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与伊存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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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宫词前赵前赵,匈奴人刘渊所建。
刘渊,左部帅豹之子。
晋永兴元年,据离石僭号称汉,后徙平阳卒。
伪谥光文,改元三(元熙、永凤、河瑞)。
子和立,旋弟聪杀而代之,改元四(光兴、嘉平、建元、麟嘉)。
子粲立,改元(汉昌),为伪司空靳准所杀,族子曜讨准自立,改国号曰赵,徒都长安,改元(光初)。
咸和四年,为石勒所灭。
共五主,凡二十八年。
一寸二分呈玉玺,五宗三祖溯金刀。
秀容早叶鱼龙梦,表表当心见赤毫。
简释《十六国春秋·刘渊传》载,汾水中得玉玺,高一寸二分,方四寸。
文曰“有新保之”,王莽时物也。
得者,因增“渊海光”三字,而献之。
渊以为已瑞,乃大赦境内,改元“河瑞”。
(又)载,元熙元年,十月为坛南郊,即汉王位。
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
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
(又)载,刘豹之妻呼延氏,祈子于龙门,有一白鱼,顶有一角,轩鬐跃鳞,至于祭台,久之乃去。
其夜,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鸡子,光亮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
”醒来告豹,豹曰:“此吉征也。
”自是,十五月而生渊。
及长,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
《太平寰宇记》载,秀容城,即汉时汾阳县城,刘元海所筑。
元海因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自名其城曰“秀容城”。
太保门楣喜气张,六刘联袂入昭阳。
脱簪谏止■仪殿,外辅原资内辅长。
《十六国春秋·刘聪传》载,聪后呼延氏卒,将纳太保刘殷女。
太弟义固谏。
聪以问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对曰:“臣闻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与陛下殊源,纳之何害?!”聪悦,使大鸿胪李宏,拜殷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妃。
又纳殷孙女四人为贵人,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
《十六国春秋·聪后刘氏传》载,刘氏武宣皇后,新兴人。
太保刘殷少女,名娥,字丽华。
聪将起■〈皇鳥〉仪殿于后庭。
廷尉陈元达锁腰切谏,聪怒将斩之。
后闻之,私敕左右停刑。
于是手疏启曰:“今宫室已备,无烦更营。
陛下为妾营殿,而杀谏臣,妾复何面目仰侍中栉,请归死以塞陛下误惑之过!”聪览之,变色,引元达而谢之。
古书的标点问题【教学目的】本节讲授怎样标点文言文。
让学生学习标点文言文的一些基本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给古文标点断句的能力。
【基本理论】何为“句读”?古人是怎样做句读的?【重点难点】培养学生标点古文的能力【教学方法】讲授与实践相结合【所用课时】 2学时【教学内容】一、古文不标点断句的原因1、与书面语产生之初的特点有关:①简略;②和口语一致2、与早期古籍的成书与流传方式有关:①口头流传成书《易经》;②口耳相授流传《诗经》3、与文言语言的特点有关:①对称性——“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
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②多虚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
”《孟子•滕文公上》③节奏鲜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易经•系辞上》④押韵——“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范仲淹《岳阳楼记》)4、与古时的学术风气有关:①训诂之风——“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
”《左传•昭公三年》——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不知其他,唯知齐将为陈氏。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吾弗知绝句。
”②崇古之风二、古人的句读实践1、古代称给文章断句为“句读”:古人很早就重视断句的训练,认为正确断句是读书的基本要求。
《礼记·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
”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
”唐孔引达疏曰:“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
”韩愈在《师说》中也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
”训练学生正确断句,是老师传授知识的一项基本内容。
古人研读经书要自己断句,一句话读完,常在字的旁边加圆圈或打勾,这种地方叫做“句”;一句话没完但需要停顿一下,就在字的下面打个亅(钩),或点个丶(读zhù),叫钩识,或“读”(dòu)。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发布日期:2016-04-15 原文刊于戴卫红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及亭长的职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
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末三国以后,亭制就已消亡。
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魏晋及至以后仍有延续。
笔者以《搜神记》中亭怪故事为起点,以近年来发掘的郴州晋简、长沙走马楼吴简和敦煌《金光明经》卷后题记等出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资料,认为正是由于亭所居于交通要道,作为逆旅之亭,仍然是往来商旅、使者停歇的场所。
邮亭驿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一直存在,不过根据各个政权的实际情况,邮、亭、驿的距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边地具有军事功能的亭候、亭鄣,以及门亭长一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
但是具有治安职能的亭及亭长在东晋时期便已消失;体现汉代治安监察意义的以某亭为中心的亭部在东汉末年、曹魏及前凉时期的文献及出土资料中还存在,但在北朝史料中没有残留。
与之相对应的是亭侯在曹魏、十六国、两晋、南朝还大量被分封,而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政权中,亭侯绝迹。
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的转变及“部”这一监察行政概念的瓦解有关。
关键词亭制亭亭长《搜神记》郴州晋简走马楼吴简亭,《说文解字》:“,民所安定也。
亭有楼,从高省,丁声。
”先秦战国时期边地和内地均设有亭。
边地的亭为军事性目的而设置,多设在诸侯国的边境线上,起瞭望、传报军情、防戍等作用。
内地的亭与军事安全有关,供官吏、公职人员、甚至平民百姓往来食宿之用,备有饮食、住宿设施。
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①]及亭长的职务、性质[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③]而学术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
吴荣曾先生曾推断,汉代的亭并不隶属于乡,其性质是禁盗贼,和掌管民政的乡里不同,和乡是平行关系。
额济纳(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
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
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
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 ,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
论坛实录马怡《扁书试探》今天的讨论是以丝路上重要的站点悬泉置为中心。
我的报告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悬泉置出土的一件重要文物,这件文物和汉代的文告发布形式“扁书”有关。
当时的诏书、法律、教令、行政条规等,往往以“扁”的形式来宣谕。
“扁”通常被叫做“扁书”,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简牍文化的一个代表。
“扁书试探”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议题。
在西北汉简里,可以看到不少有关“扁书”的记载。
关于“扁书”的性质,大家公认是汉代颁布诏书和公告政令、条规的一种形式,但关于“扁书”的样式却有各种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扁书”是写在木板或者版匾上,一些前辈的学者持这种意见。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扁书”是写在泥墙上,悬泉置的《四时月令诏条》就是突出的例证。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看法稍有不同(详后)。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告起初是写在墙壁上,或者写在简册上挂在墙壁上,后来改成写在木板上挂在墙壁上,这些都是扁书。
以上意见各有道理,但也都有不足之处。
近年来公布的额济纳汉简又有一些关于“扁书”的新材料,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契机。
我先将西北汉简所见到的关于“扁书”的记载简单地胪列一下,让大家了解其概况,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看一下汉简里关于“大扁”的记载,较明确的有五条。
[简一]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
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
上赦者人数太守府,别之,如诏书。
(II 0115②:16,《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五一,第115页)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赦免的,是为赦书行下而发的一个文书。
文中说“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让逃亡的人都看到它,这是和赦书的性质相关的。
[简二]十一月壬戌,张掖太守融、守部司马横行长史事、守部司马焉行丞事下部都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
书到,明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门外谒舍显见处,令百姓尽知之,如诏书,书到言。
(2000ES7S:4A,《额济纳汉简》第187页)第二个例子,其内容不太清楚,也是一个文告的行下文,或者叫下行文。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
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然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了。
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史的认识。
在这方面,敦煌文学的发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和文物共4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的学者们惊叹不已了。
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大量作品,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学珍品。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辛德勇年号是帝王神圣权位的象征,汉武帝创立年号,用以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建元如此,改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正如东晋人徐禅所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1。
历代历朝,建元与改元,往往意味着朝政的重大转换,其中有些纪年,它的来龙去脉,在正史等基本传世史料中保存有比较清晰的记述,开卷即明;另有一小部分,则只残留若干蛛丝马迹,很不显眼,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玄机深藏,尚待读史者索隐发微。
在这一方面,昔黄永年撰述《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一文,从一向无人理会的所谓《赵氏夫人墓志》拓本当中,勾稽出唐穆宗即位伊始曾一度改元“永新”这一沉埋千年之久的历史事件,并用以说明穆宗李恒弑父践祚的运作过程,将这一深宫迷案的真实面目完整展现于世人2,堪称年号问题研究中的典范之作。
依循这一轨辙,审视西汉诸帝以至王莽新朝之间年号的设置与变换,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过去从未有人留意的重要史事,西汉宣帝改元地节,就是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
一、问题的由来李兆洛《纪元编》中的地节纪元1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五五《礼·告礼》,页1542。
2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原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四十九辑(1992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50~467。
“地节”次于“本始”之后,是汉宣帝启用的第二个年号。
按照《汉书》本纪的记载,“本始”这一年号,总共行用四年,继本始四年之后,紧接着就是“地节元年”1,《汉书·律历志》罗列春秋以来君王在位年数和各纪元行用时间,亦谓“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各四年”2。
后世通行的历史年表,也都是这样编排,过去一直没有什么歧义3。
但到20世纪初发现敦煌汉简,特别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居延等地又陆续出土很多汉代简牍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敦煌出土本始六年三月纪年汉简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在考释敦煌所见汉代木简时,最早注意到相关问题。
硕士学位论文MD. Thesis丁中制与唐代敦煌“中女”婚姻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A study on Ding-zhong system and marriage of Dunhuang “Zhong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Focusing on the central task of unearthed documents朱 斌 权Zhu Binquan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二零一二年五月May,2012导师签名:日期:摘 要制定适合社会发展的政策,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是历代统治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丁中制正是封建王朝为更有效地实施统治,不断探索完善适合自己统治的政策而最终产生的。
本文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并结合相关的传世文献资料,首先对丁中制的研究现状作了介绍,然后对秦至唐的丁中制概况作了梳理,最后对敦煌“中女”的婚姻问题作了探讨。
全文总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绪论。
主要对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丁中制的研究现状等作介绍。
我国早期的赋役制度与人的身高、年龄、爵制等相关,这些赋役征收的标准虽然没有被明确地定义为丁中制,但已经是丁中制的萌芽阶段,蕴含了丁中制的含义。
人的年龄成为了赋役征派的主要对象,丁中制便由此产生。
第二章,对隋以前丁中制进行了概述。
首先,对丁中制的产生作了介绍。
其次,主要以秦、汉、吴简等出土文书为中心,对涉及到的丁中身份“小”、“老”、“丁”、“大” 等进行研究。
并认为。
先秦秦汉时已经出现了丁中身份的记载,该时期是丁中制的萌芽阶段,西晋平吴后制定的户调式制标志着丁中制的初步形成。
第三章,隋唐丁中制概述。
最为完整的丁中制形成于隋朝,隋唐时期是丁中制发展成熟的阶段,尤其是在唐代,丁中制在赋税、户籍管理、法律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唐代社会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之一。
淮南王作《离骚传》考淮南王作《离骚传》考 2006年l1月第6期古籍整理研究学刊JournalofAncicntBooksCollationandStudiCSNOV.20o6弛6淮南王作《离骚传》考张继海(北京中华书局,北京100073):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摘要历来颇有争议.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证了淮南王所作为《离骚传》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尹湾汉简《神鸟傅》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刘安所作就是《离骚傅》o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应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关键词:淮南王;刘安;离骚中图分类号:1222.4文献标识码:A《汉书》卷44《淮南王刘安传》日: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对文中《离骚传》的"传"字,颜师古注日:"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意指刘安为屈原的《离骚》作了一篇传注.王先谦《汉书补注》提供了另一种看法: 王念孙曰:传(傅)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皋陶谟》"敷纳以言",《文纪》作傅, 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论语?公治长》: "可使治其赋也",《释文》:"赋,梁武云《鲁论》作傅"."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汉纪?孝武纪》云:"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 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云:"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此皆本于《汉书》.《御览?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是所见本与师古不同.王念孙的这段话见于《读书杂志?汉书第九》. 他认为傅,赋相通,刘安作的应是《离骚傅(赋)》, 并指出刘安作《离骚赋》有多个版本上的证据.不仅如此,王念孙还否定了刘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2145页. ?中华书局,1983年,1025页下栏.收稿日期:2004—10—22作者简介:张继海(1971一),男,河北邯郸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华书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l2?《离骚》作传注的可能.但是,仍有学者坚持认为刘安作的是《离骚传》,如余嘉锡先生就不同意王念孙的看法?.此后,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便成了一桩历史疑案.现代学者中, 金开诚先生坚持刘安作的是《离骚传》,"传"的意思就是注解.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写在竹简上的《神乌傅》,是一篇西汉时期的俗赋.《神乌傅》的出土为傅,赋相通之说提供了一件实证.裘锡圭先生据此又进一步讨论了刘安作《离骚傅》的问题.他首先转述了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研究.小南认为从汉代开始就有武帝命淮南王安作"离骚传"或"离骚赋"两种说法,而且还有说武帝命他作"离骚经章句"的(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小南发现《楚辞章句》中有些注文采用四字一句隔句用韵的形式,它既是对离骚的训释,又兼有以《离骚》为素材的文学作品的性质, 所以既可称"传"或"章句",也可称"赋".不过, 小南对《汉书》原文到底作"传"还是作"傅"没有明确表态.裘先生则认为四字一句隔句用韵的训释"在形式上完全可以看作赋",与《九章?桔颂》的情况相似,而且"由于《神乌傅(赋)》的出土, 可以肯定王念孙的意见是正确的,《汉书》原文应作傅".目前多数学者接受裘先生的观点.?余嘉锡在《书仪顾堂题跋后》一文中有一个自注,概要阐明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余嘉锡论学杂着》,中华书局,1963年,625页.?金开诚:《论汉人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年,237—238页;《关于楚辞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39页.?以上参裘锡圭《神乌傅初探》,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1—7页, 特别是6—7页.裘先生所引小南一郎一文题为《汉代章句之学的一个侧面——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中心》,笔者对此问题尚心存疑惑,因为如欲论证刘安所作是《离骚赋》,根据裘先生的推理过程,必须证明以下两点:第一,王逸《楚辞章句》中《离骚》篇注的特殊句式为赋体;第二,刘安作的《离骚传》或《离骚傅》中多数文字也是采用这种特殊句式. 事实上,要证明上述两点非常困难.先说第点,即《离骚》篇注中的特殊句式是否属于赋体.小南和裘先生举了"上事太阳,承天度也.……下奉太阴,顺地数也.动以神祗,白敕诲也"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这种句式"盖仿《周易?象传》之体".小南一郎还指出这种体裁在汉人章句之学中并不罕见,如《尔雅?释训》中的例子.笔者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如《周易?乾卦》的《文言传》日:"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 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口:"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那么,能不能说上述文字是赋体呢? 笔者认为不能.《象传》也好,《文言传》也好,其性质首先是一篇传注解释的文字,只不过其中有些句子整齐押韵而已.这与四字为句的《枯颂》性质不同.另外,《桔颂》中有语气词"兮",而《离骚》注和《易传》中没有"兮",只有"也"字,这个差别不可小视."兮"普遍用于楚辞和汉赋,作为语气词,在句子中起着调节节奏和韵律的重要作用,而 "也"字主要用于判断和解释,文字的意味因之有显着不同.如果我们承认《易传》和汉人章句中的文字是传而不是赋,那么《离骚》篇注中少量特殊句式的文字也不得称为赋,而只能认为是传或章句的一种形式.再说第二点,即使《离骚》篇注中这少量文字勉强可以称为赋,也还需要证明刘安所作的文字也是这种句式,并保存在王逸作的章句中.而根据王逸的叙可以知道,在王逸之前,至少曾经有刘安, 班固和贾逵三个人作过《离骚经章句》.班固和贾逵都是文辞之土,不能排除他们写这些文字的可能. 再把王逸本人算在内,那么刘安是这些文字作者的载《东方》第63册(1991).笔者按,小南一郎对此问题的更详细研究见于1987年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译文刊于《卉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277 —285贞).题为《王逸(楚辞章句)在汉代(楚辞) 注释史上的地位》小南的观点是:"关于'离骚传'的 '传'宁是'传'还是'傅',我暂不急于下结论,但我以为,刘安'离骚传'的内容基本上是对《离骚篇》的注释,是与于逸所说的刘安的《离骚经章句》有关的, 我不认为是像王念孙所说的取《离骚篇》大意而成的独 -L作品."(283页)也就是说,小南在总体仍倾向于认为刘安所作是"离骚传".可能性便很小,要证成其事显然非常困难.下面我们试对这个问题作一比较彻底的考索.笔者认为,要解决刘安写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赋》的问题,最直接的材料还是王逸的《楚辞章句叙》.王逸在《离骚经章句》的后面写道: 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 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 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 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 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 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王逸是东汉中期人,仕于安帝,顺帝时.王逸对《楚辞》很有研究,为之作章句,并把自己作的《九思》附在全书最后.他在《离骚》篇注后有一个"叙",历述了前人为《离骚》作传注和刘向编辑《楚辞》的情况.王逸说,屈原亡后,楚人递相传习《离骚》等作品,"以相教传",这其中应包括对《离骚》的训释解说.汉武帝喜好文学,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c推寻其原因,当是因为《离骚》文词深奥,而淮南王刘安雅善文辞,熟悉楚辞和楚地文化(淮南国都寿春是战国末年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为《离骚》作传的合适人选.而刘安称《离骚》为经,是因为他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几乎可以和《诗经》比肩, 所以他的作品名为《离骚经章句》,其实就是《汉书》中说的《离骚传》.王逸接着说,到东汉章帝时,"班同,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 至此,共有刘安,班固,贾逵三家《离骚经章句》,而班,贾二人当是在刘安的基础上续有发明.班固作的章句虽已不存,但他的序还保存在王逸《楚辞章句》中,其大略日(节录):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 贰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48页.?金开诚认为,"刘安之所以要把《离骚》与《国风》,《小雅》扯到一起,大约也有迎合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意思". (《论汉人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文史》第 25辑,237页)?13?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 班固说,刘安不仅为《离骚》作传,而且还写有一篇叙,对《离骚》给予很高评价,但班固认为刘安对《离骚》评价过高.刘安所作《离骚传》的具体内容,通过班固的序,我们还可以知其一二. 班固批评刘安为《离骚》作的一些解释不恰当,如 "(刘安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 浇,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 然犹未得其正也".再具体一点,就是刘安对羿,浇和二姚等人物的解释与《左传》不合.正因为此, 班固"以所见改易前疑","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重新为《离骚》作了章句.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安《离骚传》中至少有对历史人物的注释@. 班固的这段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汉书》原来写做"离骚传"还是"离骚傅",只有班固知道,而班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除了《汉书》外,恰恰就保存在这篇序中.班固是辞赋大家,精研楚辞.他不仅读过刘安为《离骚》作的注释,还挑出其中很多毛病,重又作了一篇《离骚经章句))0毫无疑问, 班固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也最知情,而班固在他的《汉书》和《离骚经章句》序中都认为刘安作的是《离骚传》.王逸是研究楚辞的专家,他的意见也是重要依据.如前文所引,王逸认为刘安作的是《离骚经章句》,并且使《离骚》"大义粲然".王逸为《楚辞》作章句,在《离骚》篇之后也有一段叙,几乎可以看做是一个汉人的楚辞研究小史.王逸认为班固对《离骚》批评过苛,有失允当,故他在叙中也有评语,基本又回复到刘安对《离骚》评价的基调上, 只是更客观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人对《离骚》的注释和研究史上,刘安,班固(含贾逵)和王逸成为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从刘,班到王逸,对《离骚》的传注和训释(章句之学)逐渐丰富,而从他们各自的叙言中反映的对《离骚》的评价也经过一个迂曲的过程.班固和王逸作的是《离骚经章句》, ?前揭《楚辞补注》,49页.?《文心雕龙?辨骚》转述班固的序说:"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误以为班固后半句话是批评《离骚洪兴祖补注日:'离骚》用羿,浇等事,正与《左氏》合.孟坚所云,谓刘安说耳."?杨树达先生认为《汉书》原文应作《离骚传》,但颜师古对"传"的解释不确.他在《读汉书札记》卷四中指出,"古人所谓传者有二体:解释文字名字若毛公之于《诗》,此一体也;其他一体,则但记述作意,而不必解释文字名物".刘安所作的文字属于"传"的第二体. (转引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50页)现在看来,杨先生的意见值得商榷,因为刘安《离骚传》中恰恰有对人名的解释. ?14?各有叙,刘安作的也是一篇注释性文字,也有一篇叙.刘安的这篇注释眭文字,班固称之为《离骚传》, 王逸在他的叙中称之为《离骚经章句》,是同一篇东西.可以说,在汉人为《离骚》作章句训释的历史上,刘安是开其端者,王逸是集大成者.时代较晚提到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一事者, 还有《文心雕龙》和《隋书?经籍志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日:"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 刘勰对文体很有研究,专门着有《辨骚》,章.他也认为刘安作的是《离骚传》.不过,《文心雕龙神. 思》篇却说"淮南崇朝而赋骚".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但前后说法不,.范文澜最先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分析认为:"彦和(引者按,指刘勰)不应先后矛盾. 疑淮南实为《离骚》作传,略举其训诂,而'国风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传之叙文.班固谓淮南王安叙《离骚传》,是其证.东京以来,《汉书》传本有作'传'者,有作'傅'者,彦和两采而用之耳."范文澜仍认为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而不是赋,他推测刘勰兼采二说可能是由于见到了东汉以来《汉书》的不同传本.笔者认为,《汉书》流传既久,在传抄中出现文字错讹很容易理解.苟悦, 高诱和《御览》编纂者看到的是?"傅",颜师古等看到的是"傅".《隋书?经籍志》日:"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 @这说明《隋志》修纂者看到的《汉书》版本作"传", 故云"为之章句".既然版本歧互,不能凭以判定是非,那么我们宁肯相信班固和王逸在《离骚经章句》后分别作的叙,因为他4f]_-人距离刘安的时代更近, 在楚辞方面是专家,更有发言权,而且班固还是当事人.在其叙中还透露了刘安《离骚传》的一些具体信息,是真正研读过刘安作品的人.相比之下, 处于东汉末三国初的苟悦和高诱毕竟隔了一层,他们既非楚辞专家,时代相隔又远,其所提供的资料又是辗转抄自《汉书》的第二手材料,因此其参考意义大为逊色.最后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即王念孙已经提出的,刘安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为《离骚》作章句呢?这个问题,以前的学者回答较简单.金开诚认为,"从班固所评的诸例来看,似乎《离骚传》所注的还主要只是《离骚》中的人物典故,所以一个上午就注完了".小南一郎则推测,如果刘安的注是采用韵文形式的固定句式,那么"对原作品精通的人是可以在短时间里完成的".笔者认为,章句可简可繁,比较灵活.《离骚》的篇幅不是很大,为它作章句,有几百或几千字均可.王逸为《离骚》作的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5O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1056页.章句可谓集汉人训释之大成,也不过15000字左右. 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时,还属于为《离骚》作注的草创期,凭依既少,字数不会很多.而且,汉武帝的文学修养很高,刘安应诏作这篇注释,也没有必要很详细,因为太详细反而有"自炫"之嫌.《汉书》说"旦受诏",表明武帝这道诏书下的比较急,天没亮诏书就发下去了,可能要的也比较急.综合考虑这些细微处,淮南乇刘安只能是就《离骚》中一些疑点和难点进行注释,比如名物典故.可能因为内容比较简略,刘安又作了一篇序来阐发《离骚》的大义.如果以上推论不误,则刘安完成这样一篇传注并不需要多少文字.其次我们来看,从"旦受诏" 到"食时而奏之"究竟有多长时间.根据学者对汉代时制的研究,西汉有十六时制和十二时制_两种制度,而以十六时制为主.以居延破城子简为例,从黎明开始计算的时段有平旦(鸡后鸣),日出,蚤食, 食时(食坐),东中(禺中),日中.从平旦到食时差3个时段,约4.5个小时.这是十六时制下的情况.云梦《日书》乙种中有关于十H,-t制名称的计述:"[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莫时巳,日中午."从平旦到食时差2个时段,约4小时.也就是说,淮南王有大约4—4.5个小时为《离骚》作章句.以他的才思和对《离骚》的熟悉程度,加之当时不无炫示才能的可能,用4小时写出两,三千字应当不成问题,或者可以更多.而作为对一篇文学作品《离骚》的注释,它完全可以称是《离骚传》或《离骚经章句》了.综上所述,我们有理南相信汉武帝命淮南王作的是《离骚传》,也叫《离骚经章句》.这部作品是刘安用4小时左右完成的,约有数千字,主要对《离骚》中一些人物典故作了注释,末尾有一篇"叙" 阐说《离骚》的大旨.本文费了很多笔墨辨析淮南王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赋)》,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众所周知,近年出土的简帛文献大大推动了我们对古籍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前人. 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一种倾向,即过分相信出土文献, 或夸大出土文献的作用.本来王念孙已经举证了很多傅,赋相通的例子,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 只不过为文学作品的赋可以写做"傅"增加了一个实证,可以补充王念孙的假说,但这并不能证明刘安写的就是《离骚傅》.因为傅,赋可以相通与刘安写的东西是什么是两个问题.新材料固然重要,但科学缜密的分析研究同样不可缺少.?尚民杰:《居延'?义简时制问题探讨》,《文物》1999年11 期,80—86页.顺便要指出,蚤食和食时在十六时制中是两个时段,如居延简505.2云:"六月廿四Lt 辛酉, 同蚤食时沙头亭长受驿北卒音,同食时二分,沙头卒宣付蛘马同."高诱将"食时"和"蚤(早)食"混而为一是错误的.AResearchontheWrittenofLiuan(刘安)'SLisaozhuan(离骚传) ZHANGJi-hai?(ZhonghuaBookCompany,Beijing100073)Abstraet-TherehavebeenmanydisputesontheworkofLiuan.thekingofHuainanstateinther eignofHanwuemperor.WasitanannotationworkoftheChuPoemsLisaooralyricodeconce rningit?AftercarefulanalysesofthematerialsinWangyi(~逸)'SChucizhangju(楚辞章句),theauthorarguesthattheworkwasLisaozhuanshouldbemorereasonableandconvincing.ThefoundofShenwufu(~乌傅)writtenontheYinwan(尹湾)westernHanbambooclipscouldn'tsupporttheviewthatLiuan'Sworkwasanod eonLisao.ThiscaseremindsUSthatweshouldbemoreprudentindealingwithunearthedmaterialsand traditionaldocuments.KeywordszthekingofHuainan;Liuan;Lisao(上接第4页)ArectificationtotheinterpretationsoftheY/bytheGua.qitheoryLIANGWei..xian(SchoolofSociologyandScienceofHistory,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 50007,China)Abstract:InthehistoryoftheY/studies.scholarssuchasXUNShuangandYUFanm adevariousinterpretationstoZhouyi(theBookofChange)bytheGua—qitheory(correlatingthetrigramsorhexagramstotheseasona1points).NeithercouldwefindtheevidencesintheancienttextofZhou yithatcouldsupporttheirinterpretationsbytheQua—qitheory,nordotheyconformtotheimplicationsconceivedinMZhuan(the CommentariesonY/,alsocalledTenWings)completedinthepre—Qinperiod.So,alltheirinterpretationsareattributedtoforcedanalogyandcouldnotbetenableatthesametime.Thisdemon stratesthatincomposingtheancienttextofZhouyi,therewasn'ttheconceptofQua—qiatal1.Keywords:Zhouyi;YiZhuanimage—numberY/ofHamGua—qi?15?。
水泉子漢簡發現七言《蒼頡篇》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張存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8月,在甘肅永昌縣水泉子M9出土了一批漢代木簡,其中有《蒼頡篇》的內容,大致有140多枚(片),存字約1000餘個。
根據以往出土簡牘以地命名的成規,我們稱這批簡為“水泉子漢簡《蒼頡篇》”。
與以往在敦煌、居延、玉門花海和安徽阜陽等地出土的《蒼頡篇》殘簡相比,這批《蒼頡篇》簡在規格形制和內容方面均有許多不同,是迄今為止《蒼頡篇》最為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無論從文物考古,還是學術研究的角度,這批《蒼頡》簡都具有巨大價值。
目前,有關水泉子漢簡的分類編號、清理保護以及全面系統的釋讀整理工作似乎還未開始。
作為主要發掘人員之一,現將筆者在發掘現場採集分類的情況和粗略釋讀的膚淺感受呈獻給學術界,以期能對這批木簡的整理和研究略盡綿薄之力,或可對《蒼頡篇》的研究小有裨益。
一、出土情況本次在水泉子共發掘了15座漢墓,木簡出土於M5中。
該墓為木槨雙棺墓,我們採用的是大揭頂的發掘方式,當清理完槨內積土,順次清理棺1的時候,發現了木簡。
未採集之前為捆束狀,直立在已塌棺蓋板和棺側板之間,頗類從槨頂上朽落的半截槨蓋板,故而起初未引起發掘人員的注意。
採集時因編繩朽斷而全部散亂失次,而且直立的下半截木簡埋在非常潮濕的沙土中,儘管採集工作十分小心謹慎,但木簡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殘斷,而且還是比較嚴重的殘損,令我們感到十分遺憾。
發掘現場的條件非常簡陋,我們祗能小心翼翼地將採集的木簡連同附著的沙土分批裝入7號密封袋內,然後又分裝在標本盒內。
吳葒隊長及時將這一重大發現向考古所的領導做了彙報,領導指示就地買一台冰箱貯藏這批木簡,以利於保護。
於是M5的發掘一結束,我就趕往永昌縣城買了冰箱,將這批木簡珍藏起來。
當時,我們大範圍的發掘工作還在進行,工地祗有我和吳葒兩名發掘人員,我們沒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對這批木簡進行哪怕是最為粗略的分類、編號和整理。
經商議,我們決定利用晚上的閒暇開始對這批木簡的初步整理。
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考证 扬之水
内容提要 沂南汉画像石墓发现于上世纪5o年代,其中若干作品的解读,今日 看来似可再作讨论,比如前室中被命作“祭祀图 的一幅.其实与祭祀无关。本 文即旨在利用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献和实物以及近年考古学成果的积累,对它重新 解读。 关键词 沂南汉画像石墓上计 亭传
沂南汉画像石墓发现于上世纪5O年代…,它以结构完整、图像内容丰富且保存完好, 而与同时代的和林格尔壁画墓并称双绝。不过墓的发掘者对其中若干作品的解读,如前 室中被命作“祭祀图”的一幅,却未必准确。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利用考古发掘的出土 文献与实物以及考古学知识的积累对它重新认识,则“祭祀图”等作品的定名也就有必 要再作考虑。
关于“上计” 体现两汉吏治的严格并且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课制度,考课则以上计为 要。每一年的秋冬,县一级上计于郡,郡一级上计于朝廷,亦即由下而上呈递各种统 计表册,举凡人口、土地、财政、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皆分项分类,如 实如式,作成集簿,用来表明地方官的行政成绩。西汉,郡一级由郡国派遣守丞、长 史与计吏一起人京上计;东汉,守丞、长史不再亲任其事,而是由计掾率计吏、计佐 奉上计簿。上计掾、上计史的名号常出现在胪陈为官经历的东汉石刻,如郑固碑 、
1]曾昭烯等: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文化部文物管理处,1956年。 2]高文: 汉碑集释(修订本) 页220,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按郑固乃以计掾留拜补郎中,此原 是汉代选官之一途。 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考证 夏承碑[11、高颐阙【2】,等等。它虽然不是正式的官职,却是很值得矜夸的荣耀。任其事 者甚至把集簿的副本用作随葬品,江苏连云港市尹湾六号汉墓所出者即是一例 ,其墓 主人为郡功曹史。 郡一级的上计,两汉书记载稍多,县一级却很少。 续汉书’百官五 云,县、邑、 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注引胡广说:“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 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谒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 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 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敕,为民除害也。”此可以算作记事 稍详的一则。郡国考课属县,多以大会都试的形式。 汉书 卷七六 尹翁归传 日,翁 归为东海太守,治郡明察,收取黠吏豪民,“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秋冬课吏大会”, 上计也。 汉官仪 :“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亦此。 有关的上计制度,由张家山汉墓所出 二年律令》可以稍知其概。如 田律》:“县、道 已垦田,上其数二千石官,以户数婴之,毋出五月望。”【 I又:“官各以二尺牒疏书一岁 马、牛它物用栗数,余见刍栗数,上内史,恒会八月望。”每年五月中上垦田数于二千 石官,此为县、道上计于郡;八月中上刍栗数于内史,则是郡上计于中央。内史,治粟 内史也[5】。又 户律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 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此是乡里将各种集簿上呈于县, 而规定集簿必须盛之以匮匣或箧,缄闭后加以封检。 上计情景,依律,郡国人京上计当“陈属车于庭”】6】。 后汉书》卷八。下 文苑列 传 记赵壹事,日其“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其时诸计吏且“多盛饰车马帷幕”。 “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 太平御览 卷三八九引 三辅决录 云,
从汉简论两汉河西民间文学兴盛的土壤王超云;杨玉萍【摘要】文章以汉简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主要从环境、种族、时代三方面考察了两汉河西民间文学生存的土壤.认为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由此形成的繁荣的商业经济、复杂的居民成分、复杂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及汉代特有的文化氛围,两汉河西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学土壤.【期刊名称】《甘肃理论学刊》【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6页(P183-188)【关键词】汉简;河西;民间文学【作者】王超云;杨玉萍【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兰州730030;兰州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兰州73005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两汉时期,由于中西交往的频繁和复杂的民族、居民成分等因素,作为中西交通咽喉的河西地区成为中外、南北民间文学的荟萃地,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在当地均有广泛流传,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这在河西出土的汉简、墓葬壁画和画像砖石、汉乐府及各种典籍中有丰富的反映,如,墓葬中的伏羲、女娲、高禖以及牛首人身、鸡首人身画像,西王母传说,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和族源传说等。
而且,据有学者考证,敦煌俗文学中如《韩朋赋》、《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及其他许多故事的上源都可追溯到汉代河西。
[1]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2]本文试图将两汉河西民间文学生存的土壤条件纳入这一理论视角,以河西出土的汉简、墓葬壁画等考古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以上述三因素为主,兼顾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探索汉代河西民间文学生存的土壤条件。
一、河西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商贸经济两汉时期,河西地域范围西至今新疆哈密,东到今甘肃景泰,北包括内蒙古阿拉善高原中、西部,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3]由于此地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恰似中原王朝的一只臂膀,被称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
2024届高三第二次学业质量评价(T8联考)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2024届高三第二次学业质量评价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
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
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
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
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
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
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
悬泉汉简与伊存授经作者:刘屹刘菊林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01期内容摘要:悬泉汉简可为“伊存授经”的可靠性提供新的印证。
首先,悬泉汉简中“大月氏简”,证实了西汉末年大月氏与汉朝通使的情况,呈现了“大月氏王”与“五翖侯”并存的状态。
其次,悬泉汉简中“小浮屠里简”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也大都与“伊存授经”所体现的大月氏佛教传统有关。
还澄清了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佛经写卷,并非大月氏佛教的产物,并梳理出公元前后大月氏接受佛教的史实。
关键词:悬泉汉简;小浮屠里简;伊存授经;大月氏佛教中图分类号:G256;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63-10Abstract:The Han dynasty slips from Xuanquan provide new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criptures dictated by Yi Cun.” First,the“Dayuezhi Slips” among the Han dynasty slips from Xuanquan have verified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Dayuezhi people and the Han Empire exchanged envoy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his interaction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coexistence of the“King of Dayuezhi”and the“King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econd,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Xiaofutuli [Small Buddhist Pagoda] Slips is about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contained in“the scriptures dictated by Yi Cun.” This paper also clar ifies that the earliest extant Buddhist manuscript in the world was not a product of the Buddhism of the Dayuezhi kingdom, and that the Dayuezhi converted to Buddhism around the time of the Christian era.Keywords:Han dynasty slips from Xuanquan; Xiaofutuli Slips; scriptures dictated by Yi Cun; Dayuezhi Buddhism(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一引言佛教何时初传中国,目前在学界尚未得出统一意见。
原本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最应受到重视。
但因早期一些学者提出的质疑,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使得“伊存授经”的可靠性不能确定。
这些质疑意见主要包括:此事究竟发生在大月氏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公元前2年时,是否有过大月氏与西汉之间的通使往来;“伊存授经”之时,大月氏是否已经信仰佛教;在不能确认“伊存授经”可信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宁愿相信直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才正式传入中国;或是在二者之间取一折中,笼统地认为两汉之际,佛教始传中国。
如何理解佛教对中国的“初传”和“传入”?当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佛教,允许佛教的经像、义理进入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之时,即实现中国对佛教的认知“从无到有”的质变之际,是佛教对中国的“初传”?还是要等佛教在中国有了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者和实践者,不论其是真正理解和信仰佛教,还是只把“佛”当做一种神仙或“戎神”来礼拜祈福,才算“传入”?比较之下,我认为“从无到有”的质变,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至于进入到中国的佛教经像、义理,如何被中国人所接纳、改造和創新,那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如何传布和发展的问题。
明确这样的基本概念,所谓“佛教初传中国”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在佛教与中国最早接触时间的众说中,哪种说法是最早、最可靠的。
“伊存授经”是否可靠,涉及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大月氏与西汉的通使情况,二是大月氏与佛教的关系。
前者正可依据悬泉汉简得到充分佐证。
后者则涉及公元前后的大月氏与佛教在印度和中亚等地发展的历史背景。
本文拟将悬泉汉简中反映大月氏和佛教相关的内容,放置在大月氏和贵霜的历史框架、佛教在印度和中亚的发展脉络,以及“佛教初传中国”的背景下予以考察。
希望借此强调悬泉汉简对了解敦煌这座“佛教城市”的形成,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并进一步突显悬泉置和敦煌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二“伊存授经”再确认刘宋裴松之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注《三国志·魏书》云: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
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
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
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
此国在天竺城中。
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
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1]在记录者眼中,《浮屠经》及其所载的浮屠太子故事和教义,明显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东西。
这正符合本文对于“传入”和“初传”的界定。
当然,判断“伊存授经”是否可靠,还要根据这段史料所涉及的诸多信息,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展开综合的考察。
如果对比历代关于“伊存授经”的文献记载就可看出:那些认为汉朝使者到了大月氏后,在大月氏境内接受伊存口授《浮屠经》的看法,是受了后世不断转抄、增衍的不实记载所惑。
从最早的史源《魏略》看,大月氏的使者伊存来到西汉都城长安,由于某种缘由,他向汉朝人介绍了佛教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教义,由博士弟子景卢负责笔录下来,就形成了《浮屠经》。
景卢的身份是博士弟子,除非有特殊原因,并不适合作为外交使节出访大月氏。
而其“博士弟子”身份,反而最适合在长安把伊存口授的《浮屠经》记录下来,作为官方档案保存。
这一记录作为秘府藏书,应在皇室中流传,后来原文虽缺,但仍见于历代官书目录,一直出现在《魏中经》《晋中经簿》等。
因此,不能认为伊存是在大月氏向汉朝使者口授《浮屠经》。
现存的两汉传世史籍中,只记载了公元前2年,有匈奴和乌孙的使者来汉。
大月氏有无可能在这一年遣使通汉?据悬泉汉简可知:在公元前1世纪前期至公元1世纪初,即西汉宣帝至新莽时期,悬泉置曾多次接待了来往于丝路上的大月氏与汉朝双方的使者,说明在西汉末年,大月氏与西汉王朝的往来十分密切,其中的确有“大月氏王”派来的使者。
但这些双方互使的情况,大都不见于传世史书的记载[2,3]。
张德芳先生揭出的悬泉“大月氏简”中,简十三、十四两枚,被推定为西汉末公元前后。
简十五即“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
”时间范围从公元前65年到公元18年皆有可能[4]。
这样看来,公元前2年伊存来使,应是西汉与大月氏之间频繁互使中很正常的一次。
只可惜悬泉汉简中没有留下伊存使汉的直接记录。
根据“《浮屠》所载”云云,可知由景卢记录下来的《浮屠经》,的确可称是一部最早的汉语佛教文献。
伊存只是把一般性的佛教知识和主要教义介绍给景卢,而不是像安世高、康僧会等东汉末的译经僧那样完整地翻译某部佛经。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特殊的佛教词汇,如“浮屠”“复立(豆)”“屑头邪”“莫邪”“沙律”“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等。
诸多笺注者已经基本比对出这些名词所对应的佛教术语。
作为中国人初次汉译过来的佛教词汇,具有原始音译的特点,自不待言。
这些看似生涩的译法,也与伊存口授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关。
大月氏人西迁之前原有的语言和文字,目前很难确知。
他们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很长时间内是多种语言文字并行不悖的。
大概是为尊重统辖地区各自原有的语言习惯,而在不同地域采取当地土著最熟悉的语言文字。
巴克特里亚是民族、语言和宗教成分都很复杂的文明交汇之地。
与佛教相关的语言和文字就包括: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随着佛教的北传而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因希腊遗民的存在,这里也通行希腊语;还有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
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丘就却钱币上的语言,就包括希腊语、犍陀罗语、印度雅语、巴克特里亚语这四种。
与佛教相关的语言文字,通常使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
大月氏王庭在公元前1世纪时,已进驻到阿姆河南岸、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拉(Bactra,监氏城,或蓝市城),巴克特里亚语成为大月氏和贵霜王族在公元1世纪主要使用的语言。
自迦腻色伽一世开始,钱币上铭文统一使用巴克特里亚语[5]。
伊存在向景卢口授《浮屠经》时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巴克特里亚语。
或许语言学家可以尝试从犍陀罗语或巴克特里亚语中寻找以上《浮屠经》中原始音译词的来源,并进一步将这些词汇,与目前东汉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出现的那些佛教词汇相比对。
很可能,在汉末安世高等大规模译经活动开始之前,《浮屠经》就是这些汉代佛教词汇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这个角度说,“伊存授经”并非对佛教在东汉时中国的传播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这也是有必要重新确认“伊存授经”可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后的大月氏与佛教1935年,白鸟库吉氏提出大月氏和贵霜直到迦腻色伽时代才信奉佛教,故怀疑“伊存授经”之事,到公元2世纪才形成。
白鸟氏的意见被吕澂先生介绍给中国学界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中国学者秉持这样的观点。
实际上,白鸟氏的这一说法,在中亚史和佛教史研究领域,缺乏代表性。
一般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前268—232),曾遣使向各方传播佛教。
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都有可能是由此机缘而得以接触佛教。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阿育王遣使四方是事实,但目的却不一定是为传播佛教[6,7]。
的确,至今也难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佛教已在公元前3世纪传至巴克特里亚。
对于情况类似的犍陀罗地区,邵瑞琪(Richard Salomon)认为,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各种间接证据都证明阿育王遣使传播佛教到犍陀罗的说法是可靠的[8]。
由此或可认为,即便阿育王向巴克特里亚地区遣使传播佛教存在争议,也不能排除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巴克特里亚地区已开始接触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