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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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图书馆学(史)硏究
“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引言
王余光
DOI:10.19764/ki.tsgjs.20180204 1925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呼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明确指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之人,才能将中国的图书馆学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中国的图书馆学”111o自此之后,几代图书馆学人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学从孕育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自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起,中国古代藏书文化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经验与整理理论;数干年来,一代代爱书人聚书万卷、丹黄不辍,谱写了世界文化史中关于书的学问最为华彩的篇章。
近百年来,数代图书馆学家第路蓝缕,将中国传统藏书管理、整理的方法和理念,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相结合,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著作、学术流派,为学科发展做岀贡献的人物,以及学科教育、学术组织、刊物等,都属于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的重要内容。
今天,我们重视学科史,既为表彰前辈学人开山辟路之功,同时也要在回顾成就的基础上,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厘清思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事业日新月异,在传统图书馆学框架体系上,又生长出大量新的内容,决定了图书馆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景。
学术史是体现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志。
然而,中国的图书馆学虽历史悠久,但学科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迄今尚无一部通论著作问世。
2017年,四卷本《中国图书馆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填补了我国图书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为一体之两面。
作为《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的主编,长期以来,笔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书籍史、藏书史、出版史等方面,在扒梳史料的过程中,深感古代藏书与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建立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体系的必要性。
约略计之,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史的意义有以下数端:(一)对数干年以来,我国积累的丰富的藏书技术'方法、经验、思想,以及西方图书馆学传入后,其本土化与学科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知识,进行系统总结,梳理自古至今图书馆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这既是社会文化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需要,又是当代图书馆学人的使命和任务。
(二)客观评述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程,探索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回归历史现场,重新认识图书馆学在近代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并为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提供镜鉴。
(三)补齐图书馆学教育的短板,促进专业教育中图书馆学史课程的开设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健全。
随着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同道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意义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感到推进“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必要性。
因此,2013年初,笔者向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提交了“中国图书馆学史”重大项目选题。
选题通过后,我们组建了一支由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o囹曲n033
Library Development
武汉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等国内较为知名的图情院校的中青年研究者组成的科研团队,共
同完成课题申报,并于同年11月获得立项,其预定目标就是推出一套多卷本的《中国图书馆学史》。
5年以来,通过全体参与者的戮力合作,目前项目进展情况良好,预计将在年内完成初稿。
按照课题组对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我们在时间上将中国图书馆学史分为传统图书馆学(鸦片战争之前)与现代图书馆学(鸦片战争以来)两个阶段。
其中,传统图书馆学的内容,首先是古代藏书管理(有学者将其称为藏书学,即书籍的收集、保存、利用与传承)的思想、方法等。
其次是古代藏书整理的部分思想与方法。
中国古代典籍整
理的学问被统称为“校讎学”,“校讎”本初意指的就是图书校勘,后来随着藏书与图书出版业
的发展,校讎学的范围不断扩大,成为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在内的学
科群,也就是我们今天更常使用的“文献学”。
有学者认为,校讎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源头。
如
果从广义校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界定有些过于宽泛了。
我们认为,按照与图书收藏、利用之间
关系的密切程度,校讎学可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藏书活动直接相关的目录、版本学等,
第二层次是间接相关的辑佚、辨伪学等,第三层次则是校勘、注释等相对独立的学问,并非藏书
整理活动的必备工作。
其中,第一层次的内容应当属于传统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第二层次和第
三层次内容不应作为传统图书馆学的一部分,而应归入图书馆学相关学科给予适当的介绍。
由此,我们将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界定为:藏书管理和藏书整理理论。
具体包括:古代藏书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即古代藏书收集、保存、利用等相关经验的总结;古代藏书整理的思想与
方法,重点放在分类、编目、类纂、版本等,从藏书整理实践中总结的方法和理论。
与传统图书馆学对应的是现代图书馆学。
自19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科学思潮大量涌入以来,中国传统学问受到了全面冲击。
吸收西方学科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学问,是当时学术发展的共同
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学,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虽然继承了许多来自传统图书
馆学的养分,但是主要以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为基础,搭建了现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
因此,这一阶段的图书馆学史研究内容应当包括:传统图书馆学的现代转型;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图书馆学方法和理论,如图书馆管理、资源建设、资源利用、图书馆服务
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图书馆学学科教育;图书馆学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图书馆学相关学
科的发展,如文献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等。
在建立中国图书馆学史知识体系之余,课题组认为,学人是学术史研究的核心。
一部学术史,究其本质是学者及其学术活动,以及所处学术环境的总和。
因此,从宏观上梳理中国图书馆学发
展的整体脉络与阶段特征之后,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代表性图书馆学家身上。
从中国图书馆学
发展的每一阶段,挑选最具代表性,对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图书馆学家,展开专题研究。
20I9年3月第2期/总第296期
034“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引言
自立项以来,课题组按照原定的研究计划,合理分工,在全面蒐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多卷本《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编写大纲和体例,并就其中感兴趣的一些话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部分阶段性成果,已经先后发表在《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学刊》等刊物上。
近日,蒙《图书馆建设》厚爱,特辟“中国图书馆学史”专栏,收录本课题最新的部分成果,在此首先对《图书馆建设》的全体同仁一并致以谢忱。
本专栏共有5篇文章。
《中国古代官府征书制度源流考》,梳理了自汉代以来官府征书制度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官府征书制度成熟于隋唐五代的观点,并对官府征书的途径—
—献书、访书、购求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明清常熟派藏书“措理之术”探析》,以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藏书流派之-----常熟派为个案,从藏书措理的角度,围绕“聚一藏一用”这一动态过程,总结了常熟藏书家的理论贡献,展现了古代藏书的技术、方法、思想在图书馆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人物研究是学术史的重点,《缪荃孙的图书馆实践与思想研究》与《姚名达目录学研究综述》两篇文章,是对清末民国代表性的图书馆实践家与学者的专题研究。
缪荃孙,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属于承前启后、沟通新旧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对他的图书馆实践与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借以窥见“中国的图书馆学”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进而在近代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目录学是中国古代关于书的学问中最为发达的一支,民国时期目录学亦称显学,姚名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的目录学研究,体现了中西交融的明显特征,其学术理路对于今天的目录学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晚清民国时期各类型图书馆研究回顾》,是民国时期各类型图书馆研究的综述。
自近代图书馆在中国岀现以来,各类型图书馆先后涌现,共同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
民国时期已有大量论文专门针对各种类型图书馆展开专题研究,但在过去的研究中,这部分内容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既有理论意义,同时也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以上5篇文章,是我们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硏究的一些粗浅思考。
中国的图书馆学,纵贯干年、沟通中外,其内涵丰富,其影响深远。
我们对于学科史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期待各界朋友多为我们提岀宝贵的批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儿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0-14.
[作者简介]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史、文献学等,E-mail:wyg@pku. edu.crio[收稿日期:2019-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