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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黑人的处理政策近年来，中国在对待黑人问题上备受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策措施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政策阶段和目前态势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政策。
历史背景中国在20世纪初期就有黑人移民，他们主要来自美国和加勒比海地区。
在那时，黑人是中国的不少人所陌生的概念。
然而，中国政府对待黑人的态度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偏见。
黑人曾被中国政府视为“战斗的兄弟”，并尤其受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欢迎。
但是，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对黑人的政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追随者认为黑人代表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成为中国政府宣传的主要目标。
这时期中国人对黑人的看法开始变得更为消极。
政策阶段19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越来越频繁，黑人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政府开始重视非洲裔人口在中国生活的情况，并就相应的问题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这种政策持续了数年，时期间，黑人在中国享有了相对的宽容和尊重。
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一些社会服务，例如提供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对待黑人的政策出现了变化。
这部分原因是随着中国人口的逐渐稳定，非洲裔人口在中国的比例逐渐增加，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受黑人，但一些负面评价也逐步出现。
一些人指责黑人在中国做事不够努力，并且“蹭吃蹭喝”。
这些观点导致了黑人在中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目前态势当前，中国对待黑人的政策仍是一种双重性质。
在某些方面，政府确实在为黑人提供服务，例如医疗和学习机会，在社会方面也更多地重视黑人的存在。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些关于黑人的负面评价和歧视也逐步出现，并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困难和不便。
总体来看，中国实现对待黑人的公正很难，这极其困难的局面让人深刻反思。
我们需要认识到各个社会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并提高全社会的尊重，关心和支持他们的程度。
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地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移民和难民问题的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和难民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移民和难民一直都是存在的，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移民和难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并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本文将从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概念、现状、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概念移民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移居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的行为。
移民一般是自愿的，旨在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和发展前景。
难民指的是因为政治、经济、环境或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故乡，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庇护的人群。
难民多数是强制性迁移的，往往没有经过足够合法程序，他们主要是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人身自由等原因而流离失所。
二、移民和难民现状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总数已达到6,500万，这个数字已经创历史新高。
其中，约1/3的难民居住在非洲，南亚、中东、北非及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接纳了大量的难民和移民。
在国内政策方面，我国的旅游签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等签证种类的逐步放宽，也使很多人选择了来华留学、工作或创业。
截至2019年底，我国境内外国人口达到940,000人。
三、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原因分析1、政治原因：一些国家因为政治风险和战争的影响，导致大量人民流离失所。
例如，叙利亚的战乱、中国之前的文革、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动荡等。
2、经济原因：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差异也导致了人口流动问题。
例如，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对于一些贫困和落后国家的人民具有吸引力。
3、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等。
例如，海平面上升使得一些像马尔代夫等岛国面临灭亡之命，而气候变化导致的旱灾和洪灾也是许多人迁移的原因。
四、解决方法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和努力，不能依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单方面努力。
下面是一些解决方法的建议：1、缓解原因：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依然需要得到解决，缓解问题的原因是根本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基础。
社会工作与移民社区的文化适应与融合近年来，全球各地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移民潮，这也给社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移民社区的文化适应和融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的实践，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在移民社区中促进文化适应与融合的策略和实践，并重点关注文化敏感性、社区参与和资源整合等方面。
文化敏感性是社会工作帮助移民社区适应和融入本地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移民社区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碰撞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
他们应该尊重和接纳不同文化的存在，并能够平等对待不同族裔群体的需求。
例如，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可以开展针对移民社区的文化培训，帮助社区成员了解本地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并提供咨询和支持，帮助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除了文化敏感性，社区参与也是推动移民社区文化适应与融合的重要策略之一。
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组织建立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机会，例如社区节日庆祝活动、文化展览和合作项目等。
这些活动有助于促进移民社区与本地社区之间的联系，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尊重，进一步推动文化的适应和融合。
此外，资源整合也是社会工作推动移民社区文化适应与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移民社区通常面临着种种困境，包括语言障碍、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缺乏等。
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搭建移民社区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联系网络，在社区中建立资源中心，提供信息和支持。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帮助移民社区获得更多的资源，还可以促进社区内部的合作和支持网，推动文化的适应与融合。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在移民社区中促进文化适应与融合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加强文化敏感性、推动社区参与和整合资源，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移民社区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融入本地社区，并在适应和融合的过程中提供支持和服务。
移民潮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但也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社会工作者应当始终关注移民社区的需求，并积极努力推动文化的适应与融合。
俄罗斯侨民在中国区域的社会活动摘要：侨民浪潮通常与历史变革联系紧密，20世纪俄罗斯侨民流亡国外的现象一直存在。
中俄两国各方面合作开展时间长久，尤其是上个世纪有大批俄侨来到了中国，其中有许多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间的沟通与了解，丰富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上世纪、俄罗斯侨民，活动，在18--19世纪欧洲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经常会出现文学方面相关精英学者流亡到其他国家的现象。
在俄罗斯，早期出现过侨民流亡，之后在20世纪先后出现过三次流亡浪潮。
尤其在十月革命后，新生政权出现，国家社会动荡和混乱，造成了俄侨大流亡，同时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他们流亡到世界各地，而在中国，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哈尔滨、上海、青岛等地。
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随着时间得流逝，逐渐明显地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来说，他们的活动为促进中俄两国彼此之间的交往和相互沟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为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服务，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实现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
据资料显示，当时居住在今俄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侨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俄国国内战争时期,沙俄统治下的旧民。
而另一部分则是在俄国革命前居住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侨民。
在中国的首批俄国侨民中，包括由于俄国国内战争而被驱逐的俄国人。
他们中有政治家、社会学家、白色运动的战争领导者等。
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有相当多数量的俄罗斯侨民成为军队成员，这部分俄罗斯侨民同当时的苏联政权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斗争，从俄国国内战争开始至二战结束。
而第二批俄国侨民则分成两部分：1917年十月革命前包括：铁路职工及家属；从事贸易、教育和卫生的居民；从一战的战场上返回的居民；从外贝加尔流域游牧到此的哥萨克家庭。
最后，中国东北地区内的俄罗斯侨民还包括从俄罗斯逃难至此的难民。
他们由于各种原因逃跑，例如，1931年，很多俄罗斯农民从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逃到这里,以摆脱俄国国内强制的集体化。
后苏联时代,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第一篇：后苏联时代,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大多数国人对俄国经典文学并不陌生，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广大学生集体背诵过。
但是说到俄罗斯当代作家，却鲜有人知。
8月的上海书展来了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莫斯科佬》（贝文力译）、《伊杰娅》（李宏梅译）、《火红色的猴子》（张鸿瑜译）。
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乌克兰人，从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下长大，热爱乌克兰同时也痛心于乌克兰，身处于俄-乌对话的冲突中，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莫斯科佬》一书，讲了个“继承者”的故事，不过这个“继承者”是位步入中年的糟糕“大叔”，身份是莫斯科建筑大亨的弟弟。
《莫斯科佬》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代表作之一，它的汉译本的面世同时也向中国读者抛出个问题：什么是俄罗斯当代文学？围绕着这样的问题，9月26日一场集结了多位俄罗斯文学、历史专家学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中俄文学何时脱节了？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曾一度与俄国文学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与俄国人文脱节了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键，“正是由于那段历史，我们和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几乎完全脱节，只是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以及后来的补课，才可以大体捕捉到脉络。
但是这一段文化交往的缺位，带来了很多偏差。
尽管1990年代中期之后反弹得很快，但是大家还是能感觉到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一样。
五十年代中俄恢复关系之后，两国以精英作为交往的载体，九十年代以后，从事边贸的以及一些商人冲在第一线，那时候的交往质量完全不一样。
随着国家发展，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交往的参与者的水准也不断提升。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鸿沟，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更多，相比而言与在人文方面的发展不成比例。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在华“俄语社区”与“俄语经济圈”的历史与现状 作者：[俄]谢·瓦·梁赞采夫 [俄]罗·弗·曼申刘雪野 赵静译 来源：《知与行》2017年第11期
[摘 要]在华“俄语社区”与“俄语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同帝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俄国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的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等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俄国移民来华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俄国移民涌入中国东北;第二阶段为《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之后，俄国势力缩小导致在华俄国移民迁至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第三階段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难民涌至中国东北北部区域的不同城镇;第四阶段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导致大批俄国移民迁离中国。客观而言，俄侨在华数量的增加不仅加速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而且助推了哈尔滨和上海两大俄侨聚居地和文化中心的形成。迄今为止，哈尔滨仍保留着“俄罗斯城市”的面貌。哈尔滨的兴起同中东铁路的修建与运营紧密相联。“俄语社区”和“俄语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中国东北地区以加工工业和零售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产生与繁荣。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大量文化教育活动，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及文化出版业的繁荣。当代俄罗斯在华移民问题研究尚不充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移民已成为一种新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摆式”经济移民成为移民的基本主体之一。后来，俄罗斯在华移民形式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产生了新的“俄语经济圈”。“俄语经济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俄罗斯移民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俄语移民对中国社会的融入问题，尚需得到国家和法律层面的关注。
[关键词]俄语社区;俄语经济圈;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K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1-0122-04 一、问题背景 俄罗斯人口的迁移及在华“俄语社区”和“俄语经济圈”的形成是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政治事件为前提的。首先，这是帝俄在中国东北推行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区域在帝俄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东北沃野千里，矿藏丰富，又有天然海港，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移民教育的问题与对策近年来，移民教育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移民教育的问题和对策，对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旨在对移民教育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移民教育问题移民教育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差异移民群体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差异较大，往往会对学生的学习和社交产生很大的影响。
2.脱节现象移民家庭与当地文化的脱节往往会导致学生与当地孩子的社交和沟通难度增大。
同时，家庭和学校教育理念的不一致也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的困惑。
3.心理问题移民群体往往会面临心理障碍，比如孤独、缺乏安全感、文化压力等。
这些问题会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部分：移民教育对策面对移民教育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文化交流在课堂、社交等方面，应鼓励移民学生与当地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消除文化隔阂。
2.提供学习资源为了避免移民学生与当地学生的差距扩大，需要给移民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特别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资源。
3.注重心理健康学校和家长需要注重移民学生的心理健康，给予他们更多的情感关怀和支持。
4.接纳多元文化学校和社会需要以宽容、包容的态度迎接移民群体，鼓励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
第三部分：个人观点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教育者，笔者认为，移民教育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
我们需要既注重学术研究，也注重实际行动。
在解决移民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共同为提高移民群体的教育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家共同的努力，移民教育问题终将得以解决。
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社会适应与社会宽容问题研究 拉林·А·Г; 臧颖、于涛，译 2013-3-12 14:14:41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6－0078－08
在俄罗斯境内生活的外来移民经常会遇到来自俄罗斯社会的诸多困扰，如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与权利丧失等问题，而俄罗斯社会自身也在经历着沉重的且并不完善的改革带来的诸多重负，距离建设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一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俄罗斯公民对外来移民群体的态度远远没有那么宽容与和善，而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总是具有防备心理。统计数据显示，赴俄中国移民的数量呈增长趋势(每年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1万～3万人)，同时，这一增长趋势也反映出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外来移民怎样才能适应这并 不轻松的、新的社会环境呢?俄罗斯人对来自“天朝”的人的宽容程度如何呢?最终，是否会由于双方对立状态的不断发展形成某种更加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具有妥协与平等色彩的相处模式呢?
下面，根据我们在中国移民与俄罗斯民众中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项针对在俄罗斯中国移民问题进行的最新问卷调查，也是参与问卷人数最多的一次。
一、中国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 从中国来俄罗斯的移民比来自独联体各国的移民所面对的社会境况更为艰难。独联体各国的移民由于与苏联的历史联系，他们普遍熟练掌握俄语，而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却没有这种优势。还有一点须指出，对于斯拉夫民族的移民来说，他们与俄罗斯文化的距离比起中国移民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差距更小一些。根据我们的问卷，对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来说，最大的障碍都是与生活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如高房租(31%的人对此不满)、物价昂贵(27%)、高税收(12%)、经济高风险(12%)、中国商品声誉低(12%)等问题。
在经济活动方面感到困难重重的同时，俄罗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又给他们生活的天平上增加了新的砝码。在问卷调查中，对警察索贿行 为不满的中国人占问卷人数的82%，对讹诈行为不满的占49%，对税务、海关和其他政权机构人员受贿行为不满的占45%。
以上负面问题是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心中产生的共同印象，这种印象是俄罗斯民众和俄罗斯政府对他们所持态度造成的。问卷结果证明，在莫斯科和远东地区，对俄罗斯政府对他们所持态度的评价分别是：“中立”占35%，“热情”占22%，“不太热情”占24%，“敌视”占4%。如此看来，认为政府所持态度是“中立”和“热情”(在这样的态度和环境中可以平静地生活和工作)的中国移民占问卷人数的一半以上，为57%，而“不太热情”和“敌视”的比例为28%。
俄罗斯其他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移民持正面评价的人数也占有一定比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移民对俄罗斯政府和民众对其态度的评价呈现逐年变好的趋势。
调查显示，中国移民对当地民众的评价比对政府的评价更低。认为“热情”与“中立”的占48%，“不太热情”和“敌视”的占45%。这些数据说明，政府对中国人不友好的态度源于大量民众所持有的排外思想。 中国移民认为，莫斯科民众对中国移民所持“热情”态度的比例低于远东民众3/4，持“不太欢迎”态度的比例高于远东民众3倍，即持有“不太 欢迎”态度与“公开敌视”态度的民众比例分别为67%和22%。
令人遗憾的是，在对中国移民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愚蠢的和极端的不良行为。在此，我们是指对中国移民造成人格受辱、人身安全与私人财产受到侵害的种种情况。在问卷中，中国移民对俄罗斯人给其带来的侮辱与威胁表达不满的比例为68%，曾遭到毒打的为12%，遭到抢劫的为21%。我们发现，针对中国移民所受侵害这一问题，我们收到回馈问卷中表达不满的是1019份，超出参与问卷人数的1．5倍。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生命和财产所遭受的威胁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讲已达到了一个不被允许的程度。在莫斯科与远东地区参与问卷者对暴力行为(殴打、抢劫、放火)表达不满的比例分别为34%和35%，两地情况颇为相似。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移民为了保证在俄罗斯能够生存下去，并从事正常商业活动，他们采取的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与外界周围环境保持绝对的隔离与孤立，加强中国人内部的组织与团结。中国移民在自己的社群内部调动所有在俄中国人的力量建立起一套发达的组织结构。这一牢固的结构保障整个社群能够发挥正常的生产功能，即从中国运输商品并在俄存放、销售等。这一组织还为社群成员提供生活信息及文化方面的服务，同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各种关系，如等级关系、客户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了必要的劳动分工。以下事实决定中国社群自我隔离的程度。第一种情况是，大部分中国移民对基础俄语知识掌握不好。参与问卷调查者中有96%的人只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俄语或学习过一点俄语知识，几乎有一半的人(42%)承认，“俄语说得不好，也不太懂”。换句话说，约有一半中国人的俄语知识仅仅能够满足有限的交流目的。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中国移民对俄罗斯法规知识不了解。较好掌握俄罗斯法律法规的人少之又少。85%的人不熟知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能解释为，中国移民认为不掌握俄罗斯法律法规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他们在俄罗斯的生活质量。首先，一些关于俄罗斯法律法规的必要常识以及如何规避这些法规的方法在中国社群中流传，信息不断得到更新；其次，中国人认为，即便是掌握了法律法规也不能杜绝来自俄罗斯行政官员和警察的各种恶意行为。
简而言之，这种为适应俄罗斯社会所采取的努力根本不是最终目的，一旦达到满足生存需求的最低限度，这种努力就会停止。
中国移民社群内部产生的这种密切的团结协 作关系并不能视为由某个中心组织严格管理的统一机体。中国移民社群内部不可避免相互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但整体上呈现稳定与平衡。在社群中，有实力的“老板”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他们拥有各自掌控的范围，并善于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将竞争对手排除出局，而在雇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2008年9月，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华富建筑公司400余名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公司老板支付拖欠工资。这类情况具有特殊性，大多数参与问卷的人，即大约69%的人认为自己的同胞是可信的；24%的人认为相比于俄罗斯伙伴来说同胞还是比较可信的。
这样一来，在中国社群内部逐渐形成维持其在异国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小生境，这种小生境是依靠全体移民勤勤恳恳的劳动建立起来的。他们来俄罗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钱。为了挣到一定数额的钱，很多中国移民节衣缩食，甚至不休息，加班对他们是常有的事。只有很少比例的人会出去休闲，22%的人回答说，他们几乎是不休息的。 中国移民社群内部组织紧密，但是他们仍然与外界保持广泛联系，与俄罗斯伙伴保持正式和非正式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联系，建立起共同的“商业网”。
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渗透着各式各样灰暗的关系。来到俄罗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不可避免被卷入这些关系网，并成为这些关系的牺牲品(比如不得不缴纳一些税或是行贿)，由此才可能与俄罗斯商人打成一片。中国商人为了在俄罗斯立足，不得不重蹈前人覆辙，“入乡随俗”。甚至有些时候，在这些关系网中中国商人变成了犯罪行为的客体，因为俄罗斯政府权力部门存在贪污行为以及对商品不实行严格检验，这些因素都给予华商可乘之机，使得他们在其中实施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一些中国商人非法乱伐森林，非法采集森林、海洋、河流资源，然后直接偷运过境；为了抓捕蛙类甚至往水塘投放毒药，并将这一违禁品运往中国；违反自然生态法律，其中包括在租借地禁止开采黄金等法规。
在生产经营的幌子下双方“达成共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用“黑钱”从犯罪组织收购木材、废金属以及生态资源，然后运往境外。
中国商人所表现出的或“消极”，或“积极”参与俄罗斯“影子经济”活动特征，是一种对俄社会环境的适应，但其性质是一种“犯罪适应”。
中国商人面临着对自身所处新环境与新条件的生存适应这一现实问题，首先要求他们在心理上适应，不断思考自己在所在国社会的现状，学会处理并接受各种负面因素，努力利用所处社会的优越的开放资源。其次，由于中国人对俄罗斯法律法规不了解，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能力较弱，这样就导致他们忍辱负重，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态度及人权损害，甚至在法律上权利被粗暴践踏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采取忍受的态度。 我想援引中国网站上的一段话：“昨天晚上，莫斯科汉语版报纸《龙报》发布了一条中国人遭受警察毒打的消息。对莫斯科的中国人而言，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任何的不安和惊慌。打就打了，又不是第一次。气愤和愤怒都是没有用的。
要知道，你生活在异乡，如果不想挨打，那就别来俄罗斯。”这种反应虽然不是全体中国移民的共性，却是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对极端组织的排外行为产生的一种普遍心理。
中国移民对俄现实的心理适应程度通过我们的调查问卷可以反映出来。对俄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正面评价超过负面评价，分别为34%和11%。在莫斯科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2倍；在远东地区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5倍。几乎一半(46%)的参与问卷者(莫斯科67%，远东地区27%)表示，愿意使用俄护照或是暂时居住证居住在俄罗斯。想中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回国或是前往第三国家的人只占7%(莫斯科3%，远东地区11%)。
大部分参与调查问卷人认为，俄罗斯的条件适合生活，并想把中国的亲属带到俄罗斯共同生活。希望这样做的人比不愿这样做的人多1倍，为41%比21%。根据我们调查统计，18%的比例为夫妻双方都在俄罗斯。在莫斯科表示愿意和亲人在一起的人数比例为64%，比远东地区的19%高出2．5倍；不愿意和亲人在一起的比例比远东地区少1/2，为17%比31%。
有近一半的人愿意其子女将来与他们一起生活在俄罗斯(莫斯科为76%，远东地区为37%)。五分之一的人希望他们的子女在俄长期定居。
能够充分反映族际关系的另一项指标就是婚姻问题，借此可以分析人们心灵深处的“自我”与 认同。通过调查问卷得知，大部分中国人在心理上并不排斥俄罗斯人。无论莫斯科还是在远东地区，对待与俄罗斯人通婚持赞同态度的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