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考题

7.评析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人说是“中国道路”，也有叫“北京共识”。中国学者的解读是，中国模式基本上既是一种经济模式，又是一种政治模式，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有学者说中国模式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它彻底戳穿了西方人认为没有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没有合法性，就没有社会稳定的神话。中国模式有自我纠错和反省的能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黑猫白猫”这样一种中国的现实主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也越来越多。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不自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国外对中国的解读。

这种解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的解读，可以说是充满着偏见。例如，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去年底的出版物中说：“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便的方式就是：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

另一种是非西方的解读，他们从中国的榜样中看到了希望。例如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传出一波又一波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当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中国政治威胁论”。随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上升，西方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各个主要国际性组织内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西方开始讨论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提出“中国威胁论”的大约有三种人。一种人害怕中国廉价的产品抢了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一种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必然增加军力，威胁到了西方的安全；还有一种人是“西方价值观至上论”者，他们认为只有西方价值观可以拯救世界，如果中国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他们奉为圭臬的信仰就要贬值、瓦解了，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除了主张遏制中国的一小批人之外，西方也有不少人主张接触和对话。他们知道中国是遏制不了的，提出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含义就是要中国在分享利益的同时也要分担世界上的责任。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也信仰西方民主，他们因此在反殖民地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输出或者主动引入了西方式民主。但是西式民主推行已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无望。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成了一个特大的问号。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模式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秩序，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再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这又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改革现存秩序，不仅保障前段时间的发展成果，而且再促进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反，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经验也同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既没有和西方世界孤立，也没有依附于西方。人们还观察到，中国不仅参与国际多边组织，而且也成为国际或者区域多边组织的发起者。但中国所参与建立的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中国参与组织的这些组织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并且侧重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更和西方不一样。尽管西方经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掠夺性。今天，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往往加上无穷的先决条件（以实现其经济之外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中国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诚心和能力，因为中国在那里正在打造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公路等等。西方国家从早期殖民地政治开始到今天，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历史长久，但从来就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无疑为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动力。正因为这样，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压力也不会间断。但是，一个依靠反对别人的模式的模式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因此没有生命力。西方世界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只要保持自己发展模式的开放性，随时吸取所有其他模式的长处，那么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更是中国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软力量。

8.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观念之流和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它是我党的行动指南，是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认为：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是五千年来中国人民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构成了“中华文化圈”精髓，具有很强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这两者具有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执政党基本路线的内容，是立国之本；中国传统文化是基本纲领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占有较大分量。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目的和手段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过程化的结果就是作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虽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概念、命题、内容上存在差异,在文化精神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存在着文化精神相通的可能性,只有在文化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之间才有融合并超越传统的可能。文化精神上的相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结点或纽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功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需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两者在目标诉求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诉求主要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巨著典籍中。《礼记》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大多是“均贫富，等贵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弘扬优秀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国，并最终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平等、公平是贯穿它们目标诉求的共同精神。

两者在有关人的价值理念方面颇具趋同性。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历来“重物轻人”，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闪耀“民本”思想的宝库。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列子》中“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毛泽东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中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论述，“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有关“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维的一脉相承。中共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便是“人的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尊严和权利受到保护，并得到全面发展。

两者都不约而同承载着可贵而相同的人文品质精神。《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史记》中“孙子膑脚，却论兵法；左丘失明，阙有国语”的赞叹。这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异曲同工。中国人民向来崇尚和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倡“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与邻为伴，以邻为善，建构和谐世界。传统文化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是团结统一，顾全大局的美德，这同今天维护国家统一，统一战线，“不谋全局不足已谋一域”不谋而合。

两者都有与时俱进、知行统一的学风见解。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发展到近代，胡湘学派将其发挥到“立功，立德，立言”，坚持学以致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结局。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两者在接人待物策略技巧上惊人相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去其两端取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讲求“去极端化”。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坚持德治和法治的统一，一国两制，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公有财产和私人财产受到平等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显示包容性。“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要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吸收人类包括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提倡多样化，多种文化共存。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在建设我们炎黄子孙共有精神家园，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产业繁荣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