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诗歌粘连对比研究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比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对比向篇章、语用对比和翻译发展，更呈现出与社会和文化等宏观对比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以中英诗歌为语料，对英汉诗歌的篇章粘连中的诗型、音律、句法和形态手段的关系的分析和研究相对较少。
通过粘连对比发现两种诗歌语言在诗型、音律、句法和形态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各具优势。
关键词：篇章粘连粘连对比诗歌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对某一语言现象的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含对这一现象中的各种表现的比较。
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时首先应了解语言是一套音义结合且复杂的符号系统，将两种语言整体拿来进行比较是不科学和不可行的。
因此建立在某一共同对比基础上的对比才是科学的和可信的。
这就需要将所要对比研究的语言材料加以分类，即确定可比性的各个层面。
分类越细，即层面越细，可比性就越容易确定。
那么要进行一项具体的语言对比研究，应确定具体语言对比研究的共同对比基础，即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对比描述的共同出发点或参照点，它通常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属性或范畴。
其次还需确定所对比研究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相似性，即对应性。
即使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语言材料，如果不对应的话，也是不可能拿来比较的。
如将英语词汇层面的代词与汉语词汇层面的动词进行比较研究是不可行的。
80年代以来，对比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对比向篇章、语用对比和翻译发展，更呈现出与社会和文化等宏观对比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毕竟人们学习和使用语言通常是以篇章的形式出现而非单独的词汇和孤立的句子。
由于篇章对比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中西诗歌的篇章对比研究内容更加缺乏，不少理论和对比方法尚亟待完善。
二篇章对比研究1 篇章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语言段，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论是一句话（甚或是一个词）还是一部巨著，只要构成一个语义上的整体，便可称为篇章。
毫无疑问，诗歌无论从结构上还是语义上都可构成一个语义上的整体，故而可以成为进行篇章对比研究的语言材料。
可以说篇章对比研究的是组句成篇的结构形式规律，或者说是句子间结构形式上的粘连性和句子所传递的概念、命题间在语义逻辑上的连贯性。
本文将主要分析诗歌结构形式规律中的粘连性。
2 篇章的粘连性对比halliday&hasan（1976：4）认为，如果对篇章中某一语言成分的理解取决于对同一篇章中另一语言成分的理解，那么这两个语言成分之间结成的关系便是一种粘连关系。
而beaugrande&dressler （1981：3）则认为，所有能将篇章中各表层语言成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关系都可称为粘连。
本文倾向于halliday的观点。
同时结合许余龙的研究，将句与句之间在表面结构形式上的联系，也看作是一种篇章粘连手段。
主要篇章粘连手段可分为结构粘连和语义粘连，前者包括信息结构，主述位结构，对偶、排比等句式；后者包括照应、替代、省略、连接、词汇等粘连方式。
简言之，篇章的粘连性可以归纳为：篇章中句与句表面结构上的粘连；篇章中各种语言现象在语义上的粘连。
有特定语境的信息结构和主述位结构，相邻句子间呈现对偶、排比等句式的结构都可归入结构粘连。
而英语篇章中：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等五种不同类型表示语义联系手段称作语义粘连。
诗歌中常出现的照应、替代、省略等语言变化形式也多少增加了粘连性。
篇章的结构粘连还可以体现在句与句之间的结构联系上。
中国诗歌常采用的对偶、排比句型、字音义一致性和整齐性等在表面结构粘连中就具有较显著的粘连性。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诗歌中整齐规律而又灵活多变的语音形式具有较强的粘连力。
3 中英诗歌粘连对比（1）诗型和格律中英诗歌有不同的诗歌传统。
英语诗歌以《荷马史诗》拉开文学序幕，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史诗传统；而中国诗歌却是《诗经》抒情开场，逐步形成了不朽的抒情诗传统。
在世界各国诗歌诗型中，中国诗歌以最整齐的诗歌形式而著称。
几乎没有哪一种诗歌能够像中国古诗歌那样具有如此彻底的严密完美的格律。
此形式造就了鲜明的节奏韵律，和谐而又富于变化的音节，将全诗有机粘连在一起。
但中国诗人并不满足于形式上的整齐一致性，既讲究音节一致整齐美又强调有音调起伏变化美的诗歌才是中国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诗人对于自己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清醒认识与运用，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把握。
中国诗歌最初是没有音调变化的，随着汉语言的自身分化发展为“平上去入”和梵语声韵学的传入，中国诗歌便从纯粹的音节诗向严格执行平仄规律的近体诗转化。
所谓“平仄”律，是指利用汉语语言特性，将汉语的四声按声音的平与不平（上去入都算不平）分为两大类，通过交替使用，构成诗歌音调抑扬顿挫的变化。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英语诗歌中区分重音和轻音，长音和短音，因而英语诗歌便形成了轻重律、长短律这样的音调律。
英语诗歌中也不乏音调和语义巧妙结合的范例。
如莎士比亚第29首十四行诗中诗句：“haply i think on thee,and then my state,/like to the lark at break of day arising（忽然想起了你，于是我的心情，便像云雀破晓从阴霾的大地振翮飞翔）”，后行11个音节，最后的-sing是轻读音节。
第一个音步（like to）是扬抑格，前两个音步构成“重—轻—轻—重”模式，把两个轻读音节放在一起传递出云雀高飞的迅捷感；而其后的音步则构成“轻—重—轻—重—轻—重—轻”的节奏，给人云雀在空中快乐上下翻飞，最后一飞冲天的印象，同时反映出诗人心境从沉郁到欢愉的曲折变化。
英语诗歌除十四行诗有行数要求，一些诗的诗节是四行外，其余并不强求诗歌形式的整齐划一。
如herrick （1591-1674）的upon his departure hence（永诀）：“thus i/pass by/and die/as one/unknown/and gone（如此我/就悄悄/逝去/像个/无名者/死去）”是一首二音节一音步的短诗，每行听觉长度保持一致，但因构成单词和音节字母数不同，视觉长度很难一致。
（2）对偶汉语言的固有特性成就了中国特色的诗歌艺术——对偶。
而且喜爱整齐对称诗型的中国诗人们无疑会使诗歌在意义和形式上做到彻底的对偶。
如杜甫的《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一联两句都是五个字，五个音节，无论视觉或听觉都极为整齐，连音调律也是整齐的对偶：“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诗义上“星”对“月”，“垂”对“涌”，“平野”对“大江”，“阔”对“流”。
整联静动相对，疏阔与悠长对比，立体对平面。
如此整齐地从词汇、句子到音调的对偶增强了整首诗的粘连性，主要信息彼此对照，彼此存在，共同描绘出了一幅意境悠远的图画。
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更容易在字形、音节、意义上构成彻底的对偶；而英语是表音文字，不是每个词的音节数都相同，在形成对偶时音节、字数、意义上就很难一致，有时只能做到意义上的大致对偶，却很难做到形式上的对偶。
同时汉语是孤立语，语法性虚词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故不存在用字的重复。
而英语诗歌里冠词、连词、介词等等的使用都是不可缺失的。
如拜伦的诗歌：“my boat is on the shore,/and my bark is on the sea.（我的小船泊岸边，我的轻舟行海上）”，“shore”与“sea”在语义和音节上都构成对偶，但字母数不同，未能达成形式上的对偶。
（3）句法中国古诗中并不像英语诗歌因人称、时态、数量、词性和语态等的变化而引起字形或词形的变化，也不会随着古今语音的变化而不得不经常改变词形，没有表示确指或泛指的冠词，也无指示代词（如这、那）。
常常省略联系动词、人称代词、介词、时间状语甚至主语。
中国诗歌最有趣处是常省略人称代词及主语。
“由于没有主位的限指，便提供了一个境或情，任读者移入直接参与感受。
”除标示出诗歌作者，诗名中给出的人物信息外，多数诗句前为零回指或使用零形代词。
若连题目之中都无其他人物信息，则此诗多为抒情之作，无须论及他人。
加之古汉言没有时态变化，给人一种绝对时空感。
是说把个人的感情经验投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宇宙、历史时空中，使诗歌获得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双重效果。
如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整诗包括诗名都省略了主语和人称代词，也无确指或泛指的冠词，但一个“独”字统领全篇，还有“前”与“后”，“古人”与“来者”的信息比照给予读者历史时空感，动词“念”“怆”“涕”连动句式将全诗粘连成为整体，如此便不妨碍母语读者感同身受。
尽管诗人没有描写具体的人事、景物，然而一个登高怀古、满怀悲愤之气，前无古人、后无同道的文人形象便跃然纸上。
全诗直抒胸臆，一气呵成，感情充沛、摄人心魄，而在英语诗歌中，主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动词、从句、时间状语等是不可或缺的，缺少这些成分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些英语诗歌中可以没有名词做主语，但不能没有人称代词。
如拜伦的《她走在美的光影里》整篇未提及“她”是谁，仅用了一次人称代词“她”。
有趣的是，中国译者在翻译英语诗歌时有时也会遵循汉语语义规则和受众的思维习惯，省略些人称代词。
如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哈姆雷特王子的那段著名对白中：“and makes us rather bear those ills we have/than fly to others that we know not of”翻译为“因此就宁愿忍受目前的灾殃，/而不愿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难。
”译文即使缺少了“我们”做主语也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和感受。
但无疑的是，不论是中国诗歌还是英语诗歌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由于篇章结构和语义粘连特点不同，各自诗歌的独特之处是会有所损耗的。
中国诗歌语言还尽量省略语法性的虚词，将众多单一的意象以词汇的形式并置叠加。
元代诗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就是非常著名的通过若干意象词汇的并置叠加，诗中每句的信息结构单位都包含了不同数目的未知信息，在特定的“秋思孤旅”背景之中，承载未知信息的意象词汇彼此联系，形成了篇章的粘连，体现了全诗语义的整体性，勾画出了一幅忧伤孤寂的天涯秋旅图。
这种罗列的句式又类似于现代电影的“蒙太奇”镜头组合手法。
由于英语语法联系的重要性，英语诗歌很少有像中国诗歌那样通过意象的并置叠加来完成的诗作。
庞德在他的名短诗《地铁站》：“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人潮交错脸庞幻变/湿黑枝头花瓣争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