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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杨 菁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财政收入骤然下降,而军费支出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
为弥补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财政部采取了增加法币发行的政策。
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及日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更为加深,这大大刺激了物价的上涨。
日军的破坏,更加速了法币价值的跌落。
为了不让不断贬值的货币摧毁整个抗战工作,也为了维持国民政府本身的统治,国民党中央在管制信贷,实行田赋征实,推行各种储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遏制通货恶性膨胀的措施,而所有举措只能是冲淡通货膨胀的表面现象,并不能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
这是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
关键词 军费 通货膨胀政策 信贷 田赋征实一 通货膨胀发生、发展的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币立即出现膨胀趋势。
不过,1937—1939年,通货膨胀还只是处于缓性发展阶段。
1940年是中国通货膨胀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通货膨胀进入急性发展阶段。
抗战时期,中国所以会发生通货膨胀,且逐渐趋向恶化,其原因主要有四: (一)战时军费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决定性影响 战时通货发生膨胀,此为参战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病症。
这种通货膨胀主要与纸币的财政性发行相联系,即纸币的发行不仅仅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是以国民经济对货币的需要为依据,更主要的是用作弥补财政赤字,解决财政开支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发行量必然是过度的,也必然会引起纸币贬值和物价普遍上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
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盐、统三大税收,抗战爆发后,此三大税收之税源地大部丧失,中央财政收入骤然下降。
国民政府采取增加旧税、举办新税的措施,多少弥补了一些收入,但数量是相当有限的,税收仍呈减少趋势。
1937年度国民政府的税收,实际只有4.1亿元,1939年度也只有4.3亿元左右,与七七事变发生的前一个年度,即1936年度的实际收入10.41亿元比较,减少了60%左右。
历年研究生考试的名词解释1．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结果是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和四弟，得立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2．绍兴和议：是中国南宋与金订立的和约。
宋朝在反击金的入侵中取得可一定胜利，但宋高宗与宰相秦桧hui唯恐有碍对金和议，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使抗战拍对投降议和活动无法反对。
1141年双方达成和约。
3．亚罗号事件：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
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了“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事件”是中国近代时期英国一系列粗暴践踏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管辖权事件中的一个。
亚罗号事件成为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一个借口，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4．《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1898年6月9日由清朝政府和英国在北京签订。
该条约中，中国将1860年英国所夺占的尖沙咀以外的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即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的全部，租与英国99年，租期内租借地归英国管辖。
接接地陆地面积是376平方英里，其中大陆286平方英里，岛屿90平方英里，较原香港行政区陆地面积扩大了约11倍，租借地水域较前扩大了四五十倍。
5．黄兴：1874——1916，汉族，原名是轸，改名兴，字克强，号庆午、竟武。
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
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1916年10月31日于上海去世。
著有《黄克强先生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刊行。
6．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台湾的三次土改是如何进行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至今，台湾经历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岛内农地市场化问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这三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对正在推行土地流转的中国大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平土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
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
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
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又叫口钱，规定凡7－14岁未成年人，不论男女，每人每年缴20钱，充作皇室收入。
算赋：是向成人征收的人头税，始于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凡成年男女15－56岁具有劳动力者，每人每年向国家缴纳120钱，称为“一算”，作为战备基金、国家购置车马兵器之用。
更赋：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者所征收的代役钱。
更卒不亲自服役，纳钱2000；戍卒不服役三日者，纳钱300。
除去代役使用外尚有余额，成为国家赋税收入。
均输：各郡国只需将应输贡物就地缴送当地均输署，即算完成任务，收到贡物后的均输官则需将贡物分类，连同均输官本身就近就产地采购的中央需用之优质轻便物品，一并组织雇用人员运往京师；凡京师不需要的贡品，均输官必须自行负责运往卖价高的地方出售，销售收入上缴中央赋税。
平准：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把各地运来的贡物统一调配，以贡物和国家所属机构生产的手工业产品销售所得为本钱，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在物价上涨时大量抛售商品，在物价下跌时则购进商品，以此平衡物价。
缗钱税：公元前119年，朝廷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开征缗钱税。
缗钱税也称算缗钱，是对工商业者手中积存的缗钱及货物征收的财产税。
扑买：也称商包制，即政府将某项税收向社会发包，商人通过竞争中标，并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缴足所承诺税款，承包者再以较高数额向纳税户征收税款，其差额即为承包商利润，乍看起来好处是省却了征税人员，增加财政收入，但商人从中牟利加倍征收，既加重百姓负担又破坏国家赋税正常征收制度，成为元王朝官逼民反迅速走向败亡的动因之一。
粮长制：明前期制定的田赋征收上的委托代办制度，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实行，其办法是，每州按征收税粮约万石左右划分为若干粮区，每区选粮长一人，由该区域内土地最多者担任，负责田赋的征收、运输、解缴，按指定时间与地点将税粮运至目的地。
明中叶以后逐渐废除。
火耗：也称耗羡。
是为了弥补税银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地方官府在正税之外，另行向纳税户征收银两，另行征收的这部分叫做火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1陈雷【摘要】[摘要]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
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期刊名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1【总页数】5【关键词】[关键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仓储管理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乎军需民食，对战争进程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抗日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领土和人民的无情践踏与掠夺，由此直接导致战时国内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市场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粮食价格不断上涨。
至1940年随着战区扩大，战争的持久和国际国内交通线的中断，使粮食运输和供应更加紧张，人民生活困苦，后方的粮食问题和粮食危机日益严重。
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加强粮食管理，在其控制区全面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
田赋征实后，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实物如何运输、如何储存、如何管理，这些都是在采取货币税时期不存在的问题。
据统计，1941—1942年度，全国实际征实总额为25560297石、购得谷13469278石、麦4736058大包；1942—1943年度，全国实际征实总额为66175687石；1943—1944年度，实际征实总额为64780678石，1944—1945年度，核定总额为66290395石，截止1945年3 月，已征得50526747 石。
［1］（P4）面对田赋征实获得的巨额粮食，其储存、保管、运输以及分配供应等就成了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加强了粮食仓储管理，为军公民粮的供应奠定基础，以确保粮食安全和抗战的顺利进行。
短缺问题日渐严重。
粮价在1940年6月涨到424。
1941年更是再翻几倍，达到2133。
1940-1941年的粮价飞涨，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法国、英国相继对中国关闭了滇越、滇缅铁路；2、国统区粮食在1940年普遍减产达20%，主要产米区四川则减产高达50%。
一方面，粮价飞涨，意味着国民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才能满足军粮、以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
另一方面，战前作为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关、盐、统三税，却因抗战而持续锐减，1939年度三税实收只有4.32亿元，比1936年度实收数10.146亿元，少了3/5。
如果算上通胀因素，1940年的税收实值只有1936年的16%。
支出暴增而收入锐减，使得国民政府1937—1941年的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支出的1/4，大量赤字只能用增发法币的方式补足。
②
“田赋征实”过程中功勋卓著的粮食部长
徐堪
为保障军粮供应，也为平衡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划“田赋征实”，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推动。
1941年3月，他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说，“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
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
”所以，须“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
③
至1941年6月，“田赋征实”正式落实为政策，自该年下半年起，农户不再缴纳货币，而改为直接上缴谷物。
同时，国民政府设立粮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长，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调拨等事务，监督各地方行政长官有关粮食事务的工作。
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缴纳实物，所以能够缓和通货膨胀；田赋此前本属地方财源，而今收归中央，故能解决粮食危机。
“田赋征实”的第一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到四分之一。
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所定额征数。
协助徐堪工作的关吉玉总结称，“1941年度田赋征实总数约2400万市石，以市石100元计算，约值法币24万万余元，比较战前中央全部预算每年不过10万万元之数，超过二倍以上”“在战时预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补作用，使国家财政基础愈见巩固。
”④
在粮食征购、征借中，国民政府发放的面额为1市斗的粮食库券，
可抵缴税款
“田赋征实”是中国小农经济免于崩溃，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
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
为自身利益，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就将田赋增加了一倍。
田赋征收权一旦失去，对地方财政将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
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
”⑤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中央。
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
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所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都反对“田赋征实”。
这其中，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甚大。
在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
由此蒋介石确信，“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
”⑥国民政府如要掌握粮食，必然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
而让这些人“代购”，则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财政部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
同时，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
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并不肯真正配合中央，以至在征收田赋时，“国民政府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
”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因此国民政府对龙云颇为迁就。
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
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大致相同，其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而这个数字在四川是7.5%。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
但是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
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
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
如徐堪所说，“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政府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严厉打击征粮贪污。
如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都因此被法办。
但终究难以根绝。
总体而言，“田赋征实”虽然遭到了重重阻力，但配合征购、征借，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据计算，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市石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粮食供应，还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
⑨如当时国外舆论所说，中国政府“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
中国政府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
”⑩“田赋征实”的实施，使得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而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刘文辉一家。
抗战期间，刘文辉割据西康，阻挠“田赋征实”甚力
注释：
①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②⑦⑧⑨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③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④陈开国：《徐堪其人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⑤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⑥许秀孟：《国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台）《国史馆馆刊》第31期，2012年3月；⑩《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外农业》，194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