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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师》：马寅初(1882-1982)央视国际2003年09月24日19:13主持人：人口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早在1957年，马寅初先生就提出了“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
马寅初曾经三进北大，1979年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学界评价北大精神的代表，前50年是蔡元培，后50年就是马寅初。
简历：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博士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
先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主张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1979年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十九世纪末年，在浙江省嵊县一个酿酒的小作坊里诞生了一位后来被郭沫若先生称为“响当当一颗铜豌豆的小男孩”，他就是在二十世纪在中国经济界，教育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学界泰斗，一代师表——马寅初。
马寅初的童年是在两岸青树翠蔓，山光水色的家乡嵊县，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打开二十世纪历史第一页之际。
中国人民面临的是一副令人惊心动魄的悲惨图景。
帝国主义列强的耀武扬威，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把中国人民推入了苦难之中。
田雪原（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马老一生大家都在怀念他，都讲马老的精神那么马老最主要的精神是什么东西呢，我感到最突出的就是他对真理执着的追求，这点我是影响特别深刻。
而且马老他本身他这个性格啊，我讲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他的父亲就很想把他培养称为管帐先生但是马老马寅初小的时候，就不愿意干这个事儿。
他就喜欢读书，那么到最后父子两个闹得很不和，这个马老一气之下离家出去了。
出去了家里也很着急，最后一看不行，经过朋友的帮助，马寅初就没干这个管帐先生，就到了北洋大学去读书，。
当然以后，又到了美国耶鲁大学读了经济学。
所以小时候他就这样，那么以后整个马寅初先生一生活了101岁，他的这样一个性格始终没有改变。
1914年，马寅初用英文写出了题为《纽约市的财政》的博士论文。
改革开放30年，将近40年了。
中国这段时间里面，阶级流动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然而近几年开始阶级慢慢地开始固化了。
阶级固化是历史常态，流动性强才是特殊时期。
相对而言，中国的阶层流动目前来说还是要比欧美高的。
但已经不是很高的。
普遍出现的问题就是阶层的撕裂。
先聊顶层。
一般社会阶层最高的一批家庭。
首先，孩子出生了之后，会有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等着他。
嗯，一般来说，就是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譬如非常贵的国际学校。
一年几十万学费那种。
然后出国留学。
直接甩开中国高考。
因为中国的高考的竞争实在是太大了。
人口太多，这没办法，而最好的大学资源也少。
所有阶层的人都在抢这些资源。
这就是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
所以送出国读，第一是享受世界的优质资源，第二是减小竞争压力。
当然，还有很多家庭，把孩子从初中可能就送出国了。
譬如像王思聪这种就是典型。
就是从小被好的物质条件堆出来。
一般来说，这些人，一旦毕了业。
要么出国移民了，要么在外企500强里，要么就是回家接班，做生意的做生意，当官的当官。
还有的其他的可能去搞学术、搞艺术，搞创业，搞公益这些本身就需要资本的东西。
总之，最差也差不了哪去，只要父母的资源处于顶级的，那么给孩子能带来的便利就是巨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二代爱去金融、或者国企。
因为这两个地方资源很重要。
总之走到哪里都是个高富帅或者白富美。
即使最差的，好吃懒做的那种。
也能去安个事业单位，好一点的国企里面做稳定的工作。
再看看中层。
可能由于我属于这个阶层比较偏下的家庭出生。
我周围的人有稍微好点的，有稍微差点的，说说我观察到的现象吧。
基本上这个阶层想要出人头地。
（少数偏才、怪才、大牛除外）真的只能玩命学习。
我看到比较不错的，学习好的，依然可以自己考到国外著名的大学。
有去德国的，有去美国的，有去加拿大，去北欧的的都是自己从小成绩好，然后上了中国的名牌大学。
然后研究生再申请出国，或者本科就分到好单位了。
也一样，最好能移民，其次要么就去世界五百强打工。
《李鹏回忆录》里的故事：与第一代领导人的交往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9年第25期《李鹏回忆录（1928-1983）》于2014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该书是李鹏同志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
本刊从中选摘了部分章节，以纪念于今年7月22日去世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鹏同志。
我的家庭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
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
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
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
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母亲说让他取个名字，父亲给我取名李远芃。
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我的父亲李硕勋于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
他从庆符县小学毕业后到宜宾上中学，和阳翰笙（后成为著名戏剧家）是好友，两人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
这段时间里，他们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李硕勋、阳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组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力量中心转移到了南方，李硕勋和阳翰笙去了上海。
我父亲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1924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一个富足的大户人家。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
我了解较多的有五舅和三姨。
周济：一个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自从上个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周济教育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后，作为他很久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我一直在关注着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他的种种议论，也有一些网民希望我写点东西。
说实话，这个时候写此类话题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说他的好话，那叫“伸着脑袋接石头”；说他的坏话，那叫“良心被狗叼走了”。
以我“天下事从来不急”的套路，近一个月过去了，多少风平浪静了，该写点什么。
正好我在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对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的“三大思维”做研究，周济恰好也属于这个范围的人。
不过，我不写2005年2月以后的事情，因为从那时起，我重新被领导动议回学校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按照“逐级是汇报，越级是告状”的行规，我再没有去北京见当时的“周部长”，只是在武汉，在周老师父亲母亲去世的葬礼上，见过他两次。
本文写写我与周济老师的交往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我的启示。
不主掌教育部，他已不再是我们的部长；我一个四级教授当不了院士，他也不是我的院长。
因此，此文绝无阿谀奉承之意，也无与“捣周派”争论之意，特此赘言。
一、顶天立地，科学创新2003年3月，周济成为教育部部长之后，北京的各大媒体照例采访了这位新部长。
周济讲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今天的一代学生，是最幸运的一代新人，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新人。
他们在学习期间恰逢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几年、十几年后，他们将投身于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将在他们的奋斗中实现。
他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要成为“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
“顶天”，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激情，有坚定正确的方向；“立地”，就是能够求真务实、踏实苦干、团结合作，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本事”，就是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科学创新的方法。
老年大学开学典礼领导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年学员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聚，共同见证老年大学的开学典礼。
首先，我代表老年大学全体工作人员，向各位领导、各位学员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领导对老年教育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各位学员对老年大学的信任和参与！今天，我们迎来了老年大学新的学年，这是我们共同渡过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过去的岁月里，老年大学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见证了他们智慧的绽放和幸福的丰盈。
老年大学不仅是老年人丰富多彩的学习场所，更是老年人展示自我风采、保持积极心态的舞台。
我们将不断努力，推动老年教育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学习资源和服务。
首先，我想向各位领导和全体老年学员们介绍一下老年大学的发展情况。
创建至今，老年大学已走过了XX个年头。
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老年大学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我们拥有一支团结奋进、勇于创新的教职工队伍，他们教学经验丰富，热爱老年教育工作；我们拥有一套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涵盖了文化、科技、健康、艺术等多个领域；我们还拥有一批优秀的学员代表，他们刻苦努力，勇于探索，为老年大学增光添彩。
过去的岁月里，老年大学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和文化节庆典，丰富了老年学员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组织了各类讲座、学术交流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我们还走进社区、走进农村，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让老年学员们亲身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感受社会变迁，增加社交活动，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同时，我们还注重培养老年学员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次国学经典、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学习班，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还组织了多次社会公益活动，关注弱势群体，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老年大学旨在倡导健康养老的理念，推广积极老化的观念。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老年人积极投身于学习、社交和公益活动，能够延缓肌体机能退化，减少疾病发生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创一代变成富一代，3个大学生成功励志创业故事创一代变成富一代，3个大学生成功励志创业故事都说现在的大学生，有钱，任性，花着父母的血汗钱不心疼，今天小编要介绍的是3个年收入过百万的在校大学生创业成功案例，他们年入百万，开豪车，却不是“富二代”。
创业，让他们从“创一代”变成“富一代”！1、成都中医药大学施超靠卖书赚200万施超是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2011级的学生，2015年，大四的他才24岁，凭借自主创业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施超是江苏人，他的父母爱给他买书，他也从小就爱看书，“爸妈都很朴实，从不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培养了我读书的爱好，从书里学知识、学道理。
我从小学认字开始到高中毕业那段时间读了超过1000本书，中外名著、人文百科、各类杂志我都读。
”他认为，那1000本书，不仅让自己拓宽了知识面，也为他的创业打下了基础。
“因为读了比较多的书，所以我对自己要销售的图书，选择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懂得如何判断一本书是不是好书，也清楚什么书适合什么样的读者。
”于是，施超将自己的创业项目初步选定在了图书销售上。
高考完那个暑假，施超开始在家附近的广场上摆地摊卖书，新的旧的都有，都是他认为的好书。
两三百本书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卖完，大约每天能挣70元，施超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11年来到成都上大学后，施超也没放弃自己的图书销售，趁周末时在学校里摆摊儿卖书，规模虽小，但在大二时已经攒下了近10万元。
腰包渐渐鼓起来的施超利用学校的创业政策在学校开了一个实体书店——超然书斋。
可是实体书店并不赚钱。
为了维持书店的运营，施超开始去成都的高中销售课外读物。
“我当时是跟出版社合作，拿着我选出来的书单，找高中学校的老师谈，然后再让同学们从书单中选出书，我再反馈给出版社，然后备货、送货。
这样子没有中间商一层层赚，我拿到的货源比一些大型连锁书店都便宜，所以最后书送到同学们手上时，价格也要比定价低。
而且为了让学校老师、同学解除后顾之忧，我都是先向出版社垫付货款，同学们拿到书了，再把钱付给我。
林芳：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的成长模式研究摘要：在新一轮政治交接中，通过新老交替，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整体性地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的成长模式可分为齐肩并进型、行政发展型、空降阶跃型、平台交错型四种模式。
理清、分析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的成长模式既是对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成长过程的反映和规律性的描述，又是指导党派领导干部加强自我塑造的重要目标选择，更是提高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实效性、针对性的工作思路。
针对不同成长模式的民主党派领导干部，采取“补台阶资历，补行政经历、补工作阅历、补理论培训”的“四补”工作。
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参政党领导干部队伍，提高与中共合作的水平与能力，为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关键词：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成长模式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4088( 2008) 02- 0029- 04作者：林芳(1972-)，女，浙江奉化人,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党制度史、统战理论2007年7月，全国各省（市、区）民主党派组织的换届工作相继完成。
以换届为契机，一场以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也随之展开。
这是民主党派继1997年、2002年后的第三轮政治交接。
在这次政治交接中，通过新老交替实现了历史性换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党派领导整体性地登上历史舞台。
从浙江省党派省委会的情况来看，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为48.9岁，其中主委的平均年龄为52.3岁，副主委的平均年龄为48.3岁，与2002年换届时的平均年龄54.5岁相比，降低了5.5岁。
从全省的情况来看，通过对新一届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的问卷调查[1]，年龄在36-55岁党派领导已占了90%，年龄在56岁以上的仅占9%。
这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中成长的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干部除了在年龄结构上体现新一代的优势外，在文化层次、政治阅历、工作作风、思维方式、个性情趣、成长模式等方面也都呈现了新一代的特色。
十六年前，长宁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傅家祥同志离休了，这位解放前曾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又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并为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做出很大贡献的老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她激动地说：我虽然离休了，但我要用余生为教育事业再出一把力，把爱心献给下一代。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她和我区一些老干部的带动下，长宁区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关心下一代协会；在她和我区一些老干部的带动下，长宁区关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会员从当初成立时的106人，发展到今天的2300余人；组织也从当初只有区级一个关心下一代组织，发展到今天十个街道（镇）、170余个局委会、甚至连有的楼组都建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组织。
在她的倡议下，我区又于1991年成立了全市第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现已办了十一期，483名学员光荣结业。
其中60%的学员在高三毕业前写了入党申请书，并有20%的学员在高中、大学或上工作岗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六大以后在她的直接领导下，针对新形势下的新要求，“马读会”的指导老师和共建党委就如何进一步办好“马读会”、开展了专题调研，每一期“马读会”结素后，都进行了认真总结，还分别召开指导老师、学员代表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学习内容。
如全党兴起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后，我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学习计划。
在讨论第十期“马读会”的学习计划时，我们又将第二专题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内容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在第三专题“理想与信念”的学习中，把实现全方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为学习内容，激励青少年立志成才，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从而使内容更充实，学习目的要求更明确，学习效果更好。
学员们从学习科学理论中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生理想的指路明灯。
他们说，有了坚定的理论原理做后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为坚定。
学员们从科学理论中获得了智慧和力量，面对当前的一些这会倾向，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弊大于利（反方）何文超大家好！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性化的时代！（语气重，表情自信，停顿）各位，这话一点都不假。
重视人、尊重人、塑造人、发展人，成为了文明社会的精神，成为了现代管理所应有的基本理念。
可以说，人性化管理已经在我们社会上广泛施行了。
这种管理的实现上，有两种模式，分别是宽松模式和严格模式。
可是刚才对方辩友似乎把一些隶属关系搞糊涂了，确实让我们感到遗憾！什么是管理呢？通俗地说，就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宽松式管理就是少控制、多自由的管理方式，它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自觉地按照自己当时的意愿来行事，以达到组织的目标。
严格式管理就是在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各个环节都做到严谨、慎重、认真、理性的管理方式，它能使组织的各个成员严格按照规定，实现组织目标。
我们的观点是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弊大于利。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从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看，政府机关的宽松式管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的“两个提高”和“三个增长”无法实现，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但没增加，还下降了0.04%，而各种乱收费却有层出不穷；司法部门的宽松式管理导致一些公司招聘大学生时带有性别歧视或者进行招聘欺诈；学校的宽松式管理导致某些老师不备课、上课迟到等等等等。
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实施宽松式管理固然对自制力强、聪明能干的天才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自制力差、依赖性强的弱势群体来说却是莫大的悲哀。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恶性循环，不符合文明社会“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伦理规范。
对于大学生来说，弱势群体的没落，预示着大学职能的丢弃！总的来说，管理的本质是效益的追求，我们在进行各种管理时，都应顾及社会的效益、集体的效益和个人的效益。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都坚信，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弊大于利！附立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宽松]宽舒，轻松；少控制、较自由。
[严格]在遵守制度或掌握标准时认真不放松。
[宽松与宽松式]宽松是一种状态，是相对的，就内容来说；宽松式是一种模式，是固定的，就形势来说。
现在的大学领导一代不如一代——专访武大前校长刘道玉“我们的刘道”——专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摄影：卢恒采访：刘君“我不走是对的，如果我走了，武大改革的历史就结束了。
不走，故事就远远没有终止。
”刘道玉至今还记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
那是在1987年11月1日，时为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邀请刘道玉参加该校的庆典。
晚宴席间，一直在苦思高校改革之路的刘道玉忽然发问：“池田先生，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大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
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
”池田大作回答说。
就各自国家的教育现状展开深入交流之后，两人都深深觉得，大学应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他们还从中国古代的“人师”、“经师”说出发，重新定义大学教授：美好德行和专业知识、能力兼具的表率。
他们展望未来，寄希望于青年，对两国的教育前景都信心十足。
刘道玉心里，一个教育改革的宏伟蓝图也有了雏形。
后来，刘道玉大展手脚，实施了学分制、转学制等改革策略。
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他的锐意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武汉也被称为“中国高校改革的深圳”。
但在1988年2月10日，雄心万丈的刘道玉刚刚制订好《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就被国家教委的一位官员叫进东湖宾馆谈话。
当晚，他被免去了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许多人感到震惊、不解，一位教授安慰他说：“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今天，刘道玉在《一位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历史，毫不沮丧。
尽管被剥夺了职务和种种待遇，刘道玉仍拒绝了来自各地高校的邀请，坚守在武大校内一间简朴的两居室内。
他执拗地认为，只要自己还在这里，武汉大学改革的历史就没有结束。
《锦绣》：你如何看武汉目前的高校教育现状？刘道玉：武汉高校和高等教育，处于国内前三甲的地位，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
中国高等教育的城市排名，八十年代首属西安，现在北京、上海和武汉排在前面。
这些城市大学数量多，国家部委所属重点大学比较多，这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说，不能说明水准，数量和质量不是一个概念。
应该说，武汉市高等教育有一定实力，但这个实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它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本地的大环境，八十年代武汉就开始人才外流，“孔雀东南飞”；其次和高校的领导有关，九十年代后，武汉的大学领导更换频繁，且用人失当——我历来是口无遮拦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大学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不是大学校长本人之过，而是组织人事部门的遴选之误，选拔了不合适的人；校长缺乏能力，自然影响教授们的发挥。
《锦绣》：国内其他城市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刘道玉：对。
就拿北大来说，我原来还是很崇敬这所学校的，而且武大和北大有渊源关系。
清末民初，一批北大的湖北、湖南籍教授，意识到中国中部需要一所高水准的学校，就南下创办了武昌高师，就是武大的前身。
现在的北大令我非常失望。
钱理群教授我认识，他也说，现在的北大我不爱。
北大的校长们，也就是丁莳孙先生主政时还有所作为，后来就不行了。
这不是北大本身的问题，是整个社会转型所造成的。
我一直主张，大学要有职业化的校长，不能兼搞学术、带研究生。
这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共同经验。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十五年来不教一节课，不带一个研究生，不做一个课题，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心无旁骛地治校。
用陶行知的话来说，一个学校小则关系到几百人的学业前途，大则关系中华民族兴衰，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一个校长全心全意去追求吗？在陶行知的时代，学校规模很小，现在高校动辄万人，校长兼顾管理和学术，哪来那么多时间？《锦绣》：除了自身定位问题外，中国大学校长还有没有其他误区？刘道玉：还拿北大为例，它就该是中国少数的顶尖大学、象牙塔式的大学、精英大学，不能求规模，不能搞实用主义，就得像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的那样，“板凳一坐十年冷”。
北大现在出了什么“醉侠”、“最好的坏人”，这些人在我的学校一定会被开除。
陈嘉洱是我的好朋友，他当校长时提出主动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从边缘走向中心。
这就错了，完全错了！这种想法是被施下了“紧箍咒”，也正是中国大学变成今天这样的最重要的原因：为意识形态治学，计划经济思维。
蔡元培当初提出“思想自由”，是很好的理念，现在北大历届校长谁还提这个。
闵维方还在《读书》杂志上批判蔡元培，说他的理念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才有意义，多荒唐啊！《锦绣》：你被免职之后，曾有许多任命，南北高校都发来邀请，为什么你都拒绝了？刘道玉：首先我特别不愿意在北京—京官难当，天子脚下难走路。
走快了说你“妄进”，走慢了说你“保守”，这造就了一批庸官。
我当初之所以能在武大进行改革，就是因为离北京远，监督管不着，而不是因为武汉开明。
曾有记者问我：既然整个机制僵化，你为什么还能进行改革？我告诉他：圆和圆相交终有空隙，这就是我的“空隙理论”。
80年代我就是根据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事情。
海南大学，华夏大学，西南大学—很多学校要我过去，厦门大学经过党委常委集体讨论，向中央组织部提交报告要我过去。
我也不去。
因为那些都是教育部的领地。
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我不走是对的，如果我走了，武大改革的历史就结束了。
不走，故事就远远没有终止。
《锦绣》：你80年代在武大进行的改革反响很大，有评价说，当时的武汉就是“中国高校改革的深圳”，但这股星星之火终未形成燎原之势，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刘道玉：是中国体制的问题。
说到底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教育归属意识形态领域，也是计划体制的最后堡垒；体制不改，教育就改不下去。
今年国家发布了关于“十个教育改革试点”的通知，我在想，谁来抓教育部的改革呢？没有人。
《人民日报》下属的一家媒体对我有个专访，我建议他们用这个标题：中国高等教育还处在粗放型发展阶段。
为什么？第一，求量不求质，牺牲质量追求数量；第二，高校还在延续高、大、全的思路，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特征；第三，一味的引进和模仿，大学丧失了原创性。
在诺贝尔奖数学、物理、生物、文学等领域中，中国一项大奖都没有，这当然不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问题。
《锦绣》：有人评价你的改革想法超前，这些“超前”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刘道玉：我一生都在超前，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
我的思想轨迹跟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我从私塾、小学读到大学，亲自体会到传统教育的僵化，也深知其害，才立志创办新式教育。
当然也跟我个人性格有关，我历来说直话，从小就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一个改革者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对现实的一切司空见惯，认为存在即合理，不想改变，只想使用；理想主义者对现实中不健全、不合理的东西，总想去改。
这种理想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都是悲剧性的人物，我也不例外。
我深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当然许多想法也还是从实践和交流当中来。
坚持有信必回，有错必纠。
即使有小学生写信给我，我也认真回信。
比如，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
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
《锦绣》：你推崇哪些高校和大学校长？他们给了你哪些启发？刘道玉：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纽曼，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魏兹曼，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还有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是我最崇敬的五位校长，而这些大学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精华，可以说，没有这5位风骨凛然的校长，人类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锦绣》：你曾说自己的一生是“悲喜交加的一生”，“喜”和“悲”都体现在哪里？刘道玉：“悲”就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差点被打死。
五十多岁被免职，第二个十年改革计划中途夭折，壮志未酬。
我不是留恋职位，“悲”的是事业戛然而止。
后来，我的校长待遇被剥夺，现在也就是拿退休金。
他们还想剥夺我的教授资格，但是失败了—这是学术委员会评定的，没有经过重新评定，谁也没资格剥夺。
这些人说，要把刘道玉扫地出门，赶出武汉高等教育战线，至今武汉大学还在去“刘道玉化”，但我就是不走。
现在，很多学生经常到我家来，我跟他们保持对话。
我不在乎学校不提供讲坛，学生总是有办法，能帮助我找到最好的会场。
他们学会了公关，给管场地的工人送一瓶酒，他们就开门了。
我相信，未来的年轻人会有智慧的。
有人问我对中国教育是否悲观，我说既悲观也不悲观，未来会有人创办中国的新式教育，下一代一定会好一点。
《锦绣》：这么说，你觉得年轻一代是可以沟通的，其中有没有人给你留下特别的印象？刘道玉：2008年我在武汉大学宣布举行最后一次报告。
报告结束后，有个武大新闻系的女孩子提问让我印象深刻。
她问到：刘校长，1957年“反右派”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打断了，你觉得是否可以修复？我回答说可以修复，今天文明如此发达，一定能找到手术的方法修复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第二年我在武大校园里碰到了这个提问的女孩子，就问她：你当时为什么问这么敏感和坚决的问题？她告诉我，她爷爷就是“右派”。
毕业之后，她收到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请求暂缓一年，因为要帮刘绪贻教授整理口述自传。
经过一年时间，她完成了这个工作，2010年8月才去了英国。
这个姑娘叫赵晓月。
《锦绣》：刘绪贻先生曾是武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你如何看他的主要观点？刘道玉：刘绪贻今年已经97岁，写文章还是很尖锐，他在退休之后甚至都没有地方住。
他反对国学，在芝加哥大学的毕业论文就论述儒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中国历朝历代，改革派都反孔，保皇派都尊孔。
胡适反孔，毛泽东也反孔。
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儒学是多么荒唐。
当然，孔子教育思想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政治上就一无是处。
我很尊敬孔子，家里还挂着一张他的画像，但绝不会捧到天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