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种类的划分
（一）美学史上关于艺术种类的认识
在中外历史上，对于不同艺术部门的特点和区分这些种类的根据问题，很早便为人们所注意。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观察并总结了一定时代艺术发展的状况和经验，对于艺术的种类和体裁的划分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如在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中，就对诗、歌、舞的联系和区别作过这样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这个朴素的说法里，表现出作者看到了诗、歌、舞三种艺术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表达人们的审美感受的。然而这三种不同种类的艺术，对于表达人的审美感受来说，又各有其特长和局限性，因此产生了使用不同的艺术手段，以便充分地表达种种审美感受的需要，从而导致不同艺术部门的划分。这个说法包含了从表现审美意识的需要和表现手段的统一来区分艺术种类的观点。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分类作了
相当细致的探讨。例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所谓“本同而末异”，已经素朴地涉及到各种体裁之间的一致性和差
异性的问题，并对各种文体的具体内容和特性作了一定的阐述。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提出并描述了诗、赋、碑、诔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区分，并指出虽然“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但它们之间也有共同遵守的规律。后来，在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萧统的《文选序》等著作里，对风雅颂的变化发展，都不断地作过研究。萧统编选文章，就是按照体裁和时代编排的。他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至刘勰则更进一步，对文体的历史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自唐代开始，随着诗歌、书法、绘画、舞蹈、音乐的不断发展，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开始为历代的艺术理论批评所注意，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探讨。特别是对于诗和画，从“有形”和“无形”、“有声”和“无声”上论述了两者的区别，同时又深刻地指出了两者的互相渗透的关系。
在西方美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艺术种类问题的哲学家。他在《诗学》中，一开头就提出划分艺术种类的原则问题。他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总而言之，都是摹拟，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拟所用的媒介不同，摹拟的对象不同，
摹拟的方式不同。”①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为艺术有共同的本质——摹拟，同时又提出了不同艺术种类的多样性问题。就媒介来说，有用颜色和线条来摹拟的，有用声音来摹拟的。就摹拟的对象来说，或是比我们更好的人，或是更坏的人，或是和我们相同的人；从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和喜剧对象的不同。而就摹拟的方式来说，可以用叙事的手法，也可以用表演的手法。进而，亚里士多德细致地考察了悲剧、喜剧和史诗的联系和区别，从内容和形式各个方面揭示了它们的特点。其中特别是对悲剧效果（悲悯、畏惧、净化等）的研究，虽然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也说明亚里士多德已经朴素地注意到特殊艺术样式在欣赏效果方面的特殊性问题。
随着艺术的发展，各门艺术逐步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经验，各艺术种类自身的特长和局限也日益明显起来，这就为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艺术分类问题提供了客观条件。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莱辛在对希腊艺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当时艺术实践中浪漫主义艺术和新古典主义艺术日益对立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出了诗和画的界限，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区别问题。在《拉奥孔》中，莱辛从艺术模仿自然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从艺术媒介、题材和作品的艺术效果三个方面，论证了造型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区别。他指出造型艺术是空间艺术，以物体静态形状为主要对象，善于表现美的
事物；而诗则是时间艺术，以动的情节为主要对象，可以描写丑及美丑的激烈斗争，给人以真实的感受。菜辛在肯定诗和画具有摹仿自然的共同点的前提下，突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强调“颜色不是声音，眼睛不是耳朵”①，反对混淆不同艺术种类的界限。莱辛这种把艺术媒介和作品直接诉诸不同感官的差异，和时空、动静在题材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从而考察各门艺术在表现真和美方面的不同效果的观点，对于艺术分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莱辛在当时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日益片面发展的影响下，未免对诗和画的界限过分加以绝对化，以致把艺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的美割裂开来，作出美只限于绘画的结论。
由康德奠基的德国古典美学，第一次用系统的哲学观点来考察艺术的分类问题，企图对各门艺术的特点和发展作一番总结，找出它们各自最本质的特征。康德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艺术的审美特性归结为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并以这种概念来说明艺术的分类问题。他以人的语言表现的三个组成因素作为标准，把艺术区分为：词——语言艺术，包括文学、雄辩术、修词学等；姿态——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音乐——感觉游戏的艺术，包括色彩装饰、音乐等。他把诗看成“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而把音乐和“颜色艺术”列入所谓“感觉游戏的艺术”①。康德这个分类原则虽然力图辩证地解决各门艺术在审美领域内
的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由于抹煞了形成各门艺术的审美特性的客观现实基础，把艺术和人的其他实践领域割裂和对立起来而陷入了反历史主义和不
可知论。
康德以后，谢林从其“同一哲学”出发，根据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对艺术现象作了考察。按照谢林的观点，哲学是理想占优势，艺术则是现实占优势，而在现实占优势的艺术现象内部，又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和理想的两大系列。现实系列中有音乐（现实更占优势），绘画（理想更占优势），雕塑（现实和理想的综合）；理想系列中，则主要是诗，其中抒情诗以现实为优势，史诗以理想为优势，剧诗是二者的综合。谢林这种以哲学体系为根据的艺术分类原则以及在对具体
艺术部门特性的揭示中，有一些中肯的地方，对黑格尔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是他的哲学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他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同一，不是辩证的、矛盾的同一，而是直接的同一，因而使他对各艺术种类的看法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黑格尔继承并发展了谢林的思想，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的美学体系。在他的《美学》中，大部分篇幅是研究各艺术种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黑格尔根据理念内容和物质形式相统一的不同形态和阶段，提出了象征艺术（物质压倒精神），古典艺术（物质和精神和谐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