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的五种误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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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伤寒论》中的10种喘证74岁老中医娓娓道来1.太阳中风证兼喘、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原文】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
(43)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18)【讲解】(43)条和(18)条具有相同的症状,治疗亦相同,故一起讲解太阳中风证兼喘的证治。
(43)条讲太阳表证,误下伤了里气,部分表邪乘虚内陷胸中而成表证兼喘;(18)条是素有宿疾喘证,复受风寒,外邪引动宿喘发作,而成中风兼喘,证同方亦同,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无宿喘,喘是新喘,有误下过程,表未解而兼喘;后者有宿喘,喘是复发,无误下过程,是新感引发宿喘。
二者都是表里同病,都要表里兼顾,但是前者是辨证施治,表里同治,易愈,故曰“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
而后者是新感引动宿疾,是急则治标方法,故(18)条说“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对(18)条的解释,注家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标点符号有误,或者说是句读有误,全句应断为:“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就是说,素有喘病的人,宿喘发作了,用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为好。
作,当解释为“发作”,不应解释为“制作”,而且,“喘家作桂枝汤”,这是主谓宾句式,主语是喘家,而不是医生,怎么能释成医者为病人制作呢?所以,有人释为医者替病人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我以为不妥。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即桂枝汤加厚朴杏子,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厚朴、杏仁,下气降逆,消痰平喘。
2.太阳伤寒证、麻黄汤【原文】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35)【讲解】本条经文论述太阳伤寒的证治。
麻黄汤三字之前的文字是证,麻黄汤是治。
本病成因:风寒束表。
(太阳病三字含之)。
病机:发热为外寒束表,表闭阳郁,阳气失宣,恶风与“恶寒”是互词,互相兼容。
恶寒乃寒邪束表,卫阳被伤,温煦肌肤的功能失司所致。
诸痛(包括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痛等)为太阳伤寒证的特殊性症状,因寒性收引,寒伤肌表使肌肤骨节的筋脉拘挛,气血凝滞,故见诸痛。
浅谈中医养生的五大误区浅谈中医养生的五大误区现在都流行养生,尤其是中医药养生被很多中老年所尊崇。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中医药,擅自用中药养生的方法,很容易就会走入误区,不仅对健康无益,还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中药养生有哪些误区?误区一:中药代茶饮没有副作用“是药三分毒,药毒猛于虎。
”这里的毒是指中药的偏性。
中医认为,人体气血阴阳偏盛偏衰,均可导致疾病的产生,人们拿药物治疗疾病,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疾病的偏性,使人体气血阴阳恢复平衡,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既然中药都有一定的偏性,在用的时候就应了解药物的寒热温凉等性质及功能主治,再辨明自身的寒热虚实,判断是否适合自己的体质症状,避免服用不当带来伤害。
若不清楚自己的体质,应咨询专业人士再用。
误区二:贵的就是好的药物应用的原则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有些药材虽然价格很高,但用在不适合的人身上,反而会对身体带来伤害。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补益药的滥用。
现在随着用药安全知识的普及,大多数人都知道“滥用人参,毒如砒鸩”的道理。
但即便是体虚者需要应用补益类药物缓缓调治的,也应辨明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选择最佳最适合的,而不应一味只追求价格高的补益类药物。
误区三:适合别人的也是适合自己的现在养生类的节目、书籍非常多,各类名方验方层出不穷,在使用这些推荐的药方时,应当先辨明自己的病症、体质是否与这些药方的适应证相适应。
同样一个症状,如胃不舒服,用药时适合胃热者的药方不适合胃寒者,适合老人的不一定适合年轻人。
所以用药不能盲从,要符合中医最核心理念“辨证论治”。
误区四:中药冲泡方法可以随意中药冲泡应用首先当选择适宜的器具:砂质、陶瓷、玻璃的茶壶最好,带盖的保温杯也可;需煎煮的中药代茶饮用砂锅、瓦罐,忌用铜、铁、铝器具。
以花、草、叶为主,质地泡松的中药代茶饮冲泡方法:先冲洗一下,加适宜的新烧开沸水冲泡,盖上盖闷5分钟,频频温服,冲泡数次至药味变淡。
误区五:中药可以长期应用中医历来讲究“中病即止”。
“辩证施治”应为“辨证施治”作者:吴开宝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10期中医学中的“辨证施治”术语,自20世纪以来逐渐被用于中医药领域以外。
但值得一提的是,将“辨证施治”写成“辩证施治”的,大有人在。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一、辨证施治,还是辩证施治?辨证施治,还是辩证施治?文雯在《咬文嚼字》上发文认为,“辨,即辨别。
辩,即辩论;辩证,是哲学术语,源出希腊语dialego,意为谈话、论战的艺术。
在古汉语中,辨和辩有时可以通用,但在专业术语中却不能混为一谈;中医学中的…辨证施治‟不能写作…辩证施治‟”。
笔者赞同文雯的观点。
但某些原因使文雯在文中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很多疑问仍存在。
1.从辞书的解释看《简明自然辩证法词典》对“辨证施治”的解释是:中医学名词。
也叫“辨证论治”。
“证”是“证候”,它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所出现的病因、病机的概括。
所谓“辨证”,即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去辨别各种不同的证候。
《中华文化精粹分类辞典·文化精萃分类》对“辨证施治”的解释是:辨证即辨别各种不同的证候,中医认为,它可以反映病因和病理变化,可以反映疾病的部位。
辨证的方法,有四诊、八纲等方法。
《中医辞海·下册》对“辨证施治”的解释是: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从上面几种解释可以确定,所谓辨证,其本质就是对不同“证候”的辨别。
而在古代表示辨别之意的汉字究竟是哪一个字呢?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辨,判也。
从刀,变声。
”也就是说,辨的意思是识别或区别。
“辩,治也。
从言在变之间。
”也就是说,辩的意思是治理。
在《古代汉语字典》中“辨”有两个义项,一是区分或判别,一是通“辩”,有争论的意思。
“辩”也有两个义项,一是争论或争辩,一是通“辨”,有分别或辨别的意思。
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辨”“辩”二字的本义是不同的。
黄煌教授讲座笔记----胆病治疗经验黄煌教授讲座笔记----胆病治疗经验一、小柴胡汤适用于胆囊炎引起的发热,以及慢性胆囊炎。
经常属于往来寒热的范围,常持续很长时间。
与感冒有些类似。
常诊断为“发热待查”收治入院。
“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症候群,为小柴胡汤综合征的典型症状。
也可能是感冒、咳嗽、肺结核等,见于发热性疾病处于迁延期。
重要脏器无损害,肝、肾、心功能尚健全。
急性胆囊炎:上腹或右上腹剧烈绞痛,可放射到右肩部,可诱发心绞痛或胆心综合征。
可出现发热,恶心,呕吐,食欲下降,黄疸。
柴胡用量至少20克黄芩10克以上。
还可治疗“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慢性胆囊炎:本方改善上腹部胀痛,恶心呕吐症状。
为传统消炎药,利胆药,免疫功能调整用药。
柴胡体质:易生胆道疾病。
胆囊炎、胆石症患者的发作与情绪有关。
体形中等偏瘦,面色发青白,缺少光泽,对气温变化敏感,四肢冰冷,主诉自觉症状为多(发冷、恶心、痛),肌肉较坚紧,情绪波动较大。
女性经前乳房胀痛。
中青年比较多。
胆囊炎患者的重要症状:呕吐,汤液应浓缩,去滓再煎。
不能大量服用汤药。
煎大半碗,100-150毫升。
加减要注意:黄疸的,加茵陈、山栀、黄柏。
合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
是很好的消炎利胆药。
腹胀,大便不通者:加大黄、枳实、厚朴(小承气汤),可通便,除胀二、大柴胡汤治高血压、高脂血症、哮喘、胆道疾病原文很多与呕吐有关。
“呕不止,心下急……”“呕吐而下利者”胆石症胆囊炎引起胆绞痛,必须要使用大柴胡汤。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胆结石导致胰腺炎:也可用大柴胡汤,专治这种疾病(专方)。
[辨证论治的误区:只对症状用药;没有专病专方。
要研究很多疾病的专方]大柴胡汤专方治疗专病:胆囊炎引起的胆绞痛,胰腺炎,胆石症。
经典指征:心下(两肋弓夹角下的区域)按之满痛胆绞痛常在饱餐或高脂肪饮食后出现,逐渐加剧,难以忍受,剧烈疼痛,大汗淋漓,脸色苍白,恶心呕吐,可出现轻度的黄疸和发热。
有明显利胆作用,有降低括约肌肌张力的作用。
谈谈中医的辨证论治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方法和技法问题,也是中医文化的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思维方式问题。
目前最普遍的认为“辨证”,辨的是“证候”,即“证候说”。
而证候是疾病发展的某个阶段的病理表现。
包括了病变的部位、性质、原因、病势、正邪关系等内容。
所以“证候说”是现代中医界对“证”含义的最高的共识。
一、辨证论治的由来“辨证”一词,首见于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论治”一词首见于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自序》:“论治凡八十,制方凡四百,总为十卷,号济生方。
”但历史上该书已失,目前的《济生方》是《四库全书》根据《永乐大典》所收录的内容编辑而成的,所以未尽得其原文。
“辨证论治”论治的词组,首见于1825年清代章虚谷的《医门棒喝》:“……可知景岳先生,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但该书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辨证论治只出现了一词,什么当时辨证论治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组。
1573年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虽有:“辨证施治”的字样,却没有说明什么是“辨证施治”。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有:“诊病施治”的说法,丹溪翁有“凭脉寻因、寻症施治”。
1759年徐大椿《伤寒类方》有“见症施治”之称,徐大椿曾对《外科正宗.卷一》的注释中:“此言用药大法,大段只如此,其辨证施治,圆通活泼,不可执也。
”这是继周之干之后,较早使用“辨证施治”术语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医界对“辨证论治”的内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内容变迁和变异,与西医传入中国,以及西医对中医形成的冲击有一定的关系。
如1904年周雪樵曾说:“中医之所以能自立,不致尽为西医所侵夺斯夭者,亦自有道焉,寒热虚实是也。
以此四者而论,不惟能自立,即西医与中医并治,中医且占优势也。
应用中药经方的几点经验与教训:误用大承气汤案讲述/徐如恩整理/徐爱龙,徐爱民这里所谈的经方,是指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杨绍伊称仲景书、本为《广汤液论》)中应用的古方。
经方组织严谨,疗效很高,历经千余年而不衰。
用之得当,效如桴鼓;用之不当,祸不旋踵。
兹介绍应用经方的点滴经验与教训,以就正于同道。
误用大承气汤案1974年和我一起在涪陵县卫生局医训班教书的段士廉老师讲过一个病例:解放前,涪陵县堡子乡有个老太婆经常便秘,这次十余日不解,当地一位中医给她诊治,为求速效,乃用大承气汤,服后腹泻不止,第一天十余次,第二天腹泻不计其数,第三天后竟坐在尿罐上起不来了,连声叫骂X医生,衰极而死。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
这又应验了《伤寒例第三》的另一警语“承气入胃,阴盛以亡”。
4.1虚其虚而寒其寒,判断处理皆误本例具体病情及治疗,均不够详细,但有几点是明确的:(1)老人便秘,多属虚证。
(2)证属阴盛,阴寒偏盛导致阳气虚衰,形成阳虚阴凝便秘,其主要病机是肾阳不足,阴寒内生,留于肠胃,阴气固结,阳气不运,使肠道传运无力而排便困难。
虚秘当补而用大承气汤泻之,是虚其虚,阴寒盛当温而用大黄、芒硝等寒药是寒其寒。
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处理,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
4.2女子不都是阴虚,不可囿于成见有诸内形诸外,外症是辨证的重要依据。
既然用大承气汤是阳虚便秘的错误针对,医者可能抱着女子多阴虚的成见,忽略了除大便秘结外还兼见面色青黑,肢冷身凉,喜热畏寒,口中和,小便清长,夜尿多,尿后余沥,舌质淡白,苔白润,脉沉迟或反微涩等阳虚症状。
那么,阳虚便秘当选何方?经方里治阳虚便秘的常用方有附子汤加当归、川芎、熟地、沉香、肉苁蓉,主要是补益脾肾,温通寒凝,则大便通解。
谈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家父的一句话,他说:医乃仁术,也是德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中医又是苦术,又是细术,终身刻苦,终身细致。
论“灸误” (艾灸的误治后果)灸法,作为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具有相对安全、简便的特点,故而针灸界素有“针捷灸稳”之说。
更有医家认为灸法无有禁忌,所谓“针者需师方行,艾灸凡人可施”,甚至于“不问寒热虚实悉令灸之”(《针灸问对》),导致灸法应用靡滥。
然而,临床灸法使用不当,不但可出现意外情况,甚者可以致残或危及生命,由于当代文献对此论述不多,笔者爰就灸误的几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引起临床针灸家的重视。
1.艾灸导致变证艾灸作为一种治病刺激方法,应和其他各种疗法一样,有其一定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性,不经辨证,盲目使用,就有可能因误用灸法而致变证,古今医家对此多有论述。
如医圣张仲景认为灸法以热治病,外感热病以火灸之则犯实实之忌,可致诸多变证。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就有7项条文涉及到太阳病灸误导致火逆等变证。
诸如“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等等,诸多记载明示后人伤寒太阳证不宜灸法。
再如,外科痈疽疖肿,古人多用灸法,然而并非所有痈肿皆宜灸治,如《神灸经纶》云“痈疖自外而入者不宜灸,……若少阳分野尤不可灸,灸之多致不救,亦有因灸而死者,盖虚甚,孤阳将绝,其脉必浮数而大且鼓,精神必短而昏,无以抵挡火气,宜其危也。
”《外科精要》亦云:“脑疽及颈项有疽,不可用隔蒜灸,恐引毒上行。
”古代医家还认为某些部位或腧穴是不可妄用灸法,否则也会出现变证。
除了在历代针灸医籍中均列有禁灸穴外,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专写“头不多灸策”,所谓“若不察其机而多灸之,其能免夫头目旋眩、还视不明之咎乎?:不审其他而并灸之,其能免夫气血滞绝、肌肉单薄之忌乎?”更有《神灸经纶》“脑为诸阳之会,颈项近咽喉,肾俞为致命之所,俱不可灼艾也”,“臂脚穴,多灸脱人真气,令人血脉枯竭,四肢削瘦无力。
《伤寒论》心悸辨治探析心悸是指自觉心中悸动,惊悸不安,甚至不能自主的一种病症。
《内经》虽无心悸的病名,但对其病机有精辟的论述。
至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始有“悸”的病名。
在《伤寒论》中涉与心悸有关的条文有 10余条,其中部分条文有论无方,大部分条文有方有药,有的虽然未言“悸”的症状,但通过对条文病机的探讨及与上下文的联系,可知当有“悸”的症状,在伤寒论中,仲景开创心悸辨证论治的先河,现根据仲景所论心悸之病因病机及部位的不同,归纳如下。
1、心阳受损此种心悸,由于发汗过多,损伤心阳所致,因其病情深浅之不同,可分为四方四症:原文第 64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以下《伤寒论》条文出处与之相同)本条为发汗过多,损伤心阳而心悸之轻症。
以心下悸、欲得按为主证,发汗之法,原为祛除表邪而设,即使表证用汗法,亦贵在适度。
如发汗不及时,病重药轻,则病邪不解;发汗过多,病轻药重,则易损伤人体正气。
汗为心液,发汗过多,使心阳随液外泄,以致心阳虚损。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精则养神。
”心阳不足,心神失于濡养,空虚无主,而见心悸不宁,方用桂枝甘草汤辛甘化阳,以达温补心阳之效,原文第118条曰:“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本条病机为误用火疗而导致变证,又用下法治疗,是一误再误,以致心阳受损。
本证中虽未出现心悸二字,但其烧针劫汗,损伤心阳之机理,与第 64条大体一致,故心悸亦当为其主证之一,因其心阳虚损较重,而致心神浮越,故又见浮躁,是病较前者为重,故用药在桂枝甘草汤的基础上加龙骨牡蛎收涩、安神而止烦躁。
笔者在临证过程中体会,只要抓住心阳不振之病机,灵活运用该方治悸,其效甚佳。
而原文第112条:“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本证则是因心阳虚损,心神浮越外亡,痰浊上扰心神所致,故除心悸、烦躁外,还可见惊狂,卧起不安等症,是心阳虚损最为严重,因此病情亦最重,本方为桂枝汤加减而成,桂枝汤中芍药酸苦阴柔,有碍于心阳之恢复,故去之。
摘要:“辨证论治”一词自提出之后,由于未有准确而统一的概念,因而产生多种误用情况,主要可分为五大类,后三者包括:第三、关于“方证相对”而跳过了病机的问题,即是“对症治疗”,使中医理论倒退;第四、“方病相对”的分型论治,甚或“专病专方专药”的趋势,使中医的诊治简单化,忽略了疾病的时间状态;第五,证本质的研究,实际上所研究的并非“证”,而是指“中医病机的物质性研究”,由于微观研究并非“辨证”,所以“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说法,从概念上不可能实现。
关键词:证;证侯;辨证;辨证论治;辨证施治;误用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4-0878-03
five types of misusing 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2【sup】nd 【/sup】 part)
li yu-ming
(dongzhimen hospital, the 1【sup】st【/sup】 clinical schoo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700,china)
收稿日期:2010-11-13
作者简介:李宇铭(1981-),男,香港人,香港注册中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仲景学说理论、经典方药量效关系规律研究。
3 方证相对论──见证就治
3.1 问题的形成
“方证相对论”是指临床中用中医的某一个方剂,对应某一“症候群”来进行治疗的做法【sup】[1]【/sup】。
这种方法主要特点在于,就像西医的“综合症”、“症候群”一样,认为那些一系列的临床表现,目前找不到特异性的原因,或者认为背后的原因不重要,也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症治疗”。
3.2 误用的矛盾
这种想法最初原自日本吉益东洞对《伤寒论》的误解,认为“《伤寒论》惟方与证耳”、“只有张仲景之随证投药,不拘病因,最可推崇”。
可是,张仲景的序言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之源……”可见《伤寒杂病论》本书的目的,是辨证求因、求机,?吉益氏相反。
如此把中医辨证论治中最重要的本质,即“病机”概念给去掉,实质等同否定中医理论,可以说是“见证就治”,见到甚么证候,就直接治疗,使中医理论倒退回数千年前刚起步的经验水平。
现代持这种观念的人有不少,如有学者提出,《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当中,存在一种“辨方证论治体系【sup】[2]【/sup】”,也有人提出应推广中医简便易行的直观疗法等【sup】[3]【/sup】,又如六版教材《中医内科学》,也是把最重要的证候分析略而不谈。
见证就治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90年代制定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这些类似的证候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标准,为中医带来了更多问题。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的问题颇多,包括:第一、诊断依据和证候分类,只是列出一系列临床表现,没有病机的分析。
第二、证候分类中,如感冒只有风寒、风热和暑湿3个分类,把中医的理论简单化;第三、诊断标准中加入了西医的实验室检查内容,却未能以中医理论作解释;第四、疗效评定中,单纯靠“症状”(应为证候)而决定治愈、好转和未愈3类,没有病机概念;第五、临床上,不典型的疾病应该是占大多数的,《规范》中则没有对此类问题进行解释。
其实,中国各地还出版了的很多不同的规范标准如《中医证候辨治轨范》、《国家标准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证治要览》、《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由于“研究思路与框架还不够明确,病、症、证等的概念未完全统一,而且由于主管不一,各自为政,以致内容极不统一,出现新的不规范【sup】[4]【/sup】”。
3.3 正确的认识
所谓“方证相对”,正确理解中间必须要包含“病机”的概念,即是由“四诊”到“证侯”,再到“病机”、“诊断”、“治法”、“治则”,以及“方”和“药”等一连串的过程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内→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内外法的思想。
需要说明的一点,以上对各疗效标准的评价,并不是反对中医要进行标准规范化。
每一个学科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统一总结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成为更成熟的理论,中医也不例外。
但过往的规范主要是用西医思路以评价中医,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结果。
中医的规范化,应该是“知识结构”与“辨证思维”的统一规范,我们应该从中医理论自身的特色出发,进行辨证论治方法的规范。
4 方病相对论──分型论治
4.1 问题的形成
方病相对论是指临床中用中医的某一个方剂,对应中医或西医某种疾病来进行治疗的做法【sup】[5]【/sup】。
这种方病相对论跟上一节提到的方证相对论十分类似,两者都是把中医简单化,而忽略了中医辨证论治中对病机的重视。
这里方病相对论所指的,跟“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情况相约,也是分辨西医的病用中医的方,或者是辨中医的病用中医的方两类,其问题的成因类似,不再覆述。
而一般而言,这种辨病治疗会采取一病多方,一个病下分多个证型,亦即习惯称为“分型论治”。
4.2 误用的矛盾
虽然分型论治好像能够帮助初学中医者入门,但实际上却相反,因为“这把病变分割成若干片断,既不能完整地反映疾病的本质,又把动态的疾病过程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不利于中医学因人、因时以及异病同治等治疗特色的发扬【sup】[6]【/sup】”。
分型论治主要强点了疾病的空间特性,而忽略了疾病的时间状态。
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该要用“辨病分期论治【sup】[7]【/sup】”,但其实即使补充了时间的分型,也只是一些零碎片段的综合,并不能反映疾病发展的全过程。
疾病的发展千变万化,是难用数个分型就能把它概括的。
更令人忧心的是,“方病相对”更是朝着“一病一方”的方向前进。
即是以“专方专药”的方向,如西医一样,在中药里找到合适的药物,以便针对“病”来使用。
可是,按照中药的定义:“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药物,统称为中药【sup】[8]【/sup】”。
就是说,中药是要按照中医的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和中药的理论,如四气五味,性味归经等理论来使用,如果中药不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的话,即不能归属于中药。
因此中药的使用,也必然是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在获得了病机、治法后才能使用。
4.3 正确的认识
“方病相对”是一种中医西化的倾向,中医应该注意避免往专病专药的角度发展;“分型论治”则是将中医简单化的趋势,使中医的辨证论治僵化。
虽然在《金匮要略》中也有类似于“分型论治”的做法,一个病之下分多少种方证,可是细读经典的原文,可以知道在“方与方”、“证与证”之间,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学习经典更重要是学习在证侯以及方药之间的演变关系,从而掌握病机的变化。
这种“时”、“空”的变化关系,则是在一般“分型论治”中不能学到的。
5 证本质的研究――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5.1 问题的形成
关于对证本质的研究,目标是想找出“证”的物质基础,从而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的理论,甚至可以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理想。
“宏观辨证多指传统的中医辨证方法,且多强调辨证规范内容;而微观辨证多指用现代生理、生化研究的指标来描述中医证的本质【sup】[9]【/sup】。
”
5.2 误用的矛盾
关于证本质的研究,几十年来投入了极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仍然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为此很多学者也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认为证的研究要引入客观参照系【sup】[10]【/sup】,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病证客观化的研究【sup】[11]【/sup】,用分数的方法把中医症状量化【sup】[12]【/sup】,对方药用于动物模型的反证法【sup】[13]【/sup】等研究,多不胜数,
【/sup】。
[14]
其中对五脏的物质基础,更是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如《肾的研究》
【sup】虽然此等研究获得了不少“成果”,但难以在临床上应用【sup】[15]【/sup】,这是因为“中医的阴阳、五脏、证等概念不是通过微观分析方法构建起来的理论,因而用解剖方法寻找实物以揭示本质的思路,陷入了方法论的误区……五脏是生理活动中心,阴阳、证等研究必须落实到五脏的功能才有意义【sup】[16]【/sup】”。
5.3 正确的认识
应该要理解,虽然说的是“证”的研究,实质是指“病机”、或称为“中医病机的物质性研究”更为合适。
“虽然中医跟西医所研究的客体同是人,但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却是不同。
西医用还原的科学方法,研究构成人体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结构功能;中
[17]
【/sup】
【sup】
医用的是综合的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
”
因此,中医跟西医从不同角度研究发生在人身上的疾病,两者不能通约,只能互相补充。
中医角度的“辨证”,必然是在整体层次上去辨别的,“证侯”必须在活的、生命的机体上获得,因此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的病机,则不能称作“辨证”,更莫说是“微观辨证”了。
“微观”角度的观察,并非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
因此“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说法,从概念上不可能实现。
西医所研究的是形而下的、物质性的人,研究人“血肉之脏腑”;而中医所研究的是形而上的、功能性的人,研究人“四时阴阳之脏腑”。
中西医两者所研究的方向分道扬镳,还是以各自的规律特点来发展,才能促进医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