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村治理体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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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者:龙文军来源:《农村工作通讯》 2017年第22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自治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德治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体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道路,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加强村民自治路径探索。
紧紧围绕“自治”的目标,建立健全村级班子建设新机制,切实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和监督权。
规范各项民主决策机制,保障村民享有充分的决策权和参与权。
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广大村民的知情权。
加快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努力走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子,大大降低农村社会运行成本。
第二,不断强化农村法治工作。
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农民法律素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村干部抓起,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
在引导农民依法维权和信访过程中,增强广大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培养农民契约自由、依法办事、公平竞争等习惯,引导农民依法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依法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第三,加强农村德治宣传鼓励。
要鼓励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有能力有爱心的善人,尽心竭力地服务村民造福桑梓,凭借他们热爱农村关心村民的满腔热忱和实际行动,形成乡村治理强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不断培育道德模范典型,加强典型示范,强化标杆引领,推动行为自觉,努力开创道德建设新局面,让“德治”激励村民守住乡情,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整理人:王佳星朱文馨)。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的重要战略,是国家发展全局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如何构建呢?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基层组织的建设。
乡村振兴需要依托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等基层组织,通过强化组织建设,推动村民自治,实现村民自治与依法治理相结合。
只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才能确保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二、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除了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委会外,乡村振兴还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
可以引入农民合作社、妇女组织、青年志愿者团等组织,形成多方合作、多元治理的局面,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三、强化政府引导和监督政府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当加强对社会治理的引导和监督。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推动各方共同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确保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
四、促进农村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应该促进农村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强化合作机制,推动农村社会资源的有机组合,实现资源的多元化利用和增值。
五、推动乡村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推动乡村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
可以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
六、强化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也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可以通过建立村务公开平台、开通网络服务渠道等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农村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
七、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还要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
可以通过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支持乡村文化活动等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明的持续发展。
八、加强社会治理队伍建设乡村振兴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社会治理队伍作为保障。
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全面建设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为了更好地构建健全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需要采取综合多样的措施,构建起一套科学有效的农村管理体系。
以下将结合相关实践经验,从多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强化基层自治基层自治是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的基础。
要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推动村民自治规范化、法制化发展。
村级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要发挥更大作用,促进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机制建设。
二、规范村级组织运行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要依法规范村级组织运行,确保村级组织合法权益。
要建立村级组织运行规范、透明、公开、有序的机制,健全村规民约,完善村务公开和村民参与机制,实行村规民约、自治条例等规范化建设。
三、强化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要加强社区建设,完善社区自治机制。
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加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规范化。
四、促进信息化智能化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加快推进信息化智能化与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的融合。
建立农村信息化平台,构建信息共享、数据归集与管理、实时监测预警、智能决策的体系,提升信息化技术在农村社会治理的应用水平。
五、推动乡村法治建设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石,要推动乡村法治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相结合。
建立健全农村法治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推广乡村律师、法律志愿者制度,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促进全民法治意识的提升。
六、提升农村社会管理能力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建设要注重提升农村社会管理能力,培养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人才队伍。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从业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七、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乡村治理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要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体系。
建立乡村治理智库,开展乡村治理研究,推动乡村治理创新,促进农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从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实践探索等方面,探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
一、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乡村治理体系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农民等多方参与,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局面。
首先,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加强对乡村治理的组织和协调。
其次,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农民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等,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提供公共服务。
最后,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当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乡村治理能力包括政府的管理能力、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以及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
政府应当加强乡村治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社会组织应当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农民则应当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只有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共同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实践探索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地都在进行不同的实践探索。
例如,有的地方通过推行“村民自治、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这种方式充分发挥了村民的主体作用,政府则提供相应的政策和支持,市场则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另外,一些地方通过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形象和品质。
这种方式通过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了乡村振兴。
这些实践探索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总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
要构建一个有机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的合作与协调。
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当前的一项重大战略,其关键在于农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农村治理是指通过制度、政策等方式来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而乡村建设则是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下面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一、加强农村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农村治理,要构建完善的农村治理体系是关键。
首先,要加强农村基层自治建设,推动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民主决策。
其次,要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与服务意识,确保治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农民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
只有构建健全的农村治理体系,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治理保障。
二、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问题是农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流转问题,实现农民合理利益的保护和农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为此,需要推动土地财政制度改革,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增加收入。
同时,要加强土地承包、流转管理,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发展乡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发展乡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发展种植、养殖等现代农业产业,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其次,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水平,为乡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另外,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金融支持和便利农民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垃圾处理等环保工作。
其次,要推动农村能源结构调整,鼓励农民发展农村清洁能源,减少农村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农民的环保意识,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三治”融合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我国提出了“三治”融合的理念,即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相互融合、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政治治理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
政治治理包括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农村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农村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
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其真正成为百姓的利益代表,保障农民的权益。
同时,要加强城乡政策衔接,促进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农村民主决策方面,要加强村民自治能力,推动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理事会制度在农村地区的落地实施,使村民直接参与决策、监督和管理。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经济治理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支撑。
经济治理包括完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
在农村产业结构方面,要根据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农村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为农民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此外,还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经济的现代化。
最后,社会治理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
社会治理包括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动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
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服务水平,使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的社会服务。
同时,要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动居民自治和组织管理相结合,构建起既能够自我约束又能够有效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
构建现代农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新思路随着农村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村治理工作也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如何提升现代农村治理效能,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构建现代农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新思路。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现代农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建立起稳定、高效的基层组织。
首先,要加强村委会的能力建设,提高其服务和管理水平,增强农民自治的能力。
其次,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最后,要完善农村社区发展体系,建立起涵盖农村所有居民的社区组织网络。
二、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培养现代农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村治理队伍。
要加强乡村治理能力的培养,通过组织培训、拓宽渠道等方式,提高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
同时,还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注重培养其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育一支专业化、高效能的农村治理队伍。
三、推进信息技术与农村治理的融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其与农村治理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农村治理效能。
要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建立农村信息平台,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
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提炼出农村治理的关键问题和策略,实现农村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
四、推动农村治理体制改革现代农村治理改革需要完善相关的机制和体制。
要推动农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县乡村治理权责清单,明确各级政府和农村组织的职责和权限,确保权责统一、分工明确。
同时,要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确保农村治理的公正和透明。
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治理农村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要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推动农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同时,也要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确保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是现代农村治理的重要内容。
要加大投入,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公共服务的水平,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
构建农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思考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为了构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农村治理体系,需要将“三治”融合治理理念融入实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法治治理的有机结合,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本文将对构建农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政府治理政府是推动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在农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治理应该着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政府应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比如农村道路、电力、通讯等。
政府需要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领域的管理,保障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还要加强环境保护,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政府治理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
政府要加强与农民群众的沟通和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政府还需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更好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农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农村社会的自治和民主。
社会治理要注重充分发挥农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他们的自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从而推动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和水平,让村民更好地参与村务管理和决策。
要推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资源的充分发挥和社会服务的提供。
要加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结合。
要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在社会治理方面,我们需要引导和支持农村群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治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和民主监督。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战略,旨在实现农村全面振兴,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美丽乡村。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及社会组织等多个方面。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
要建立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政府属地管理为主,社区居民自治、居民自治、城市社区社区为辅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
这样可以发挥村民、居民以及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社会管理的引导和监管,确保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规范和公正。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它包括村级社会服务设施、基础教育、卫生服务、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
要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加强农村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公平性。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
农村社会组织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它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组织动力。
要鼓励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和壮大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其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确保其发展方向和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2021年第3期乡村振兴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格局O孙振威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
一、党的十九大以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发展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O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妳2018-2022年)捋相关文件可以看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发展。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新发展阶段下构建党领导的“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亟需认清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寻找新出路。
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困境(一)乡村空心化严重,村民自治主体地位缺失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乡村人才、资金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最终导致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
近些年随着“三权分置”、土地流转等便民利民土地政策的相继实施,乡村中大量富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得到解放。
随着土地成本上升、生活压力加大,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年选择城市作为自己新的归属地,乡村中留下的多是老人。
在目前乡村自治中,村民作为乡村自治的主体,存在公民意识不强、对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留守的村民普遍存在年龄大、知识水平低等问题,加之近年来乡村精英人才流失严重,导致村民自治主体地位缺失,党组织领导的基层自治工作难以有序开展、乡村治理效能难以有效发挥。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乡村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
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则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向,旨在激发乡村社会组织参与、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政府、农民和市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制度化。
本文将围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展开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和对策措施。
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即强调政府、农民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共同管理与共同分享。
共建,指政府和农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适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模式。
共治,指政府和农民共同管理乡村事务,实现政府和农民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共享,指政府和农民共同分享乡村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要求政府转变观念,积极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培育和支持乡村治理参与主体,激发农民和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形成政府主导、农民自主、市场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以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制度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治理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具有以下几点必要性。
1. 适应乡村发展需要。
随着农业现代化、产业转型和乡村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农民和市场主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来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协同推动乡村振兴。
2. 提高治理效能。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能够充分调动政府、农民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治理的效能和可持续性。
3. 促进社会平衡发展。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下,政府、农民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乡村的平衡发展。
2. 加强乡村社会组织建设。
鼓励和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社、村级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各类乡村社会组织,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为农民提供服务保障。
3. 增加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
鼓励农民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参与乡村事务,建立农民代表、农民议事会等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亟待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以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是指通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农民和市场主体等多方参与、共同协商、共建共治、共享成果的乡村治理模式。
这一模式强调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性,促进各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实现乡村治理的合力和整体效应。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治。
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应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促进乡村治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政府还应该为农村社区提供合适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帮助农村社区提高自治能力,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
坚持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双重驱动。
在乡村治理中,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增强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服务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化。
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双重驱动,能够更好地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创新力,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坚持法治化和德治化相结合。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它对于乡村治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不可替代。
要加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规范和规范乡村治理的行为,维护乡村治理的秩序和稳定。
要注重德治化,加强乡村道德建设,培育农村社会的文明乡风和良好伦理风尚,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坚持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要充分尊重各方面的利益,实现利益共享。
政府、市场主体、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应该在乡村治理中平等参与,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要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风险共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大连干部学刊2020年第10期论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建构路径韩园园,孔德永(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摘要: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被放入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存在着制度碎片化、制度供给不足、制度运行不顺畅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剖析其根源。
新时代乡村治理制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制度配套不完善、制度设计未能以农民为中心、乡村治理体制与机制存在短板等原因造成的。
鉴于此,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必须采取完善制度体系、设计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健全党领导农村的工作制度等对策。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中图分类号:D693.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83(2020)10-0012-0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咱25201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的制度体系”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作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一、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内涵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关系着我国基本矛盾的解决”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离不开制度的制约,离不开各种制度所形成的制度体系的构建”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作为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复合词,具有三者综合的内涵,必须从把握制度入手,把握好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内涵”(一)制度与制度体系的内涵关于“制度”,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乡村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乡村治理的概念、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和措施等方面来探讨这一议题。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乡村治理是指在乡村地区,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依靠政府、农民和社会力量等多方参与,加强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和运作。
乡村治理是一种基于乡村特点和需求,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二、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乡村治理体系应包括政府组织体系、基层自治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市场机制等组成部分。
政府组织体系应加强乡村治理的规范性和引导性,基层自治组织体系应促进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社会组织体系应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市场机制应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发挥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应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素质等方面。
政府应转变治理方式,由单一的指令性管理向规范化、科学化的服务导向转变;农村产业升级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和农民收入的关键,要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是保障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基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农民素质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要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和技能提升。
四、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主体,转变政府职能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政府应由过去的单一指挥转变为服务导向,加大对乡村公共服务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政府应加强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引导和扶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条件,激发农民的创业创新活力。
五、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农村产业升级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和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ECONOMIC RESEARCH GUIDE2021年第18期No.18袁2021经济研究导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其中将“三治”相结合的这一做法不仅是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也是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为构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如乡村治理体系落后、治理水平有待提高、治理方法有待完善等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乡村治理水平要想得到提升,必须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是指为了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而采取通过政府、村民、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精英等多元协商,实现乡村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
“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要将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结合,以德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自治为根本,构建我国特有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乡村自治不仅可以确保基层组织能够参与社会事务,在组织决策中体现公平的原则,而且可以在乡村治理中形成多元的治理主体,确保各个主体之间形成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从而进一步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
现代社会乡村治理中的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用法律来维护乡村秩序、维护村民权益,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
德治和法治、自治不同,德治比较重视乡村中的村规民约,重视在乡村中道德以及伦理的力量。
“面子”“人情”成为德治的代表,德治为乡村治理的“善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治、法治和德治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建构乡村治理体系。
用自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高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这是核心;用法治保障农村社会基本秩序,为乡村善治提供基础性保障,这是基础;用德治教化人心,营造良好乡村治理氛围,是乡村善治的重要支撑。
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用道德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德治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使他们将道德规范转变成为自觉行动,从而减少社会运行中的法律、行政成本。
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渐渐地失去了效力,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正逐渐被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去。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机制,提高治理的绩效,必须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渠道有效地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和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1、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管理的过程,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一个领域。
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
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
任艳妮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
房正宏认为,乡村治理场域至少存在三方治理主体,即基层国家政权(乡镇政府)、地方精英、村民委员会(民众)。
2、强调乡村治理的功能和目的。
很多学者从功能作用的角度来界定乡村治理,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良好和谐秩序管理目的的重要路径选择。
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张春华认为,乡村社会治理就是要把农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村政治的良性发展模式。
郭正林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把乡村的事务管理好。
3、强调乡村治理的过程。
王晶晶等认为,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游祥斌认为,乡村治理是通过培育具有自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
吴毅认为,乡村治理的涵义包含着国家权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在乡村地域中的配置、运作、互动及其变化。
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之一。
本文将从乡村治理的概念、目标、原则以及实施措施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提供参考和指导。
一、概念乡村治理是指在农村地区,通过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以法治为基础,以社会共治为主要方式,推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过程。
二、目标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的目标是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
三、原则1.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2. 法治为基础:依法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乡村法规制度,加强乡村法治建设,提高乡村治理的规范化水平。
3. 全面参与:鼓励农民、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乡村治理,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4. 综合施策:注重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实现全面发展。
5. 突出特色:因地制宜,注重发挥乡村特色资源和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四、实施措施1.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农村基层自治机制,提升农民自治能力和居民自治水平。
2. 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制定完善农村法规制度,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3.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支持力度,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
4. 优化乡村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
5. 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农村生态建设,实施农田水利工程,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
6.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农村社会组织等,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合作。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措施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构建健全高效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十个方面阐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措施。
一、明确职责权限。
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明确权力运行的边界。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权责清单,明确每个农村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具体职责。
二、加强组织建设。
要建立一支适应基层治理需要、素质优良的基层干部队伍。
可以通过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干部的能力水平和治理水平。
三、提升信息化水平。
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农村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
通过建设农村基层治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流通,提高农村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法治化建设。
要建立健全法制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法制建设。
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提高农村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五、健全民主决策机制。
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建立有效的农村居民参与决策的机制。
可以通过举办公民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加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提高基层治理的民主性和公正性。
六、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要鼓励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可以通过设立基金会、协会等机构,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的多元性和创新性。
七、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可以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开展法律常识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的社会素质和参与意识。
八、健全激励机制。
要加强激励机制的建设,推动农村基层干部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可以通过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设立奖励机制等方式,激励基层干部为农村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九、加强监督机制。
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监督和评估。
构建五大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强则国强,农村美则国美,农民富则国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五大体系,即产业发展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生态环保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乡村治理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路径和保障。
产业发展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支撑。
农业产业的发展,关乎农民的收入,关乎农村经济的繁荣。
要推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就需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同时,要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例如,某些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发展出了特色水果产业,通过科学种植和精细管理,不仅水果品质优良,而且市场售价高,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除了传统农业,还应积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
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比如,一些乡村利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开发了农家乐、民俗村等旅游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度假,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农村电商的兴起,也为农产品的销售开辟了新渠道,让农产品能够更加便捷地走向市场,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农民收益。
基础设施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
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村发展的后劲。
要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建设,实现村村通公路,提高道路的硬化率和通达性,方便农产品的运输和农民的出行。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提高农田的抗灾能力,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
同时,要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保障农村电力供应的稳定和安全。
加强农村通信网络建设,实现宽带网络全覆盖,让农民能够享受到便捷的信息服务。
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
要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力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现代农村治理体制的构建吴理财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
“县政、乡派、村治”是符合后税费时代农村治理需要的一种较好的制度选择。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农村基层政府无论如何改革,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一、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对于农村税费改革和随之进行的乡镇改革,许多人都是从“减负/减人”“增效”角度进行分析的;很显然,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往往很难看出这两项改革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一旦转换一个视角,例如从“治理”的视角来看,或许我们会发现这两项改革对中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然而,即便是从“治理”这个维度来考察,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关切点的不同而得出迥乎相异的评判。
例如,对于农村税费改革这种“税费合并、摊税入亩”式改革,有学者就引用钱穆先生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对农村社会治理发展的某种担忧:“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
一个国民,只要没有田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看重轻摇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另有学者则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各项近代化/现代化事业的建设都依赖于向农民收费、征税来解决原始资本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收费、征税,导致了基层社会“官”“民”的对立和“草根”社会“吏治”的劣化,从而加剧了中国农民问题的恶化和中国乡村社会的落后;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农村税费改革乃至最终取消向农民收费征税,是否预示着我国农村基层社会“吏治”的根本性好转而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之所以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主要还是因为这些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乡村治理的“结构”层面;如果从乡村治理的结构转型来观察,将会注意到农村税费改革和相应进行的乡镇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后税费时代”,中国农村政治社会正在悄然地发生着结构性变化。
(一)农村枕费改革之前的乡村治理众所周知,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乡村的治理结构—如果仍然认为那时也是一种“治理”的话—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行政覆盖社会”式治理结构。
图6-1是当时一种简约化的乡村治理图式。
尽管早在1980年代初期,几乎与“撤社建乡”同时,中央就要求在村一级建立“村委会”组织:但是,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普遍推行却是在2000年前后。
2000年恰好是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省试点的头一年,在随后3}4年内,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并且农民的税费负担逐年减少,到了2006年初,全国所有省份都取消了对农民征收农业税。
这也就是说,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村级组织(尽管有许多地方已经改称为“村委会,’)基本上仍然是乡镇政府直属的一级行政组织,执行着乡镇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例如农民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甚至计划生产(包括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同时,乡镇政府也把村级组织理所当然地纳入自身的“目标考核”体系。
简单地说,这个时候的村级组织与乡镇政府是“一体”的,还没有从乡镇政府这个管理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组织。
原本应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乡镇(直属)站所等事业单位,也日益沦为一种准官僚组织(其员工也具有“国家干部”身份),成为农村基层政府的附属机构,它们更主要的是“围绕着政府‘中心’工作来转”,也就是向农民收费征税、配合乡镇政府搞计划生育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从组织学角度来看,这些站所无疑是乡镇政府内部组织的“部门”。
乡镇站所和村级组织被乡镇政府所“内部化”,实际上是社会国家化、行政覆盖社会式权威治理的一个逻辑结果。
因此,在这种权威治理结构中,(乡镇)政府与分散的农户(或农民)之间是一种面对面的直接关系。
虽然,乡镇站所和“村委会”被乡镇政府“内部化”,节约了它们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在另一方面大大地增加了乡镇政府与分散的农户(或农民)打交道的“成本”。
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农民税费的征缴工作,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动员包括乡镇站所、村组干部(甚至中小学校的教师)在内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村委会”和站所的“内部化”、行政化过程、以及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这种对立和冲突通常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程序性层面,二是合法性层面。
所谓程序性层面的对立和冲突,是乡镇政府往往采取粗暴的手段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费;所谓合法性层面的对立和冲突,是从农民头上征收上来的税费不是(或不主要是)用于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用来养活“官僚”机构。
以致一些机构一方面倚赖于向农民收费度日,另一方面却是农村基层政府倚赖于它们向农民收费征税。
正是由于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和扩大,导致了一些农村地区频频出现治理性危机,使中央下决心彻底改变农村的税赋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农村税费改革。
(二)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农村税费改革推动了乡村关系的根本性转型,乡村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农村税费改革在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也极大地缓解了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税费的“目标考核”压力,在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农民主动上门向政府纳税的场面。
随着农业税的进一步取消,乡村关系继续维持支配性关系,己经没有必要了;而且,乡镇政府还会一改常态,要求积极地推行村民自治。
这并非笔者一厢情愿的憧憬,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现实,只是这种改变是悄然地,不易被人发现而已。
但是,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会感受到这种变化。
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村委会民主选举不但得到实质性发展,村党支部也在不断扩大村民的民主选择范围,个别地方甚至开始了村党支部的直选;在村务决策、村务管理乃至监督上,诸如村民“听证会”、“民主议政会”、“公决制”、“两会制”等各种形式的民主治理机制,在一些农村地区盛行。
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一级的“两票制”选举、“公推直选”甚至比较大范围的乡镇领导人直选,也在各地次第试点、推行。
在这种新的情势下,不但维持支配性乡村关系己无必要,而且,乡镇政府本身出现了日常运转的“危机”,它已经没有更多的资源用来维持这种支配性关系。
从“乡政”自身的角度而言,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乡村之间的支配性关系,如今己不再符合它的利益要求了。
很显然,维持这一支配性关系,是需要“成本”的,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不再有利于“乡政”的利益计算。
因为除了付出“成本”以外,从这个关系体制中几乎不再有什么“收益”可言了。
相反地,“乡政”还因为“守土之责”而不得不对农村公共品(包括社会秩序在内)生产进行一定的投入,以保障它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合法性。
正是基于农村必要公共品的生产要求以及“原子化”农民不具有合作能力,有学者认为必须加大“乡政”对“村治”的“干预”力度。
可是,问题却是,这个时候的“乡政”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或资源)、以及它是否愿意进行“干预”“村治”事务?也正是因为“乡政”对“村治”进行“干预”不但没有足够的能力,而且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积极性,所以它才彻底改变往常的态度积极支持推行“村民自治”,因为在现今这种情况下,推行“村民自治”己符合它治理的需要和利益要求。
如果,村民真的能够依靠“村治”,实现一个村庄的“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 )“乡政”落得一身轻松,它何乐而不为呢?即便这个“村治”尚不足以进行“自我治理”,“乡政”依赖与“村治”(或农民)的合作,也可以极大地减少治理的“成本,’当前许多农村的现实情况是:一厢情愿地依赖“村治”来实现乡村治理(包括公共品的生产)是不大可行的;一厢情愿地依靠“乡政”来提供农村公共品、或者依靠它来促进农民的合作,也几乎是不大可行的。
最好的办法,同时也是符合“乡政”利益的办法,则是一方面积极推行“村民自治”,另一方面积极跟村民自治组织合作,共同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
与此同时,乡镇自身的改革也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不断深入,从一开始的“机构改革”进一步发展到“体制改革”,从湖北等地的乡镇改革中,可以初见农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如下端倪: (1)乡镇站所从乡镇政府中分离出来,成为企业或社会性组织,并且这些组织与乡镇政府之间建立了“契约治理”关系;同时,(2)这些企业和社会性组织与农民(农户)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平等的市场性服务关系;(3)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开始按照有关法律,界定各自的治理范围;(乡镇)政府不再与分散的农民〔农户)直接“打交道”(如图6-2所示),建立了一种多元的、间接治理关系。
不过,要想在我国农村地区真正地建立这样的治理图式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还是一个初步的图景。
(三)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特点如果农村的治理结构正如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的那样向前发展(即图6-1、图6-2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将具有双边治理、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等特点:1、双边治理。
如前所述,如果说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也是一种治理型式的话,那时的农村治理是比较典型的政府单边治理,或者说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权威治理①,即治理的规则完全由政府单方面制定(通俗地说,是由政府说了算),而且政府的治权几乎是不受约束或无所不能的,即便存在所谓的乡村社会(civic society ),它也是受政府所统辖(government ) ,覆盖。
后税费时代,虽然乡村社会依然不够成熟,它的自主性仍然不够强、自治能力也还很弱,但是,政府不可能再“包揽一切”了,它需要与乡村社会合作,共同进行治理。
后税费时代的双边治理不但表现在“国家”(state )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重塑上,而且也具体地体现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这样的社区性自治组织之间、以及它与企业和其它各种社会性组织之间关系的构建上。
农村基层的治理(包括公共产品的生产)将更多地依赖基层政府与这些社区性、企业性和社会性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合作和互相规约。
2、多元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权威治理”,实质上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由政府控制着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这个主体只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其它的公共组织。
诚如徐勇所言,“传统治理模式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
其深刻根源在于公共权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对稀缺性的权力资源(如土地、资本等)的垄断性占有所获取,而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各种社区性、企业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成熟,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个时候的农村治理,“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②,其“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也就是说,除了政府这个治理主体之外,还存在其它的治理主体(如村民自治组织、企业和公民团体等),即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由它们共同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