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PA法案表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_周俊

美国TPA法案表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周俊摘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美国众议员在新TPA法案表决中的投票选择。

以425名众议员为样本，运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和模拟分析。

主要实证结果如下：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和众议员的意识形态都显著影响议员投票，其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议员投票选择上的政党差异；选区经济社会特征对议员投票无显著影响。

实证结果支持“保护待售”模型，但议员们并未完全被金钱支配，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意识观念也在较大程度上左右其投票选择。

研究结论对预测乃至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贸易促进权（TPA）；利益集团；政治捐款；意识形态引言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并使之生效，是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最核心的对外经济政策目标。

为实现该目标，总统须获得国会赋予的“贸易促进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

在TPA的制度框架下，国会授予美国总统与指定贸易伙伴开展贸易协议谈判的自主权，只要总统满足由国会提出的谈判目标和相关要求，国会就无权在立法过程中修改美国政府签订的贸易协议。

可见，TPA制度能增强美国政府对外谈判的可信度，是美国政府顺利开展贸易协议谈判的重要保障。

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底正式宣布美国继续参加小布什政府之前已经加入的TPP谈判。

由于原TPA法案已于2007年到期，奥巴马必须让国会通过新的TPA法案。

他于2013年7月要求国会通过新的TPA法案。

当时，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党鞭等重量级议员明确表示反对，当年11月151名民主党众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声称坚决反对国会通过TPA法案。

奥巴马预料该法案不可能获得通过，因此暂时将之搁置。

在2014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第114届国会的参众两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及众议长都大力支持TPA，这给奥巴马提供了绝佳机会。

于是，奥巴马于2015年1月再次要求国会考虑新的TPA法案。

2015年4月，时任众议院筹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保罗·莱恩引入《两党国会贸易重点和责任法案2015》（编号：H.R.1890）。

2015年5月22日，参议院通过[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便利化的实现路径及机理研究”（7157318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的嵌入与升级研究”（71373168)。

周俊：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215021电子信箱：zhoujun2009@。

-166-了包含“贸易调整援助”（TAA）的TPA法案，但民主党众议员策略性地否决了TAA，从而导致TPA在首轮投票中未获通过。

随后，在众议长博纳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协调与努力下，参众两院将TPA与TAA剥离开来，对TPA进行单独表决。

6月18日，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惊险地通过了TPA法案。

6月24日，TPA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6月29日，奥巴马正式签署法案。

TPA的成功立法减轻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府谈判可信度的担忧，提高了TPP谈判的效率，仅仅3个多月之后参与TPP谈判的12国即达成了基本协议。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几个可能影响众议员TPA法案（H.R.1890）投票表决行为的因素，并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以425名参与投票的众议员为研究样本，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进行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和模拟分析。

本文理论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是最早对TPA法案（H.R.1890）表决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的实证论文；第二，在测量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时，相关研究通常只是统计劳联-产联、美国商会等少数几个社会团体的捐款。

这种做法不仅遗漏了有政策诉求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捐款，而且忽略了行业属性的影响（Beaulieu and Magee，2004），错误地假定美国所有的基层劳动者都反对自由贸易。

因此，以上测量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系数估计和模拟结果的偏差。

本文的捐款数据来自Maplight。

Maplight是一家超党派的、非盈利性的研究机构，它专门披露并追踪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Maplight统计了2000多个对TPA法案明确表达立场的利益集团在2013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对参与投票的425名众议员的捐款数额，统计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第三，本文采用关于众议员意识形态的直接指标“经济自由-保守主义”来测算意识形态对议员投票选择的影响，这种直接测量方法优于间接测量方法。

一些研究（如Baldwin and Magee，2000；李坤望、王孝松，2009）用劳联-产联、美国商会对议员的打分来间接地测算议员的意识形态，该办法主观性强。

Poole and Rosenthal（2007）引入了更客观的评测方法，他们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根据议员在经济问题上的投票史来测算其经济自由-保守主义得分，取值范围在-1（极端自由主义）到+1（极端保守主义）之间。

为降低主观性，本文采用客观性更强的经济自由-保守主义得分来测量议员的意识形态；第四，国内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还很少，本文是为数不多的尝试之一。

本文不仅可以丰富经验证据，而且可以引导学者运用定量方法来分析美国的贸易政策。

从实践角度看，本文依据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剖析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背后的政治性机制和因素，对预测乃至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一、文献述评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是最热门、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其被用于分析政治因素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及结果的影响。

根据政治经济学观点，贸易政策制定者并不总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相反，政治私利常常是影响其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

由于任何一项贸易政策必然在增加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在政策出台前，潜在受益者和受损方都可能会采取措施去推动或阻挠政策的制-167-定。

这样，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对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权衡取舍，通过选择贸易政策来实现政治私利的最大化。

研究者业已构建了不少理论范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类——中间选民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

中间选民理论认为，在直接选举的民主社会中，谋求连任的政策制定者会出台最符合中间选民偏好的政策。

Mayer（1984）指出，每个选民对关税的偏好取决于其各类要素的组合状况，在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的最适关税率就是国家的实际关税率。

利益集团理论探讨的是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手段及其效果。

所谓“利益集团”，是指对某些问题持有相同看法且拥有特殊利益要求（马述忠、李淑玲，2007），能够为了实现政治主张和利益而采取相应行动的社会组织。

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美国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使得利益集团得以渗透到政治领域，它不仅是总统和议员获得民意的政治基础，而且是保障他们在位的经济基础，因此利益集团可以对立法过程及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向政客提供政治捐款（赵可金、朱锦屏，2003）、稿费、演讲费或旅行费用以及信息情报；制造舆论从而影响“民意”；游说“基层”民众，发动他们向议员施加压力；组织游行示威。

通过上述行动，利益集团能获得以下四方面好处：其一，在国会和政府安插“代言人”；其二，“购买”贸易政策。

根据“保护待售”模型（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认为，当权政客不仅关注选民福利，而且关心利益集团提供的捐款，利益集团设定“捐款清单”，而当权政客向利益集团兜售政策影响力；其三，获得议员的隐性服务。

Magee（2002）指出，众议院各委员会的成员会在向他们提供捐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所关心的政策问题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法案的撰写以及其他相关立法活动中提供有偏向性的支持；其四，影响选举结果。

Magee（2002）发现，政治捐款虽对现任议员的续任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挑战者”的选举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近10多年来，美国政治领域出现两党“极化”和选民“分化”（McGhee et al.，2014；张业亮，2008）现象。

在此背景下，政党派别日益影响议员投票。

有研究表明，议员们倾向于支持来自同一政党的总统，反对来自其他政党的总统。

Ma-gee（2010）认为，如果老布什赢得1992年总统大选，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被当时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关于贸易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揭示了政治因素在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贸易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

但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其一，在统计议员所获政治捐款时，相关研究大多只是统计劳联-产联、美国商会等少数几个社会团体的捐款，这导致两大问题，一是遗漏其他利益集团的捐款，二是错误地假定美国基层劳动者全部反对自由贸易，忽略了行业属性的影响。

以上问题必然导致模型系数估计和模拟分析的偏差；其二，已有研究未能明确、客观地测量议员的意识形态，而只是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间接指标（如利益集团对议员的评分）来衡量议员的政策倾向性；其三，国内对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的成果仍属凤毛麟角。

-168-二、关于众议员TPA投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在美国，不同的政策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在设定的制度环境下围绕着贸易政策展开竞争、妥协与联合，这造就了特有的美国贸易政治，并最终左右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项卫星、王冠楠，2015）。

议员和总统共同负责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是最主要的政策供给方。

一般而言，总统需较多地考虑“国家利益”（项卫星、王冠楠，2015），而议员们却往往聚焦在“政治私利”上。

原因如下：第一，两者的选民基础不同。

总统的选民基础非常广泛，因此需关注全国范围内的选民利益，而议员需更多关注其所代表的州（或选区）的利益；第二，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是确定总统历史定位的最重要依据，这促使总统跳出对狭隘利益的关注。

相比而言，单个议员对“国家利益”的影响难以衡量，这减少了议员在追逐“政治私利”时的心理负担。

议员的“政治私利”主要体现为竞选连任。

为了连任，议员须不断积累政治资源，而这些政治资源是议员同总统、利益集团以及公众等外部力量互动博弈的结果。

通常，来自不同外部力量的要求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

议员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议案，都会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同时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进而改变其政治资源。

因此，在面临来自外部的不同利益要求时，议员会根据其对外部力量的感知去进行“适当”的权衡取舍，从而决定投票立场。

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践背景，影响众议员对TPA法案（H.R.1890）所持立场的因素可能包含利益集团的活动、选区选民的政策偏好、总统对议员的影响力以及议员自身的意识形态。

（一）利益集团的活动反对TPA法案的组织主要有以下五类：第一类是维护劳工利益的社会团体，如：劳联-产联（AFL-CIO）、钢铁工人联合会，他们担忧TPP协议对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二类是环保组织，包括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第三类是人权组织，如民主联盟、社会正义联盟，他们担心自贸协议会进一步强化大公司的地位从而加剧社会不公；第四类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团体，如真食物挑战、食品和水质观察；第五类组织代表小型农业生产者，包括家庭农场保卫者、农场和畜牧自由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