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colonial-Translation-Theory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资料

---收稿日期：2018-06-13作者简介：杨延延（1987—），女，四川乐山人。

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第33卷第10期圆园18年10月Vol.33熏No.10Oct .熏2018DOI:10.16069/ki.51-1610/g4.2018.10.012近年来，后殖民翻译研究成为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其打破传统翻译研究静态模式、关注翻译历史文化环境的独特视角，引起了越来越多翻译研究者的注意。

我国历史曲折跌宕，有古代几千年封建帝国的辉煌，也有近代一百多年半殖民地的屈辱，中国的译者和翻译事业也走过蜿蜒起伏的发展道路。

身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译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时代历史特征和主观倾向，这会对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角度，以杨宪益译苏轼《前赤壁赋》为例，剖析译者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来研究和反思中国的翻译历史和翻译活动，也希望有更多学者思考新形势下中国翻译事业和译者的发展。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1.国内外后殖民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

[1]3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分支和应用，最早见于罗宾逊的《翻译与帝国》（Translation and Empire ）一书，即“把翻译与帝国联系起来的翻译研究”。

[2]1之后许多研究者就后殖民翻译研究展开讨论，如巴斯内特与特里韦迪共同编撰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梳理了翻译理论和实践；西蒙与圣皮埃尔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后殖民翻译研究视域下的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以杨宪益译《前赤壁赋》为例杨延延（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乐山614000）摘要：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角度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

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后殖民社会状态的反映。

按照A.德里克等人的解释，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意指当今世界的三个层次的社会状况:一是指先前的殖民地社会的当代状况，即先前的一些殖民地社会在结束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统治之后仍然存在的甚至日益严重的殖民文化统治状况;二是指准“第三世界”的当代社会状况，即以先前第三世界为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先前的殖民地社会，也有非殖民地社会)遭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统治的状况;三是指一种全球状态，亦即在西方殖民主义结束之后，在全球普遍存在的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状况。

所以，后殖民主义主要就是以先前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以及生活在第一世界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话语，是他们的一种文化关怀和文化倾向。

其实质是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力图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从世界文化的边缘状态回归到应有的位置，甚至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后殖民主义”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因而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依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

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化的时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

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艺术作者：刘晓陶来源：《中国美术》2013年第04期一、后殖民释义后殖民（post-colonial）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另一个含义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

但是第二个含义是有争议的。

如果说殖民主义是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话，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越殖民主义。

[1]按照阿里夫·德里克的概括，仅“后殖民”一词就包含三种重要的意思：“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

2.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

3.描述一种关于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

”[2] 后殖民主义当然与殖民主义有关，而这里的“后”又有两层意思：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在所谓殖民地、殖民主义问题解决以后又产生的新问题，但这里的“新”，似乎有必要稍稍作一点解释。

所谓“新”，并不是“新”在问题上，不是指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而是对于问题有“新”的认识。

[3]对于后殖民概念的内涵之不确定性，有些评论家已经开始感到焦虑，这一概念可能有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的危险。

亨利·路易斯·盖茨将后殖民描述为“多重的边缘”（multiplication of margins），它总是与当代不断增加的民族、语言、宗教和种族集团、社会及亚文化的“呼声”相伴而生。

[4]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

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脚，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20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理论研究策略。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有意误译,艺术理论-摘要：由于传统文化等客观因素以及译者主观因素的影响，翻译中的误译是不可避免的。

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批判的策略，引导翻译研究从语言的层面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给予翻译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揭示。

我国的翻译研究要全面反思中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从而找出一条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又借鉴到西方先进翻译理论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误译；有意误译；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误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被否定的。

然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有意误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文化转向在翻译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兴盛，误译也渐渐受到了重视，它的研究价值被肯定。

谢天振教授指出：“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除去因不负责任的滥译而造成的翻译错误，那么误译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在误译作品时可以特别鲜明、生动地反映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扭曲，反映对外国文化的接受程度与传播中的误解与误释。

”无论是在文化研究或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因为存在权力差异、文化差异，前殖民地国家译者会尝试利用有意误译即：较大幅度改变原著作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语境等；有意扭曲原文，以达到改变重塑文化身份、反抗前殖民者的文化残留，实现找到真正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目标。

借助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中有意误译两者的结合，我们发现有意误译是行之有效的文学翻译策略，在后殖民主义翻译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此翻译方法的运用使原文获得新生，在经济利益及文化交流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有意误译与乱译有着本质区别：有意误译必须以尊重客观知识、客观事实为前提。

本文拟分析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探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有意误译。

一、误译翻译错误种类颇多。

究其原因表现为基础知识薄弱、翻译态度不认真或是跨文化障碍影响造成的误译。

《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评介2006年第12期总第213期外语与外语教学ForeignLanguag~andTheirTeaching2006.№12SerialNo213《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评介邵璐(香港浸会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香港)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38(2006)12—0062—03在文学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翻译起了重要作用,反过来翻译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和政治的影响.谢里?西蒙(Sherry simon)和保罗?圣皮埃尔(PaulSt—Pierre)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曙theTerms:TranslatinginthePostcolonialEra,2000;以下简称《术语》,2000)即是以这种影响和作用为研究对象的一部标志性论文集.该书版权现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购得,将于近期推出中国版.文集原版由渥太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用翻译研究的最新理论挑战广为接受的后殖民理论,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学,文化理论,探讨了在马来西亚,爱尔兰,印度,南美等地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最新概况,调查了文化交流,融合,断裂的复杂现象,是当代西方相关研究领域一部颇具影响的论文集.主编之一的谢里?西蒙是加拿大肯考迪娅大学法语系教授,为加拿大很有影响的一位翻译家,也是十分着名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批评家,代表着作包括《语言交流》(Letraficdeslangues,1994),《翻译中的性别问题》(GenderinTraslation,1996),《文化融合》(Hybridit~culturelle, 1999),《翻译蒙特利尔:在分裂的城市中生活》(TranslatingMontre—al:EpisodesintheLifeofa~v/dedy,2006),另外还编辑了《文化转型:魁北克文学翻译》(CultureinTra琊如:TranslatingtheLitera.1ureofQuebec,1995),等等.文集的另一主编保罗?圣皮埃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从事翻译教学,为加拿大翻译研究协会主席.他的知名译作是与人合作的印度第一本现实主义小说的英译本,名为《六又三分之一英亩》(S妇AcresandⅡThrd,2005).本论文集共收文15篇.如标题所示,全书的核心词为”后殖民时代的翻译”,核心思想是:后殖民时代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最大特点, 在于向殖民时代的传统术语和概念提出挑战和质疑,并提出革新的方法.文集按主题思想分为两大部分,然后以作者来分章,一章一文.第一部分题为《(后)殖民主义和翻译的力量》,所收文章聚焦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题为《谈判的情景》,所录各文侧重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各篇论文的文字风格迥异,研究方法互别,着眼点也各有侧重,但它们都以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题.作为整体,文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翻译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二)翻译的作用是只把奇异而具压制性的东西带给异族文化,抑或作者简介沼璐,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收稿日期:2006—10—03(修改稿)它会作为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弓J发一连串的积极反应和互动?文集内容广泛,考虑了地理和语言因素,将翻译作为一面多棱镜,透过它来界定和评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涵义.印度是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的宝地,而在爱尔兰,中国,加拿大,美国,拉美等地,从文化历史角度切人同样也有助于对文化交流中重要术语的反思和重塑.因此可以说,对于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文学交流中边缘之声的关注,便成了本文集的主线.翻译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在印度,加拿大,爱尔兰,巴西等国的后殖民语境中产生,后来又受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维系.译者就像文化和经济的调解人,地位常常被边缘化.回顾历史,译者常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权力边缘.如果译者地处殖民或新殖民社会,就还得面对语言交流中的矛盾冲突.译者必须小心谨慎,清楚地知道全球文化交流并非自由循环,而是受贸易路线等因素支配.换言之,译作的接受程度跟译者的天资不能成正比,而是受制于通行规~(Frow,1996).后殖民主义强调,在商业上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译作的生成与流通依贸易规则和所有人而定.今天,”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已越来越模糊和富有争议性.很多人试图从文化和政治分析人手来界定该词,消除误读.那么,为什么本论文集仍沿用该术语呢?AnneMcClintock曾指出,即便可能弓I 起争议,我们也不能勉强用其他术语代替.她提出,在研究中应当多用历史性的理论和策略,这样才能对”目前不幸的权力分配”做出更全面的描述(McClintock,1995:302).正因如此,文集主题中采用”后殖民”之术语和概念,以凸显各文所涉研究内容的历史基调.在翻译学的框架内,”后殖民主义”暗示了两层重要涵义.第一是翻译研究中的全球维度;第二是它凸显了理清权力关系和他者关系的重要性.本文集的前半部分考察了翻译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这一部分就后殖民模式的知性和德性基础以及在特定国家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例如,在《历史,翻译,后殖民主义》(“History, Tra nslation,Postcolonialism”)一文中,Cr0nin(《术语》,2000;本文中未作专门标注的文献,均出自《术语》,200作者注.)立足于爱尔兰,把翻译当作规范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分析BrianFriel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剧作《翻译》(Translations)和该剧作序言《英国爱尔兰军火调查》,强调了翻译,信息收集,篡改歪曲之间的关系.《翻译》具体展示了英国霸权如何用翻译来”掩饰”其占据爱尔兰领土的事实. 同许多后殖民理论家一样,Cronin认为翻译具有压制功能,但同时也63?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拄具有反抗功能.在爱尔兰文学史上,当翻译被篡改时,便拥有强大的创造力,此时没有对应源文本存在的所谓”翻译”文本便会激增.同时,他也指出,边缘族群的产生常常是迁徙流离,领土丧失的结果,这些人比占主导地位的定居群体更容易受到翻译影响.在中国,”后殖民”翻译理论会是怎样的景象?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从来都不是殖民地.那么,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裨益何在呢?陈德鸿认为,西洋货品充斥中国市场,同样,西方理论也席卷了中国学术界,然而,究竟如何选择使用这些理论,是当前中国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在亚洲传播自己的文化模式,使其他国家在文化方面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它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么,中国这个矛盾体应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后殖民理论呢?后殖民理论能有多大的解释力呢?在陈德鸿看来,可以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后殖民主义”这个词,取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时代意义,这样或许就较有用武之地了.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们的看法可分为两派.传统派反对弓I进欧化结构和表达,担心汉语会因此遭到污染. 当然,同时也有许多人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语言是富有弹性的,开放的.陈德鸿考察了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文化理论中的各种研究立场和观察角度,将各种争端辩论与后殖民理论的相关讨论对应起来, 找出其中的相似性.在他看来,语言理论,文化理论和中西方风云变幻的历史政治关系应放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必须指出,陈德鸿对后殖民理论的使用是十分谨慎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个案的独特性为后殖民理论研究带来了一缕清新空气,它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的适用范围,并使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DiptiranjanPattanaik和Sb.~nthaRam~shna探讨了翻译与文化地位的关系问题.Pattanaik区分”向心型”和”离心型”两种类型翻译.所谓”向心型”翻译,是将外语译为本族语;所谓”离心型”翻译,则是将本族语的材料译成外语.对Pattanaik而言,”向心型”翻译提高了印度奥里雅语的地位.在奥里雅,翻译从来都享有至高地位.印度各地的文学语言,通过翻译而丰富起来,奥里雅语作为一种方言亦然如此,而自梵文的翻译对奥里雅语的影响最大.跟”离心型”翻译相比,”向心型”翻译协助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奥里雅文化身份,同时也促进了奥里雅的民主进程.无论在奥里雅王国的扩张时期,还是在19世纪奥里雅省独立运动的时候,”向心型”翻译巩固了奥里雅的国民性.两段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时期”向心型”翻译的源文本是梵文,而到了后段时期即殖民时期,源文本则是西方小说.另一方面,”离心型”翻译不能起”向心型”翻译之民主化作用,它只能满足国内外受西方教育的人士的需要.它或许能给本来默默无闻的本地作品带来更多国际的关注,但却不能滋养像奥里雅这样的地区性语言.如果奥里雅文学文化想要得到发展,就需要通过”向心型”翻译来吸取外来营养,否则无法成功.Ram,akrishm((;g~},2000)提出了”反制性翻译”(counter-trans.1ation)~概念并分析了文化主权问题.作为反霸权主义的工具,”反制性翻译”是指在翻译对象和翻译方式的选择上,不受英国殖民影响的翻译.mashm认为无论”忠实”与否,印度人Vidyarthi对雨果小说的改编,或Pr~chand对弗朗斯作品的翻译,都对印度文学文化的多元化做出了贡献.对法语源文本的选择是翻译家们有意与英国殖民者的意愿背道而驰.Qonin(《术语》,20o0)把译者视作边缘群体,与之相呼应的是Jean_MarcGouanvic的观点.在Cronin~”,游浪汉,商人,罪犯以及胡格诺派教徒(Hul;u朗ots),爱尔兰天主教徒等社会群体在得到权利的同时,却又被迫接受一些限制.Gouanvic则提出了”逃亡者”的概念.他所说的”逃亡者”,是指逃出白人控制,自谋其生的被殖民者. Gouanvic并不想把”逃亡”概念理想化,纯粹化,因为即使成功地从殖民地逃出,”逃亡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仍会受其影响,如许多当代加勒比地区使用法语的作家那样.作为”逃亡者”的译者并不依据市场规则行事,而成了异端,创作出反传统的伪译.他们逾越边界,打破传统的分类系统.对Gouanvic而言,”Y’J’q厶~I”(hybridicy)不过是统治者加强权力控制的面具,而提倡斗争空间则是更有利的范式. Gouanvic评”杂合”是”怪异的融合”,挑战当下甚为流行的观念,如MichadawDlf和MariaTyn’~ko就曾撰文提倡这个术语.就后殖民研究中政治的影响和对文化权力殖民化的看法等问题, Gouanvic~了自己的观点,与I倒nba(1995)的观点交相辉映.Wolf和Tyrr~ko把”杂合”当作后殖民实践的核心标志.通过研究“杂合”概念,w0lf超越了有其局限性的”他者”观念,对文化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把变化中的文化差异囊括了进来.后殖民主义可被当作质疑有关”他者”的知识产品的一种阅读和写作.如同人种论, 在文化知识产品上翻译同样面临权力的滥用与不公.w0lf沿用对“杂合”的定义,认为它是”对主流文化权力的积极挑战和抵抗”,把文化权力从斗争的源头转变成了斗争的结果,认为在”第三空间”中,文化可以得以调和,重组和互渗.”第三空间”是产生文化的空间,在这里翻译是”介入的理由”,所产生的文本既不可被分门别类,也不能被重新移植.在”第三空问”中,文化被重新融合,翻译不再是连接两个不同文化的桥梁,而成了弓I进新元素的介入策略.协调和融合会促进文化发展,差异与非通约往往支配着文化身份.ElizabethB.Fitz. patti~通过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出版局”的调查,分析了殖民统治对于当代印尼文学的重要影响.”出版局”隶属荷兰殖民政府,1905年至二战期间最为活跃,它的宗旨就是为东印度殖民地的居民出版书籍.”出版局”在提高欧洲价值观和维持荷兰殖民者权势的同时,也丰富了印尼文化.通过对”出版局”运行机制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看出,在学术界,”小”殖民国家对政策的实施亦可起到平衡作用.该机构颁布了许多语言和文化政策,如组织人员把欧洲经典翻译成马来语.荷兰殖民者通过这些举措来削弱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精神,从而有效控制印尼文化的发展趋势.rr)0czk0的研究仍然围绕”杂合”展开,不过她更关注后殖民写作和翻译之间的交叉点.有些作品很难判定到底算不算是翻译,如Tutuola的《棕榈酒醉汉》(ThePa/m.W/heDn’nkard,1953).此书的语言别扭,怪诞,是”为别的语言服务”的异化了的作品.Ty. moczko认为后殖民写作与翻译不同,但两者有相似性.”杂合”文本可以让人同时联想起两种语言.双语和多音使翻译和后殖民文本呈现出召唤和反判的特点.试举一例,JamesJoyce通过专有名称,”隐晦地”使用了爱尔兰语言.20世纪北非后殖民法语文本亦有此类“杂合”现象.双语读者的阅读经验与单语读者不同.”传统的翻译对等”是一种传达工具,它将被殖民者的语言意义植入用殖民者的语言写成的后殖民文本中.翻译和后殖民文学作品在功能和形式上的相似源于”双重意识”和”文化复原”(culturalrecuperation).第l2期邵璐《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评介?64?四文集的后半部分是对界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的特定文化活动的具体分析.Cronin在第一部分就简要讨论了BrianFrid的《翻译》,而Maria-ElenaDoyle又再次以此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Doyle将《翻译》中的方言跟Friel等人创办的费尔德戏剧公司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学实践联系起来.Doyle特别关注剧作中方言的运用以及对于方言的翻译.在北爱尔兰,人们不是使用英语,就是用盖尔语,方言在那里有着怎样的政治地位?Frid的作品常反映爱尔兰人在国家分裂(南,北爱尔兰)阴影下,所遭遇的文化及民族认同问题,创作主题涉及南,北爱尔兰,这使他成为了当代最受赞扬的爱尔兰剧作家.方言在促进文化融合,将混合的文化身份注入北爱尔兰的同时,也提高了公众的归属感.在《翻译》中,语言和口音的选择都独具匠心,指向丰富的斗争性的历史背景.Doyle指出费尔德戏剧公司的早期六部剧作中有三部为译作,该剧团的目的就是建立爱尔兰的文化身份.在剧作中语言起着关键性作用,语言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意义表述的核心所在.LouiseLad0ueeur就加拿大戏剧翻译的”双重殖民性”以及特定翻译策略的历史基础展开讨论.她分析了接受语言地位对翻译模式的影响,认为当魁北克戏剧被翻译成英语时,译文中会留下源文本的印记.造成的后果是,剧本的名字保持法语不变,因为它是”不可译的”,同时也是为了唤起对魁北克的过去的记忆.这种翻译策略跟改编或用方言翻译不同,AnnieBrisset(1996)曾以六,七十年代魁北克戏剧翻译为个案,得出过同样结论.不过,正如Ladouceur所言,到了80年代,这种翻译模式变得更加灵活,而对于戏剧作品类型的选择也更宽泛.JulianadeZavalia考查了美国边境地区拉美作家的新面貌.她沿用Lefever的”折射”(refraction)~g,用多元系统理论证明翻译是包括阅凄,重写,评价在内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探究翻译对新移民作家写作的影响,梳理了1960年以来美国文化交流进程,认为其中的新殖民主义色彩比后殖民主义更加浓厚.AnitaMannur和N.Kfrf~a在各自文章中都指出,印度与作为前殖民者语言的英语之问存在一种既亲密又抵制的关系,英语在这个语言并不统一的国度中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也是国际商贸,文化的载体.同Rushdie(1997)-~,她们认为,与用英语写成的印度文学作品相比,翻译文学在印度处于边缘地位.同时,她们也对产生不平衡的原因提出质疑,认为翻译可以振兴地区文学的发展.她们表达的总的思想都是:翻译对印度文学身份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用盯1ala的话来说,无论翻译是”向心”还是”离心”,对英语是”阻抗”还是”促进”,印度区域和国际身份的互动问题都值得进行进一步探讨. St-Pierre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的张力对翻译的作用.”法则”和“语言”是带有爱尔兰殖民地痕迹的术语,也是殖民者主要的殖民手段.St.Pierre考察了这两个术语在奥里雅语小说中的运用以及对它们翻译.ProhalDasgupta讨论了知识产生和传递的问题,把翻译的道德范畴称为”(翻译的)勇气”,为了扭转贸易不平衡的状态,他呼吁将文本更多地翻译到”欠发达语言”中去,而非翻译到”发达的语言”里,并认为这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公众利益.DBsl卿ta认为译者的职责是”改变客体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传播学,文化理论应携手对科学事业和政治制度提出批评.由此观之.翻译不仅仅是交流形式.更是交流产品.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移更是跨语际实践,是穿越语言的写作.文化交流被”复杂的偏轴互动”取代(Buell,1994:337),于是新的对话和新的立场开始出现.边界不单起分离和排斥作用,它也可以导致”互动和建构”(BuelI,1994:341).译者的双重任务是,一边不断地重新界定创作实践,一边改变文化传播的术语.综上所述,本文集不囿旧说,勇于探索,是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力作.在此集子中,研究者们重新梳理了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地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基础上,对文化产品在传输过程中的路线和权力关系进行了规划和描述.同时,作者们从翻译理论和实践人手,重新定义和精炼了现今通行的后殖民主义概念,通过后殖民和翻译理论重新思考文化关系,对后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反审.文集运用批评的眼光,对传统理论中的种种术语和概念进行了深层考察,从而为”后殖民时代”的翻译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新的范式和方法.参考文献:[1]Buell,Frederick.NationalCultureandtheNewGlobal#跏[M],BaltimoreandLondon: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2]Brisset.A肌ie.A&~ciocrit幻”PofTranslation:TheatreandAlteH. inQ缸,1968～1988[z].Trans.RosalindGillandandRogerGannon.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6.[3]Fmw,John,TheCommodifieationofCulture[J].NewLeftRe.view.1996:89—108.[4]Loomba.Ania.Ovesworldin gthe”Thirdworld”[A].Patrick WilliamsandLauraChrisman.Co/onialDiscourseandPost.Colo. nialTheory[C].NewY 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5:305—23.[5]McClintock,Anne.TheAngelofProgress:PitfallsoftheTerm “Post.Colonialism”[A].PatrickWilliamsanduChrisara m. ColonialDiscourseandPostColonialTheory[c].NewY ork: ColumbiaUP,1995:291—304.[6]Rushdie,Satman.Introduction.VintageBookofIndianWrit ing,1947—1997[C].InSdmanRushdieandElizabethwest.Lon. don:Vintage,1997.[73Senapati,FakirMohan.S/xAcresandaThird:ThPClassicNine. teenthcenturyNovelaboutColonialIndia[Z].Tram.RaNShankar Mishra.S~tyaP.Mohanty,JatindraK.NayakandPaulSt.一Pierre.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miaPress,2005.[8]Simon,Sherry.Letraficdeslangues[M].Montrral:Borral,1994.[9]Simon,Sherry.CultureinTransit:TranslatingtheLiteratureof Q.e&c[C].Montr6al:V ehicdePress,1995.[10]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1996.[11]Simon,Sherry.HybriditlCulturelle[M].Montreal:L’?ledela tortue6diteur,1999.[12]Simon,Sherry.TranslatingMon treal:Etn’sodesintheLofd Dizideda[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20O6.[13]Simon,Sherry&Paul—Pierre.Chang/ngtheTerms:Translating ,inthePostcolonialEra[C].Ottawa:UniversityofOttawaPress.2O0o.[14]Tutuola,Amos.ePalm.WineDrinkard[M],London:Faberand Faber,1953.。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postcoloniaI translation studies
或称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

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中“文化转向”和对文化的深入研究，到了90年代，文化研究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

如果说，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关心的还只是文化的一般问题的话，则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与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该理论从原殖民地文化出发，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翻译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探讨弱小民族语言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的语言时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作为文化学家，英国Bassnet的后期理论已显示出后殖民主义的色彩，她出版了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1999)等著作。

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批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国受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Teiaswini Niranjana(代表作如Si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1992)和Gayatri Spivak(代表作如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其他如曾在芬兰Tampere大学教翻译，后去美国Mississippi大学执教的Doudas Robinson以及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的Maria Tymoczko等。

2013.08学教育81字，改“正月”为“端月”，又因其父庄襄王名楚，便避称楚国为“荆”。

汉光武帝刘秀，改称“秀才”为“茂才”。

唐太宗李世民改“观世音菩萨”为“观音菩萨”，以避其名。

清代康熙帝名玄烨，因此，书写“玄”字时必须缺点或改写为“元”，以致汉代学者郑玄在清代刊印的书籍都写作“郑元”。

国讳是英汉禁忌语间存在的最显著的差异。

汉语禁忌语受到儒家思想中代表纲常伦理的“礼”的思想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性。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其基本精神是天地人伦上的上尊下卑，要求人们恪守“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道德伦理。

这同根源于宗教信仰，具有广泛“平等”思想的英语禁忌语有本质上的差异。

“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植于英语的文化心理之上，这也使其称谓没有像中国一般有诸多禁忌。

特别是在统治者的称谓上，英语体现出了平等与民主的精神。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的名字不仅在皇族中广受欢迎，在民间也是十分常见。

纵观英国历史，皇室成员的名字都是十分大众。

“詹姆士一世”（James I ）、“乔治六世”（George VI ）、“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 ），他们虽是帝国最尊贵的人，但在名讳体现地位尊卑方面却远没有中国的统治者那样较真。

2.避私讳避私讳是指在一家范围内，后辈要避免自己祖先和尊长之名（万建中，2010）。

古人认为名字和本人的性命息息相关，要倍加呵护，不可轻慢。

遇私讳不避，被视为不敬。

而触犯他人私讳，是十分不礼貌的举动。

《红楼梦》中林黛玉避其母贾敏之私讳，每遇“敏”字就念作“密”，或缺写一两笔。

司马迁父名“谈”，便将名有“谈”字的古人改作“同”。

苏轼祖名“序”，作序一律改为“叙”。

更有甚者，诗人李贺，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所以他终身不得应试进士。

避私讳产生于祖灵崇拜和封建家族宗法，其实质是崇拜祖先的灵魂。

在中国古代，名字同身体一样“受之父母”，却具有超人的力量，人的灵魂就附着在名字上（李中生，1991），不可亵渎。

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性*陶东风1、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虽然"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一个到本世纪晚期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术语，但是这个术语的准确含义却必须联系此前的"殖民主义"（亦称旧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这两个相关概念才能得以把握。

这三个概念分别是对殖民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特点所作出的理论概括。

殖民主义或旧殖民主义是指殖民关系的第一阶段，在时间上被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特点是殖民宗主国在政治、军事上对于殖民地国家的赤裸裸的直接统治，殖民地国家或彻底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主权；而在理论上对于殖民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在源头上可以上溯至马克思，而其成熟形态则是本世纪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本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纷纷独立，取得了国家主权，并开始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

但是由于真正原因，它们在经济与政治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对于原西方宗主国的依赖。

冷战开始以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所谓第三世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无法真正独立。

这就是殖民关系的第二阶段──所谓的"新殖民主义"阶段。

这个阶段的相应理论是20世纪60-70年代在拉美国家发展起来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称"新帝国主义"理论。

它的宗旨是阐述新殖民主义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力图表明：在二战后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己的技术与金融等方面的优势，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掌握着第三世界的命运，使之依然处于半殖民地或准殖民地的状态，亦即世界体系的边缘，可以说是不叫殖民地的殖民地。

如果说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则集中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