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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简介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称法（1999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生活报》（《今日早报》前身）开出了一个名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的专栏，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
如今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已经被写入多地教科书，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
浙商特点：“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浙商简史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
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依旧突出。
浙江工商业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
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
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
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目前为中国国内除台商之外最活跃的商帮，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浙商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早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先民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
至春秋时期，浙江又孕育了古越文化，被封为“中华商圣”的范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强调了农商并重的主张。
到了南宋时期，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辈出，且这些人多为当时引领全国学术的翘楚。
“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
推荐候选事件汇总表
（以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2、初评事件应在20件以内；
3、初评意见可在“评委初评意见”一栏内打“∨”，也可直接用文字表述；
4、另有推荐候选事件的，可按已有格式填写在本表最后的空格中，并在“评委初评意见”一栏内打“∨”或用文字表明评委的意见。
1985年5月，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一个适应当时农村发展需要的合作型经济组织——苍南铁龙乡农民服务社诞生了。
服务社通过帮助农民搞开发性生产，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承包季节性冬荒田，开展无息贷款，提供统一植保、统一农机服务等，帮助农户解决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到、办不好，或者办起来不划算的事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服务社一经成立，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仅一年时间，入社社员就有135人，并成立了理事会，聘请了53名职工，创办了三个服务公司。
目前，苍南县有35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和4家专业协会，在他们的统一组织下，30多万农民走上了标准化生产、市场化经营和品牌化运作的现代农业生产道路。
2021年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A类）2021年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A类）给定资料材料一2021年以来，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稳走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好于全国，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
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369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半年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0.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9%）1.2个百分点。
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21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28.4万家，同比增长25.4%；新设个体工商户55.7万家，同比增长15.2%。
平均每天新设企业1040家、个体工商户2040家。
至9月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575.3万户，同比增长12.5%，其中，企业188.8万家，同比增长16.7%，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5802.6亿元，同比增长6.0%；规模以下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4263.45亿元，同比增长6.2%；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总额累计2354.9亿元，同比增长19.43%。
多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它们贡献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经济总量、80%的外贸出口、90%的社会就业，为约占全国人口4%的浙江人，在全国1%的土地上，创造全国7%的经济总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材料二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凭着东拼西凑的4000元钱，带领6名农民白手起家，在萧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
为求生存，他千方百计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各种配套，“人家要什么就做什么”。
凭着鲁冠球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企业越做越大，到1978年，全厂已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也先后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等七八块牌子。
邓小平与四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故事作者：徐忠友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3年第7期在老一辈中央领导人中，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生前曾十多次到过浙江，对浙江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极大推动了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其由过去的一个农业省变成工业大省、经济强省，在旅游、文化等方面也走在中国前列，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期间，邓小平也与四任浙江省委书记留下了难忘的故事。
谭启龙：小平同志为“文革”后期的浙江稳定解了急上个世纪70年代前期，谭启龙在浙江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浙江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派性斗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
浙江是“四人帮”插手的“重灾区”，他们通过指挥浙江的造反派头头和民兵组织搞派性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搞乱了浙江，并想搞垮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重，由重新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谭启龙深感欣慰，工作劲头又上来了。
1月29日至2月6日，谭启龙主持召开了浙江省委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主要精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针对浙江、云南等省某些人利用民兵组织搞派性斗争问题作出的“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的决定。
会上，浙江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停止浙江派性活动，坚决撤销民兵指挥部组织。
这本来是恢复浙江社会安定的一个好决定，然而浙江造反派头头闻讯后非常不满，立即组织了数百人围攻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并冲进杭州饭店小礼堂，野蛮地将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谭启龙劫持出会场。
在这危急时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到浙江方面的情况急报，立即指示南京军区，由其所属的浙江省军区派出一个连的警卫部队，紧急出动解救谭启龙。
官兵们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到现场，与杭州市公安局的几位民警、谭启龙的秘书、警卫及其他工作人员一道，将数百名造反派冲散，把谭启龙解救了出来。
如果不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及时作出指示，后果将不堪设想。
浙江省电报发展史据了解，1883年，浙江省正式开通电报业务。
到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报通讯进入鼎盛时期，发报数量呈井喷式发展。
章师傅仍记得“那个时候，杭州市区每天发送电报5000份，1988年到达顶峰时浙江省全年的电报业务量有2012.3万份，杭州有194.85万份。
“那时候，杭州饭店、华港饭店、友好饭店等都有驻点，实时为住宾馆的国际友人、商人进行服务，国际的外贸交易会我们也会去。
”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的来敏经理回忆到。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面对在电话普及冲击下开始萎靡的电报市场，中国电信推出了礼仪电报，分庆贺、吊唁2种礼仪电报业务。
1993年1月，为满足社会各界之间日益增长的礼仪性交往需要，杭州开办鲜花礼仪电报业务。
谈起现在的业务量，章国荣轻轻叹了口气。
现在每个月最多发一百份，其中大部分是在企业纠纷中用以保留凭证。
如今微信、手机市场繁荣，用发电报来传送信息的老百姓已是越来越少了。
为了给记者演示，章国荣坐在电脑前开始发送电报，桌上有一张填好的电报单。
他熟练地用电脑键盘输入四位数电报码，二十个字不到他用几十秒即可完成，按下回车便发送出去。
旁边的电传打印机便开始运作，一张电报被“吐”了出来。
“不熟悉电报码可以切换到拼音输入的模式，”章师傅说道，如今报房懂电报码的只有他一个人了。
1988年2月，邮电部决定开办礼仪电报业务，开放庆贺、吊唁两种电报。
“谈恋爱的时候，小伙子给心爱的姑娘发一份电报，还有鲜花附送，和现在同城鲜花类似。
”章师傅说，好几种花色，印着大红牡丹花的是贺电，印着白色菊花的是唁电，只要把打印好的电报装进里面就可以了，既美观又大方。
“对电报行业这是一种创新措施，但是还是挡不住大潮流，受不住电话、传真的冲击。
”章师傅笑言。
他的所有青春都献给了电报事业，再有5年就退休了，问起退休之后电报行业怎么办？“不知道，”章师傅笑着摇头，“可能也没有人发了吧。
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陈一新2009年第4期——他山之石浙江省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
浙江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历史，是一部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史。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认真研究“浙江现象”、深入探讨“浙江模式”、全面总结“浙江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所谓“浙江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缺陆域自然资源、缺国家资金投入、缺特殊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勇于创业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并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浙江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富、省强。
民富，主要表现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差距小，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８．２％，由３３２元增加到２０５７４元，由全国第９位上升到第３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８．５％，由１６５元增加到８２６５元，由第８位上升到第３位。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７年和２３年保持全国省区第１位。
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０．３３、０．３５，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５．６％和５９．１％，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４．７％和３６．４％。
１９８５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１９９９年全省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
省强，主要表现为经济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从经济综合实力看，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生产总值由全国第１２位上升到第４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１６位上升到第４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１２位上升到第４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１５位上升到第４位，其中出口总额由第１４位上升到第４位；财政收入由第１４位上升到第５位。
第1篇一、引言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工作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式到开放式的变化，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演变。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工作制度的变化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制度（1949-1978年）1. 国有企业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国有企业的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统一领导：国家通过设立各级人民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2）计划管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等方面进行全面计划管理。
（3）工资制度：实行固定工资制度，工资水平与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挂钩。
（4）劳动保护：国家规定了一系列劳动保护措施，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2. 公私合营企业制度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制度与国有企业基本相似，但在经营管理方面，引入了民主管理机制。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制度（1979-1991年）1. 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放权让利：将部分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提高企业自主经营能力。
（2）承包经营责任制：将企业的经营成果与职工工资、奖金挂钩，激发职工积极性。
（3）优化劳动组织：调整劳动组织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
2. 集体企业改革集体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相辅相成。
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1）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管理。
（2）提高职工待遇：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改善职工福利。
（3）发展多种经营：鼓励集体企业开展多种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作制度（1992年至今）1.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深化。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
一、解放思想搞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省与全国一样开展了解放思想的运动。
主要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而展开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
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我们积极支持这场讨论，并始终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
6月10日，《浙江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们连续几天召开省委常委会，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讨论中大家认为，一定要以实践第一的观点，来总结2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各种新问题。
197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们的讨论情况。
10月5日至12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问题理论讨论会。
我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报告。
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才能正确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当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我们省对“两个凡是”的看法时，我当即代表省委向中央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9年1月4日至22日，省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思想武器，总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
会议讨论了如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何贯彻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及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问题。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决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集中精力，同心同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英勇奋斗。
会上，我代表浙江省委郑重宣布：浙江全省的“揭批查”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人们的思想认识毕竟不能很快统一，会后有人要与我们辩论，说现在工作重点绝不能转移，“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虽然已经粉碎，但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造反派的帮派体系还没彻底查清，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
对此，我们一边强调干部要加强学习，一边耐心细致地
做说服工作，讲明为什么要把工作重心转移过来。
这年的5月15日至26日，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调整国民经济问题。
9月，浙江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浙江的四化建设问题。
认为搞好经济工作，必须在指导思想上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会议确定今后浙江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搞好综合平衡，以长补短，以轻养重，充分发挥本省的经济优势和特长；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加快丝绸、棉纺、麻纺、造纸和工艺美术等轻纺工业、手工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使旅游、外贸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事实上，一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公正全面的评价，人们的思想认识才真正统一起来。
二、改革开放的硕果
我在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任内，主要领导了浙江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
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开始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主要是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中劳动，
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为“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随后，又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较大幅度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逐步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先后在农村和城市逐步开展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变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改变了脱离实际的生产经营方针，经济优势得到发挥，产业结构渐趋合理；逐步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对内对外实行开放，封闭式经济开始向开放型经济转化；重视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比较协调。
1979年，我省国民经济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业方面采用调价、奖售、换购、议价等经济措施，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上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稳定增长的好势头。
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231.45亿元，比上年增长16.3％。
其中工业总产值149.36亿元，增长17.9％；增长幅度居全国首位；农业总产值82.09亿元，增长13.4％。
1980年，我省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
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276.55亿元，比上年增长19.5％。
工业总产值为190.43
亿元，增长27.5％。
80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有67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1981年，全省贯彻执行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工农业总产值达332.82亿元，又比上年增长20.3％。
到了1982年，我省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继续前进。
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36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7％。
由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获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收成，总产值达137.6亿元，比上年增长15.5％。
工业生产在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上升，总产值为230.7亿元，增长8％。
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对浙江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起飞，作出了很多的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浙江的发展虽有进步，但离心中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关于第一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心转移，百业振兴。
经济工作最终成了各级党委最重要的工作。
在经济工作过程中，虽然我们竭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强化管理，合理安排生产，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地上升，但总觉得这个发展还有着
某种缺陷，本来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发展得还要快些的。
症结在哪里呢?思来想去，我们觉得应该在科学技术上面做文章。
当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还在探索总结过程中，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一系列论断，都给我们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
1979年3月10日至14日，我省科学技术大会召开。
重点就是解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并讨论了1979年科技计划及1978至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草案，奖励了一批科研成果。
1980年5月15日至22日，全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浙江省科研工作的任务。
1981年6月16日至22日，在浙江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各级领导要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靠科学技术的认识。
1983年1月，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题为《从实际出发开创工业生产新局面》的文章，强调“要狠抓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现有3万多个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
指明“像浙江这样人多地少，重化工资源不足，加工工业比重大的地方，更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
这就是有计划地把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去。
”
由于我们认识早些，抓得比较紧，至1982年，我省有22个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获得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的“农业科技推广奖”。
这大大促进了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我省后来“科教兴省”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