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说”影响下的“至文”——论“三言”中人物形象的“童”性光辉

“童心说”影响下的“至文”——论三言中人物形象的“童”性光辉“三言”在文学界算得上是为人耳熟能详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丰富的内容、强烈的故事性、传奇的色彩、精细的语言、巧妙的结构……令无数的儒雅文人爱不释手，华星秋月般的光辉同时照亮了一片文学的新天地。

自“三言”问世，对其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从未间断，虽然“三言”中不免存在一些糟粕致使对它的评价褒贬参半，但真正的金子是经得住火炼的，直到今天“三言”的光芒并未因为时间的涤荡而在文学的历史中消散，反而成为世人争相阅读的经典，这足以说明“三言”有其存在的价值。

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理论支撑。

大部分学者认为“三言”是受到冯梦龙“情教观”的影响，但以“‘情教’教诲众生”为出发点考察作品较易陷入一种“说教”的模式，而文学作品本身不应以说教为目的，这样显得太过陈腐老套，未免泯灭了“三言”应有的价值。

因此，笔者想要另辟蹊径，探寻“童心说”是否对“三言”产生影响，进而探寻“三言”中人物形象的“童”性光辉。

一、“童心说”的主要内容及对冯梦龙的影响1.“童心说”的主要内容“童心说”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焚书》卷三中的一篇散文，其所要阐释的思想是主张人应该有一颗“童心”，何为“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1]，“童心”是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童”心是由人的自然之性生发出来不受闻见道理、世俗尘垢沾染的“空净”之心，不读书时，童心固在，学识渊博诚然应不失却童心，“童心”是率真表达自己所见所想；“最初一念”则包含着李贽对人的“私”心（喜欢美丽的容貌、仰慕渊博的学识……）和欲望的倡导，李贽认为天下好的文章即至文都是作者本然情感和人生欲望的真实流露,“童心”是对人生欲望的合理宣扬。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西厢曲》《水浒传》皆古今至文”[1]，因此“童心说”是“情”对“礼”的反抗。

2.“童心说”对冯梦龙的影响李贽的这一思想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对后世文人创作及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梦龙酷嗜李贽学问并敬重李贽人格。

万历三十年李贽在监狱中割喉自尽，产生了“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2]的现象，甚至当时士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3]，而对新思想，新事物非常敏感的冯梦龙在大量阅读李贽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虔诚的接受了他的思想，并且在《樗斋漫录》中提到“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4]。

冯梦龙常称其为“圣主”，他在《古今谭概》颜甲部“天后时三疏”说：“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称卓老为圣主也”[5]。

“童心说”成为“情教观”的重要理论支撑，并被用来指导“三言”的整理和创作。

冯梦龙“接受了他的‘童心说’，并将这种思想深深的融入到自己的文学思想之中，成为其情教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李贽在“童心说”中“主张文学必须书写真实情感的文学观念为冯梦龙所接受并反映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文学理论“情教观”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三言”的整理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童心说”的影响，韩春平在其论文《论阳明心学对明代通俗小说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中也指出冯梦龙受李贽“最初一念”的“私心”影响最大，其改编创作的“三言”以小市民为代表形象，大胆表达了人的合理欲求[7]。

因此可以看出“童心说”影响了冯梦龙的文学理论（包括“情教观”），并影响了《三言》的整理和创作。

二.“三言”对人生欲望的合理宣扬元代恢复科举制度将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命题范围，到明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代实行“八股文”要求考生严格按照“四书五经”答题，过于死板，同时“程朱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如此死板的政策下文学却异常“开放”，这可以理解为在封建统治极度扭曲下人性本真的爆发，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人饿了想吃饭，困了想睡觉，看见容貌美丽的女子会动心，看到财物想占有等等都出于人“最初一念”之中，人性本身就包含着“私”的方面，只要处于合理的范围内（不伤天害理，不危机他人利益）就是值得宣扬的。

2.1色非刮骨钢刀古人一提到“色”，便哗然色变，认为它伤天害理，有损儒家纲常伦理，有悖道德规范，是天地间第一大祸害，于是人们说“色是刮骨钢刀”……试问如果当初不是为着“色”字，哪来诸般美满姻缘，哪来“洞房花烛夜”这一人生美事？难道圣人就不娶妻？古代帝王将相哪个没有三妻四妾，我认为只要不犯“贪”字便可。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初次遇见王美娘，便为其秀色倾倒“观之，此女容颜娇丽，体态轻盈，目所未睹，准准的呆了半响，身子都酥麻了”[8]秦小官难以忘怀，自忖“若得这等美人搂抱睡一夜，死也甘心”[9]，这不得不说是请小官好色，但这“色”却入情入理，是人正常的欲求，而事实证明秦小官也确实没因为“色”而误入歧途，反而显示出翩翩君子之范。

秦重起早贪黑积攒了一年多银子想去和美娘共度良宵，岂料那晚美娘喝醉后不省人事，而秦小官也没有强人所难，整晚都在为美娘端茶送水，还用自己新买的衣服为美娘兜其呕吐之秽物，一晚不曾合眼。

可秦重非但没有后悔反而感到心满意足，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实是品行忠厚的好人，非一般“嫖客”所能比。

此后秦重不愿轻易娶妻，心里只惦记美娘，最后终于感动了美娘和她做了一对神仙眷侣。

《吴衙内临舟赴约》中吴衙内在船上瞧见贺秀娥，不觉魂飘神荡；秀娥见吴衙内转盼生姿、一表人才，不觉动了私心。

继而二人私定终身，最终成就伉俪深情。

诸如此般都因一个“色”字开端，可谓情自“色”起；最终留下一段佳话，可谓爱自“色”生。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卢爱爱在自家酒肆中遇见吴清三个子弟，不觉动了春心，以至死后还念念不忘，情系于魂魄，和吴清作了一对生死夫妻。

爱爱得偿前愿后，助吴清成就了一段姻缘，二人各得所终，也算是对“色”的赞扬与肯定。

此外还有《黄秀才檄灵玉马坠》，黄生爱慕玉娥容貌，“两只眼觑定窗棂，真个是目不转睛”[10]，而玉娥也为黄生的才貌所摄服，自思愿与此生得谐伉俪。

这二人也为“色”所动成就百年好合。

这都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但只要秉着一颗“真心”“诚心”就是值得提倡的。

2.2财非惹祸根苗提到“清官”一词，人们便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公正无私、两袖清风等词，对应的便会出现一个身形清癯，双目炯炯有神的形象，而往往忽略了“清官”也是凡人，也有私欲。

财是一个人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我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分一杯羹也无不可。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腾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却为梅氏挣得其应得到的巨额遗产，使孤儿寡母不至于流落街头，实能称得上是为民做主的清官。

而腾大尹谎称倪老先生赠他一坛金子，落下自己受用，没有损害到梅氏的利益，这样一个形象更接近于真实的人，是合情合理的。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看上了管家张胜，死后仍念念不忘，将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赠与张胜，要张胜收留，张胜情动便和母亲商量答应了，后来将珠子变卖挣起一个胭脂绒线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如果遵从封建道德规范，那么张胜不应该收取这不义之财，但爱财却是人的合理欲望。

钱财是人得以生存所必须的，钱财本身并没有“义”或“不义”的特性，也没有庸俗或高雅之分，就要看拥有钱财的人怎样使用罢了。

“三言”中还有嗜好炼金术的爱财之士，这也是人爱财的欲望的体现。

2.3一女可适二夫班昭在《女诫》中提到“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11]明确指出女子要从一而终，不可他适。

这种观念完全无视人的合理欲求，假如夫妻离异（女子被休）或丈夫去世，便要妻子终身守节，但男子却可以妻妾成群，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三言”中塑造了些改嫁他适的女子，真切的反应出人的合理欲望。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因丈夫蒋兴哥出外经商被薛婆引诱与陈大郎偷情，被丈夫得知，将其休了。

有吴杰进士路过襄阳欲求一美妾，便娶了三巧。

陈大郎病故，其妻平氏流落他乡，经媒婆介绍嫁与蒋兴哥，兴哥并未因为平氏是二婚而嫌弃她，反而见平氏“举止端庄，甚是敬重”[12]。

一个是夫妻离异，一个是丈夫去世，都是合乎情理的。

后来蒋兴哥犯了官司，县主却正是吴杰，得三巧求情免一难，二人相见抱头痛哭，吴杰感其夫妻鹣鲽情深，令二人完聚。

本来二人感情深厚，兴哥迫于无奈将三巧休了，却始终没能忘却三巧，二人得以再续前缘。

单说王三巧，与陈大郎有情，后又嫁与吴杰，共侍奉过三个男人，在封建社会实称得上是“淫佚”之辈，但兴哥心中对她深情不渝，最后完全不在乎封建礼教的种种腐朽的条文，确是人间的真情演绎。

再说《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瑞虹一家不幸遭到强盗打劫，瑞虹父母皆被杀害，因其相貌美丽故强盗留下她的性命，却因此失去贞洁。

后来瑞虹得卞福相救，卞福见瑞虹颇有姿色便假意答应为她报仇，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瑞虹给卞福做了小妾，却受到卞福之妻的嫉妒，被卖到青楼。

瑞虹实是泥淖中的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坚决不接客，又被老鸨卖给胡悦作了小妾，怎奈胡悦不争气将家私罄尽，逼迫瑞虹替他赚取钱财。

直到瑞虹见到朱源之后，将前因后果一一告知，得到朱源的同情，二人设计将胡悦绳之以法。

朱源娶了瑞虹之后，二人“相敬相爱，如鱼得水”[13]。

如果遵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瑞虹被卖也只好忍气吞声；被胡悦逼迫也只得遵从，实是因为瑞虹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真爱，而瑞虹又始终保持着内心的那份纯真，最终与朱源得谐伉俪，也是金诚所致金石为开。

经历了几次不幸的婚姻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份真情。

看来“从一而终”不一定就能为女子带来幸福。

而在《张孝基陈留认舅》中过善因见自己儿子过迁嗜赌成性竟将田产变卖，便劝儿媳妇方氏另选良配不可耽误终生“逆子不肖，致令爱失其所天，老汉心实不安。

但耽误在此，终为不了。

老汉已写一执照于此，付与令爱。

老汉亡后，烦亲家引回，另选良配”[14]，尽管方氏志坚没有他嫁，但却进一步肯定了女子改嫁他适的合理性，一个好的归宿是每一个女子的夙愿，这也是人的正常欲望的表现。

为了追求婚姻的幸福，只有冲破封建社会的繁文缛节，才能找到心灵得以释放的原野。

三.柔情，真情，痴情的男儿不让巾帼3.1重才貌，轻出身女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是卑微的，而奴婢更是被视为“贱民”中最低等的，《唐解元一笑姻缘》中唐伯虎于舟中瞥见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艳，体态绰约……”令解元不禁“神荡魂摇”[15]，而后唐伯虎为再见小寰（秋香）化名为华安投身到华学士府为公子伴读，颇得学士赏识，学士为解元娶妇，解元则真情不渝，从中挑选了秋香，后来双双潜走，得谐百年姻缘。

明代关于婚嫁的法律条文沿袭了唐宋的婚嫁制度，在唐代，法律明文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以配合”[16]，良贱不得通婚，限制极严，一律要“当色为婚”“当色相养”，即奴婢只能在奴仆阶层中婚配，“贱民”不得配与“良人”，在《大明律集解附例》中也提到“门户相对”“良贱相配”要受到法律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