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虐待罪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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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虐待儿童行为的危害及其刑法应对虐待儿童行为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我国也不能幸免。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强。
”对儿童的侵害,就相当于把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扼杀在摇篮中,只有实现了儿童全面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才能保证国家未来的希望,所以应该着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各种权益。
随着近些年来虐待儿童的案件数量大幅上涨,我国为解决虐待儿童的问题,同时积极响应了学术界的意见也为满足社会群众的强烈需求,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完善了虐待罪并增加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对虐待罪的修改彰显了刑法的保护理念,保护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虽然虐待罪的修改起到了一定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但由于在立法上还存在局限性,所以虐待儿童行为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为了解决虐待儿童行为的相关问题,首先明确儿童的范围,在年龄上如何界定儿童的范围,然后阐明什么行为构成虐待,进而根据学者和国际上的理论对“虐待儿童”的含义进行分析定性。
再探讨我国虐待幼童案件的现状,得出我国虐待儿童事件频发,虐待儿童的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亲生父母为虐待案件的主力军等现状。
根据在互联网中调查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虐待儿童事件发生所呈现出来的特点表现为虐待方式多样化、虐待的隐蔽性。
针对我国虐待儿童案件发生的特点探讨分析出虐待儿童案件产生的原因,主要从法律的原因、社会上的原因、个体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虐待儿童频发的根本所在。
接下来又进一步说明了虐待行为给儿童带来的各种危害,主要有对儿童身体上心理上的危害、对社会家庭秩序的危害、对儿童相关法益上的危害。
紧接着引出我国针对虐待儿童的刑法规制——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分析两罪的犯罪构成,对比两罪的特点和不同,分析罪名的认定等问题,进而说明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案(九)》的虐待罪、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仍然存在不足,主要存在犯罪主体范围不全面的问题,针对相同虐待行为对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家庭成员以外主体实施的虐待儿童案件设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对精神虐待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对“虐待儿童”的定义缺少明文规定,将虐待罪设置为亲告罪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分析论述。
虐待儿童行为入罪的立法完善近年来各地多有虐待儿童事件发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2017年,从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到现在红极一时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虐待和伤害儿童的行为屡屡发生,令人愤怒不已。
我国的相关行政法等前置法律对虐待儿童行为规制模糊,现行的刑法在特定的虐童行为中又缺乏给予否定评价的能力,在罪名适用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
因此,本文试图分析我国现有法律的不足,通过修正现有刑法条款来完善我国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判定和处罚,希望能为构建虐童防治体系和处罚体系开辟一条新的思路。
标签::虐待儿童罪;立法完善;非家庭成员1.虐待儿童行为概述虐待儿童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虐待儿童行为分为受到刑事处罚、治安法规的处罚和其他行政法规的处罚三个方面。
广义的虐待儿童行为指的是公民侵犯儿童权利的一切行为。
侵犯儿童权利的主体为政府职能部门和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对儿童进行教育时有违反我国《教育法》规定的宗旨,严重阻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应视为虐待儿童。
因此,笔者认为,虐待儿童行为指的是对儿童具有监管义务的人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对儿童的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性的侵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2.我国有关虐待儿童行为的立法现状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国家基本法律,在保障人权包括儿童权利方面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责任,其中针对儿童的犯罪近年来尤其受到社会关注。
《刑法修正案(九)》此次修改虽然未涉及嫖宿幼女罪,但在儿童保护方面也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華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宗旨和原则,从儿童权利和儿童保护的视角,该修正案做出了以下修改:修改了第241 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做出犯罪评价。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将原来“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可以从轻处罚”,但仍应入罪。
这样修改加强了对收买拐卖人口的震慑力度,有利于打击买方市场。
浅析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摘要近些年来,幼儿教师虐待儿童的现象频繁发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
但是,我国刑法针对此类案件时应用捉襟见肘,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我国立法,以有效规制虐待儿童的行为。
论文关键词虐待儿童虐待罪刑法修正案一、案情简介2012年10月24日,浙江温岭发生一起民办幼儿园老师双手拎男童双耳、致其双脚离地的事件,图片中男童表情痛苦,颜某却笑容满面,而颜某拍照仅为了好玩取乐。
有网友还晒出更多照片,证明颜某还有对学生胶带封嘴、蒙脸、倒着置于垃圾桶等多项虐待行为。
相关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当事老师颜某随即被辞退。
温岭市公安局10月25日立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肇事者颜某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0月29日提请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警方经深入侦查,认为涉案当事人颜某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刑事案件,对颜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羁押期限折抵行政拘留。
温岭警方16日依法释放了颜某。
二、我国刑法的困境颜某虐童事件案发后,温岭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当事人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明明是严重的虐童行为,为什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来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呢?网友的困惑也揭示了我国刑法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所面临的尴尬困境。
目前,我国刑法针对此类案件,规定了以下几种罪名:虐待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
以上四种罪名也是目前广大网友对于此案存在的四种处理意见。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适用这些罪名均不符合犯罪构成的要求,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一)虐待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可见,构成本罪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行为主体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成员,即虐待人和被虐待人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收养关系。
如丈夫虐待妻子、父母虐待子女等。
(2)行为人实施了虐待行为。
首先这种虐待行为的在内容上包括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
虐童行为的刑法定性及虐待罪的立法完善作者:石建军田超群来源:《今日湖北·下旬刊》2014年第08期摘要频频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引发社会的关注,暴露了我国刑法对虐童行为刑事处罚上存在法律空白的尴尬境地。
我国现行刑法难以将诸多“虐童”行为合理评价和规制。
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对“虐童”行为规制的应然路径应在于对现有刑法进行修正、完善现有虐待罪的条款、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发挥刑法在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应有作用。
关键词虐童行为虐待罪立法完善一、虐童行为的立法现状我们国家多年来在保障儿童权利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1990年9月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1991年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这些基本上是纲领性的法律,实际操作依据不足,无规制虐童行为的专门立法。
浙江温岭城西街道某幼儿园教师颜某虐待儿童事件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的处罚,而行政处罚、治安处罚对行为人来说威慑力有限。
虐童行为入刑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虐童行为现行刑法的规制分析(一)“寻衅滋事罪说”及其问题浙江温岭城西街道某幼儿园教师颜某虐待儿童事件中,颜某多次对幼儿园学生以胶带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进行虐待,并拍照取乐。
公安机关在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下选择了一种作为“兜底”罪名的的寻衅滋事罪。
这样认定确有不妥,首先,从侵害法益方面看,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
虐待儿童案中的虐待行为是发生在封闭的、人数特定、与社会公共环境较为隔离的教室内,很难归结为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
其次,在客观行为构成要件方面,虽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也包括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以及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等内容,把虐待儿童的行为定性成为寻衅滋事行为,超出国民预测的可能性。
(二)“侮辱罪说”及其反思有学者认为,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侮辱儿童人格尊严和名誉的性质,应以侮辱罪定罪处罚。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徐文文;赵秉志
【期刊名称】《法治研究》
【年(卷),期】2013(075)003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总页数】6页(P103-108)
【作者】徐文文;赵秉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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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虐待罪作者:朱钰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17期关键词虐待行为虐待罪犯罪主体作者简介:朱钰,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法律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6.138(一)虐待罪的概念虐待罪是指对被害人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生病不及时给予治疗,强迫过度劳动等手段经常性、持续性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
(二)虐待罪的构成要件1.犯罪主体。
刑法中规定了虐待罪的主体是家庭成员,依据民法中的家庭成员来判断,应当包括夫妻,直系血亲中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
旁系血親有兄弟姐妹、叔、伯、姑、舅、姨等家庭成员。
此外,父母子女中必然还包括因收养行为形成的养父母子女,因再婚行为形成的继父母子女。
“非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主体,因为《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负有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的犯罪行为,使得福利院、医疗看护机构发生的虐待行为能够入罪并依可依照虐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扩大了虐待罪主体范围。
2.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享有的合法权益,成员间的平等权,家庭成员的人身权,所以是复杂客体。
3.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认识到对受害人的虐待行为会对受害人的身体或者精神上带来痛苦和伤害,却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
至于犯罪动机不会影响定罪。
4.客观方面。
虐待行为表现为长期地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暴力殴打等积极行为,也包括有病不予治疗,不给饭吃等消极行为,时间上具有持续性,次数上有多发性。
所以,偶尔一次的打骂,体罚行为,情节较轻的不会视为虐待罪。
虐待的手段的多种多样,包括对被害人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情节恶劣,被害人一般是儿童、老人、妇女等。
《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虐待儿童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这类行为严重侵犯了儿童的权益,破坏了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威胁。
鉴于虐待儿童行为的严重性,我国刑法对于这类犯罪行为的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分析现行刑法在处理此类案件中的不足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虐待儿童行为的定义与分类虐待儿童行为是指对儿童实施身心摧残、残害或以其他方式严重侵害其权益的行为。
这些行为主要包括身体上的伤害、性侵犯、心理虐待以及忽视等。
其中,虐待行为的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内部的暴力、学校或社会机构的疏忽等。
三、我国刑法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现状目前,我国刑法在处理虐待儿童行为方面已有一定的规定,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遗弃罪等。
然而,由于虐待儿童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行刑法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仍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对于某些轻微虐待行为,刑法规定的处罚力度不够,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同时,对于某些特殊形式的虐待行为,如网络虐童等新型犯罪行为,现行刑法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四、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问题与挑战(一)法律规定的模糊性现行刑法在处理虐待儿童行为时,存在法律规定模糊的问题。
例如,对于虐待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以及处罚力度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差异。
(二)处罚力度不足对于某些轻微虐待行为,现行刑法的处罚力度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这使得一些潜在施暴者认为虐待儿童行为并不会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从而助长了虐待儿童现象的发生。
(三)特殊形式虐待行为的法律空白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如网络虐童等新型犯罪行为。
这些新型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高、传播速度快等特点,给刑法的规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目前,我国刑法对于这些特殊形式的虐待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五、完善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建议(一)明确法律规定首先,应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处罚力度进行明确规定,提高法律规定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关于修改和完善“虐待罪”的立法建议作者:杜娟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06期摘要:“虐童行为”是否入刑、如何入刑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将从主要的三种观点出发,分别进行说明,然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并就此观点提出具体的可适用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虐待罪;适用范围;公诉;自诉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一、当前学术界关于“虐童”入刑的主要观点自“虐童”案件多发以来,来自社会各界的热议也在法律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很多学者都同程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是虐童行为不构成入刑的条件,不应该入刑。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虐童行为大部分造成的人身危害结果都是轻微的,并未达到定罪处罚的危害程度。
且我国现存大量的法律、法规已经对虐童行为加以规制无需再进行专门的刑法规制;第二种观点是虐童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不仅需要入刑还应当单设“虐童”罪加以规制。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虐童行为单独入罪可以在刑法规制时更加准确,同时也能体现出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决心;第三种观点是虐童行为应当入刑,但应通过对刑法中已有的“虐待罪”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从而将“虐童”行为加以规制。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虐待罪中的“虐待”二字与虐童行为中的“虐待”二字从意思上说是一致的,他们在法律规制中也很相近。
笔者认为,首先“虐童”行为的客体均为未成年人而并非成年人,但目前刑法规制的条件都是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规定的,且虐童行为侵害的客体除了身体以外主要是心理伤害,因此第一种观点的认识存在片面和不合理性。
其次,如果贸然增设“虐童罪”,考虑到刑法中已有的“虐待罪”、“遗弃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很可能会造成刑法条文的繁冗或与其他相关罪名的竞合。
因此第二种观点也存在考虑欠妥之处。
最后,笔者认为通过对刑法中已有“虐待罪”的条款进行修改,既可以使虐童行为得以规制,又可以避免刑法滥用,是最为恰当的观点。
浅谈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立法的完善浅谈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立法的完善一、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立法的现状(一)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立法上的空白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立法上依然存在着空白。
比如“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幼师颜艳红通过胶带封嘴、蒙脸、垃圾桶、铲罩头等形式虐童,事发后声称只是为了取乐。
其虐童照片流出后,温岭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颜艳红,随后又因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对其作出15天的行政拘留后给予释放。
这一判决引起了争议。
首先,虐童行为不应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在刑法中归放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因而其犯罪的对象应该是公共秩序。
其次,关于颜艳红的虐童行为最终判处15日的行政拘留,按现行的刑法规定来说,其行为确实未构成犯罪,这一处罚是依法办事的结果。
然而,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就应该给予充分的保护。
关于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存在缺失,相关的立法人员在立法和完善法律的工作上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
(二)虐童行为刑法规制主体适用范围小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关于虐待罪中有一点规定是犯罪的主体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然而虐童的主体除了家庭成员,还有可能是老师。
比如北京幼师国学培训班举办人张红霞就曾经对9岁的女童茜茜进行针扎指甲缝、多次殴打致全身骨折;还有山东聊城一幼儿园男童因没有午休吵闹而被女老师用手和拖鞋虐打学生的脸和头,等等。
面对幼师的这一行为,其结果往往是给予该幼儿园整顿检查和罚款、给予该老师停职、拘留、罚款等处罚。
这样的处罚结果也是令人百感无奈,如果虐待罪跳出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范围,那么关于虐童行为是不是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惩治?(三)虐童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入罪门槛高我们知道,自诉案件需要受害人提出控告。
而对于虐童案件中,儿童作为受害者,由于其没有向法院提起控告的能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就很难给予案件定罪。
处理虐童案件中现行法律的缺陷及完善关于《处理虐童案件中现行法律的缺陷及完善》,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引言2012 年10 月,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虐童案被曝光,当地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施虐者颜某刑事拘留,但最终因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刑事案件,而改为15 日行政拘留。
2015 年4 月的南京虐童案经当地公安部和许多微博大V 在网络上关注并转发,再次引发社会舆论,施虐者李征琴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近些年来,此类虐待儿童案件频频发生,在为受虐儿童予以同情的同时,更多人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
诚然,我国目前的法律在如何处理虐童案件上还存在着很大缺陷,虐童行为是否该入刑,以及入刑后该如何规制,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的激烈讨论。
二、现行法律在处理虐童行案件中的不足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教师法》等都制定有针对儿童的法律条例,《刑法》虽没有单独的虐待儿童罪,但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案件,仍会予以刑事惩罚。
[1]温岭虐童案和南京虐童案的判处结果不同,在此主要围绕前者展开讨论。
笔者认为颜某的行为涉及几项罪名,仅用寻衅滋事罪不能完全概括。
例如,其行为中有辱骂、强迫儿童亲吻,显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
此案件中,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也涉及到了其他几项罪名。
首先是故意伤害罪,颜某施虐主要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自己取乐。
其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短暂性规定。
而且颜某不仅损害了儿童的身体,还摧残到儿童的心理和精神,所以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其次是侮辱罪,第一,颜某的初衷是教训孩子、自己好玩,而不是败坏他人名誉;第二,侮辱罪有其公然性的要求,而颜某多是在封闭的教室施虐,且旁观者较少;第三,侮辱罪针对的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但对于严重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第四,处理的侮辱罪,需要被害人或其监护人向司法机关主动提起告诉,后者才能介入。
所以,侮辱罪也不合适。
再者是虐待罪,这是和虐童行为较为接近且多数网民比较认同的罪名。
试论我国虐待罪的完善摘要: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虐待行为。
施虐人因害怕虐待行为为人所知而大都选择在封闭环境中施暴,这就使得虐待案件很难被发现。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告诉才处理的例外情形”和“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对减少家庭暴力,打击虐待行为人意义重大,但我国虐待罪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虐待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出台刑法修正案九前后的虐待罪进行了对比,分析了虐待罪现行法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通过对德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虐待罪立法的借鉴,笔者提出了完善我国虐待罪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虐待罪;刑法修正案九;完善建议近年来,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让很多以往不曾见光的社会丑陋现象暴露在公众视野下,家暴、虐待就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虐待事件都发生在家庭、学校、医院、办公室等封闭环境中,施虐人一般会刻意隐藏其施暴行为,通常不会被人发现。
加上,在我国,虐待罪为“亲告罪”,这使得被司法处理的虐待案件数量较之于实际发生的虐待案件数量占比极其微小。
此外,很多受虐者因恐惧等原因不敢报案,导致很多严重的虐待行为仅被当做治安案件来处理,施虐者未得到应有的“刑”罚。
我们通过网络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家暴。
尽管刑九修正案对虐待罪进行了修改,但现行虐待罪在适用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完善。
一、虐待罪概述(一)虐待罪的概念对于虐待罪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观点众多。
比较典型的观点有:1、虐待是施虐人频繁对其家庭成员进行打骂、冻饿、禁闭、有病不给治、逼迫从事过度劳动等,摧残伤害其身体和精神,情节恶劣之行为;2、虐待是指经常以打骂、挨冻挨饿、凌辱、叱骂、有病不给治、逼迫做超体力劳动、任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身体迫害和精神折磨的行为;3、虐待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故意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伤害和折磨其身体或精神的行为;等等。
由此可见,上述观点对于虐待的看法仍局限于刑法第260条之规定,仍将虐待罪限定在家庭成员范围之内。
但我国刑九修正案已将“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纳入虐待罪的主体。
因此,笔者认为,虐待罪是指故意对家庭成员(或负有监护、看护职责者对被监护人)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经常性、持续性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情节恶劣之行为。
(二)虐待罪的构成要件1、犯罪主体因为刑九修正案对虐待罪之主体范围作了修正,笔者就分类分析。
首先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犯罪主体。
对于虐待罪之主体,各国立法规定差异巨大,以美国的范围最大最广泛,其虐待罪主体不仅包括父母、儿女、配偶、血亲、姻亲,还涵盖到并无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同居者,甚至同性恋。
新加坡立法有关虐待罪之主体仅限于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
我国刑法中的虐待罪规定了家庭成员,但对家庭成员之范围未作具体说明。
只能依据婚姻法中的家庭成员来判断。
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继父母、子女、继子女等因婚姻产生的家庭成员当然地属于虐待罪的犯罪主体。
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兄、弟、姐、妹、伯、叔、姑、舅、姨等家庭成员也属于虐待罪的犯罪主体。
此外,因收养行为形成的继父母继子女关系,这种情况下共同生活的成员可以成为虐待行为的对象,因此,继父母、继子女也属虐待罪的犯罪主体。
其次,“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犯罪主体。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的违法犯罪情形。
这一规定使发生在福利院、医疗看护机构的虐待行为得以入罪且能够以虐待罪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让传统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父母对年幼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因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直接履行。
因此,人们通过建立合同关系的方式将自己难以直接行使的权利和义务转移给了合同的相对人,由合同相对人提供服务或履行义务。
这样,就使幼儿园教师、服务人员、医护人员等家庭外的人成为了实际上对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负有直接监护、看护义务的人。
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他们也属虐待罪主体范围。
综上,家庭成员间的传统虐待罪和新增加的监护、看护人虐待罪在主体上共有的特征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身份依附性和生存依赖关系。
因此可以说,在现有刑法体系内仅在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具有人身或者职务的依附性或者相关性时,才存在定性为虐待罪的空间。
2、犯罪客体关于虐待罪之客体,通说认为是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基本利益,以及家庭成员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权。
相对于亲权而言,虐待罪更应注重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
3、主观方面理论界普遍认为该罪的主观要件应为故意,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对受害人的虐待行为可能或一定会对受害人的身体或者精神上带来巨大痛苦的结果,而仍然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在虐待罪基本犯罪构成的范围内,虐待罪的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形下,应当且有必要规定为过失心态导致,以便于在造成重伤或死亡结果时,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明确罪数。
4、客观方面“虐待”从字面意思上看,是暴虐或酷虐地对待,即以不健康的方式或以野蛮、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
具体说来,虐待就是一种行为,该行为会造成受虐者身体的损伤和内心的惶恐,迫使受虐者不能按其自己的意愿行事,或逼迫他人以违反常理的方式做事。
虐待通常包涵长期地对他人进行威胁、恐吓、人身暴力、性暴力、情感虐待和经济剥夺的行为等等。
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传统虐待罪中规定的虐待行为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长期以打骂、冻饿、有病不予治疗、强迫劳动等手段,从精神和肉体上对其进行摧残,情节恶劣的行为”。
笔者认为,可从虐待行为的特征、虐待行为方式两方面对其客观方面进行描述。
首先,虐待行为的特征。
一是隐蔽性。
虐待行为经常发生于相对封闭的内部场所,如家庭、医疗机构、学校内部等等。
如果受害人或者知情的人员出于各种原因保持沉默不对外告诉的话,外界的人是很难知道是否发生了虐待行为。
二是持续性、经常性。
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要求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频率上的多发性。
在一个时间长度内一方对另一方一贯地、连续不断地实施虐待行为才可能构成虐待罪。
偶然的厮打、赶出家门、体罚等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虐待罪。
三是主体的特殊性。
传统虐待罪的主体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主体。
这些新增加的主体主要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他们若对其监护的对象实施了相当程度的虐待行为,同样可以用刑法来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四是手段的多样性。
虐待行为一般表现为对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如殴打、捆绑、针扎、火烫、体罚等肉体上的虐待和侮辱人格、讽刺、咒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等精神上的折磨。
虐待行为多以作为形式表现,但也可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虐待,如故意不给治病导致严重后果等。
五是行为类型的复杂性。
虐待的对象一般为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成员,他们或是在身体状态上处于弱势,或在经济上不能够独立,无法单纯靠自己生存,性格怯懦胆小,对施虐者的暴力行径默不作声,不敢反抗。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构成传统虐待罪的行为一般有以下五类:其一、夫妻间的虐待;其二、婆婆虐待儿媳;其三、父母虐待儿女;其四、子女虐待父母;其五、儿媳虐待公公婆婆婆、女婿虐待岳父岳母;还有一些特别的虐待行为,如:邻居虐待邻居;同学虐待同学;老年公寓人员虐待老人;家政服务人员虐待被照看人员;精神病医院人员虐待病人;康复老师虐待特殊孩子;“嫖客”虐待“小姐”;雇主虐待保姆等等。
其次,虐待罪的行为方式。
一是肉体上的虐待。
此种类型的虐待行为侵害的主要是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
传统虐待行为主要指行为人用种种不合理甚至暴力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身体虐待,具体表现为殴打辱骂、强迫超体力劳动、冻饿、有病不给医、不许自由出入等。
就殴打而言,行为人一般对行为对象拳打脚踢,甚至利用伤害性器具对行为对象进行殴打,但这种伤害强度不应很大,因为如若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果,该行为就不应该由虐待罪来规范定性了;强迫体力劳动则是指行为人强迫行为对象从事强度明显是被害人体力所不能承受的劳动;对于冻饿、不给饭吃的行为应当在具有相对严重结果时才能予以处罚,若是偶尔的几次则不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有病不给就医构成虐待罪的,则要求同时满足行为人具有提供医疗费用的能力和受害人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两个条件。
二是性虐待。
司法实务中的性虐待案件常有发生,在理论界也逐渐引起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性虐待是指行为人故意进攻对方的性器官,强迫对方与其发生性接触、性关系的行为。
性虐待以向性爱对象施加暴力行为作为使自己性兴奋的方式。
性虐待与虐恋(SM)最大的区别为被性虐待的受害人主观上不愿意而又不能或不敢反抗行为人的性虐待行为。
如果情侣或夫妻之间一方长期对另一方进行性暴力或性虐待,此时就不能认为是情侣或夫妻间的正常性生活,就会因长期实施性虐待触犯虐待罪,进入刑事法律的处罚范围。
性虐待侵犯了对方的性自由,给受虐对象造成身体上的痛苦,也伴随精神上的折磨。
国际上都将其界定为家暴的一种表现形式,长期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罪,长期的性虐待也应当评价为虐待罪。
三是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是指采用语言的、非身体行为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精神方面的折磨和摧残,通常表现为家庭冷暴力。
传统观念认为虐待行为仅仅包括对身体的伤害这一种形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权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国家对公民精神层面需求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不断加深。
现如今,精神虐待行为被人们称作“冷暴力”,是消极情绪催生行为的外在表现,同时作为虐待行为的方式之一已经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可。
长期地对家庭成员漠视、强迫其做不合理行为,情节恶劣的,可以认定为虐待罪。
虽然精神虐待不见伤疤不见滴血,但其实危害极大。
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虐待不易查实,难以举证,且现行法律对精神损伤没有规定统一明确的标准,不能对精神伤害的轻重进行准确的定位。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将精神虐待定性为虐待罪的行为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精神虐待却是虐待罪中不能缺少的行为表现方式。
精神虐待的发生率高、危害性大,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对于精神虐待行为有对其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
二、《刑法修正案九》前后虐待罪的相关规定(一)《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对虐待罪的相关规定从中国传统社会至今,家本位思想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主导地位。
在古代,统治阶层利用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来操纵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古代国家政权将破坏家族内部和谐的虐待行为的管制权赋予宗族,承认宗族的司法权。
在宗族司法环境的社会中,家族成员之间存在的精神上、身体上的虐待行为都被当成内部的事务,自行处理解决。
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宗族的逐步衰落乃至消亡导致了家族内部犯罪行为的管制出现了空缺。
因此,国家开始依据法律来规范家庭内部发生的虐待行为,对跨越了道德规范甚至触犯法律的虐待行为进行刑事制裁,虐待罪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