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全球经济2012回顾与2013展望
华股财经2012年11月22日 09:36:23
往事不堪回首来日复苏多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匆匆而不返。转眼年关将近，又到了往古知今、瞻前顾后的当口。回眸过去，神秘玛雅的末日诅咒始终萦绕在2012的上空，我们也许曾一度忐忑惶恐，但从未真正心怀敬畏，对复苏的盲目自负、对风险的后知后觉、对合作的置若罔闻掺杂在一起，最终催生出一个令人失望的2012。展望未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广泛分布在2013的全年，我们也许不会再盲目乐观，但更需要摆脱迷茫彷徨，对趋势的理性认识、对风险的全面感知、对过去的明镜察行结合在一起，也许能够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2013.
全球经济2012回顾：傲慢与偏见
回顾2012年全球经济，太多的反复见证了主流共识的浅薄，太多的颠覆见证了主流共识的失落，由表及里，“傲慢与偏见”构成了2012年经济精神的核心关键词。傲慢和偏见，均源于对经济理论的教条理解、对所谓共识的盲目笃信、对真实力量的深层不屑、对有形之手的依赖推崇、对透支增长的不变情节、对微观崛起的普遍轻视和对改变发生的内心胆怯。这种傲慢，表现为对经济周期力量的将信将疑、对双重危机影响的明显低估；这种偏见，表现为对趋势理解的路径依赖、对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傲慢和偏见，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应对相对滞后、宏观调控反应迟钝、政策协作普遍匮乏，并最终使得2012年全球经济在普遍失速的下行通道中呈现出以下令人无奈的趋势特征。
其一，实体经济的自由落体超出预期。遗憾的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运行质量明显劣于2012年到来之前市场的主流预期，2011年10月，IMF预测全球经济将于2012年实现4%的增长，并达到73.74万亿美元的规模，通胀率则仅为3.66%；在经历了一年的坎坷与喧嚣之后，2012年10月，IMF将2012年全球GDP增速和规模预估调降至3.28%和71.28万亿美元，通胀预估则调升至4%。增长速度放缓、通胀压力上升，2012年全球经济在“滞涨”的不归路上迈出了令人吃惊又令人失望的一步。在超预期的增质劣化背后，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自由落体的态势，自由落体一方面意味着增速放缓以加速度的方式趋向恶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宏观调控不仅未能有效阻止增速放缓，更带来了风险激生、货币超发的负面影响。
其二，新兴市场的全面补跌出人意料。新兴市场的独立增长不仅是2008-2011年金融危机阶段最亮丽的一道经济风景，还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阴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但这边风景独好的态势在2012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随着风险全球同化的演进和脱钩增长神话的终结，危机影响的震心正从西向东转移，新兴市场甚至堪称经济下滑的重灾区。根据笔者的测算，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经济增速差额的均值为4.4个百分点，2008-2011年，增速差距分别为6.05、6.21、4.44和4.58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在危机中的前期表现非常强劲，但2012年，增速差距降至3.99个百分点，低于危机前四年和新世纪以来的平均水平，新兴市场的相对表现明显疲软。这种相对疲软出乎市场意料，2011年10月，IMF预测
新兴市场将在2012年实现6.08%的增长，而2012年10月，预估数据已经下调至5.28%。更令人失望的是，补跌是全局性的，2012年，老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增速预测分别为7.83%、4.86%、1.47%和3.7%，中国创新世纪以来新低，印度创2002年以来新低，巴西和俄罗斯创2009年以来新低。
其三，风险预判的大幅失准令人扼腕。比风险本身更危险的，是对风险的预判失准甚至误判，因为预判失准不仅将导致宏观决策者和微观主体缺乏前瞻性的风险管理，还可能会不经意间放大固有风险，或形成新的风险裂变和风险传染。纵观2012年全年，风险预判明显失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核心风险构成预判失准，2012年年初乃至整个上半年，市场将全球经济风险核心定位于欧元溃败、希腊退出、通胀逆袭和谁将成为下一个希腊，而年末回首，2012年的核心风险唯有经济增长广泛、持续和难以遏制的失速。二是对波动性风险骤升预判失准，2012年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股指等国际金融市场变量的波动性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市场震荡和异动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了预料之外的冲击。三是对区域性特有风险预判失准，市场对欧元区内德法核心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强势的骤然缩小、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大幅上升、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悄然徒增、对美国大选于经济层面的双输演化、对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恶性通胀风险的潜在上升缺乏理性预判。
其四，尾部风险的集中爆发引人瞩目。从结构上看，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先扬后抑，尾部风险分布广泛、爆发密集，第四季度甚至可能成为2009年第二季度次贷危机见顶消退之后全球经济最难熬的一个季度。尾部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财政悬崖的山雨欲来，这个岁末年初，美国前期减税政策的到期和自动支出削减机制的启动将带来6000亿美元左右的政府支出骤减，基准情形下恐将对美国经济造成1-1.5个百分点的增长损失，恶化情形下甚至会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财政悬崖的危险在于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且受制于跛足政治结构，求解时间过于紧迫；二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度恶化，2012年第四季度欧洲边缘国家迎来新一波偿债高峰，债务风险再度放大，而三驾马车在希腊债务削减上的矛盾渐深、希腊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放大、救助机制对救助条件的苛刻要求、核心国家在自身增长乏力背景下利益输出主动性的大幅下降、欧洲统一货币区体制完整性的裂痕渐深又进一步导致了危机潜在恶化；三是新兴市场复苏的期望落空，第四季度作为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承载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触底、复苏反弹的市场期望，但随着经济失速的超预期演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高速起飞阶段深层积累的脆弱性风险持续释放，进而使得市场的拐点预期难以实现；四是全球经济信心的超调受损，受以上三重因素的影响，市场恐慌情绪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的活跃度也随之下降。
其五，结构失衡的逆流而变发人深省。2008年以来，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充分彰显了结构失衡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破坏性，而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方向也集中于结构失衡的改善。但在傲慢和偏见的影响下，在全球经济自由落体的作用下，2012年出现了三大逆流：一是在经济结构上出现南北失衡加剧的逆流现象，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7%的经济增长，增速高于2011年的1.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实现2012年增长率提升的国家，超预期反弹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