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怀伦2011年3月31日给孙景坛的信及附录

(一) 引言在广州中山大学学报上(1986年第四期•哲学社会科学版)看了一篇文章，题名为《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题下有副题，名为《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

正如副标题所标明的那样，文章的主旨，在于推翻罗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从而证明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

其实，这个聚讼纷纭了十余年的问题，自从1942年孙科明确表态之后(孙科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序中说：“罗君所考，自国父上世入粤始祖以还。

诚赅矣备矣”。

又说：“罗君此书......贡献实钜。

”)已告完全解决。

《国父家世源流考》亦从此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定谳；而孙中山的祖籍是在紫金亦已明白无疑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生怕孙中山认错祖宗，千方百计，殚精竭虑的图谋推翻罗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以下简称为《源流考》)，从而证明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

这种现象，在广州出现于最近几年，这可说是近年来广东论坛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当然，认为孙中山祖籍有问题，自然可以各抒已见的，但是必须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要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切忌弄虚作假，颠倒是非。

也不要炒冷饭，把拾人余唾作为新发明。

如果以为谎言重复一千遍，便会成为真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遗憾得很，文章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以致全文充满着矛盾抵牾，论题、论据虚假，悖理失实。

想要以这样的文章，去推翻罗氏的《源流考》，看来没有可能。

道理很简单：一个不真实的判断，不能驳倒一个真实的判断。

文章是一篇“辨误”文章，也就是一篇反驳文章。

现在且让我们言归正传，看看文章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罢。

先说明一下文章的反驳大意。

由于罗氏《源流考》的翠亨孙氏是来自紫金的结论，据罗氏自言，是“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以下简称《纪念簿》)所纪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而得出来的，因而文章认为想要推翻罗氏的结论，最好是用釜底抽薪之计，根本打掉罗氏这两个研究准则。

把罗氏这两个研究准则打掉了，那罗氏的结论不就成为“不正确”的无稽之谈了吗?但是既然《源流考》成为“不正确”的无稽之谈，那么正确的有稽之谈又是什么呢？文章对此推出了《孙氏家谱》。

2009年8月11日，俄罗斯A B 潘佐夫教授在女儿达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玉贞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王福曾教授夫妇的陪同下，在李大钊纪念馆会议室把三封李大钊的亲笔信捐赠给了李大钊纪念馆。

说起这三封信的来龙去脉，不能不提到李玉贞教授。

李玉贞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李大钊研究资深专家学者，由她主编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马林传》等著作对于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她对李大钊的研究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她在李大钊纪念馆的筹建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她对李大钊纪念馆与乐亭人民感情诚挚，给五十万乐亭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7年李大钊纪念馆建成后，她不仅热情提供自己珍藏的有关李大钊的珍贵历史资料，并多次打电话、发电传与荷兰皇家科学院联系，取得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同意，为李大钊纪念馆将马林（斯内夫利特）档案中“1923年2月7日之后，部分中共领导人和马林在李大钊住所讨论罢工问题”、“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关系讨论中有关李大钊的发言记述”、“中共‘三大’选举产生的李大钊等中央委员给孙中山的信”三份文件复制好，亲自送交李大钊纪念馆进行陈列。

1999年经她运作又把当年珍藏在前莫斯科电影档案馆的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的演讲录像资料录制给李大钊纪念馆展出，使国内外观众在李大钊纪念馆首次见到李大钊当年的伟岸形象，领略到这位革命先驱的风采。

2009年5月，李教授得知为迎接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李大钊纪念馆将进行高规格的改展。

她从国外一部名为《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的专著中发现了由潘佐夫教授的祖父格里高里鲍里索维奇爱伦堡长期珍藏的李大钊的三封亲笔信。

李教授意识到这三封书信对于李大钊纪念馆今后珍藏、展出与宣传的重要性，立即与李大钊纪念馆进行了联系。

与此同时并向李大钊纪念馆的领导通报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莫斯科电影档案馆除保存着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重要的录像外，尚有许多有关文献、图片等重要资料。

古雷池才子——沈镐自古男儿多磨难沈镐，字师昌，号新周，出生于明清鼎革年代（1649——1726），今望江县沈冲乡嘉滨老屋。

童年时代，他天资聪颖，读书十分勤奋，乡人誉其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资质，后因家境每况愈下，加之其父在其16岁那年遽然去世，致使少年沈镐一度伴随其仁慈善良的婶娘背井离乡，四处飘泊。

传说其曾路过江西瓷都景德镇，被一瓷器店老板发现并赏识，请其为之画“碗花”（即在瓷器上画上花、草、虫、鱼的图案），不负少年才子之名的沈镐，当仁不让，当即以精湛的画技，艺惊四座，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

沈镐曾在20岁时为图进取，远走鄱阳等地。

“旋因世事艰难，谋事不就，郁郁而归”。

尽管如此，生性有着“特立独行”色彩的沈镐，并不气馁。

他一边以教书为生，清贫度日；一边“焚膏继晷”，发愤钻研经史典集。

历经五载青灯寒窗之后，沈镐终于“学业大进，果举秀才”。

然而，命运多舛的沈镐，却一直未能摆脱家庭、婚姻、生活的坎坷。

仅就其婚姻史而言，沈镐在精神上几度受到沉重的打击。

先是原配夫人胡氏过早仙逝，后是贤淑多能、识字明理的继配氏，年仅三十五岁便因肺病不治而卒；再后来，其续配之苏氏，却又常害家庭负担过重，不时对一介书生的沈镐存有不谅之词。

最令人齿寒的是，同时也是使沈镐为之常作锥心之痛的是，其长子年幼就患上了双目失明之疾，其后两胞胎也先后离开人世。

而沈家所有的遗孤遗孀、内外20多口全靠他一人抚养，其艰辛之至，由此可见一斑。

悲愤抑郁之下，沈镐沉重地写下“所赖惟馆谷，妻子常饥寒”这极具辛酸意味的诗句。

但是，命运的无情乃至残酷并不能击垮这位一身傲骨的书生，反之更激发了他直面生存、激流勇进的勇气。

仅在短短的几年内，这位“既为人师，亦添时名”的才子沈镐就以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治学姿态，遨游在书山学海。

“凡经学、史学、地学、音韵学、俱潜心研究，且矢志不移”。

“苍天不负有心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沈镐终于“登江南贤书”，继之康熙四十八年，年届花甲的他“考中科进士”，一时名声大震。

体制内的悲悯2019-01-14陈云晚年手术前的牵挂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被确诊患结肠癌而住院。

手术前，他给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写信，郑重提出潘汉年案需要重新审查。

陈云在信中说：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了。

进入手术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到医院看望陈云，询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

陈云说的还是潘汉年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解放前上海地下党时期，陈云在潘汉年之前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红军长征途中他俩又一道被派赴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

陈云认为，潘汉年案不仅使潘个人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祸及整个隐蔽战线，影响极大。

陈云首先向熟悉潘汉年的刘晓了解情况。

刘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半身瘫痪。

陈云请刘晓夫人代为写出材料。

陈云让工作人员给公安部打电话，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

陈云还亲自与潘汉年当年的战友廖承志、夏衍谈话，了解情况。

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中央，提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由中央纪委办理。

1982年8月23日，中央宣布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陈云又给夏衍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

这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一个为党的利益孤身奋战又孤独离去的灵魂，终于重新回到阳光下。

朱德看望落难后的彭德怀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落难，回到北京后搬出了中南海，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

朱德不避嫌，常去看望。

两位开国元帅性格相似的地方，是寡言，见面后大半天不作一声，默默地下棋。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临终前多次对看守提出想再见一次朱德，但未能如愿。

直到彭死后，朱德得知老战友的临终心愿，老泪纵横：“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吴玉章不同意批判林希翎1957年，反右运动骤起。

风声鹤唳中，报纸点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的名字。

本书总顾问于光远1915年7月出生，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理论处处长。

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现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他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经济学。

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

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现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

本书顾问陈士能1956—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学员。

1958—1964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高分子合成工艺学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

1984年9月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1年7月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1993年1月任贵州省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1996年7月任国家化学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正部长级），兼任化工部机关党委书记、中国昊华化工集团党组书记。

1998年3月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正部长级），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

2001年2月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士能同志长期从事轻工、化工行业的生产、研究、管理工作，很重视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致力于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研究和推进。

陈士能同志还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高级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及中国家电协会、塑料协会、皮革协会、造纸协会、家具协会、香化协会、制笔协会、糖业协会、文房四宝协会、工艺美术学会、照明学会等协学会的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

〉〉〉国联档案馆馆藏“满洲状况”档案专栏汉奸嘴脸暴露无遗编者按：由于篇幅限制，吉林省汉奸团体致国联大会公函选编将分两期刊发。

本期刊发的是所谓“吉林各县民众代表”、吉林省总商会、吉林省航业公会致国联大会公函。

这些所谓公函撰写于1932年11月，即李顿报告书公开发表之后，汉奸团体致信国联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批驳李顿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寻求国际联盟对伪满洲国的承认，汉奸嘴脸跃然纸上，暴露无遗。

特全文照录于下，以供学界和读者朋友参考、批判。

吉林省各县民众代表致国际联盟公函敬启者。

吾满蒙民众呻吟军阀苛政廿载，于兹久欲自脱，苦无良机。

幸天佑我等得以自决之精神，乘机崛起，建设满洲国，以图振拔，方冀同登衽席，保东亚光荣。

不意李顿调查报告之结论，竟谓满洲建国非出民意，实属不明真相。

民众等为自身利害计，难安缄默，谨将满洲国成立之经过及事实，敬为大会陈之。

查我满蒙地大物博，在昔本为独立之国。

讵自辛亥革命以来，东省军阀乘中原变乱，相寻攫取政权，据三省为己有，穷兵黩武，日事扩充地盘。

军费不足则暴敛横征，滥发纸币；军额不足则任意招募强壮民夫，以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饿殍载途，盗贼蜂起。

民众无辜，遭此涂炭，皆欲振拔苦难自脱。

幸彼丑类多行不义自取灭亡，我满蒙民众当然奋起，力图自救。

因此推举代表，运动建国，脱离不良政治。

正与华盛顿脱英独立，建设美利坚强国事实相同。

何得谓，非民意不予承认？大会调查团来至中华民国，受先入之言，心存偏见。

到满后，又不详密调查，致于事实不无误会。

现在我满洲国成立，虽仅八月，而治绩卓著之处不止一端。

其首足称述者，厥为钱法，稳定金融流通，民众不蒙纸币之害。

北满水灾，政府急拨赈款，尽力救济，不使灾黎受流离失所之苦。

若在军阀时代，恐无如是措施。

余如，主持开放主义，凡白俄、朝鲜、蒙古人等，皆得同享安居之乐。

并且中国旧派军政要人来归者，日日见其多。

即此足可证明我满洲现在确为乐土。

此皆我满洲国成立后之良好结果。

11钱锺书先生著述系年1930年 (1)1931年 (1)1932年 (2)1933年 (2)1934年 (2)1935年 (3)1936年 (3)1937年 (3)1939年 (3)1940年 (3)1941年 (3)1945年 (4)1946年 (4)1947年 (5)1948年 (5)1950年 (5)1956年 (5)1957年 (5)1958年 (5)1962年 (6)1964年 (6)1966年 (6)1978年 (6)1979年 (6)1980年 (7)1981年 (7)1982年 (7)1983年 (7)1984年 (7)1985年 (8)1986年 (8)1987年 (8)1988年 (8)1989年 (9)1990年 (9)1991年 (9)1993年 (9)1994年 (9)1996年 (9)1998年 (10)2001年 (10)1930年无事聊短述散文署名中书君载1930年2月28日《清华周刊》第33卷第1期国学概论·序（1930年7月）序言钱穆原著，商务印书馆印行，上下册按，“序”署名为钱基博，据杨绛《将饮茶》（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5月），乃钱锺书“代写的”小说琐征（一）札记署名中书君载1930年11月22日《清华周刊》第34卷第4期1931年Pragmatism and Potterism（实用主义与实在行为）论文署名D．T．S 载1931年3月7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2期A Book Note书评署名D．T．S 载1931年5月2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8、9合期“忆大陆”等二首旧体诗署名中书君载1931年12月5日《清华周刊》第36卷第4、5合期谭献《复堂日记续录》·序序言1930年作见徐彦宽《念劬庐丛刻》，1931年钱基博醵资刻印，石印本；又收入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卷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1932年A Book Note 书评署名Dzjen Tsong-su载1932年1月16日《清华周刊》第36卷第11期评李高洁（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苏东坡文选》（Select Works of 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 A. D. 1036-1101），伦敦：Jonathan Cape, Ltd.，1931年。

痛忆粮食部请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

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

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

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

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

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

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

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灾难起因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

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9月20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

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6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

朱、廖是4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

我是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

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

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

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

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

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群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

戴季陶与他的三个妻妾2019-10-15⼀、元配：清代状元孙⼥钮有恒公元１９１１年，即⾟亥⾰命爆发前的那年春天，戴季陶在上海担任《天铎报》的总编。

他⽤“天仇”的笔名以及犀利词锋，写激越⾔论，煽动民众起来推翻满清政府，遭到清朝政府通缉、追捕，在上海⽆法⽴⾜，只得秘密潜回湖州，闲居云巢⼭古梅花道观……半个⽉后，戴季陶新婚妻⼦钮有恒，请她的叔叔钮耕孙赶到湖州，在云巢道观找到戴季陶，两⼈结伴由湖州⼜悄悄返回上海。

天宝路是上海闸北的⼀条⽼路，听说是取《滕王阁序》中“物华天宝”之句，以“天宝”命名。

新民坊内住宅繁多，钮家有⼀幢⼩楼，这在当时是属于贵族阶层。

戴季陶下了黄包车，跟着钮耕孙⽼⼈穿过⼤宅院向钮⽒⼩楼⾛去，戴季陶的情绪便⼀下⼦好起来了。

他太熟悉这地⽅了，他和钮有恒、即钮家⼈称“景姑”的⼩⼥⼦，就是在这⾥相识、相好的，婚后也常来这⾥居住。

⼀⾛进新民坊眼前⽼是浮现那位圆脸、弯眉、娇⼩、清秀，⼈见⼈爱的⼼上⼈影⼦，⼜是⼗余天不见，真有点相思到⼼痛的感觉。

钮耕孙也年轻过，他知道戴季陶和景姑正相爱得如胶似漆，谁也⽆法离开谁的地步。

所以，他把戴季陶安排到他往⽇和景姑住过的房间后，对戴说：坐了⼀夜船，你也累了，躺着睡⼀会⼉吧。

我这就去找景姑，让你们夫妻早⽇团圆。

说着，吩咐了家⼈好好关照侄⼥婿，就匆忙出门了。

新婚分离，转眼就要相见，戴季陶如何能睡得着？景姑、钮有恒，那个已将命运和⾃⼰连在⼀起的⼥孩，不，他亲热地叫她恒姐，后来称莲姐，莲花姐，因为她的年龄⽐他略⼤⼏岁；⽽她也亲昵叫他贤北，他和她第⼀次相见、第⼆次相见，甚⾄……但第⼀次相见，他今⽣今世也不会忘掉――那年，当钮耕孙这位“红娘”把他邀请到上海，安排到⼆楼这间卧室时，钮耕孙也劝他再歇⼀刻，便去请景姑了，临⾛时怕他听不明⽩，还解释⼀句：景姑，就是我侄⼥钮有恒。

⼀个⼩时后，景姑来了，像⼀朵⽩云飘过来似的，她，圆圆脸、⾼⾼的⿐，⼩⼩的嘴，美得近乎天使。

穿着⼀件花⾊的绸旗袍，旗袍上的花⼉挺美挺艳，使她⽩⾥透红的⼩脸，也像⼀朵粉红⾊的蔷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