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的评论1

四部分类法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形成中国的书籍分类法在先秦时期是否已经存在，现在是不得而知了，已知最早的图书分类法著作，也就是所谓的目录学著作，是西汉末年由刘向、刘歆父子撰写的《七略》。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皇族后裔，也是大学问家，起先汉成帝命令刘向整理皇家藏书。

当时的皇家图书馆里，充斥着从全国各地进献来的各种典籍，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战国策》。

但《战国策》当时并不叫《战国策》，它有着各式各样的名字，《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不一而足。

刘向将这几种不同的书除去重复的部分，整理出一本相对完整且规范的新书，并将其命名为《战国策》。

对待其他的书籍，刘向也像对待《战国策》一样认真负责，而当这项工作做了接近20年的时间时，刘向辞世，未完成的工作就交给了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完成。

刘歆继承父亲的志向，将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整理一新，并且在其父亲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这些图书的分类，并将分类结果撰写成《七略》一书。

“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

辑略是一篇类似于导读的文字，剩下的六略，才是对书籍的分类。

六艺略的六艺，指的是六经，也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

诸子略的诸子，也就是所谓的“九流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诗赋，记录的是先秦至于汉代的赋与歌诗。

兵书略，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个小类，这些名称听上去有些歪门邪道，不过除了兵阴阳有些迷信色彩之外，其他多是军事经验的总结。

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数术略的内容若单从名称上看，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是完全陌生古奥的。

不过实际也不完全如此，像天文类的书籍中就包含有占星术。

西方的占星术现在大行其道，但中国的占星术其实起源更早。

还有蓍龟，也就是用蓍草和龟甲进行占卜，这两者是都《周易》卜卦的前身。

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这一类的书籍既有中医知识，也有民间偏方，也有所谓的房中术与修仙术，这些书的出现都是出于解除病痛、延年益寿的目的，当然，延年益寿的终极目标是长生不老，这也是为什么神仙类书籍会较多出现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献学题库：一、填空题（共20分，每空1分）：1.宋元之际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是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

2. 由汉代刘歆综合群书《叙录》，编写而成的一部总的图书目录为《七略》。

3．常见的史书体裁有三种: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

4.由王钦若、杨亿编撰的，宋代最大的类书是《册府元龟》。

5.《春秋》内、外传分别指：《左传》和《国语》。

6.《老子》又名《道德经》，《庄子》又名《南华真经》。

7.四部分类法是我国古典文献的基本分类方法，它起源于西晋荀勖编订的《晋中经新簿》。

8.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的四大家著作中，最著名的是段玉裁撰写的《说文解字注》。

9.《儒学警悟》是最早的一部丛书。

10. 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被列为“政书”之首。

11. 《全宋文》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断代散文总集，由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联合出版。

12.明代祁理孙编写的《奕青藏书楼书目》，在经、史、子、集外又加“四部汇”一类，此为五部分类法之始。

13.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在洛阳太学立了一批石经，称“正始石经”。

由于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故又称“三体石经”。

14.《四库全书》把集部书划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

15. 以版面中线为准，版心向里对折；对折好的书面叠放在一起，在折线处粘合，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

请问以上描述的是纸质文献的哪种形态：蝴蝶装。

16.清代陈元龙奉康熙皇帝之命编纂的《历代赋汇》一书，共184卷，收录先秦至明代赋4155篇，是研究清以前赋体文学的重要文献。

17．清代鲍廷博一生搜求古书，他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共收书207中，781卷，包含不少久已亡佚而又复出的珍贵文献，价值甚高，影响很大。

18．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仅用4块马蹄银（约合200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数以万件的敦煌写卷。

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
1. 嘿，你知道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吗？就好像把知识的海洋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一样！比如《史记》就可以放入经史子集里的史部呀！这多有意思，能让我们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宝贝文献！
2. 哇塞，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真的超有用呢！它就如同给无数珍贵古籍安了个家。

你想想，要是没有它，那找本《论语》岂不是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3. 哎呀呀，你说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是不是特别奇妙呀？就好像给一本本书贴上了专属标签呢！《诗经》可不就是经部的代表嘛！
4. 嘿，你可别小看这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哦！它可是像引路人一样，指引着我们在茫茫书海中遨游呢。

比如说，找一部科技方面的古籍，去子部准没错！
5. 哇，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简直妙不可言！这好比给古籍们建了个分类乐园，《资治通鉴》那样的大作肯定在史部闪闪发光呀！
6. 哈哈，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真的是太牛啦！它犹如一把钥匙，能轻松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

想想看，找一部古代文学评论的书，那肯定在集部啦！
我的观点结论就是：古籍文献四部分类法是非常重要且实用的，它让我们能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古籍文献，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古代文化和知识。

南京大学
专业综合
1、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2、章学诚曰：“盖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

”“至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

”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3、举出至少六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并选择其中两种重点分析一下其民族特色。

其余是古代汉语、语言学、现当代、文艺理论等方面问题
文献学专业课
1、请你谈谈唐代之后四部分类法的重大变化
2、请你谈一下古代类书的著录情况并说明一下宋、明类书的特点
3、明清江浙地区刻书概述
4、名词解释：木樨轩聚珍本玄赏斋书目邻苏园藏书目录
5、利用《旧唐书》、《新唐书》、墓志等相关材料校勘《唐会要》中关于《群书四部录》编撰人姓名。

中华国学典籍的四部分类法
一、经部
经部收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是中华文化思想的基石。

其中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

这些经典著作不仅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部
史部收录了各种历史著作，从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到各类专题史，包括历史笔记、人物传记等。

这部分的书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

三、子部
子部收录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其中包括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著作。

这些学派的学说，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子部的书籍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思想交流的活跃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集部
集部收录了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包括诗词、曲艺、小说、散文等。

这部分的书籍是中华文学艺术的瑰宝，也是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集部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和人文精神。

从史部目录发展的四个时期看古代史学的历史走向作者：李艺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上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的说法，这是中国古代对时事记载的传统，虽然“言”和“事”都有可能成为历史，但又区别于目录学中史部。

目录学由西汉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创立，经过后代学者的不断发展演进。

清代章学诚把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学术，与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古籍目录中著录的历代典籍能反映出历代典籍的保存、流传、亡佚状况；另一方面古籍目录中类目和提要具体内容等能够反映出历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

本文以史部目录为例，概括其从无到有、从有道繁荣的发展历程，并探究目录学与史学发展的关系。

一、史部的萌芽期（一）史类图书概况典籍的最早分类起源于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了《七略》，把图书分为分成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六大类分别是“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之前还有《辑略》，梁阮孝绪《七录序》云：‘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

’可知《辑略》不是单独一类，所以《七略》只有六类，可称‘六分法’。

”?譹?訛像《国语》、《战国策》、《太史公》等十二家都附于六艺略中春秋类之后，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议奏三十九篇、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纪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譺?訛被纳入了六艺略中，后来也被人们称作的“春秋十二篇”。

从史部目录体系的形成来看，《七略》可谓之滥觞。

（二）原因之所以在萌芽期史籍不能独立成门户且依附于其他书中，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早期的历史由史官记载，但那时的史官都接近于卜祝之间，有学者称这一现象：“可谓巫史一体，史官的职能非常广泛，包括占卜、阴阳、天象等，像史官记载各国历史的《春秋》，并不具备专门记人记事的史学功能，这一时期史书的政治意义是远远大于历史意义的。

四部分类法由初创至成熟的发展史摘要：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主要以四部分类法为主，其从初创至完全成熟，大致经历了由七分法到四分法以至最终确立四部分类法的阶段。

汉刘向父子的《七略》开我国图书七分法的先河；而唐初官修《隋书·经籍志》以首次用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达到了我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高潮。

关键词：四部分类；七略；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我国古代盛行的图书分类法，叫做四部分类法，其四大基本部类为“经、史、子、集”。

四分法发端于魏晋时期，至唐人编撰《隋书·经籍志》才正式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

一、有关四部分类法的简介（一）含义：经、史、子、集是我国图书分类的名称，统称“四部”，又可分为甲部、乙部、丙部、丁部。

“经部”指儒家的经典。

经部之下又有小类。

“史部”即历史，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

“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

“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

经部代表著：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史部代表著：《史记》、《资治通鉴》。

子部代表著：《老子》、《庄子》。

集部代表著：《李太白集》、《杜工部集》。

这种四部分类法自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作为一种传统分法，它在类分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有关目录：四部分类法是目录学分类法中的一种，熟悉目录学的知识有助于对四部分类法的了解。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有关目录学的知识。

目录分“目”与“录”两部分。

其中“目”指目次，为一书之篇名和次第，即《汉志》所谓“条其篇目”。

目录之“录”即指将校雠整理情况、著者生平、内容大要撰成的一篇叙录，即《汉志》所谓“撮其旨意”。

中国古代图书为何分为“经”“史”“子”“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确立经过差不多与雕版印刷发明的同时或稍晚一点，“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了。

本来，在这之前，书籍的分类虽无定法，但自从有了汉的《七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后起的目录书颇受其影响，比如《汉书·艺文志》中的各部类的小序，就与《七略》中的“辑略”相仿，所有图书，也依《七略》之旧，分为六类。

南北朝时，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虽然分类较细，但体系还是属《七略》未变。

与《七略》不同的分类法，大约要算是三国魏时，秘书郎郑默制的《中经》；接着晋武帝咸宁年间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著《新薄》名《中经新薄》，此书现虽已不存，但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能考见其大概。

他们把各种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各种注经、解经之作，还有属文字方面的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薄、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作家别集、《汲冢书》。

而就其内容考察，则是按后来的经、子、史、集分类的。

之后东晋李充撰《四部书目》（即《晋元帝四部书目》），把乙部和丙部的次序作了对调，也就是把乙部改为子部，把“丙”部改为“史”部，成“经”“史”“子”“集”。

而到了唐朝，魏徵等人奉诏修《隋书·经籍志》，参照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又根据《中经新薄》和《四部书目》的“经”“史”“子”“集”进行了调整，使各类书的归属更为合理。

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名称和顺序就正式确定了下来。

《隋书·经籍志》的四部中的小类，比《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小类都多，因为《汉书·艺文志》的小类只三十八个，而《隋书·经籍志》则有小类六十个。

这自然更为精细。

因而当时经删削后见存的加上著录和亡佚的共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之多的图书全部囊括了进去，使之各就各“类”，有相当的严密性。

作者： 施懿超;王晓琪
出版物刊名： 四川图书馆学报
页码： 47-48页
主题词：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章学诚 史籍 目录学思想 分类体系 四库分类法 中国古典目录学 叙录 思想精华
摘要： <正> 清章学诚撰《史籍考》325卷,对冲破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四库分类法颇有创见,它是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在史籍分类上的一个实践尝试。

惜《史籍考》原稿已毁,但于其所存叙录,即《论修史籍考要略》和《史考释例》两篇文字,可窥其涯略。

《史籍考》代表了封建时代史籍分类的最高成就,有必要认真分析,並给以恰当评价,以求对今日之史籍分类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章氏目录学思想精华,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精华之一。

所谓辨章学术,即辨明学术流别,考镜源流,即考察家传授受。

章氏在《文史通义》、《校仇通义》中多次论及,认为“校仇之义,盖自刘向父子。

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又言“扩四部而通。

简述中国文献目录四部分类法的源流摘要古代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然而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又无比繁复，要更好的利用和研究古代典籍就要把汗牛充栋的典籍按不同的层次有机的组织起来，对典籍加以整理、编纂和分类，做到纲举目张，执简驭繁。

在中国历史上对文献目录的分类早已有之，历经了准备、创制、发展、兴盛等不同的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分类原则与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晋时四分法的出现，其后又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调整和改进，最终完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定制。

本文拟就对四部分类法的源流作浅要的论述。

关键词文献目录源流四部分类法我国历史悠久，典籍浩繁，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重要的学科技及学术分类的观念。

这一时期可以视为我国文献目录的准备阶段。

其后，两汉时期是文献目录的创制阶段，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东汉明帝时期由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术志的先例。

自此完成了具体使用的目录体制的创立。

至隋唐为文献目录的兴盛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分类原则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晋时四分法的出现，其后又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调整和改进，最终完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定制。

一、四部分类法的产生魏氏代汉，采掇遗亡，与秘书中、外三阁藏之。

魏秘书郎邓默，删省旧文，除其浮秽，始制《中经》。

西晋时期，秘书监荀勖重编国家目录，依据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更辑新簿而撰《中经新簿》（亦称《中经新簿》或《晋中经簿》）。

《中经新簿》改刘向《七略》的分类法，始为四部，“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①因此，从内容上看，甲、乙、丙、丁四部基本上就是经、子、史、集。

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代表作品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我们学习的四部，基本是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来，从而达到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目的。

先说经典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经部“经” 有“五经”、“九经”、“十三经”之说。

“五经”指的是先秦时代《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五种儒家经典。

秦始皇焚书，除《周易》作为术数之书得以保留外，其余四种皆被焚毁。

汉儒凭自己的记忆将其恢复，将其定为官学，设立“五经博士”，五经之名正式确定下来。

唐代开科取士，其中“明经”科考试内容变为“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

南宋以后又逐步拓展为十三部儒家经典，简称“十三经”。

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四库全书的“经部”共分十类，计695部，10214卷。

包括宋嘉佑三年章友直篆书的《宋二体石经》，《宋高宗石经》，唐文宗二年郑覃的《十二经》(无《孟子》)，明嘉靖年间至善堂《九经》，明崇祯年间金蟠、葛鼐合刊的《十三经古注》，清嘉庆年间计树园《十一经》(无《论语》、《孟子》)等。

经部还包括历代学者为十三经所作的注疏本，如曹魏时代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的《周易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汉代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汉代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仪礼注疏》，汉代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等。

试论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试论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17张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摘要]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他的方志中的体现是:通过目录学辨明"志乃史体",在此基础上提倡方志"艺文"应为着录之书,并立"文征"以折中着录与存献;又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指导方志的纂修,赋予了方志保存文献的功能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关键词]章学诚;目录学;方志;艺文[中图分类号]K29,G25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3--434(2006}04--0017--05章学诚一生致力于方志的纂修,纂有《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并且还参修了多部方志,在此过程中撰写了诸如《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多篇阐述方志理论的文章.在纂修方志的实践中,他的目录学思想得到了运用.他主张通过对书籍"部次条别",区分类例,着录书目并撰写叙录揭示书籍的内容,评价书籍的得失,注意互着,别裁的运用,以最终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目的.这些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目录学着作《校雠通义》和《史藉考》中.而《校雠通义》,正是他在《和州志艺文书序列》的基础上,仿照郑樵《通志?校雠略》写成的.然而一直以来,学者往往就他的方志学论方志学,就目录学论目录学,没有注意到章学诚自身的学术背景,从而忽视了他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影响了他的方志纂修,同时,方志的纂修为他目录学思想成型和成熟进行了实践.一,理论基础的构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对方志"艺文"的探讨上,同时在方志的纂修的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这些都是建立在他"志乃史体"[1]的理论基础上.而章学诚对这个理论基础的构建,正是他通过目录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达成的.章学诚说:"校雠之意,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即通过对历代书籍进行分类,以弄清楚各家学术的源流演变,从而为实际的学术研究服务.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将方志划归为地理类,而非史类.尤其是到了乾嘉时期,受到只重考据不重实用的学风影响,学者们更是"偏于地理",将方志视作考证一方地理沿革之书,"而撰述之业,略似类书"[3].针对导致这些偏差的原因,章学诚指出:三代以后,官守其书的优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致使历代方志流传至今,仅有为数不多的宋元存本,文献不足征,致使学者们探讨和纂修方志时"误承流别,不复辩正其体"[4],且"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5],流别不明,自然体例失当.章学诚从"官分其守,书别其流"[6]最初的图书分类法出发,追溯方志的源头是周官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他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祷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7]通过辨明方志的流别,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还进一步说:"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作者简介:张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l8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4期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州郡,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E83过去的一国之史即相当于今天的方志,今天的方志即是一方之全史.章学诚通过目录学溯清方志流别,指出方志应当是史书,那么其纂修就应当承袭史法,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将目录学运用于方志的理论基础.二,方志"艺文"中的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集中体现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是"艺文"一门.章学诚说过:"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Ez]这里的"艺文"指的是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而章学诚对以往方志"艺文"的批判和讨论方志"艺文"应当如何编撰,正是建立在他所构建的"志乃史体"的理论基础上.1.方志"艺文"当为"着录之书".章学诚指出:"方志为史氏要删,则记载当宗史法."[9]所以方志中的"艺文"应仿效汉臣班固,"为着录之书"003,以达到考一方文献之流传得失,辨一方学术之演变源流的目标.然而一直以来,方志家却不明其中要领,"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词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伦不类者也"En].不遵史法编撰的"艺文"不伦不类,猥滥不堪,根本无法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所以,章学诚在编撰方志中"艺文"时,倡导"着录当宗《七略》"E3,即主张"艺文"应当是对书籍进行分类并着录书目,而非滥人诗文杂体.章学诚编撰"艺文",既有对史志着录之法的继承,同时又根据方志自身的特点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图书分类法上,章学诚曾对四分法有过质疑,希望回归《七略》的七分法,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的学术发展必然性,认识到"四部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l_1.所以在他纂修的方志中,"艺文"多按四部分类.但同时他也指出,方志并不一定要将文献部次为四部,而应该根据地方书籍的实际情形有所应变.他在驳斥陈增提出的方志"艺文"应该按照《四库全书》的目录,以经,史,子,集分门的观点时说:一方书籍"因门类不备,家数不全;又详略多寡太不匀,故止分时代,此方志之目类岂乎全史之必当分也"[¨]. 即不同的地方,其书籍在种类上齐备不一,在数量上多寡有别,当书籍不足以按经,史,子,集来分类时,不必因袭史志强为之四部,可以按时代来划分.在择书人目的原则上,首先对于史志"书之已经亡逸者,不必载人,但条注于各类标题之下"的传统,章学诚非常不屑,认为这种方法不适合方志.他说:一方"见存之书能有几何?是大书者寥寥无几矣.且考内原注存逸字样,即与《隋志》有何分别?不过争一注于下方,与隋部顺注之别耳"E¨].主张图书即使已经散佚,如果在旧志中有其目录,应遵循旧志的着录,"仍准人志,而于目录之下注一'亡'字,以别之".而不是像史志那样,不在部类中着录其书目,只在部类标题之下注有某人某书若干卷今散逸,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 其次,对于史志中"人艺文志例取盖棺论定,现存之人,虽有着作例不人志"的传统也不赞同,认为这是"御纂续考馆成法,不同近日志乘".史书详古略今而方志详今略古,且纂修方志时具有地近易核,时近迹真的便利条件,所以编撰"艺文","凡本朝前代学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者,可垂不朽之业.无论经,史,子,集,方技,杂流,释门,道,藏,图画,谱谍,贴括,训诂,均得净录副本,投柜送馆, 以凭核纂"l_13.利用纂修方志的便利条件,及时的,尽量多的着录当代书籍,避免一方文献有所缺失.在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中,他十分重视叙录,认为叙录是介绍,评价图书和阐明学术源流的重要表达方式,是"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l_13.据此,他将书籍的叙录比作人物的列传, "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E¨3.可见叙录在书目着录和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而正史中多只撰大小序,于目录只剩下简单的着录,没有叙录. 章学诚认为这是因为一代之书,四方之书太过浩繁.而州县之志就不一样了,"毕竟一方之书,不比全史川E.3∞,其数量规模远不及正史"艺文"浩瀚,在着录时不仅仅要记载目录,"登其卷帙",还应稽查作者源流始末,于"叙录后略标作者之旨"l_】.3,甚至"可仿照陈直斋,晁公武诸家,增附跋题"[1(.∞.而对于正史,甚至是一省之通志来说,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要完成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试论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19在目录学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别裁","互着"之法,章学诚于方志中也早有论述.他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中说:"夫编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此为"别裁";"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此为"互着",并在编撰方志"艺文"的实践中也予以运用.后来根据《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撰写《校雠通议》时,他才对"别裁","互着"给予了明确的提法并加以充实..在通过对旧志"艺文"的批判和亲自编撰"艺文"的实践之后,章学诚总结出方志"艺文"应该"取士邦学士着撰书籍,分其部汇,首加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I-.从中可以看出,章学诚目录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被概括了.2.立"文征"折中"着录之艺文"与"猥滥之艺文".章学诚虽然一再批判"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I-2o3.但他也认识到志家这样做,为的是"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然多是猬选诗文,但实际上也的确为地方保存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文献.只是志家没有认识到方志"为一国史裁",从而在体例上偏离了史法,才使艺文志变得猥滥不堪.为了解决方志这种"着录"与"存献"的矛盾,章学诚首先是倡导"艺文"的编撰应回归史法正宗,成为着录之书;另一方面,他开创性的提出在"艺文"以外,效仿《文选》,《文苑》之体别作一书,谓之"文征".他在《麻城县志?文征序列》中说:"诗文杂着,闻见旁出,志家往往列于艺文,既不免于猥滥;而矫枉过正,削而去之,则又黯然失色.用是折中文质,别为文征一书,与志相辅相成."从而折中了着录与存献的矛盾.章学诚编撰"文征",不仅是要把各种有价值的文献收编到一起,既然与方志相辅相成,同样要对这些文献划分类属,别其部次.他在纂修《永清县志》时,"取一时征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征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l_2..,编为"文征",自为一书,附志而行.到他纂修《湖北通志》时说得就更具体:"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之属,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为文征."_2章学诚在编撰《史籍考》时,主张在史志之外,另编相应的资料汇编,名之日"文鉴",以保存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应该是借鉴了方志立"文征"的经验.三,修志思想中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说:"志体横看."1-223即方志是以类系事,以类为限,分门别类地记录一方各种情况,通过梳理各门类的发展演变,达到从总体上展现一方的全貌.志体"以类系事"的这一特点使得方志尤重类例,用郑樵的话说:"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233.章学诚深明其中道理,"于志例,极具裁剪苦心"I-.类例是否恰当,直接制约方志纂修时,文献资料的搜集,取舍以及事情原委能否说得清楚.志体的"以类系事"与目录学"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有相通之处.从而,纂修方志就为章学诚提供了一个将目录学思想运用于学术实践的舞台. 1.部次条别,备国史采择.章学诚一直主张地方修志,网罗一方文献,可以备国史采择.他说:"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所不能给也"[2引,所以"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1-83.从中可以看出,方志能够做到备国史取裁,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做到"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即根据合理的篇目设置来搜罗和整理一方文献.因此,方志纂修首重文献的搜罗与分类,这也正是章学诚目录学的基础. 方志为存一方文献,备国史之采择,其取材必应尽一方之所有,甚至更甚.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道:"所应用之书,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舆路程图》之属,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对于这些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文献, 若"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其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矢之难稽,湮没无闻矣"I-.然而一直以来志家修志,于平日不注意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到修志之时仅凭一时采访,泛收篇什,仓惶成书,以致所修之书编次失伦,体无当要.州县仅持这些猥滥无法之志书,根本不足以备国史采择. 要改变这一现状,章学诚主张学习三代之良法,于20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4期州县设立志科,办理文献的搜罗和整理.三代之良法,章学诚认为是目录学的渊源,他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着述文字."据此,他总结出在三代之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1.l.而现在纂修方志恰恰是丢弃了这一传统,"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艺参差,而不可为典要, 势必然也".以致后人修志,"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正是前面"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的思想,促使章学诚产生于州县设立志科的想法.州县设立志科,"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材甚丰."[1即平日里由典吏负责相应文献的搜集和保管,一方之六科案牍,官长行事, 家谱传述,师儒公论,经史诗辞,修建端委,铭金刻石等由相应得典吏各司其职,录以副本,分科别类,置于藏室,使"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L8],如此修成的方志,无论"征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_2.章学诚提出于州县设立志科,依类征献,依类存献,其目录之学在修志这一阶段的运用,还停留在"部次条别"这一基本的层次上.而这一阶段的工作,正是后来使方志能够达到考一方诸事源流的基础.2.部次条别,考一方诸事源流.按类求书,纂修方志,以备国史采择,这只是方志的一个作用.方志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通过方志将一方文献别次条别,以追溯一方诸事的源流,以最终达到经世致用的修志目的.这是章学诚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宗旨升华地运用于方志的纂修.章学诚说目录之学"不徒为甲乙部次",为图书部次条别还只是目录之学的基础,是门径,而是要通过对图书"甲乙部次"的手段和方法,以求得"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以类求书,因书究学"l_2I,最终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目的.纂修方志,将一方文献按类征求,采编到相应的类目之中,还只是"三月聚粮","萧何转饷".其最终目的还不在于此.而是要通过对同类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提炼等途径,使一方诸项情况在方志中得以简洁明了的体现出来.章学诚对自己纂修的《湖北通志》中"食货考" 下"田赋"一门的评述,正好能体现他纂修方志能够起到辨章源流的作用.他说:"余取赋役全书, 布政司总汇之册.等其款数;而采名人及本朝人所着,财赋利弊奏议详揭,与士大夫私门论撰之属, 联络为篇,为文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州府,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利弊,洞若观火."章学诚于文献多方征集,从不同的资料中采择其同属, "使之绳贯珠联"以理清原委,区区数言就能让人"洞若观火",清楚地了解了一方财赋的演变沿革, 利弊得失,从而为现实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鉴.这正是他将目录学用于学术研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在目录学宗旨的指导下,章学诚纂修的方志,改变了过去由于流别不辨,造成志家修志一味考证地理沿革而不重实用,或剪裁成书纂辑而成宛如类书的流弊,使得志书不具有史着的思想性和学术性.他认为方志应为"部次之书,下正家藏之目,上备中秘之征……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缺失耶?"[1]从而赋予了方志同目录学一样的,具有保存文献的作用和学术研究的价值,这是章学诚对方志纂修的一个创新和飞跃.四,小结章学诚治学极为重视学以致用.在他看来,目录学仅仅是治学之"器",必须运用于究学求"道"的实践中,方志的纂修就是他实现"道器合一"的一个途径.文章第一节引章学诚所云:"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学术的源流与体例是相辅相成的, 源流得以辨明,自然清楚该运用何种体例;体例得以确定.追本溯源,便能弄清源流.章学诚通过目录学,辨明方志的流别,确定方志的体例,更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宗旨升华地运用于方志的纂修中,从而赋予方志具有了学术性,打破了历来方志纂修的许多弊端,带来了许多大胆的变革与创新,促成他的方志理论达到历史的巅峰.试论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方志中的体现21章学诚一生从事方志的纂修,多次到过北京,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接触了大量丰富的图书资料,在不断修志的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他的目录学思想,促成了他的目录学思想能够超越于前人,集千古之大成.章学诚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E283文史,校雠在他纂修方志的实践中实现了统一.[参考文献]E1]答与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A].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Ec-].E2-]校雠通义?序EM].[3]记与戴东原论修志[A].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Ec-].[4]中郑[A].文史通义卷五外篇五[C].E5-]和州志舆地图序例[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C].[6]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湖北文征序列[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3.1983年重印.237.[7]方志立三书议[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C].E8-]州县请立志科议[A].文史通义外篇一Ec-].[9]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湖北通志?序传[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3,1983年重印.[1O]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湖北通志?凡例[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3.1983年重印.203.El1]和州志文征序例[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C].[12]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和州志艺文书序例[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1983年重印.103.刘歆《七略》虽不是史志,但班固将《七略》改写为《汉书?艺文志》,从而开创了正史纂修《艺文志》的先例,所以"宗刘"与"仿效汉臣班固"并不矛盾.[13]校雠通义?宗刘第二[M].[14]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修湖北通志驳陈螬议[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1983年重印.279.[15]修志十议[A].文史通义卷A.~I-篇三[C].[16]校雠通义?原道第一[M].[17]和州志艺文书序例E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C].D8-]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湖北通志辨例[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1983年重印.[19]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Ec-].E2o-]永清县志文征序例[A].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c-]. [21]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A].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c3.1983年重印.198.E22-]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A].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Ec-].[23]郑樵.校雠略[A].通志卷七十一[C].[24]章学诚着,张树菜纂辑,朱世嘉校订.方志辨体[A].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章实斋方志论文集Ec-].1983年重印.5.E253和州志田赋志序例[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C].[2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A].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Ec-].[27]校雠通义?互着第三[M].E283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A].章学诚遗书Ec3. (上接第12页)配有志书光盘;装帧印刷精美.《广西通志?邮电志》编辑室的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出了新的贡献.我们相信,大家会从这次会议,学到如何加强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的经验;学到多个单位如何合作编纂好一部志书的经验;学到如何保证第二轮志书编纂质量的经验.大家参加这次会议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今年5月18H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467号令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0年1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的66号文件,是我们开展地方志工作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希望各单位在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2000年66号文件的同时,结合学习《广西通志?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关于加强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一纳入,五到位"的经验,学习《广西通志?邮电志》编辑室认真做好编纂工作,严格志书编纂质量的经验,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很强的修志的计划和措施,并以倒计时的方式对各项工作抓好落实,加快进度,以保证在20]0年前完成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广西通志》各专志的编纂任务.。

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看中国哲学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看中国哲学要研究中国中国哲学，就得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因此就需从中国史料文献中入手。

这就体现了目录学的重要性，清代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观点，更是精辟概括了目录学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功用。

一、目录和目录学中国历史悠久，社会动乱频繁，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文献毁坏遗失了，一些被淹没于书海之中，这就需要发掘。

地下发掘往往能起到判定时代和鉴定真伪的作用，从书海中发掘史料需要做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泛观博览。

泛观博览一般从查阅历代图书目录开始，然后查阅历代史籍的有关论述、总集类书、古典注释等。

目录学就是关于图书分类编目的专门性学问，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

目录的原意是像人的眼睛，树木的节，类似眼睛，因而树节也称目，书之有名类似树之有节目，所以目又引申为篇名或书名。

目还有逐一举要的含义。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后面的四“勿”是对其前面克己复礼的具体阐释。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目者，遍辨其事也。

”所以目也含有将书名或篇名逐一列举的意思。

录的原意是刻木，古代书写与刻镂是一回事，所以引申为记录或叙述，是对图书作者及其内容的简要评价。

把一批书名或篇名与其说明依次编列在一起就是目录。

刘向父子校书，已经开始使用目录一词。

班固《汉书·叙传》沿用，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

爱著目录，略序洪烈。

述《艺文志第十》。

”二、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提出章学诚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之后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者，是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奠基者和先驱。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他在其所著《校雠通义·自序》中提出的，“校雠通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过程, 而分类正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

分类是把一个属概念划分为若干种概念的思维过程。

分类是以比较为基础的, 人们通过比较, 揭示事物之间属性的异同, 根据共同点将事物归并为较大的类, 再根据差异点将较大的类划分为较小的类。

分类既是科学认识和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也是信息整序的主要手段。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按其属性区分开来, 并归入一定的类。

这一思想虽未构成据以组织图书的分类体系, 还不能称其为图书分类法, 但它却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第一节《七略》分类法也叫做六分法大家都知道，孔子把当时的史册定为六艺, 也就是将图书分为六大类, 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是孔子对当时学术流派的系统总结, 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图书分类思想。

这一思想虽未构成据以组织图书的分类体系,还不能称其为图书分类法, 但它却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所讲的即：真正的文献分类法。

汉代，文化学术繁荣，科学技术发达，文献种类与数量骤增，文献收藏利用频繁，文献组织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扩展，出现了官修、史探、专著三大类型的目录，形成了一定的工作体系，奠定了我国文献组织的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文献组织也从简单幼稚走向成熟。

汉武帝时，下令征集全国图书。

公元前26年，汉成帝再次下令征集图书，命谒者陈农前往各地搜求遗书,聘请各方面专家，分工协作，对我国历史上对古籍的第一次大整理，为我国古籍的流传、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向去世后，哀帝又令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综合群书《叙录》，将所收的书编成目录, 写出学术性的总论及各类的分论，即《七略》。

这部图书分类法的诞生, 比瑞士人吉士纳于年编的《万象图书分类法》要早。

《七略》原书在唐朝以后遗失了，现在只能在《汉书·艺文志》中见到《七略》的概貌。

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1.引言1.1 概述概述部分是文章引言的一部分，目的是对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进行简要介绍和概述。

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籍进行分类整理的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分类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丰富我们的学术知识和思想。

在概述部分，我们可以先介绍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的起源和发展。

这一分类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的学者们开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形成了“四部”之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类法逐渐完善和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

接下来，我们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的内容和特点。

根据这一分类法，传统的典籍可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

其中，“经”是指经典，如《周易》、《论语》等；“史”是指历史文献，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子”是指儒家的子部典籍，如《孟子》、《论衡》等；“集”是指杂家的集部典籍，如《韩非子》、《庄子》等。

四部分类法的特点在于其系统性和全面性。

通过这一分类法，我们可以将中国经典著作进行有序的归类，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分类的方式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这些文献。

同时，这种分类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学科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涵盖，使我们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起源于明代，经过演变和发展成为中国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之一。

这种分类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通过这一分类法，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丰富我们的学术知识和思想。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是一篇长文的骨架，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组织方式。

本文的结构按照以下方式组织：1. 引言：首先，对国学典籍四部分类法进行引言，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这个主题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介绍四部分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本文的目的。

2. 正文：在正文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四部分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其内容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