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

取材邸报,逐利营销——论明代书坊主作家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编创及出版顾克勇【摘要】陆云龙、陆人龙兄弟是晚明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是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平资料可考的书坊主,他们直接参与小说的编创、评点、刊刻全过程.陆氏兄弟利用邸报编创通俗小说,快速成书,借邸报羽翼信史,标榜写实.为了让书籍畅销,陆氏兄弟通过插图、评点推扩销售,占有市场,谋取商业利润.陆氏书坊还用征文获取小说材料,在杭州、南京两地跨地域连锁营销,这些罕见现象以前未被学界关注.【期刊名称】《昆明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9)002【总页数】5页(P31-35)【关键词】陆云龙;陆人龙;书坊主;邸报;编创;出版【作者】顾克勇【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浙江杭州31001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1中国明代通俗小说史上有过书坊主干预小说创作的现象，如熊大木、余象斗、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等下层文人为获取最大商业利润，直接参与通俗小说编创。

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江南的通俗小说的出版也成为带来商业利润的行业发展起来。

许多落第文人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为了谋生，加入了这个潮流。

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江浙的出版商“表现出了更多的敏感与更高的热情”。

[1]杭州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编创刊刻有其鲜明特色。

陆云龙兄弟的书坊名为“峥霄馆”，除了刊刻《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翠娱阁近言》等少量诗文集，其主要精力还是刊刻了《型世言》《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禅真后史》等通俗小说。

[2]其中，《型世言》在国内重新问世后在古代小说研究界引起轰动，有人将其与“三言”“ 二拍”相并提。

陆氏兄弟还是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评点的书坊主，他们直接对其编创刊刻的小说进行了评点。

[3]现据陆云龙之子陆敏树所作《陆蜕庵先生家传》，陆云龙的生卒年份及生平可得到确切考证。

作为下层通俗文人，陆云龙身世资料丰富翔实，且有诗文集《翠娱阁近言》作品传世，这在明清小说家中是罕见的。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申重实陈梓歆导致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昌盛的诱因有很多，比如印刷术的发展和造纸业的进步降低了小说的印刷成本，文学观念的更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小说传播的队伍中来，提高了小说的质量等等。

但是本文关注的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

明代中后期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消费，小说从作家的案头作品真正成为了广大民众乐于购买的商品，从而使得小说在那个以诗文为标准文体的时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迎来了它的昌盛和繁荣。

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在这篇被誉为传播学纲领性的文件中，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

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五W模式从理论上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作品完整的传播过程是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传播者）、传播内容（讯息）、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对象（接收者）和传播效果（效果）。

而其中传播渠道（媒介）作为一个作品完整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和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

正因为传播方式对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1］。

王一川先生的话可能被人认为是偏执的，但是它也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文学作品最终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传播的方式。

297明代后期，当小说即将迎来繁荣期时，小说作者和小说书坊主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让小说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一般民众的读物。

通过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降低书籍成本以适应普通民众购买力的需要固然是小说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般民众来读懂小说。

所以，小说作者和生产小说的书坊主们就不得不对小说的文本进行合理的改造，依靠多种传播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有效传播。

传统与变迁：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
南京是明清两代江南政治和文化中心。

本论文从时间、空间两方面探讨并比较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成就、文化特征与规律,从而凸显南京地域文化与通俗小说创作、刊刻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进而对明清通俗小说整体发展和演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

论文从六个方面阐明研究对象内在的“传统与变迁”现象和特征:一是综述明清南京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对通俗小说创作、刊刻和传播提供的社会环境与时代精神;二是从科举制度与南京作为江南科考中心地位的角度探讨明代通俗类书集中在南京刊刻的原因,以及最终影响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流派形成的意义;三是从小说流派角度探讨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在南京发生、发展的开端意义,世情小说新题材的开拓以及不同小说流派的综合和新变:四是探讨明清时期南京坊刻本通俗小说评点体例的开创意义和“四大奇书”评点本对“金圣叹一派”小说评点流派的形成意义;五是探讨明清尤其是明代金陵版通俗小说版画的艺术、文学价值和地域文化生成意义;六是总结明清时期以南京为背景地或涉及南京的通俗小说情节类型和作者褒贬思想,探讨小说中“南京记忆”文学现象背后深层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因素。

【内容提要】小说读者是通俗小说刊刻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读者的心理需求与阅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刊刻的类型、风格、形态等等，这在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日益显著的明代小说刊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小说通俗化趋势的影响，阐述明代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通俗小说分栏刊刻、合刊等刊刻形态、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探寻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

【关键词】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刊刻形态读者心理作为古代小说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在明代书坊所刊小说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以市场、读者为出版导向的书坊与书坊主而言，读者阶层的喜好、需求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编撰及刊刻。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在分析小说盛行的原因时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

”①由此可见，读者阶层的喜好以及参与传播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影响着小说作品数量与艺术水平的提高。

明代万历时期谢友可介绍《国色天香》在南京刊刻的缘由时也强调读者的因素：“具劂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搜词苑得当意，次列如左者，仅仅若干篇，盖其寡也……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

”②因为受到读者与市场的热烈欢迎，所以金陵书坊万卷楼聘请江西文人吴敬所在旧本基础上重新编辑之后刊刻出版，以飨读者。

关于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文献资料数量较少，散见于小说序跋、识语、凡例以及相关文集、笔记之中。

就明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整体来看，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小说作家、作品研究，对于小说传播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的研究却往往忽略。

本文试图讨论明代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意义，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小说审美趣味、刊刻形态的关系，读者心理对小说刊刻的影响。

ΞΞΞ[文章编号]1000—3541(2000)03—0084—06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商业特点张　淑　琴(济南联合大学儒学研究室,山东济南　250000)[摘　要]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在刊刻方面出现明显的商业特点。

书商坊主已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他们注意及时捕捉作家的写作信息并把握时机将预见可谋利的书尽快投放市场。

他们有的致力精选一些小说作品,刊刻出一些精选性的小说专集。

出于商业目的,他们往往把同一作品而以不同书名刊刻梓行,或对某些名家名作、畅销书多次再版。

他们甚至伪造、假托、剽窃名牌作品,或盗用一些知名小说批评家的名字以欺世谋利。

[关键词]　小说刊刻;商业意识;谋利[中图分类号]I207141　[文献标识码]A从编辑出版方面看,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具有以下特点:一把握时机。

刻书赚钱在明代后期似已成为书商坊主的普遍追求。

因此他们在编辑出版通俗小说上很自然体现出浓厚的商业意识。

这在《金瓶梅》一书的刊刻中有较突出的表现。

沈德符对此有描述: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

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

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冯梦龙那种敏锐的商业意识,以及那个将冯梦龙的想法变为现实,“悬之国门”的吴中刻书人的商业意识。

这种商业意识除了敏锐的预见刊刻小将《金瓶梅》说有利可图外,还表现为注意小说写作信息和使其尽快进入市场。

在这上面“两拍”的刊刻出版者表现较突出,凌　初在谈到“两拍”付梓时的情况说:丁卯之秋(1627),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记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

明中后期商业文化与通俗小说发展作者：马玉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马玉（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 235000）摘要：中国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而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这与明代的商业文化发展不无关系。

明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商业活动不同的重要迹象，折射出当时社会和经济某些新的动向，而这些动向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通俗小说；弃儒就贾；定居化；印刷业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76-03通俗小说是以浅显的语言，用符合广大群众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的形式，描述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的文学作品。

作品语言为口语白话，语言通俗易懂，“无贤无愚,无不能读”[1]；“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2]，这极大地消除了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阅读方面的障碍和不便，同时也造就了通俗小说能够在广大民众间畅通无阻传播的盛况。

中国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

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走进了千家万户，供民众娱乐消遣。

到了明末时期，通俗小说的地位上升到史上最高点。

明代横空出世的两部著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标志了通俗小说实现了由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巨大转变，并且它们本身就是旷世经典的恢弘巨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通俗小说作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那为何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可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并且其传播与推广达到了“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的局面呢？其实在通俗小说创作初现繁荣状态的明万历朝时，就有人开始试图对通俗小说广泛传播于民众作出了分析。

袁宏道提出: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各也。

显然，袁宏道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阐释通俗小说在明代繁荣的原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不够全面。

而明万历朝的状元朱之蕃则认为:演义者，其取喻在夫人身心性命、四肢百骸、情欲玩好之间，而究其极，在天地万物、人心底里、毛髓良知之内……于扶持世教风化，岂因小补哉[3]！朱之蕃不愧是状元，他可以从世风教化的角度来分析通俗小说的教育功能，在当时这种观点实属新颖。

第40卷第4期2019年4月哈尔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V〇1.40 No.4Apr.2019[文章编号]1004 —5856 (2019) 04 —0094—04明代中后期金陵与建阳书坊通俗文学刊刻之比较苏丹霞(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福建南平353000)[摘要]文章对明中后期金陵和建阳书坊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刊刻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 金陵和建阳书坊在经营模式、鼎盛年代和宣传造势方式等方面的共同点及原因，并对两地书坊在读者定位、稿源、版式风格和题材选择等方面的不同点及原因进行了探讨。

两地书坊高低搭配，充分利用各自资源，相互学E，为推进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金陵；建阳；书坊；通俗文学；比较[中图分类号]G256,1206. 2 [文献标识码]A doi：10. 3969/i.issn. 1004 -5856.2019.04.023明代中后期，在统治阶层管制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中国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文思潮纷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民阶层，开始挣脱传统礼法朿缚，追求个人享受，小说和戏文等通俗文学空前兴盛。

在这次通俗文学发展浪潮中，金陵和建阳书坊抓住机遇，不断创新方法，迎合大众需求，获得了巨大成功。

本文对明代中后期金陵与建阳书坊在通俗文学刊刻方面进行比较探讨，致力于更全面了解两地书坊各自的特点及影响。

一、金陵与建阳书坊通俗文学刊刻的相同点(一）经营模式相同为了在刊刻和销售上能相互扶持，金陵和建阳书坊均采取家族式经营模式。

金陵书坊分布于繁华的三山街和太学一带，“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

[1](P42)建阳书坊刻书则主要汇聚于建阳书坊乡书坊街一带。

两地书坊均采取前店后坊模式，通过宗族血缘关系组织生产，金陵书坊以唐姓为多，次为周姓。

建阳则以余氏为第一，刘氏、熊氏等家族也有较大规模，“熊氏家族所居之熊墩在宋代已经开始刻书”。

明代通俗文学的特点与传播影响力1. 简介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也是通俗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

本文将探讨明代通俗文学的特点以及其在社会中的传播与影响力。

2. 特点2.1 多样性与大众化明代通俗文学以多样性和大众化为突出特点。

不同于宫廷文学的高雅与精致，通俗文学注重贴近生活、容易理解和受众共鸣。

常见体裁包括小说、戏曲和杂剧等，内容涉及社会风气、人物故事、幽默讽刺等各个方面。

2.2 反映社会现实明代通俗文学具有强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倾向。

作品中常涉及社会阶层、家族纠葛、女性地位等人类关系问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和不公正现象，并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抒发来传递思想和价值观。

2.3 情感真实且生动活泼明代通俗文学着重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变化。

作品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描绘和丰富的细节来刻画人物，使读者能够与之产生共鸣，并深入体验故事情节。

2.4 幽默风趣许多明代通俗文学作品以幽默风格闻名，运用夸张、讽刺等手法来制造笑料。

这种幽默风趣不仅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还提供了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审视的途径。

3. 传播与影响力3.1 印刷技术的普及明代是中国印刷技术发达的时期，木版印刷成为通俗文学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

通过印刷术，文学作品得以大规模复制和传播，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并享受通俗文学。

3.2 戏曲与杂剧演出戏曲和杂剧成为传播通俗文学的另一个渠道。

各种类型的戏曲演出在大街小巷、戏园子里频繁上演，将通俗文学带给广大观众。

这些演出不仅娱乐，还传递了故事情节和作品的含义。

3.3 读书会与民间文化传承明代社会兴起了一种称为“读书会”的组织形式，其中由书友们聚在一起朗诵或讨论通俗文学作品。

这种读书交流的形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还在社区中传播通俗文学并保持其影响力。

3.4 后世继承与评价明代通俗文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现代作家如鲁迅、冰心等纷纷借鉴和吸收明代通俗文学的创作手法和题材，延续了其风格和思想内涵。

明代小说的诞生土壤和历史背景明代小说是在宋元话本和讲说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文学。

他在历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鼎足而立的地位。

他为文学由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做出了突出贡献。

是市民文学的巅峰。

它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究其原因，我觉得有如下几点：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广大底层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朱元璋创立明朝以来，广泛吸收了先朝覆亡的历史教训。

积极推行鼓励生产、修养生息的政策。

当时的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经济出现了蓬勃的发展。

尤其是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导致了城市之中大量资产阶级和中产市民的出现，他们有大量闲暇的时间来对讲话艺术和通俗小说的消遣。

为了迎合他们的需求，一些底层文人，甚至一些中高层文人纷纷加入到了小说的商业化运作。

市场的广阔，促使他们对小说创作的热情不断高涨。

通俗艺术取代诗文创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市场规律的展现。

明代的文学家叶盛曾这样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文妇，尤所酷好。

”可见明代小说的发展程度非同一般。

二、明朝政治的稳定也是小说发展的助力。

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基本上是保持稳定发展的。

尽管有南倭北虏的困扰，但对明王朝政治根基没有根本上的动摇。

永乐盛世、万历中兴、弘治中兴的出现，表明了明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的平稳、安康。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再有兵戈四起、四处逃离的困扰。

人民安居了乐业，心就安定了下来，接着就有人茶余饭后的娱乐，也就催生了话本艺术和小说的出现。

三、印刷技术的提高和民间书坊的繁荣也为世俗小说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间接地为民间书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当时印刷技术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刻书传播变得更加有效率。

民间的一些手工艺人纷纷加入到书坊业。

江南和东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书坊市场。

这些书坊有一些是由下层文人经营的，他们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变现，也开始加入到通俗小说的创作，一时间小说的创作达到人声鼎沸的境界。

明代文学的分期及各期概况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馀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嘉靖以后，文学变革迅猛异常，中国文学正式步入近古的新时代。

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

文学作品在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

前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南戏的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为代表，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时繁华的景象。

但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

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

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

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和风行，《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的陆续写定和问世，兴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戏曲方面，从以《宝剑记》、《浣纱记》、《鸣风记》为代表的三大传奇问世，传奇体制的定型和昆腔的改革，到汤显祖写出“临川四梦”，戏曲创作被推向了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诗文方面，继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弘治年间打着“复古”的旗号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之后，不论是唐宋派、后七子，还是公安派、竟陵派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学的变革作出了努力。

其他如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等，都明显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

南京地方志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书籍刊刻印行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刊刻出版书籍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并且由官府转向民间，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许多由书商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南京则是当时书坊的集中之地。

而戏曲是南京书坊所刊刻书籍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居全国坊刻戏曲之首。

本文即对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的情况作一下简略的考述。

、明代南京书坊的兴起与坊刻戏曲概况自明代中叶至明代末年，南京曾出现了几十家书坊（现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原本牌子尚可考得书坊名五十七家〔1〕），时成为全国坊刻书籍的中心之一，所刊刻的书籍流行全国。

如明胡应麟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

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燕、赵勿与也。

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

2〕当时这些书坊大都集中在三山街至内桥一带，这一带曾是明代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段，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明万历年间著名的的富春堂就位于三山街上。

当时这一地段内书铺林立，如明人所绘的《南都繁会图卷》中绘有一百o九个店铺招牌，其中就有许多招牌上写的是“书铺”、“画寓”、“刻字镌碑”等与书坊有关的店铺招牌。

在清初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传奇中，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坊主蔡益所也描述了当时南京三山街带书坊之盛况，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

”〔3〕明代中叶南京书坊的兴起，首先与明初以来南京书籍刊刻业的发达有关。

自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南京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又偃武修文，一方面下令把南方各地宋元以来的书版全部运到南京国子监，另一方面又调集、招募各地的刻工印匠，来南京刻印《元史》、《元秘史》、《大明律》、《明大诰》等要籍。

明清运河城市杭州书坊与通俗小说研究作者：赵洋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8期摘要：明清时期的杭州倚仗京杭大运河便捷的水上交通网，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刻书业繁荣，不仅为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与基础，更为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腹地，从而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杭州书坊；刻书业；小说创作与传播；京杭大运河[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8—00—02明清刻书业十分兴盛，书坊在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杭州是京杭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刻书历史，活跃于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之上。

京杭大运河犹如一条生命的纽带，不仅孕育滋养了杭州城市的兴盛与发展，更加成为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摇篮。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作用日益深化，杭州经济蓬勃发展，随之而来就是文化的昌盛。

城市功能转变，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文化兴起与文化需求扩大为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杭州作为运河城市，不仅为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与基础，更为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腹地。

以京杭大运河为纽带，将通俗小说的文化补给辐射线般扩散到全国，从而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一、明清杭州书坊发展的客观条件与背景杭州处于物资丰饶的杭嘉湖平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杭州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贸并辏”【1】的大型国际商业都市。

杭嘉湖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经济发达必然带动文化昌盛。

杭州不是一座“文化沙漠”城市，无论官学私学乃至教研一体的书院都数目繁多，教育业兴盛，市民受教育的普及度很高，为通俗小说提供了坚实的读者基础。

“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功能的转变，是与中国文化形态的演进和转型基本同步的……中国文化形态的第二次转型，与中国城市的功能由政治向经济转变密切相关。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从农业向工商业转变的先锋，它的发展和成熟最终带动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的重构和转变。

南京地方志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书籍刊刻印行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刊刻出版书籍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并且由官府转向民间，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许多由书商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南京则是当时书坊的集中之地。

而戏曲是南京书坊所刊刻书籍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居全国坊刻戏曲之首。

本文即对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的情况作一下简略的考述。

一、明代南京书坊的兴起与坊刻戏曲概况自明代中叶至明代末年，南京曾出现了几十家书坊（现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原本牌子尚可考得书坊名五十七家〔1〕），一时成为全国坊刻书籍的中心之一，所刊刻的书籍流行全国。

如明胡应麟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

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勿与也。

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

”〔2〕当时这些书坊大都集中在三山街至内桥一带，这一带曾是明代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段，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明万历年间著名的的富春堂就位于三山街上。

当时这一地段内书铺林立，如明人所绘的《南都繁会图卷》中绘有一百○九个店铺招牌，其中就有许多招牌上写的是“书铺”、“画寓”、“刻字镌碑”等与书坊有关的店铺招牌。

在清初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传奇中，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坊主蔡益所也描述了当时南京三山街一带书坊之盛况，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

”〔3〕明代中叶南京书坊的兴起，首先与明初以来南京书籍刊刻业的发达有关。

自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南京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又偃武修文，一方面下令把南方各地宋元以来的书版全部运到南京国子监，另一方面又调集、招募各地的刻工印匠，来南京刻印《元史》、《元秘史》、《大明律》、《明大诰》等要籍。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谢君
【期刊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00)001
【摘要】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总页数】6页(P57-62)
【作者】谢君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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