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家林语堂

国内译界从后殖民理论角度研究翻译的工作已经展开。

与此同时，从多个角度对林语堂的翻译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几十篇之多。

但是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研究林氏翻译的工作却鲜有涉及。

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林语堂的翻译活动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以期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一．后殖民理论回顾１．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后殖民理论是以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基础，融合其它理论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批评话语。

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

这三位学者被称为后殖民理论“三剑客”。

后殖民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对东西方交流过程中的文化不平等现象和西方掌握话语权，实行文化帝国主义的现实的无情批判和揭露以及对如何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策略的探求。

后殖民批评学者首先对西方长期以来实行的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们主张尊重差异，提倡通过杂合的手段消解西方的霸权，解构长期以来西方相对于东方的中心地位，改变东方的边缘化的位置，实现二者的平等交流。

２．定义及研究范畴罗宾逊对后殖民的定义是：后殖民主义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而对在绝对净化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表示怀疑。

［１］（Ｐ１２１）关于后殖民研究领域的界定一直有争议。

罗宾逊认为，后殖民研究的范围大致有三种：一是研究欧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情况，这些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超越殖民注意文化遗存。

在此，“后殖民”指殖民时代终结后的各种文化，所指历史大致是２０世纪下半叶。

二是研究欧洲前殖民地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情况。

这些殖民地被殖民以后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超越殖民主义文化遗存。

在此，“后殖民”指殖民时代开始后的各种文化，所指历史时期始于１６世纪，大致覆盖现代时期。

三是研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权力关系。

征服者文化如何令被征服文化屈从其意志；被征服文化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克服这种政治高压。

在此，“后殖民”囊括我们在２０世纪末对政治和文化关系所形成的观点，所指历史时期覆盖整个人类历史。

［１］（Ｐ１３－１４）二．后殖民主义研究与近代中国翻译有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研究主要是针对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关系的，因而与中国的关系不大。

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上文已经提到，后殖民主义研究范围的第三个方面包含了任何两种文化（一为强势文化，一为弱势文化）之间的关系。

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之中，其文化与西方相比处于绝对的弱势。

在这种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研究是完全可以用来研究近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和翻译现象的。

通过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近代中国的翻译能从宏观上对当时的许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给翻译研究以新的启示。

三．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林语堂的翻译林语堂是“五四”以来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

作为翻译家，其翻译作品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西方读者的手中挚爱。

对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主要的翻译作品有译自清朝文人沈复的作品《浮生六记》（Ｓｉｘ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ｆ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ｉｆｅ），明末清初的文人涨潮的作品《幽梦影》，以及不少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作品，如《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附庄子选译）两本翻译加评论、《子见南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ｅｅｓＮａｎｃｙ）、５０年代结集的Ｆａｍｏｕ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ｒｔＳ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ｔｏｌｄ（１９５２年）。

从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中所列林语堂次女林太乙提供的林氏中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总目来看，林语堂于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从事英译汉；１９３５—１９４０从事汉译英；自１９３０年，林氏采用英文改写或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中国文化。

如应美国作家赛珍珠之约写的以外国读者为对象，介绍和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吾国与吾民》。

该书于１９３５年由美国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被赛珍珠认为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巨丽、最完备、最重要的成绩。

”［２］（Ｐ２１３）后殖民主义理论主张译者在向西方译介有关东方的文本时，应该尊重东方的文化，尊重差异和多样化，要尽量在译文中反映出东方文化的特质。

认为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完成自己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使命，译者的所作所为才是符合翻译伦理的。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强烈反对和批判那种歪曲东方文化、弱势文化，将东方纳入到西方范畴的做法。

如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就对西方通过翻译来创造一个想象中的东方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并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服务的，是不利于文化交流的。

林语堂作为弱势文化中的一个翻译家，其一生都是为了向强势文化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努力的。

他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力求对东西文化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实现两者的平等交流。

许多研究林语堂的学者都认为，对于东西文化，林氏一直“以世界一体化的眼光，以平等的观念，以宏阔的胸怀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将东西文化合二为一，希冀这两种文化能达到接触、理解贯通及融汇，”［３］（Ｐ３１）。

为了实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目标，林语堂在译文中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的特质内容。

在《浮生六记》中，沈复有一段关于自己妻子芸的描述：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４］（Ｐ７）。

林氏的译文为：Ｏｆａｓｅｎｄｅｒｆｉｇｕｒｅ，ｓｈｅｈａｄｄｒｏｏｐ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ａｒａｔｈｅｒｌｏｎｇｎｅｃｋ，ｓｌｉｍｂｕｔｎｏｔｔｏ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ｂｅｉｎｇｓｋｉｎｎｙ．Ｈｅｒ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ｗｅｒ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ｅｙ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ｌｏｏｋｏｆｑｕｉｃｋ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ｆｔ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ｎｌｙｄｅｆｅｃｔｗａｓｔｈａｔｈｅｒｔｗｏｆｒｏｎｔｔｅｅｔｈｗｅ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ｎｏｔａｍａｒｋｏｆｇｏｏｄｏｍｅｎ．“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是传统的中国美女形象，与西方那种金发碧眼的美女标准明显有着天壤之别。

完全以东方文化的张志成（渤海大学，辽宁锦州１２１０００）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家林语堂【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林语堂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林语堂的翻译会给我们的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林语堂；文化交流；权力；杂合中图分类号：Ｈ１５９文献标识码：Ｅ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９０８（２００７）０５１０１７２－０２Ｐｕｂｌ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人文科学１７２２００７．５２００７．５参考文献：［１］［３］［４］［５］（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版，７—８页；第２３２页；第２３５页；第９８页［２］参见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１１３———１１４页则。

另外，商事习惯法蓬勃兴起，所有权理论建构与日趋完善，广泛而无限制的契约自由，也为西方民商法精神理念的确立和最终完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区幅员辽阔，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中纬度，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又由于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及其冲击作用，形成了肥沃的黄土层。

加之大河流域提供的可资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使黄河流域具有理想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古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区。

但正如前文所述，农业的发展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商品贸易萌芽的出现。

另外，中国的大河均是东西走向，但物品之间的差异则主要体现于南北差异，东西方向上气候条件相同，产品无差异。

南方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是路上受制于秦岭一线山脉阻隔，水路又没有合适的河流直抵北方，无法进行普遍的贸易。

而我国周边的大海相对地中海、波罗的海而言，则显得异常凶猛，变幻莫测；隔海相望的友国距离太远，交流不便，而且他们的商品丰富程度还远不如中华帝国，也无与之交易必要。

因此，我国的商品经济难以发展，自然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所以，民法在我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所占比例甚小；至于商法，则更无存在之必要，不能不说是地理位置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四、地理位置决定论对刑法制度的影响最后浅谈一下地理位置对中西刑法的影响。

其实前文已经写的比较清楚，西方更注重对个人权利的切实保护，而并不把法律看作是主要用于镇压的统治工具。

而且，诸多国家采取了共和国政体，对公民生命、荣誉、自由、财产等比较珍视。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

”⑤因此，刑法是比较宽松温和的，刑罚也并不是那么严厉。

另外，刑罚的实施手段也多种多样，由于上述的经济发达以及对自由的珍重等因素，罚金刑的规定与适用比较普遍，而自由刑的适用则要求极其严格。

反观我国，刑法的镇压与统治功能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在民法势力微弱的情况下，几乎统治了整个法律界。

即使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也往往要动用刑事的惩罚措施来了结。

这是专制政体所不可避免的恶果。

此外，由于广阔的地域，“流放”刑在我国古代的刑罚中也是大有用武之地。

五、小结近年来，“法律移植”的话题可谓讨论得如火如荼，而我们不妨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

综合上文，地理位置到底决定了法律的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精神与品格，即一国国民的法律信仰。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国国民对法律究竟是什么，法律的目的与功能是什么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点。

而正是这种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决定了该国的法律渊源、系统、结构与具体内容，其中可以说饱含了与地理、历史不可分割的该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

因此，我们在进行法律移植时，首先应当认真分析这种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对法律认识的差异，然后再思考这种移植是否能适应我国国情，能否顺利移植成功。

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与西方对法律的认识可谓大相径庭，因此当务之急乃是结合国情，努力改造我国国民对法律的错误印象，切实树立对法律精神的信仰，然后才能更好的借鉴、吸收西方法律制度的精华，真正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与民族精神之中，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１］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Ｄｏｕｇｌａ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ｅ［Ｍ］．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Ｋ：Ｓｔ．Ｊｅｒｏｍｅ，１９９７．［２］万平近．林语堂评传［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１．［３］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４］沈复．林语堂译《浮生六记》［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８．［５］褚东伟．作家与译家的统一：对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英文原著”的个案研究［Ｊ］．开封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４）：７０．［６］Ｂｈａｂｈａ，ＨｏｍｉＫ．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７］施建伟．林语堂传［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原貌示之，就是为了尊重祖国文化的异质性，使西方强势文化的读者去领略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