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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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梁启超一.梁启超简介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
汉族,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二. 前人眼中的梁启超1.1.梁启超的合群思想他认为, 合群更需合德,无群德而没有群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盘散沙。
他所说的合群是合大群,是合一国之大群,囊四海而为一体而非只限于社会的小群。
由此看来,梁启超群观念的提,显然是要唤起国人合群的意识, 培养国人的群德,整合一般社会群众的力量,以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
梁启超指出: 盖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之不能群者强命为群,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
故今日吾辈所最当讲求者,在养群德之一事。
合群之德即为公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无公德则不能团, 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
而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就是要达到人们之间的和敬、和亲、和顺,使社会实现有序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 ,和是被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的,而梁启超的这一群思想正是和思想在道德方面的体现。
1.2、梁启超之中西文化调和观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 一曰保守,二曰进取。
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
在对待中西文化调和的问题上,梁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反对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的保守思想,又要反对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的不良倾向。
1.3梁启超之政治调和观梁启超的政治调和思想主要以其政治上之对抗力理论为核心, 政治对抗力是指政府发动力和人民制动力之间的调和平衡,主张通过培养壮大政治上之对抗力,以实现政治由专制向宪政的演进。
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作者:崔志海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729 更新时间:2005年09月12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人物,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人物之一。
比较而言,海外学者比国内学者更加重视梁启超的思想层面。
就笔者所读到的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有: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张灏(Hao Chang)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黄宗智 (Philip C·Huang) 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e)、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和《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以及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本文拟就李文森、张灏、黄克武三人的著作作一述评。
(一)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最早的一本著作,无疑当推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李氏系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是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
他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于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59年再版[1]。
该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编六章,将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和思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三、五三章叙述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经历及活动;二、四、六三章则专门分析梁在每一时期的思想。
在一、三、五三章里,李氏运用编年史方法,以客观叙述的方式历数梁在历史上的贡献。
笔者以为,作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出色和成功的。
虽然在叙述过程中存在某些史实错误,如将《清议报》1901年底遭火停刊说成是1900年冬[2],将1909年上海立宪派创办的《小说时报》改名为《新小说报》,误认为梁启超创办,并将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说成是在该刊物上发表的一部小说[3]。
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摘要: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是中西舆论思想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其对于舆论的论述像是有力,对中国报业之影响空前。
我们这里从他的舆论思想产生的背景,具体内容以及影响作用三方面进行浅薄的分析介绍。
关键词:梁启超,舆论,思想梁启超,伟大的爱国思想家、政治家,一生沧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维新变法,梁启超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业绩——新闻传播史上的拼搏奋斗。
梁启超一生从事新闻活动二十七年,创办领导报刊十七种,正是他先进丰富的舆论思想的实践来源。
一.梁启超舆论思想之重要背景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体现了1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谋求自强的时代特征,顺应了历史发展大潮流。
1. 社会风气闭塞“于言风气,则彼时极为闭塞,多数知识分子都如坐井观天,不知外事”[1]知识分子此可见占据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平民是何等愚昧无知。
论民智,则识字者尚不满五千万人。
社会封闭落后的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梁启超要开辟鸿蒙,开启民智,用舆论向导国民。
2. 认识到报刊的功能正是由于社会风气的闭塞,梁启超认识到“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2]所以他致力于办报撰稿,利用报刊的舆论力量来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
同时舆论监督对政府权力有一定的约束力,正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梁启超看到舆论的这一功效,对顽固派进行猛烈抨击,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要求。
3. 早期维新人士与传教士的影响“早期维新人士王韬任主笔的《循环日报》收市时启发,首倡风气,借报章权衡国是,而谋变通,讽清廷以改革。
”[3]他鼓吹国人办报,重视报刊政论对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英美等国的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报,给国人办报提供了技术和经验上的借鉴,也是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重要作用。
4.梁启超的个人因素梁启超自幼在家中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后师从康有为,参与维新运动,毕生与文字宣传工作结缘。
戊戌政变后奔赴日本,后又游历欧洲,思想深受西方文化洗礼。
梳理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梁启超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首先,近代科学是在他那个时代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的;其次,梁启超本人学贯中西,思想开放;第三,他具有丰富的个人阅历与影响力。
梁启超曾遍访欧洲诸国,参与过中国社会诸多的政治活动,创报发文,著书讲学,引领风潮。
他对科学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对社会公众有较大影响。
因此,研究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观,对于认识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科学价值观概述科学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科学的本质、功用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评价。
梁启超对科学的认知和评价,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儒家哲学是什么》《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
(一)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意识到科学本身的价值1.批判把科学当做工具的功利主义态度不同于洋务派把科学仅仅当做维护中国传统的做法,梁启超看到了科学自身存在的价值,尽管他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
这一思考体现在他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中。
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那部分……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
”[1]梁启超批评这些看法,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
只懂得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只懂得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具体学科的概念,而不知道科学的概念;只奖励制船、学炮不知道奖励科学。
[2]他认为,造成认识的原因是受几千年来“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的信条影响,把科学看得很狭隘。
他还认为,如果国人不能改变对科学狭隘又功利的态度,“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3]2.呼吁人们重视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身的价值梁启超赞扬科学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但并没有停留在科学的实用工具层面,而是提出了“科学的精神”这一概念。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云卿,别署清华居士、西江翁。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评论家之一。
梁启超早年留学日本,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回国后致力于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他的评价语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借鉴西方科技和政治制度,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中西合璧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政治家梁启超是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他积极参与政治改革,提出了“改旧图新”的主张,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
他曾担任过多个政要职位,如清朝政府的要职――总理衙门大臣以及北洋政府的要职――教育总长等。
他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提倡民主和宪政,曾积极倡导辩论、讨论民主问题,并主编发行《民报》等报刊,致力于传播改革思想。
三、教育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
他积极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知识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
他主张“舍我其谁,思我其谁”,提倡自主思考和独立精神,对中国教育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他曾创办过《清华学报》、清华学校和北京大学,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文化评论家梁启超是中国文化评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批评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主张借鉴西方文化,并提出自己的文化观点。
他主张适应时代的需求,同时保留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
他提出了“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世界有世界的文化”的观点,鼓励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综上所述,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评论家之一。
他主张借鉴西方科技和政治制度,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参与政治改革,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他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中国文化评论界的杰出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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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化评论家,他对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本文将从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他对于西方文化的评价以及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1. 接受与借鉴梁启超是一位早期接受并借鉴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需要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2. 批判与反思尽管梁启超接受了许多西方文化的思想和理念,但他并不是盲目崇拜。
相反,他对于西方文化也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认为,虽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但在道德伦理等领域却存在着许多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同时也要保留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梁启超对于西方文化的评价1. 科学技术方面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先进,这是中国所欠缺的。
他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2. 文化价值观方面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不足之处。
例如,在道德伦理和家庭观念等方面,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他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应该坚持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
3. 政治体制方面梁启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值得借鉴的。
他赞扬了西方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法治和宪政等制度,并认为这些制度可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三、梁启超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1. 文明交流与融合梁启超认为,中西文明应该进行交流与融合。
他主张通过文化交流,使两种文明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2. 文化自信与创新梁启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应该是单向的。
中国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成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论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摘要:梁启超既批判西方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 又肯定西方文明中诸如“自由精神”、“科学的价值、方法”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等优越部分。
同时, 梁启超对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批判, 并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何继承和发扬的想法。
这些思想对当时以及现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西文化观、传统文化、中西结合
在中国近代史上, 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启蒙思想家、文化学术大师、教育家为一身的重要人物。
他既具有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渊博学养, 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罕有其匹的现代眼光。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同样体现出这一鲜明的特色。
自年鸦片战争以来, 西力东渐, 列强入侵, 中华民族倍受欺侮,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抵制西方侵略方面显得软弱无力,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苦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 也曾经出现过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所谓“醉心欧化”的倾向。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与“醉心欧化”的倾向完全不同, 梁启超十分重视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 梁启超一方面大力宣传西学, 一方面坚决反对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喧嚣中,梁启超逆潮流而动,勇敢站出来维护和张扬孔子在人类文化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他在当时知识界也率先指出西方思维中存在着天与人、心与物、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相对待、相冲突的固有缺陷。
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 梁启超发出了“中学将亡之为患”的警告。
他一生的思想甚至并非是一以贯之的,而是充满了冲突和矛盾,或者说,他在思想上总是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中。
从根源上讲,这种矛盾或两难境地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源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它一方面不得不深刻改变自己以适应一个面目全非而又迅速变化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必须努力捍卫其固有的文化价值。
这种矛盾也源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源于从社会、政治到文化、道德等多方面既要破坏又要建设这一深刻的时代要求。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异质文明的强劲挑战。
但是顽固派的势力很大。
出于文化自大情结,这些人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而这时,又出现了来自另一方向的偏颇,即全盘西化论。
这一局面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既要学习西方,又要保卫自己的文化根性这一时代课题更紧迫了。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之后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欧游之中的梁启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时的欧洲破败、凋零, 物质生活极度贫困, 社会状况混乱不堪。
物质生活上的贫困、社会秩序的混乱, 使整个欧洲的社会思潮陷入悲观主义之中。
梁启超对此也深有感触,梁启超由此生出对西方物质文明未来发展及其走向的担心。
归国后的梁启超, 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更加看重, 对振兴中国文化、光大中国文明以补救西方文明充满了信心。
当然, 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也是有分析有批判的。
戊戌前他推尊孔子、孟子、墨学, 把秦汉以来的儒家学说视为只传小康不传大同的荀学, 力加排抵。
戊戌后, 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中
的封建性糟粕采取更加严厉的批判态度。
他对所谓“三纲”、对封建的道统、对服务于君主专制制度并养成国民奴隶根性的“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 坚决主张“廓清而辞辟之”⑧。
梁启超从登上历史舞台宣传维新变法开始, 就赋予西学以重要的地位。
他提出“国家欲自强, 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 以多读西书为功。
”⑩他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始终未变, 即使欧游之后亦是如此。
事实上, 他不过是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既包含对西方文明的不足的批判, 同样也包含了对其优越一面的肯定。
总体上, 梁启超对欧洲文明的前途仍然持乐观主义态度。
尽管欧游中所见所闻所思让梁氏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 但是, 他仍然能很清醒的看到西方文明中相对中国文明的某些优越之处, 所以他对西方文明的前
途并不悲观。
梁启超鼓励对西学的引进与学习, 但他反对对西学的盲从。
他告诫青年人: “第一, 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 第二, 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
”[6 ] 针对有人一味崇拜西方文化, 轻视、贬低本国文化的情况, 他特别指出: “自今以往二十年中, 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 吾唯患本国学术之不发明……凡国之立于天地, 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
欲自善其国者, 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
”[5 ]梁启超勉励青年人要善于运用西方先进的文化阐发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价值的东西, 创建具有现代精神的新文化。
梁启超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态度表明, 他既不是一意西化的人, 也不是保守旧
垒的人。
对待中西文化, 他是始终一贯主张中西结合的。
梁启超坚持中西文化互相结合, 目的是要创造出一种新文化。
它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 要人人存一个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第二步, 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 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 把自己的文化综
合起来, 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 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第四步, 把这新系统向外扩充, 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
”[4 ]即以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充实、丰富中华传统文化, 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系统, 然后向全世界传播、推广, 实现文化大同的理想。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变化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是一种保守或倒退, 而是对中西文化
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是对其之前过于偏重西学的一种纠正, 可以说,他的中西文化观是非常理性的。
梁启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
重要思想先驱。
他坚持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 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又决心追赶世界潮流, 努力效法西方国家的长处。
因此, 兼采众长,融会贯通, 取长补短, 推陈出新就十分自然地成了他的文化选择。
⑧《新民说》,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
⑩《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4 ]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M] / /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5 ] 梁启超. 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M] / /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6] 梁启超. 近代文明初祖二家之学说[M] / /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