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内容梗概小说的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
1928年4月7日班吉部分白痴班吉是南方世家康普生家的小儿子，他最爱溜达的地方是高尔夫球场，那块地本是在他名下的牧场，因为家里要让他的大哥上哈佛大学被变卖了。
他爱听打球的嚷叫“开弟”（意即球童），弱智的他误以为是叫他心爱的姐姐“凯蒂”。
童年时凯蒂经常照顾安抚他，她身上的树林般清香对他是安慰剂，但后来姐姐有了男友，他嗅不到那清香了，便大嚎起来。
他还曾下意识地去追逐路过的女学生，二哥杰生给他做了去势手术。
在他毫无逻辑的头脑里，许多发生过的家庭大事绞成一团，构成了一个贵族世家日益衰败的独特图景。
1910年6月2日昆丁部分昆丁是康普生家的长子，在哈佛大学念书。
这天早上他没有去上课，出门去买了两只沉重熨斗，准备带着它投河自尽。
他的绝望直接来自于妹妹凯蒂的不规行为和婚事。
她先是与北方来的推销员幽会，怀孕后又嫁了一个银行家。
昆丁曾试图教训那个推销员，也曾拒绝替未来的妹夫掩盖以前在哈佛大学时的劣迹，劝说妹妹不要嫁这个小人。
他脆弱的心灵无法承受罪恶的现状和暗淡的前景带来的精神压力，决心一死了之。
在信步漫游中，他帮助一个迷路的意大利女孩寻家，被误认为拐带幼女，抓进警局。
后又与傲慢粗暴的同学打了一架。
他洗净伤口，收拾好衣物，给家里留下一封信，准备自杀。
19284月6日杰生部分杰生是康普生家的次子，从小自私冷酷，缺乏爱心。
他觉得家里亏负了自己。
离婚的姐姐把私生女小昆丁寄养在他家，他不但克扣了姐姐寄来的抚养费，还时时找借口在精神上折磨17岁的外甥女。
1928年4月8日迪尔西部分迪尔西是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佣，忠诚地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服务了几十年。
这天大早起来拾掇柴火，准备早餐。
杰生发现他多年积攒和克扣来的七千美元被小昆丁盗走，气急败坏地请警察帮忙，厌恶他的警长不予理会，他只得自己追踪，无功而返。
迪尔西带着白痴班吉上教堂听牧师布道，深受感动。
研究综述福克纳在我国开始引起较广泛的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外国文艺》1978年第2期登载的《美国“南方文学”简介》一文介绍了福克纳的创作概况和基本特征，提到了他的主要作品《喧哗与骚动》。
《外国文艺》又在1979年第6期登载了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论文《福克纳：约克纳帕塌法的故事》，把福克纳的作品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分析研究，文中也提到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喧哗与骚动》，论文的中译者是李文俊。
198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文俊编选的《福克纳评论集》，收集了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萨特的论文《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对我国学者有较大影响。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选载了李文俊译的《喧哗与骚动》的第二章，即昆丁部分，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广泛兴趣。
1984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全译本，中文书名由译者李文俊正式定为“喧哗与骚动”。
这个译本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神貌，并使以前歧出的译名（如“喧哗与忿怒”、“喧嚣与愤怒”、“声音与疯狂”等）有了统一的可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分析研究，从最初的社会学、道德学批评范式逐渐推进至全方位多视角的研讨。
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一批运用不同的批评模式（如女性主义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等）进行研究的文章，使这部作品隐含的意义层面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一、关于作品的主题与人物我国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是美国南方贵族社会崩溃和精神堕落的形象图画，并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但在具体分析时，评论者又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个性化的评价。
李维屏在《英美意识流小说》一书中认为：“《喧哗与骚动》详尽地记载了美国南方大户康普生家族几十年的兴衰与沉浮，并以此来展示南方社会的混乱与腐败”，同时又指出这部小说是福克纳所有作品中自传成分最多最明显的，是“全面而又直接地反映了作者对早年生活的回顾与反思。
”肖明翰在《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一书中也详论了这部作品的自传性，不过他又指出了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传的范围，作家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不断拓宽和深化主题，终于使小说“从一个姑娘的堕落史成为一个家族以至整个旧南方的没落史”。
南方世家的没落是因为“处于传统与变革的碰撞中而不能自救”，这是《喧哗与骚动》也是大多数约克纳帕塌法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中反映出作家“对处于传统与变革之中的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命运的关怀”。
陶洁在《〈喧哗与骚动〉新探》一文中认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凯蒂的悲剧批评南方社会及其错误的妇女观，二是通过康普生家三个男子的回忆倾诉作家对女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陶洁以康普生对妻子、三个兄弟对凯蒂的态度证明了第一点，又以福克纳生活中的言行证明了第二点。
一般认为，对于康普生家的悲剧，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凯蒂，如肖明翰认为凯蒂的失贞给了这个崩溃中的家庭致命打击。
陶洁指出因为康普生太太不能付出应有的母爱，致使三个儿子只能转向凯蒂追求爱抚和温暖。
而凯蒂既为扮演社会角色感到羞耻，又用自己的欲望产生负罪感，这种人格分裂导致了悲剧。
昆丁是评论家关注的又一个焦点。
王巾毫在《〈喧哗与骚动〉的时间观与历史意识》一文中提出，小说中昆丁的独白，即使在描述当下的思想行动时，也用过去式表达，这一语式“不仅说明昆丁总在向后看，而且也昭示昆丁的死在所难免……死亡对他来说不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是现在的事实。
”昆丁的悲剧是南方贵族后裔的悲剧，他们拒绝任何社会变革，一味守旧，只能自弃于时代。
福克纳对此深表同情理解，但并不赞成这种人生态度。
肖明翰则在详论了昆丁与凯蒂兄妹关系中具有乱伦性质后指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两个人物之间，而且很普遍地存在于“那些缺乏爱的约克纳帕塌法家庭中”，其根源在于家庭关系中的清教传说。
陶洁指出：“昆丁在生命最后一天的回忆里充满了对无法占据凯蒂为一人所有的遗憾”。
福克纳还精心安排了昆丁路遇并帮助意大利小女孩却被人误解为诱拐幼童的情节，意在说明女人最后总给男人带来烦恼。
与康普生家族的自私、放纵、焦虑、刻薄、绝望形成鲜明对照的黑女佣迪尔西也给评论者们留下深刻印象。
肖明翰认为她体现了作者所珍视的人类“古老的美德”。
李丹河在《〈喧哗与骚动〉的另外一个世界》中说：“迪尔西的人道主义光辉照亮康普生家的全部成员”他还指出，迪尔西的人生依据是基督教的生命价值观，她虽然没有文化，却在每一天生活中实践着基督精神。
陶洁指出，福克纳把希望寄托在迪尔西身上，因其身体力行着基督教所颂扬的博爱同情精神。
另一方面他对迪尔西的赞美其实也就是对小女孩的赞美，因为她们都没有独立的人格，不会伤害男人，可见他的妇女观的核心是要女人安分守己，为男人服务。
二、关于作品的艺术特色李文俊在译本“前言”中把作品的艺术特色归纳为多角度的叙述方法、意识流手法和神话模式三个方面。
以后的论者在此基础上又有增补发挥。
李维屏指出：这部作品采用了“对位式结构”，如昆丁部分与班吉部分在结构上是两个均衡与对位的世界，在表现小说主题和揭示人物性格方面旗鼓相当。
作者在前三部分中成功地将三股意识流汇聚一体，在纷乱与混沌的叙述中道出了小说的基本情节。
小说在第四部分中采用了较为清晰的叙述笔法以弥补内心独白的不足，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与透明度。
刘晨锋在《〈喧哗与骚动〉中变异时空的美学价值》一文中指出：“《喧哗与骚动》中的各个叙述者不仅处于不同的视角位置，而且处于不同的意识层次，正是各种意识之间的距离，决定了多视角的设置在小说中的美学价值”。
他还指出，作品中存在着两个时间序列，一是标题时间所示的叙述者现时活动序列，另一个是描绘叙述者意识内容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时序井然的历史发展过程。
王巾毫指出福克纳在运用意识流手法时特别注意根据人物不同个性采取不同的表现模式，如班吉的意识流基本遵循联想与联缀的原则，而昆丁的意识流则有其独特情感模式。
董衡巽在《美国现代小说风格》一书中特别赞赏小说的第一部分，认为传神的文字表明作者已经“钻到白痴的心里去”了。
福克纳为班吉出场所做的语言设计不是意识流写法，而是以弱智者为视角的叙述语言。
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儿童虽然用语单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福克纳的语言设计突出白痴思路的单纯与模糊。
他只能对一些反复出现变成感官上固定的条件作出反应——福克纳找出了白痴的感觉。
”刘道全在《创造一个永恒的神话世界》一文中以原型批评的方法审视作品的象征意义，他指出：“人类的堕落是由一个女人夏娃引起的，康普生家的堕落也与一个女人凯蒂有密切关联”。
可以昆丁的意识流中多次出现把凯蒂比作夏娃的诗句为证。
刘文还指出了“水”与“火”这两个象征性意象在这部小说中的重要功能。
他认为神话模式的运用使“小说超越了具体的故事情节，超越南方成为人类命运的寓言”。
参考材料1、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2、肖明翰著《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陶洁《〈喧哗与骚动〉新探》，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4、王巾毫《〈喧哗与骚动〉的时间观与历史意识》，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5、刘晨锋《〈喧哗与骚动〉中变异时空的美学价值》，载《外国文学评论》1991第1期。
![[重点]《喧哗与骚动》故事梗概](https://img.taocdn.com/s1/m/53e420e8f605cc1755270722192e453610665b1d.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