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问题的讨论_以_大公报_为中心的考察

第47卷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月Vol.47　No.3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08 收稿日期　2008203201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 -O T -0526)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问题的讨论———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岳谦厚,许永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由此在社会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问题的讨论。

而当时重要的舆论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

这既是一场理论学术争鸣,亦是一种基于农村合作实践的积极回应。

关键词　农村合作道路;合作运动;合作政策 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自兴起到进入农村复兴运动高涨的30年代已走过大约10个年头,而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三四年间则是其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合作运动或合作事业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合作社数量发展速度愈来愈快;(2)以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单一结构和以单营为主的合作社经营方式有所变化,运销合作社、兼营合作社(主要兼营运销)发展较快;(3)国民政府对合作运动的推动力度明显加强;(4)推动合作运动的力量更加多元化,除华洋义赈会、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团体外,商业银行亦纷纷提倡合作并向农村合作社投资放款。

时人将之称为合作运动“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①。

由于这一时期为合作运动实践运作及发展的关键时期,自然成为社会各界在理论上探讨的主题,而《大公报》作为当时享有盛誉的舆论媒体积极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或发表社论或刊登相关文章及报道,其中“商资归农”、“合作社兼营”、“合作事业发展速度”及“合作事业发展道路”等问题成为讨论中最集中的几个主题。

是故,笔者在讨论前三个问题后②,拟再以“合作事业发展道路”问题为中心,来考察该报报人及相关学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主张,检视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其实践取向。

一实际上,合作界在讨论合作事业发展速度之时,与之相关的另一问题的讨论亦在进行,即中国合作事业应走合作政策之路抑或合作运动之路?然何者谓“合作政策”又何者谓“合作运动”?简言之,自上而下者系合作政策,自下而上者即合作运动;由政府推动者是合作政策,由民众自发者为合作运动。

正如王志莘所解释的那样:“政策之与运动迥然不同,前者为政府有整个目的之计划,后者为人民自觉之表现。

申言之,政策须有政府强有力之援助推动,与夫严密之统制;运动则为民间逼于实际需要而发生社会性的动作,政府仅能在旁予以若干之维护而已。

”③关于这一点,不论当时还是现在似乎均无什么争议,但对于社会团体所推动的合作事业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时人认识颇有不同———有人认为属于合作政策,如吴华宝、方显廷即是;有人认为属于合作运动,如英国施克兰(C.F St rickland )即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团体所推动的合作事业与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注重社员自动性。

以华洋义赈会为例,犹如章元善所言,“义赈会认明合作是农民们自己的事业,应由农民86们自己去经营,不容局外人干涉。

可是在这教育落后的农民社会里,若无局外人来协助鼓励,农业合作是不会有天然的动机的,因此立定在第三者的地位去提倡农业合作,在没有动机的农村唤起农人们的注意、给他们明了合作的便利,等到有了动机,促成他们的组织,此后并不断地关心他们的工作、改善他们合作社的组织、增加新社社务的效率、介绍各社的联络、在农业与金融界尚未发生接触时期供给必要的资金。

……自始至终,保持各社的独立,同时引导农人们的自动。

”④本文所述的关于中国合作事业应走何种道路的争论亦主要围绕合作事业应由社会团体还是政府推进的问题。

换言之,中国合作事业所走的是合作政策之路还是合作运动之路?1927年前,合作事业由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农学院等社会团体或学术团体推动,尤其华洋义赈会;1928年后,先是政府加入,而到30年代则有更多力量参与,其中国民政府的推动力度日渐强劲。

依据对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各种推动力量作用大小的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中国合作事业自始所走的就是合作政策之路,有人认为1927年前所走的是合作运动之路而1928年后乃是合作政策之路。

同时,有人则认为1928年后实际是两条道路同时并进,尽管从指导合作社的机关看,政府机关占了绝对多数(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统计,在内地15省3市中共有合作指导机关524个,其中政府机关专任或兼任合作指导者457个,占总数87.2%,社会团体专任或兼任合作指导者67个,占总数12.8%,而在担任合作指导的社会团体中由合作社联合会担任合作指导者仅8处,占总数1.52%)⑤。

从中国当时农村合作实践观察,合作事业所走之路除“运动与政策两条道路并进”且以“合作政策道路”为主的特点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即两条道路之融合,定县实验县和邹平实验县就是典型例子。

这两个县政建设实验县都是根据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有关县政改革决议,以及次年内政部有关尽快设立实验县或县政建设实验区通令而于1933年成立的。

其中,定县合作事业以1933年秋为界可划分成两个时期,1932—1933年秋属第一时期,合作事业由平教会独立推动,或者说“不论积极的推进和消极的指导都完全由平教会独当一面”;1933年秋实验县成立后,合作事业则由平教会设计而由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推动,这一时期“关于推动中积极工作的‘组织’,关于消极工作的‘视查’、‘考核’,都由平教会转移到研究院。

这时候平教会只在作合作设计的研究和专门教材的编撰,仅仅保留了设计和一部分的训练工作。

”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以1935年为界也可分成两个阶段。

1931年邹平已被省政府定为实验县,同时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1—1935年在邹平推进和指导合作事业的有三个机关:(1)指导棉花运销合作及其它部门农业合作的研究院农场,(2)提倡庄仓合作的县政府,(3)组织信用合作社的县金融流通处。

这些“机关只是在作片段的实验并没有整个的计划”,邹平合作事业实处“推动分立时期”。

1935年后,为改变这种分立状况,成立了“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并选聘研究院经济合作教授、研究院农场主任和有关职员、县政府第四科科长和技术员、县金融流通处经理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共同组织,这个机关兼管设计、组织、训练和指导各方面事工,邹平合作事业进入“推动调整时期”⑥。

定县与邹平社会团体与政府结合的方式虽不同,但“政教合一”却是共同特征。

此外,从国民政府与华洋义赈会之关系看,1931年长江大水灾后义赈会受政府委托于受灾地区办理农赈、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1934年义赈会协助陕西省政府办理合作事业,1935年最高合作行政机关合作司成立后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担任司长一职,则说明在推进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显现出日渐融合的趋势。

二那么,中国合作事业究竟应走合作运动之路还是合作政策之路?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早在20年代就存在,汤苍园和薛仙舟就是两种不同主张的典型代表。

早期合作主义者汤苍园认为,“合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其势力所及,将破坏经济帝国主义而有余,但它的方法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

合作主义不注重革命而注重建设,不假手国家而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

”⑦这里所谓的“不假手国家而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则表明汤氏主张中国应走合作运动之路。

而薛仙舟因与国民党要人陈果夫有着密切的师生关系,所以在其1927年为国民政府撰写的《中国合作化方案》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合作政策”的思想。

他说:“我们应该以国家的权力,用大规模的计划去促成全国的合作化,实现全国共和,而为世界倡。

”⑧30年代,随着合作事业进一步发展及其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出现,这一问题再度引起合作界关注,有人主张走合作运动之路,有人主张走合作96政策之路,还有人主张走两者相结合之路。

主张中国走合作运动之路的即法国季特(Charles G ide)教授所谓的“真合作派”,其中以1934年来华讲学的英国施克兰为代表。

他们认为,中国合作事业的组织与指导应由社会团体而非政府负责,政府只宜担任合作社的考核、登记等行政事务并在法律上业务上从旁协助而已。

其理由如下:第一,合作事业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只应由社会方面而不应由政府方面推进,因为“合作事业是民众的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是目的,不是手段。

它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它一天一天的扩大,资本主义势力就一天一天的缩小,合作经济制度的成功便是资本主义的消灭。

这种事业是自由的、和谐的、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发展,应该由社会方面去推进,不应由政府方面去推进。

”第二,由政府方面推进合作事业存在诸多弊端:(1)从中国政治状况来看,“目前政治未全上轨道,吏治未清,行政效率低下,仍不免有衙门习气。

遇事只讲官样文章,不求实际,且‘官高皇帝远’不易达到平民。

”在这种情形之下,由政府机关担任合作社指导与组织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尤其不能建立真正的合作基础。

(2)从中国民众心理来看,“吾国民众受官吏之欺骗压榨为时已久,犹惊弓之鸟,望而生畏”,故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很难受到民众欢迎。

(3)从经济费用来看,政府机关开销较大,大多数政府性质的合作指导机关所经手的合作贷款的费用占到了贷款额15%,即每贷出100元,费用即15元。

(4)从政策稳定性来看,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不仅易受政治变动影响且易受人事变动影响,“因政府多以政党为背景,一旦政党失势、政府改组,他党当权政策变更,合作事业即受其打击。

即在同一政府之下,其政策亦随时变易,每遇政策变易,则影响合作事业。

”再加上“吾国行政人员随时更易,且各人有各人之见解与主张,每遇人事更易,合作政策亦多随之更易”。

因此,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很难保证政策的稳定性⑨。

有鉴于此,他们认为只有由华洋义赈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担任合作社组织与指导工作才能避免上述弊端,并收到“费用小而成功大”的效果。

主张走合作政策之路的以王志莘、寿勉成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由政府担负组织与指导之责,理由是:(1)由民众自动或社会团体推动不合中国国情,因“吾国目前民众缺乏知识、组织与技能,若由彼等自动推进合作事业实不可能。

即由社会方面推动,亦非常缓慢,且有许多地方因经费、人材、政治等困难,由社会团体担任合作指导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