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论张之洞教育思想对“癸卯学制”的影响作者：张粟来源：《智富时代》2015年第09期【摘要】“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颁布实施的学制，开启了中国教育史新纪元。

该学制制定过程中，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对其有深刻影响，所以学制内容既继承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又不乏对国外教育思想的借鉴和吸收，故该学制实施虽在清末，其影响却远超清末，一定程度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癸卯学制；影响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一生结缘于教育事业，中国近代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对“癸卯学制”制定有重要影响，并通过该学制的实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教育发展，本文就张之洞教育思想对“癸卯学制”制定的影响略做论述。

一、强调封建伦理纲常（一）以“忠君爱国”为核心张之洞受儒家教育思想影响，极重视“德”之传统，其教育思想核心便是“忠君爱国”。

《劝学篇上·内篇·同心第一》提到：“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

”很明显，他把“保国”作为“保教”和“保种”的前提，通过“保国”达到“保教”和“保种”目的。

所以又写道：“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要义。

”在“忠君爱国”教育思想引导下，制定《奏定学堂章程》时，“立学宗旨”一栏明确指出：“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突出该学制对忠君爱国伦理道德的强调，后人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

“中学”是核心，即用四书五经等中国文化最基本内容，表现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性格、社会制度等特征；“西学”是手段，用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服务清末新政，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捍卫清王朝统治。

“中体西用”是“癸卯学制”办学总方针，是新旧杂糅，中西调和的教育思想，惟有其新，才使改革具有实际意义；惟有沿袭其部分旧，方使改革能够顺利实行，表现了张之洞对旧学的执着和对西学利用的教育心态。

中体西用学习四方的政治制度概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

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

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

“西学”为“中体”服务。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

历史背景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内容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

张之洞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张之洞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他作为“中体西用”理论的集大成者,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并意识到要引进西学、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技术,这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论文的根本目的是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探寻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发展规律及现实意义。

本论文基于张之洞教育思想丰富的内容和实践活动,探索其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充分挖掘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张之洞一生当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未越出“中体西用”这一思维模式,因此本论文以“中体西用”为逻辑主线,将张之洞教育思想问题分为背景和基础、主要内容以及教育实践三大板块来探讨。

其一,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

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晚清的历史环境、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困境以及晚清的社会教育状况等三个方面;其思想形成的基础包括政治层面的忠君爱国、持守君臣之纲等思想以及道德层面的义利兼顾、慎独中庸等思想;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背景和基础同时也是其“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基础。

其二,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本论文根据其思想的鲜明特色,主要从三个部分进行阐述:“中体西用”核心理论的提出部分论述了中学的内涵、西学的内涵以及中西学的关系;新型教育制度的构建部分论述了新学制的厘定、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学部制度建设;近代新教育的推行部分论述了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学制系统论、课程教学论和师资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其“中体西用”理论的实施路径。

其三,张之洞教育的实践。

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张之洞一生之中比较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且反映其教育思想理论的实践内容。

张之洞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教育实践主要有创办尊经书院、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张之洞晚年时期的教育实践主要有创办自强学堂、设立湖北学务处和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实践同时也是其“中体西用”理论的现实体现。

聚焦教育JUJIAOJIAOYU浅析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影响胡 琴（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摘 要：张之洞作为清朝晚期政坛上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一身成就无数，也饱受争议。

世人提到张之洞，评价褒贬不一，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张之洞一生的政治成就，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许多史学家的眼中容易被忽视。

基于此，从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表现以及评价来论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借鉴一、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表现1.早期“通经致用”的教育观。

早期，张之洞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植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当中，表现为忠君、爱国，呈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

在这一时期，他任职四川学政等职务，主张新办书院，大力求经讲学，整顿学风，提拔有真正实学的人。

早期“通经致用”的教育观最早体现在他的《书目答问》《輶轩语》两本书中，他主张用“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整改当时汉学、宋学互相争论的教育现状。

他提倡汉、宋两学各有所长，应互相正视并以儒经为据点互相补充，主张在儒学内部进行调和，并提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

前期清朝的书院只注重考课而非讲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与实际脱节，因此他开始引导书院讲学，提出：“经义以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

他主张书院教育培养“体用兼备”人才，“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

2.中期洋务教育思想。

中法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之洞的教育思想逐渐转化为“中体西用”。

他主张将国外的教育方式与旧的科技制度相结合，这一阶段的教育思想被称为典型的洋务教育思想。

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开始意识到“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落，也不能使国家致富，他的教育思想开始由“经世”向“中体西用”转变。

所谓的“中体西用”就是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封建体制不变，学习西方的技术取长补短，增强自身国力，弥补封建体制的不足。

中体西用摘要：晚清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

与大刀长矛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不断遭受冲击。

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各阶层都提出自己的救国之策。

张之洞作为一名统治阶层的封疆大吏，更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尽全力。

而从京城清流派到地方大员的角色转化，让张之洞更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

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主张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简言之就是“中体西用”。

关键词：中体西用张之洞变革之道一八九八年三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并印行出版。

针对康梁以古托今的改革方案及顽固派极力反对变法的态度，张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有调和意味的改革方案。

他主张变法，但是有自己的限度。

他认为守旧派与改革派都走进了极端“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本亡。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1]，因而社会思想被搅得一塌糊涂，旧者“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新者“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而新旧两派相互攻击“交相为愈”，各种学说使知识分子摇摆不定，“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由此使得上下不同心，可能会造成祸乱。

“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2]为使变法新政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使知识分子端正思想，他由此作《劝学篇》。

《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3]内篇9章讲“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等”，外篇15章讲兴学校，变科举，译书等以开风气。

全文的宗旨是通常所说的“中体西用”。

这一思想在近代广受争议，守旧派自大，不通外情，认为中国文武之道皆善，不必学习西方，因而反对他；激进者认为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是为维护纲常名教，阻碍中国的发展，《劝学篇》是历史的倒退。

然而作为一种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模式，“中体西用”并非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所是。

作为一个系统的学习西方的纲领，“中体西用”并非张之洞所创。

论中体西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摆脱这种困局，维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此时的洋务派应运而生。

一场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接踵而至。

其中洋务派人士提出的“中体西用”观念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顾名思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体”，即根本的意思。

“用”，即具体的措施。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中体西用思想反应了维护清朝统治集团的官员积极营救清政府的想法。

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这种想法在思维方式上是正确的，此后各级官员运用西学的策略也是为摆脱当时困局所必须做的。

中体西用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虽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中体西用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的积极影响。

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曾国藩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从70年代开始，李鸿章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左宗棠在此间办兰州制造局、办兰州织呢局、创办福州船政局；张之洞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体西用期间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在政治方面，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

论张之洞教育思想那个时候，正是清朝廷势力陵夷，列强相继迫害的时期。

张之洞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治学，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仕途生活，逐渐成为清末维持封建统治的重臣，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为人有大略，为学以通经致用为主，尤其喜欢研究当时政治及国际形势。

张之洞曾担任清朝的重要官职，又长期管理文化教育事务。

1907 年任军机大臣，管理学部事务，总揽了了全国教育大权。

张之洞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也力图纠正空疏腐化的学分。

虽然他本人正是遵循着“读书-科举-为官”的公式步入仕途，但他并不满意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

他认为为学者必须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和纲常名教，这是永远不能动摇的，但必须能经世致用，注重实学。

他认真整顿学分，使生员“端品行，务实学” ，奖赏品德端正，讲求实学者；劣者便予革黜。

张之洞的主张还体现在他主持创办的多所书院中。

张之洞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任何等官职，都不忘整顿教育，中心是教育学生以忠孝为本，认真攻读儒家经传，并且还要经世致用，有效地孝忠于皇朝。

张之洞主持兴办了许多洋务学堂。

他办的新式学堂门类还超过了早期洋务派李鸿章、左宗棠等人。

在实业学堂方面，不但注意了军事技术的需要，而且涉及发展国民经济的很多门类，如农业，商业等，注意了培养民用工、商、农方面的人才，办理各种类别的师范教育，更有利于新教育兴起以后对教员的急需。

他还积极地办理留学教育。

面对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已经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局势，他特别训诫留学生不得沾染新思想， 要求他们要念念不忘君、 不 忘亲、不忘圣。

他还亲自拟定“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 ，可见其用心。

要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就必须取缔旧的制度， 即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 传统教育制度。

张之洞最了解科举考试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积极主 张改革，废除科举。

1901 年他与刘坤一联合上书请求递减科举中额， 建议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将科举减下的名额作为“学堂取士之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