大致有关于征伐战斗、离情别绪、妇女命运、宴饮田猎等方面的内容。
曹丕不仅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对辞赋的喜好与重视，而且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见。
他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的评论就是以辞赋为主，并且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创作标准，将赋和诗相提并论。
可见，他对辞赋是极为重视的。
刘勰很赞许曹丕的文采。
他在《诏策》篇中写道：“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
伟，即壮美奇伟。
这里，刘勰肯定了曹丕诏文的壮美奇伟的辞义。
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的《典论·论文》评论说：“魏典密而不周。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
在文中，作者指出了文人的通病，对建安七子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对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并且论述了作家作品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功用，劝勉作家要珍惜时光，努力著述。
所论述的问题，特别是分析文体、文气很是细密，但还不是很周详，故刘勰所评比较恰切。
另外，刘勰还对抑丕扬植的旧谈发表了意见。
他在《才略》篇中指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
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
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
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这里，刘勰不同意曹丕文才“去植千里”的旧谈，并分析了旧谈的根源，是由于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致，指出了曹丕，曹植的才华和创作各有所长。
总的来看，刘勰对曹丕的评价是肯定的，探讨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曹植“独冠群才”《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评论是最多的，对曹植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创作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刘勰极为称许曹植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
五言诗是建安诗坛的重要诗歌形式。
曹植的五言诗写得尤为出色。
他现存诗歌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五言诗，因而刘勰在《明诗》篇中评论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
”他赞扬曹植在诗坛上纵辔驰聘，为“五言腾踊”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勰在《明诗》篇中又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这里，刘勰将四言诗看成是正体，而且认为以“雅润为本”，五言是以“清丽居宗”，这些看法自然是不甚恰切，但对曹植的四言诗、五言诗，给予的高度的评价，还是符合实情的。
他认为曹植的诗兼有“雅润”、“清丽”之美，对曹植诗歌的褒扬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刘勰对曹植的乐府诗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在《乐府》篇中称赞曹植的乐府诗“咸有佳篇”。
这是符合曹植诗歌创作实际的。
在曹植的诗歌中，乐府诗占一半以上，而且名篇佳什不乏其例。
如脍炙人口的《箜篌引》、《白马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等，都属乐府之列。
《箜篌引》通过与亲友饮宴盛况的描写及其对光阴易逝的慨叹，表现了要与亲友共同建立功业的愿望。
《白马篇》是诗人前期的主要代表作。
诗人以刚健明快的笔调，简洁朴实的语言，通过对游侠儿典型形象的行为动作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为国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这个形象，正是曹植本人自我形象的体现。
曹植正是通过对游侠儿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颂，抒发了自己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
其他的《美女篇》等也都是倍受后世读者称赞的篇章。
总之，曹植的诗歌创作成就极大，而刘勰对曹植各种诗体的创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曹植一生写了许多书表，如《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等。
曹植的这些散文受到了刘勰的高度重视及赞誉。
他在《才略》篇中说，曹植“诗丽而表逸”，又在《章表》篇中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便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
刘勰对曹植的这些评价并非是过誉之辞。
曹植所写的表文确实是“独冠群才”，“辞清而志显”。
今仅以他的《求自试表》为例。
他于太和二年（公元２２８年）写的《求自试表》，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
陈寿在其本传中写道：“太和元年，徙封浚仪。
二年，复还雍丘。
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
”全文慷慨陈辞，首先谈及“古之授爵禄者”，都是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为条件的。
而自己则是“无德可述，无功可纪”，为自己难以施展才力，尽臣子之责而苦闷。
他想到“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激情，要求捐躯济难：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
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
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
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
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
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
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奋身杀敌，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他迫切要求从军杀敌，立功报国，为统一全国的事业做出贡献。
全文就是这样抒发了报国的衷肠，感情真挚热烈，可谓是披肝沥胆。
在曹植的《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表文中，也都表现了他报国的衷情。
这些散文情深辞清，文情并茂，可谓“独冠群才”。
曹植的散文除了书表之外，还有其他形式，成就也是很突出的。
刘勰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祝盟》篇中说：“陈思诰咎，裁以正义矣。
”在《杂文》篇中说：“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
”刘勰的这些评论，颇为肯綮。
另外，曹植的作品不仅思想内容充实，而且艺术造诣也很高。
特别是在比兴手法的运用和音律谐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对此，刘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在《比兴》篇中云：“至于扬班之论，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
”这里的曹，即指曹植。
刘，即指刘桢。
刘勰称赞曹植、刘桢创作时用比已达到了“莫不纤综比义”的地步。
可谓是精当之论。
曹植的诗歌几乎篇篇有比，这是曹植诗歌艺术上的突出特点。
如在《七哀》诗中，用“清路尘”、“浊水泥”来比喻夫妻不同遭遇。
《赠白马王彪》中，用“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来比喻搬弄是非的小人。
《弃妇诗》中用“月经天”、“若流星”喻有子和无子的妇女；用“晚获为良实”喻妇人迟生子也是好的。
《野田黄雀行》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比喻险恶的自然环境；用黄雀陷入罗网喻丁仪、丁翼兄弟被害。
《ｘｉā＠②ｄàｎ＠③》篇用“ｘｉā＠②ｄàｎ＠③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来比喻小人不知壮士的志向。
如此等等。
在曹植的诗篇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通篇用比的。
如《美女篇》用美女盛年不嫁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
《杂诗》六首（“南国有佳人”）中以佳人自比，通过写佳人不为时俗所重，借以抒发怀有才能而不被重用的悲哀之情。
《吁嗟》篇以四处流转的蓬草比喻自己迁徙不定的生活。
这些比喻都自然贴切，大大地增强了曹植诗歌语言的形象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