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李约瑟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

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

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难题表述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表征意义“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李约瑟之谜：中国遥遥领先世界数千年，为何没率先发生工业革命？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就算是南宋这样偏安一方的政权，经济文化也是在快速发展的。

到了13世纪，中国更是达到了全面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似乎差临门一脚就可以开启工业革命了。

可是偏偏为什么中国就差这临门一脚，让西方世界抢了先呢？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生物化学家，他在剑桥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54年在剑桥出版，他在序言中提到：中国在15世纪之前在科技和经济多个方面都超越西欧，为何之后的发展却趋于停滞，不仅裹足不前反而有所下滑，以致被后起之秀的列强纳为半殖民地呢？他提出：16世纪后西方的科技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可以叫作李约瑟之谜。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答，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考古文献工作者等等一大批的学者都没能解答这个难题。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仅要跨越上千年的时空，还要包含整个中华大地。

对于这个趋于表面的问题，其内在的可能性更是数不胜数。

不过经过学者们的不懈研究，逐渐出现了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假说。

其中有一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值得一提这个观点就是科举假说。

在1995年，林毅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读。

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的只是一批擅长诗画典章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这就好比我们批评某些人常用的一个词八股文，贬低他就说他写的是八股文，丝毫没有创新。

林毅夫认为，从科举培养出来写八股文的官僚们既不擅长发展科技，也排斥与“往圣绝学”相左的知识。

林毅夫的科举假说值得一说，毕竟纵观历史长河，能在历史上留下名讳的官僚，基本上不是摇头晃脑的文人形象，就是身披战甲的武官形象，在封建王朝，稳定就是重中之重，只要不出问题，那这就是盛世了。

在世界历史上有一段非常奇幻的时期，相当于是人类开智一样，就在公元前五百年到二三百年之间，东方的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等这些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似乎约定好同时出现一样，搞得当时的世界热闹极了，由此在中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作者：马俊费军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07期摘要：“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在本质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文章从中国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诸多维度解析“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对该问题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中图分类号：C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17-02一、引言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1969年李约瑟又重述了该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而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老心中，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透析（一）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

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政策。

汉朝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记载：“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君主与家长的威严下，毫无反抗，很难有创新可言。

从“钱学森之问”到“李约瑟难题”作者：宋德昭来源：《卷宗》2018年第05期摘要：钱学森之问是一直以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是在一定的视角之下，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结果上看，其都可以被认为是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微观部分。

而本文力图从中国学术界一贯对于知识分类的视角入手，进而谈及其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从而构建起在这一视角之下对于钱学森和李约瑟问题的共同回答。

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笔者认为知识在最基本的分类上就存在的固有误区，导致了在生产过程中方法的局限，进而影响到了整体学术界的发展——这一情境尽管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但其在中国的显著与独特使其能够作为此具体问题的解答而非宏观的现象分析。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的人才？”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先生之后，评价这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刺痛”。

而不论其具体表述如何，也不论其真实内涵为何者，这一问题的确是在科技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一个绝对不可回避的现实。

自2011年沈正斌教授等的公开信起，国内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今日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钱学森之问所触及的问题并未有明显改观，这使得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转向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当今的另一大困惑。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2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15卷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从时间上看，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比钱学森之问早了三十年之久，但仅从这三十余年间未能在中国学术界中引起巨大的波澜来看，其不免让人对其背后产生隐隐的担忧。

传统科学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二分虽然存有不少疑问，但从现实的生产方式来看绝无不妥，而这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为何未能发生在中国，并且即便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始终未能有效追赶科技强国的步伐，这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值得深究的。

从“李约瑟难题”谈论中国科学的发展从“李约瑟难题”谈论中国科学的发展摘要：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

那么,这种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根源在哪里?用自然辨证法的思维应该如何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本文就“李约瑟难题”来谈论中国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自然辩证法；中国科学发展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众多学者,不仅在如何解答这一问题方面,而且在问题本身的真假方面，都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

一方面是国内外的众多学者都试图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难题提出质疑,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这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性。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

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第二：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只有能读书的人才能探讨科学知识；第三：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从天文学的发展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是 20 世纪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

他倾 毕生精力编撰的鸿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中文通常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 术与文明进行了概括， 整理和总结， 不仅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史研 究方面的著作， 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 响作用，而且也对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带来了广泛 影响，甚至建立起了中西文化比较与沟通的桥梁。

“长期以来，李约瑟'几乎成为‘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 20 余年 来，很多人热衷于探寻‘李约瑟难题'， 而新世纪的“钱学森之 问”无疑是这个思潮又更加兴盛。

1 “李约瑟难题”基本介绍1) 李约瑟生平简介李约瑟生于 1900 年，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

1937 年，在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 学、技术与医学； 1948 年，在中国经过了四年考察研究，在 国助手的协助下，他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于 1954中国学者影响巨大。

李约瑟更是成为了“科技史”的代名词。

研 究科技史，就必然绕不开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

2) 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背景匚=f 年出版了第一卷。

引发了一股中西对比研究的热潮， 尤其是对于20世纪30 年代末期，李约瑟开始接触中国学者。

在不断地了解和研究的过程中，李约瑟发现：中国远在一千多年前就有着众多的科技成果与文化习俗，而且中国人大多数也都聪明勤劳，但是，近代的工业革命并没有从中国产生。

这引发了李约瑟的思考。

1939年，李约瑟被英国皇家科学院派为代表，带着援华使命开始到中国工作，工作中收集和查阅的众多有关中国科技史与文化史的资料，使他获得了实地考察中国及其历史文化的好时机。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研究，他提出著名的了“李约瑟难题”。

3）何谓“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由提出到精准的把握其内在含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李约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著作之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描述。

梁启超之问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梁启超之问1901年,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时局,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提出了中国何时建成法治国家的疑问,被法学界称为“梁启超之问”。

为实现中国的变法图强,近代无数仁人志士试图移植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

但中国接下来的几十年,“枪炮响,法无声”,法治的使命始终未能得以完成。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道路的探索与选择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栻曾总结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做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一是为本朝制律。

西方国家的情形虽不完全一样,但在近代开始后,各个新兴的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制定法典。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就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着手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法律、法令。

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出台。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强法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八字方针。

这一时期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然而,从1957年开始,中国法治进入了徘徊与停滞阶段,法律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十年“文革”中国法治跌至低谷。

“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明确了一定要依法治理国家的原则。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立法速度空前。

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国家就成为了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

1999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被载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由“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对中国教育的思考针对“钱学森之问”，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的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缺乏创新的环境；学校教育过程机械化、评价单一化；学习目的功利化；缺乏高素质、真正敬业的教师。

因此，应从创造创新性的环境，呵护人的好奇心，教育评价多元化以及培养创新型的教师四个方面着手。

除此之外，更应注意重在落实，不让“钱学森之问”继续问下去。

标签：“钱学森之问”；问题对策；落实2005年，钱学森在对温总理的谈话中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1]。

钱老的话，温总理曾在多个场合提及。

2006年，他在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向参加座谈的几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转述了钱老的话，并说这是他“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也是当下中国教育的焦虑。

早在上个世纪，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曾经提出了所谓“李约瑟难题”[2]：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李约瑟难题”，都是对我国当前教育提出的疑问，意在试图改变目前之现状。

本文作者试图提出一些浅显的认识与改进，希望能对我国教育改革有所贡献。

一、我国目前教育的现状—“钱学森之问”形成的原因早在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分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

反观我国教育现状，可以概括出以下不足。

1.缺乏创新性的环境钱学森多次称赞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