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11园林,张亮亮）
导言
一、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与分期
什么是中国近代史？回答好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么什么是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历史（列宁）。偱着这样的理论路径，中国的近代史也就可以这样概括：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因素和特征。这样就至少又有两个问题必需回答：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形成于何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时期何时结束？其实，这两个问题和在一起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要思考中国资本主义何时形成的问题，对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又是我们首先必需明确认识的相关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具有某种近代因素，但资本主义萌芽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它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无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直接的联系。“明清以来沿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所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p626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开始。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究竟开始于何时？这又关系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日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和中国人日益加强的救亡意识下，近代中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趋向的变革道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商品经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手工业；又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p626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影响）相关，那么这种侵略就有一个何时开始的问题，这种影响就有一个以什么方式（模式）的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再合在一起回答，一般认为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这种侵略和这种影响的开始，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既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肇始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也就不是自发的，是被迫的，它与以英国为典型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以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用现代化的理论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的近代化是后发晚生型的。
另外，台湾地区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放在1911 年的辛亥革命胜利。
二、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框架
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曾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构建的。即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所谓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三大高潮，即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十大事件，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这样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或者说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提出“一个主流、四个阶梯”的新体系说。所谓一
个主流，即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主流，所谓四个阶梯，即近代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这四个阶梯而前进。这个新体系强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这个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经济史，它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近代史核心内容的忽视
20世纪80 年代以来，也有人主张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生产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政治领域中的革命与改良，文化领域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争。从而把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写出成“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1、清朝统治的衰落
王朝统治盛衰的周期性变化。乾隆朝(1736—1795)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18世纪的繁荣。乾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声威远传，“在有清260余年中，因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P258。）1796年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为“承平六十年”的“乾隆盛世”划上一个惨淡的句号。
（1）统治阶层内部：
官僚政治的总体性腐败。乾隆帝曾痛论：“各省督抚中洁身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自竣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1424，中华书局，1985。)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开始出现严重的政治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盛行，营私舞敝，贿赂公行。“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龚自珍全集》P35）（官僚与胥吏）和珅案。各级宫吏层层剥削，最终都得从百姓头上搜刮。“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胶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清仁宗实录》卷75。中华书局1985年版。（嘉庆）因循苟合，百务废驰，要政尽怀：漕运、盐政、河工、钱粮（赋税）额。军队腐化、武备废驰。八旗兵（22万）、绿营兵（66万）(社会的、体制的、自身的) （2）人口过剩与社会问题
清代人口在1741—1840年的10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大关，到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口已达4.3亿，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民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总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
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资源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4亩，以后历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1766）3.75亩，嘉庆十七年（1812）2.36亩，道光二年（1822）2.03亩，到咸丰元年仅1.75亩。(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P117—120）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1745—1809）(洪亮吉《卷施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则大致从1753年（乾隆十八年）开始，人口开始过剩。
影响：人口过剩与小农经济“过密化增长”的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递减。贫困、停滞、灾祸。人口过剩与流民现象，社会动荡。民生日蹙，民变四起。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45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1813年直鲁天理教林清起义。（魏源《圣武记》卷10，P33）
（3）士人悲歌
衰乱之世，造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压迫力。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通经致用”。
“衰世”。“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至五六……。自京师始，概寻四方，大抵富户变贫产，贫产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手皆不可民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