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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我国城市儿童贫困问题研究综述耿荣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摘要：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深入，各级政府和学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入手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和实践，而城市儿童贫困问题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也十分值得关注。
本文主要从城市儿童贫困问题的界定、现状、原因、对策这几方面出发，对以往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
关键词：城市儿童贫困；贫困；儿童发展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07-0027-02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作为其中的重要场域之一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不匹配再加之其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导致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城市贫困人口随之增加。
随着我国城市贫困的日益严重，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而城市贫困儿童问题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也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一、城市儿童贫困问题的概况与界定“城市贫困”通常是指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
20世纪末，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引起了政府及学者的重视。
但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学术还是政策研究，“儿童”这一群体仅仅是作为城市贫困家庭中的普通成员来讨论的，专门针对城市贫困儿童的研究较少，其中部分研究只局限在对贫困儿童人生经历相对剥夺这一方面的描述(陶传进，栾文敬，2011)。
从概念界定上来说，儿童贫困是指儿童期经历的贫困，虽然在儿童贫困的界定上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更倾向于将“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对待(秦睿，乔东平，2012)。
《中国21世纪城市反贫困战略研究》指出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这一中国城市贫困发展趋势的重要特征，在此之后，城市贫困儿童才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张向葵，盖笑松，2006)。
城市贫困儿童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家庭成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和无法定赡养者的“无生活能力贫困家庭”，这类家庭基本上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二是家庭成员是失业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或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丧失地位或机会的贫困家庭”。
269区域治理LIVELIHOOD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行动探析*长江大学 王家亮摘要：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也有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十分复杂，阻碍社会前进。
文章先从中国城市贫困的阶段、群体探讨了这一问题的现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次讨论了城市反贫困行动成果和不足之处，最后就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从战略、制度、政策、行动四个方面试图提出一些可行建议。
关键词：城市贫困；致贫因素；反贫困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595（2020）22-0269-000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年）》指出2019年有97%的贫困人口脱贫，全国减贫人数超1100万人，中国脱贫攻坚行动取得了关键性的成就。
国家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7亿多人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70%。
农村贫困是脱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但城市贫困同样值得引起关注。
蒋贵凰/宋迎昌[1]（2011）采用绝对值法和恩格尔系数，参照低保情况，估计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贫困人数分别为756万、1657万、1717万、845万，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庞大。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人口是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此以外的全部人口。
赵丽红/薛新娅（2010）将城市贫困定义为生活水平达不到平均水平,只能维持远远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状况。
在解决途径上，魏后凯/王宁（2013）认为需完善当前城市反贫困的基础，吸取农村参与式扶贫经验，走参与式反贫困道路。
颖涛（2003）指出需建立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多个层次、逐步统一的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
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很大意义。
一、城市贫困问题现状据统计，全球城市人口数量从2007年开始超过农村，预计城镇人口将不断增加，到2030年达到50亿人。
城市化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亚、非洲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最多。
Ravallion ，Chen和Sangraula （2007）分析了近90个中低收入国家数据，估计全球城市居民中有1/3是穷人，占世界贫困总人口的1/4。
IPRCC 中国城市贫困：多维视角分析周梁王小林一、引言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1901年在其著作《贫穷：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按照“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购物篮子”所需要的货币预算，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线进行了估计，一家六口人，一周最低的食品预算为15先令；加上一定的住房、衣着、燃料和其他杂物，他测算出一个六口之家一周26先令的贫困线。
按照这个贫困线，当时约克市的贫困发生率约为10%。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城市贫困进行比较准确的测量，并提出了贫困线的测定方法（王小林，2012）。
1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以收入来测量贫困。
经济学家强调收入对于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从而实现减贫的重要性。
最近20年，人们对贫困认识的视角不断进行拓展，以期找到致贫的真实原因以及反贫困的适宜政策。
特别是自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人们意识到贫困问题不能单纯以收入和消费为核心的绝对贫困标准衡量，而需要多维的视角，从基本社会服务、营养、水源、卫生、教育和信息等多方面，对其贫困状况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Minujin and Delamonica，2005；Roelen and Gassmann, 2008）。
同样，城市居民的贫困也应当从多维视角加以考察。
一般而言，城市化被视为一个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带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减少贫困。
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少国家伴随着城市化而出现贫困的城市化或者贫困的转移。
同时，城市贫民窟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贫困的城市化，事实上涉及到贫困人口的就业、教育、健康、环境、居住等多个方面。
这就要求政府在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时，需要从多维视角制定相应的政策。
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战略目标。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家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全社会都在关注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苦的时候，城市贫困现象日趋严重。
城市贫困问题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极其复杂，并带有我国特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治理城市贫困问题时，必须从多方面、多角度通盘考虑。
本文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城市贫困的途径，并以解决能力贫困及权利贫困为重点解决对象。
关键词：转型时期；城市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一，研究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均gdp却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仅排在第105位左右。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时，做出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但现实是，我国仍有1.5亿人口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
贫困问题依然严重。
尤其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镇事业人口不断增加，下岗职工人数不断加大，社会救济及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城镇居民沦为城市贫困阶层，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
相关学者经过研究探讨，总结出了导致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日趋严重的原因。
如傅道忠[1]认为导致城市贫困的原因有下岗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社会帮助。
因为“以人为本”是政府提出并落实一切政策措施的根源及出发点。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初衷。
对于相关的政策，刘家强[4]教授从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角度，认真分析了现有体系的不足，并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政策，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城市贫困的现状1. 城市贫困的界定贫困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浅析城市化与中国新型的贫困问题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
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却在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
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合理的城市化政策，还需要反贫困的新思维。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贫困现状反贫困对策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经济持续增长20年，2011年更达到9.2%的增长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高速增长潜力的国家来说，城市化是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通过城市化，可以缩小城乡差别、收入差别，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环境等问题，期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城市贫困问题。
1城市化与中国新型的贫困问题1.1 城市化的涵义城市化，或称城镇化，都市化，是英文词urbanization的不同译法。
对于城市化的涵义，不同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而又有不同的理解。
例如，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变城市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城市化是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城市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1.2 中国新型的贫困问题——城市贫困城市在传统上一直是穷人提高福利和改变命运的机遇之源，是移民实现梦想的地方。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迅速城市化，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城市贫困人口比农村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风险，更容易受到歧视和社会排斥。
首先，城市穷人比农村穷人面临更多的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里，穷人往往是面临风险最多的人。
疾病、灾害、失业、物价上涨、年老等危机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穷人身上，穷人实际上时时处在各种风险的笼罩之下。
中国城市贫困现象分析与对策研究一、引言贫困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全球各地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现象尤为严重。
城市贫困是指城市地区中的人口生活困境，缺乏基本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的现象。
本文将对中国城市贫困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中国城市贫困现象分析1.收入不平等：中国城市中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
一方面，高收入群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机会，享受着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因为教育水平低和技能欠缺，很难获得高薪工作，导致他们陷入贫困。
2.就业困难：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城市贫困的发展。
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城市就业机会有限。
低收入岗位占据了大部分就业市场，缺乏稳定职业和良好的福利待遇。
部分农民工和下岗职工面临着失业和贫困的威胁。
3.社会福利不完善：在中国的城市中，社会福利体系还不完善。
城市居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但仍然有很多人无法获得医疗和养老保障。
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常常无法得到必要的救助和援助。
4.教育资源不均：城市教育资源相对较好，但城市贫困人口的子女往往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贫困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培训费用，限制了他们的教育机会和发展潜力。
三、解决中国城市贫困的对策1.扩大就业机会：政府应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创业和提供培训机会。
此外，要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就业信息和职业指导，提高贫困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2.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政府应加大对低收入者的社会救助力度，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基本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
同时，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增加援助力度，确保贫困人口能够及时得到救助。
3.促进教育公平：政府要增加投入，改善城市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提供教育补助和减免学费的政策，确保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此外，要加强教育公平监管，防止学校以各种方式实施随堂收费，确保贫困家庭子女享受到真正的免费教育。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与对策探析余培源南方论刊·2008年第9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0）【摘要】城市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比较突出的社会难题。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贫困问题也日趋严重。
该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与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剖析产生贫困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目前我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贫困；现状；原因；对策近些年来，城市贫困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比较关心的社会难题。
据国际劳工组织分析，到2000年，全球城市贫困居民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全球因失业造成的城市贫困人口达到10亿。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中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由于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均衡和分配不公，社会调节不力，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使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凸现出来。
目前，随着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的迅速上涨，城市贫困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因此，及早深入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对于我国社会长久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与规模1.1 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一般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救助的“三无人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涌现出大批新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失业，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中的困难群众，另外还包括城市中的部分外来打工人口。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其构成群体的多元化特征也日益明显。
目前看来，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以下群体：一是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无扶养能力的居民，即传统意义上由政府一直予以救济的“三无人员”民政对象。
二是因原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亏损和结构性调整而下岗的无业人员，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被拖欠工资的生活特困职工，收入低的退休职工，以及这几类人员所赡养的家属。
《城市贫困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五篇范例]》第一篇：城市贫困的现状与原因分析城市贫困的现状与原因分析在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贫困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区域差异上，如东富西贫，城市发展快于农村，就是在发达的城市中也有大量贫困现象存在，城市贫困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求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了解城市贫困就要了解其现状，产生原因以及解决的措施。
一、城市贫困现状：城市贫困是指生活在城市中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水平的人群，其中包括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失业人群、进城务工人员、孤寡老人、流浪儿童、乞讨者等。
根据202x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中显示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通常指最低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证，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性贫困。
相对贫困是指温饱问题虽已得到基本解决，但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
202x年以来，中国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开始更多地转向城市，众多数据和现象显示出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处于日益严重的阶段。
据202x年第四季度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11.1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251.2元，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为每人每月179元。
202x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截至202x年底的城镇人口数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
另外，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看，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8.7%之间。
根据数据，以8%的比例采用比例法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
目前我国的城市贫困有两大特点：1、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上升速度快。
1978年前，由于“铁饭碗”和城乡割据的二元体制的双层保障，城市几乎是不存在贫困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城市贫困问题开始突显出来，也正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于现阶段我国城乡贫困问题的预测分析现阶段我国城乡贫困问题预测分析我国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
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
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
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
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
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反之，将陷入贫困。
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亚行专家组1．背景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
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
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
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
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
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
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
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
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
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失业人员的人士却没有被包括在内。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岗人员，其人数约为860万，这一数字比登记失业人口的数字多出了43%。
下岗人员没有工资，他们仅有明显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和失业保险金水平的“基本生活费”。
如果既包括“登记失业人员”，也包括“下岗人员”，实际失业人口约为1460万。
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既不算“下岗人员”，也没有登记为“失业人员”的人。
这些人包括原来在不断增多的小企业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提早退休的老职工，以及没有找到工作岗位的流动人口。
目前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在全时制的正规就业之外的城市职工，恰当的统计应当是1500万的两倍以上，以此作分母，失业率相当于 12—15%。
在下岗人数剧增的同时，失业人员年龄构成的变化，即从以年轻人为主转移到以老年人为主，也分外引人注目。
在20世纪80年代，待业人员大部分是年轻人和初、高中毕业生，而今天的失业人员中则很多都是年龄较大的并且有过就业的历史。
在年龄构成上的这一变化对失业人员的家庭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年龄较大的失业人员往往已经有了家庭拖累，而年龄较轻的则没有。
有证据表明：年龄较大的失业人员（男性40岁以上，女性35岁以上）寻求再就业的机会明显少于年轻人。
在中国，很多年龄较大的失业人员受教育的水平常常比年轻人低，这一事实使得失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总而言之，中国面临的严重的长期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持久的城镇贫困问题原因有三：其一，在失业人员中，年龄大的比年轻的要增加得快得多。
其二，文化大革命在教育方面的负作用在年长的群体中突出出来。
其三是国有单位人员锐减。
2．对当前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和城镇贫困线的估算根据民政部2000年8—9月间进行的调查，约有1400万城镇居民的收入低于当地的贫困线，这一数字之大足以看出城镇贫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估算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⑴．城镇人口的定义是什么？⑵．什么是贫困线？2.1 城镇人口在中国，城镇的定义关系重大，因为农村贫困线和城镇贫困线相差很大。
农村贫困线是635元／年／人，而城镇贫困线大体是1800元／年／人，城镇约是农村的三倍之多。
与国际上通常的用法不同，在中国，“城镇”一词并非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指在进行人口登记时的身份划分（非农户口）。
3.89亿登记为“非农”的“城镇人口”（官方的定义）与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之间仅仅是部分重叠的关系。
因此，在城镇中，“非农（城镇）人口”与“农业（乡村）人口”实际上是混合在一起而难以区分。
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可能既有“非农人口”，又有“农业人口”。
在1999年底，有40%的非农人口并非居住在城市，而是居住在城市周边的各县和镇。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亦有38%的人口（9560万）登记为农业人口。
2.2 贫困线——诊断线和救助线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城镇贫困问题向中国的一些相关机构提示：应该重视城镇贫困线的计算（所谓贫困线，即维持一种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生存方式所需花费的支出）。
上述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预测预报机构、国家统计局（NSB）和民政部。
这几个机构的计算方法不尽相同。
目前，若干在全国被采用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年1700元至2400 元。
这些贫困线仅用于诊断，即用于估算城镇贫困人口的数量。
贫困人口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贫困线的取值。
各城市也设定了各自的贫困线（或称救助线），以便向城镇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救助。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MLSS）的通知”授权各地方政府制订本辖区的贫困线。
分别由各地方政府设定贫困线的理由有二：第一，各地区的物价、消费结构和人均收入差别很大。
第二，由贫困线所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经费主要由市政府提供。
各城市大体上都采用直接的办法，即根据20项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物品和服务的费用（或称“基本需求法”）来设定贫困线（救助线）。
1但是，国务院至今尚无可用来指导地方各级政府设定贫困线的细则。
因此，各城市设定贫困线的方法不尽相同。
一些城市为设定贫困线专门组织一班人马，这些人员将物品和服务汇编成清单，包括数量，并调查其价格。
有些城市只是靠推测来设定贫困线。
除“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之外，设定地方的贫困线还要考虑其他两个因素。
一是城市的财政状况，另一个是贫困线与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的关系。
市政府1此20项物品与服务列于国务院1994年颁发的“关于加强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查与管理的通知”。
详见第二章。
设定贫困线，同时也要负责提供因此而产生的经费。
因此，地方上设定贫困线必须要考虑财政因素。
大致上，贫困的城市采用的贫困定义较为狭窄，而富裕的城市采用的贫困定义较为宽泛。
此外，地方的贫困线还必须按照下列顺序（表 1）来设定：表 1：最低工资＞失业保险金＞下岗生活费＞贫困线上述排列顺序保留了对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的激励作用。
但是这可能留下了漏洞：某些城镇的贫困线设定得太低，使一些贫困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特别是在失业率比较高的城市。
各地贫困线的差别是很大的，如表2所示：表 2：各城市的贫困标准（2000年9月）319—200元／人／月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以及4个省会、5 个计划单列市200—140元／人／月直辖市重庆以及23 个省会140—110元／人／月地级市低于110元／人／月（最低78元）县级市以及县政府所在的镇从上述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贫困标准的高低随城市行政级别而变化。
大体是：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其贫困标准也越高。
城市的行政级别则与其规模相关：高级别城市人口一般多于低级别城市。
城市规模和贫困标准高低之间的关联不仅反映了较大城市的生活标准较高、费用较大，而且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级别较高、规模越大的城市对于公共支出的限制也越少。
3．我们应该如何测量贫困？从贫困的收入／支出指标入手是分析贫困问题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第一步。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标准以及因此引出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以收入／支出贫困线来度量贫困，比用一般的贫困线更能全面地反映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是指不具有满足某些基本需求的能力，而从收入／支出的角度看贫困是指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手段。
个人之间、各家庭之间，基本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对医疗的需求，每个人之间各不相同。
年龄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对医疗的需求就不同。
同样，学费，是低收入城镇家庭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只与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有关系。
第二，收入／支出和满足基本需求的物品、服务的关系对每个人也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所享有的获取手段或面对的价格都不尽相同。
比如，流动人口，在住房、上学以及公共康乐设施方面就不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获取手段。
本研究项目在分析贫困问题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的基本做法是：采用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对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出贫困线，进而用这些贫困线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另一种方法的基本做法是，到5个城市（沈阳、西宁、蚌埠、贵阳、天津）的贫困家庭中做个案访谈，以此从质的方面深化对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解。
实地访问期间所收集的资料汇总于附件2和附件3（关于向失业女职工提供小额信贷的报告）之中。
3.1本项目计算出的贫困线在第一章中，对中国的31个省份分别列有两组贫困线（表 1）。
选择省份作为计算贫困线的基本单位的理由是，中国的省份人口数量很大，而且就生活水平、消费结构、物价而言，差别很大。
其差别之大犹如国与国之间的差别。
以后我们会谈到，省份之间贫困标准的差别很大，因此，如果全国采用统一的贫困线，则对一些省份不利而对另一些省份有利。
不过，在我们的报告中也有全国的贫困线；它是对分省贫困线的加权平均，权重相当于各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选择省份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乃是在尽量反映实际情况与避免计算过于复杂之间的一种折衷。
把城市作为贫困线分析单位可能更为适合。
但是，因为中国有668个城市，为每一个城市计算贫困线难以操作。
不过，项目组已为35个主要城市计算出贫困线，详见第4章的表8。
所有的贫困线都是建立在生活标准判断值的基础上的。
采用不同的贫困线，或者测试贫困人口数量对贫困线分级移动的灵敏性，是有充分道理的。
第二章中陈述了各省对贫困线多重组合的贫困比率（见第二章的表3）。
3.2城镇贫困人口的鉴别就一条既定的贫困线而言，鉴别城镇贫困人口的方法有一下两种：⑴．看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⑵．看其家庭总支出是否低于贫困线。
贫困人口的统计，采用收入还是支出，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及，如果采用支出法，统计结果会高出许多。
因为在中国，净储蓄率相对较高。
我们推荐的方法是采用收入，因为在分析贫困问题时，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家庭是否能够满足支出需求（贫困线的定义），而不是一个家庭实际花费的金额。
不过，同行们都强烈主张：分析贫困问题既要采用收入又要采用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