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误读

误读发布时间：2010-03-18 浏览次数：一句话概说误读一词英语是“misread”。

牛津字典解释:“read or interpret ( text , a situation , etc. ) wrongly”(错误地阅读或阐释文本或某一情境,等) 。

按照这一解释,误读是一种错误的阐释行为。

如果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的正/ 误、优/ 劣等二元对应的范式来看,误读是正读的反面,实不可取。

可是,20 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解构主义颠覆任何已有的定式、成规和权威,扬弃一元话语,宣扬多元共生,视误读为解构阅读,创造性阅读,变误为正,误读一时成为众多学者争相议论的话题,引发出种种理论。

误读有微观和宏观(或狭义和广义) 之分。

文本的误读属微观,文本之外(如传统、文化、历史等) 的误读属宏观。

误读属阐释学范畴,因此与阐释学理论多有重叠。

大背景解说远背景误读与阐释共生,也就离不开阐释学。

希腊神话中为宙斯和众神传递信息的Hermes (赫耳墨斯)是Hermeneutics(阐释学) 一词的词源。

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对荷马的史诗作寓言性的释义,一直延续至公元3 世纪。

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历史和文化有“多重角度”,也就是说,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历史和文化,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用4重释义法阅读《圣经》表明:上帝创造的世界本身就是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象征。

庄子在《天道篇》的一则寓言中写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向桓公曰: “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

”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矣!”这段对话至少说明两点:一,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可以有全然不同的阐释。

二,圣人已死,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距离”会引起误读。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对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作基督教寓言式的阅读。

18 世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反对这种阐释方法,他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置身于作者的地位,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以及作者所生活的语言和文化环境。

因此,他把中世纪基督教徒那种寓言式的阅读称作是“时代错乱的阅读”,亦即对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的误读。

18 世纪浪漫主义时期,许多文学家和批评家认同文学文本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能启发不同的意义。

工业革命后,现代科学和商业讲求准确、明晰、实用和效率,而人文科学则热爱模糊和不确定。

到了19 世纪后期,现代主义兴起,文学文本的模糊性备受青睐。

20 世纪的批评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实验报告和会计账本说来,模糊是一个大缺点和错误,但是对文学作品说来,它却是一大优点,文本阐释的多样性成了阐释的标准,“意图谬误”之说把作者的意图打入冷宫。

诗人艾略特说,一首诗的意义是什么,完全由不同的、敏感的读者决定,只要阐释看来可信,并能使人有所感,就好。

从以上种种可见,误读与阐释如影伴形,只是当时误读尚未成为一个学者争相议论的课题。

近背景20 世纪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是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即哲学从对存在和认识的研究转向对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研究。

包括罗素在内的一批哲学家指出,哲学中的存在和认识等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思考、表述和争议都离不开语言。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对语言进行分析,语言分析遂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

西方学者从语言特征的视角切入,探讨人文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并试图使西方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本质规律等转入语言、文本、叙事、结构等语言层面。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进了“语言的牢房”。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思想的载体和直接现实。

而西方一些理论家则称,语言决定思想,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并进而以语言取代思想,以语言建构世界。

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语言的结构、符号及游戏》中说,人文科学的问题最终需要通过语言解决。

20 世纪60 年代,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法国兴起,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

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认为世上不存在任何客观本质的意义,语言和文本也没有固定的意义,所谓真理也只是人对客观世界的阐释;由于文本离不开种种文化和社会的符号、概念和规则,文本的意义难以确定,而言说者(作者) 表达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地被阐释,产生不同的意义,阐释无尽,意义的变化也无终结。

他把阐释的实践定义为误读。

另一个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德曼在《盲点与洞见》(1971) 和《阅读的寓言》(1979) 中竭力推崇误读,说文学文本欢迎误读,如果拒绝误读,它就不是文学文本,因为文本总是在不断地解构自己。

他认为文本意义有“不可确定性”的特点。

解构主义把阐释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字游戏”或“符号的自由嬉戏”,读者参与文字游戏的目的就是要充分释放出语言本身的内在解构能量。

福柯在《词与物》(1966) 中说,语言本身的颠覆力量只有在“文字游戏”中才能充分地释放出来。

解构主义强调所有的理解均是误解,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其目的是扩大文本的阐释空间,促进意义的增值。

误读面面观误读理论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权力等诸多层面。

哲学层面误读是读者和文本,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哲学中的认知问题。

庄子在《齐物篇》中说,存在的实在性与认识之间存在很大距离,书写语言不易阐释是因为:一,能知主体的局限性;二,认知对象的流变性；他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秋水篇》) 三,认识标准难以确立;四,语言功能的限制性。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认识去认识客观世界,而被认识的事物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印记或建构。

杰姆逊在《语言的牢房》中说“, 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各种认知范式不断更迭的历史。

”阐释学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引入哲学,使阐释学发展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

施莱尔马赫在哲学史上发展了阐释的方法,企图通过批评的阐释揭示文本作者的原意。

他从哲学的高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阐释学理论,探索正确理解的可能性。

狄尔泰进一步把理解看作是人文科学特殊的方法论。

他们两人都认为,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伽达默尔把阐释学融入哲学,反对对文本仅仅作消极的、注释式的解释。

他把人文世界看作是人类自由创造的世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执着于客观性的追求。

因此,在他和海德格尔眼里,人类所认知的客观世界乃是人类智力活动(主观活动) 参与后的一个世界。

1960 年,伽达默尔出版了《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在哲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在美学领域掀起了阐释美学思潮,继而在60年代末在德国引发接受美学。

语言学层面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阐释语言系统中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以新的能指符号去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所指代的实物并不在场,因此,能指永远被限制在一个语言符号系统内,永远不能触及它所喻指的实体。

德里达从索绪尔的理论中引出了“延异”的概念,认为对语言符号的阐释并无终极和权威性的“一锤定音”,意义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从而颠覆了传统观念中意义的稳定性和终结性,为误读奠定了理论基础。

即然文本并无内在的确定意义,又何来正读和误读?以作者为中心是传统的西方语言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控诗人撒谎、煽情,把读者引入歧途,因此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

在《斐德若》中他又说,由于言说者(作者) 不在场,读者不能面对面直接地听到言说者的意图,纪录言说者的文本就会被读者曲解,造成误读。

从柏拉图开始逐渐形成的这一传统把读者放在被动接受者的地位——作者把意图或意义注入文本,读者努力去寻觅作者的意图或意义。

后现代结束了这一传统。

读者不再寻寻觅觅,去追求作者的意图和意义,而是通过创造性的阅读(即误读) ,使语言符号产生各种不同的意义。

罗兰·巴特宣布“作者已死”,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

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说,阅读行为是通过思维活动对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以形成意义的过程。

他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了结构和意义,是因为读者以一定的方式阅读它。

保罗·德曼反对赫希的“意义已定论”,提出“文本无定解”。

他说,阅读是解构并重新建构文本的过程。

1975 年,德里达去美国布朗大学作学术报告,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宣称“文本是读者写的”。

此言听起来荒谬,却也不无道理。

误读的倡导者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正是在于读者在不断的误读中开采文本的矿藏,在意义的增值中增长文本的价值。

权力层面话语是权利也是权力。

曾做过高官的文人韩愈“一言而为天下法”,平民百姓则是“人微言轻”,还有“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之说。

过去登上王座的统治者不仅要趁大权在握时为自己树碑立传,还要借御用文人之笔对过去加以控制,以利统治。

语言通过权威、社会机构和知识发挥它的权力的力量。

福柯把知识称作贯穿在历史中反映权力关系的一种话语陈述。

他说,权力拥有者往往以大多数人的名义或他具有比他人优越的见识和判断力作为借口,建立阐释的标准。

权威的确立与知识有关。

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 也可译为“知识就是权力”。

话语、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

后现代主义主张“打倒权威”、“祛除中心”,强调“差异”。

解构主义认为,阅读的“正确性”(“有效性”) 、“谬论”、“合法成见”、“世俗偏见”等等说法是由权力机构或权力意志强加的,只有误读才能颠覆权力意志所确立的“正误”。

权力拥有者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裁定阅读的正误。

文学中的“正典”有权力的记印。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把他抨击的专制国家的语言称作“新语”(“英语的变种”) 。

“新语”使语言无法表达异端思想,“矛盾想法”使人们可以将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同时并存。

于是,真理与谬误难以区分“,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2 + 2 = 3 ,2 + 2 = 5 ,2 + 2 = 4”均可成为正确的等式。

书中奥布赖恩伸出4 个手指,却硬是要温斯顿说是5 个手指,违则施以酷刑。

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的第五篇第四场有一段彼特鲁乔与凯瑟丽娜之间的对话。

明明是太阳光,彼特鲁乔却强词夺理,说“我说这是月亮的光”“, ⋯⋯我要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我要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此二人均为西式赵高“, 指鹿为马”。

足见权力与语言的关系。

哈罗德·布鲁姆看到了文本阐释中权力意志的运作,提倡误读,因为误读可以颠覆、否定已确立的阐释,否定权力意志,具有革命性。

误读《圣经》产生“异端邪说”,方有释经学从一元至多元的发展。

20世纪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写了《〈新约〉神学》,对《圣经》作非神化的阐释。

诺思洛普·弗莱把《圣经》看作是一种解剖学,鼓励读者大胆地、创造性地误读《圣经》,并称,没有什么比此举更能激发想象力的解放.从《圣经》到其他文本,历来都有“权威性的阐释”、“大多数人的阐释”、“可接受的阐释”等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