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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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问题

摘要:人体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学技术手段,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是不少患者获得救助的最后希望。器官移植技术存在移植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而移植器官来源不足又牵涉到器官来源、器官分配、器官供受体权益、器官补偿方式等多个层面的伦理困境。一,器官来源上,尸体器官最重要的是“脑死亡”标准的不认同和传统观念的抵制,活体器官的摘取涉及到对供体的机体和心理创伤。二,器官供求不均导致器官分配的窘迫,如何根据受体与器官的医学条件和相关的社会标准进行公正合理的器官分配仍需进一步完善。三,在器官移植过程中,应注重供受体双方的权益,满足自愿、自主、知情、尊重、保护隐私等原则。四,器官补偿方式的确定,必须以激励而非利益为目的,避免器官买卖的发生。器官移植的核心不是为了提高技术, 而是人类本身,因此这个话题始终承载着重要的生命伦理意义。总之,从法律规定、医学角度以及社会层面更规范化地管理器官移植整个过程中所面临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才能够更好地把器官移植技术服务于人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关键词:人体器官移植 脑死亡 器官分配 补偿方式 医学伦理

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器官捐献人具有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的身体以替代其病损器官的过程。器官移植技术的提出,是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减轻痛苦,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是一种应该得到认可的伦理行为。随着配型和移植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新药研发进展迅速,器官移植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人口老龄化逐渐加重,各国对器官移植技术也越来越迫切。与益处并行的,是这一科学技术和人类伦理观念直接产生了巨大的冲突[1]。

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即世界各国都存在移植器官来源不足,我国的人体器官的供需存在巨大的不平衡,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150万人/年,但仅不到1%的患者有机会进行器官移植[2,3]。进一步推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不仅要解决移植器官的数量问题,更要解决它带来的更多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器官移植的供需失衡涉及到各种层面上的伦理问题,包括器官来源、器官分配、器官供受体权益、器官补偿方式等。

1、器官来源问题

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包括:活体器官捐献和尸体器官捐献[4]。无论哪种来源,都存在着大量的伦理问题。

尸体器官移植是将供体死后提供的器官用于移植,是目前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存在一些与传统观念相悖的伦理问题。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愿意死后进行器官捐献的人和同意捐献家属器官的人非常少,导致客观上的尸体器官数量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对死亡的定义以“心肺死亡”为死亡标准,“脑死亡”未受到普遍认可,且无相关的法律规定。“脑死亡”标准的设定就是为了更好地可移植器官的供应需求。与“心肺死亡”的器官相比,“脑死亡”的人体器官才是器官移植最合适的供体,及时摘取能够保证器官的功能性, 器官移植的质量能够得到有效提升。且“脑死亡”标准的确定,能够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减轻患者的痛苦。但“脑死亡”的供者暂时仍有心跳和呼吸,器官摘除可能会导致供体家属难以接受,甚至引发抢救不充分的伦理问题。“脑死亡”标准的确定面临纯功利主义的质疑,经受着极大的伦理考验。

活体器官是指从依旧存活的患者身上摘取的人体器官或其某一部分[5],作为尸体器官的有效补充。活体器官移植技术当前较成熟, 又质量好、排异率低、受体存活率高等优点[3]。但活体器官的提供对捐献人具有巨大的损伤,且缺乏对供者的保障机制,容易导致器官买卖、私下器官交换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仍存在许多伦理与刑法层面的问题。

2、器官分配问题

人体器官非常稀有,供求存在严重不平衡,如何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器官移植受体的标准应如何确定,不仅是一个医学困境,也是一个伦理学难题。首先要从医学标准进行分析,评估患者的生命质量、疾病救治的迫切程度、受体与器官的配型符合程度、并发症的发生率等多方面因素,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器官移植。其次,要站在社会标准上分析,考虑受体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受体家属的配合程度等[6]。在众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当中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最终供体,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需要严格的社会规范来进行筛选。

3、器官供受体权益

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应注重供受体双方的多方权益,满足自愿、自主、知情、尊重、保护隐私等原则。自愿捐献是器官供给的前提,体现了对供者自主性原则的尊重。知情同意是器官移植过程和医患关系问题中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7]。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供受体双方的知情同意权,并取得两方的自主同意,进行知情同意书签署[8]。对于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的人应给予全社会的尊重。对活体供者不仅要予以尊重,更要对其进行相应的保护。医务人员应当对供体、受体和申请人的资料进行严格保密,注重相关人员的隐私权保护。

其次,从死刑犯身体上提取器官也是供受体权益争议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一,死刑犯的身份特殊性导致其真实意愿可能难以公开表达,不满足知情同意的基础条件;第二,若需要进行器官摘取,则需要医务人员对死刑犯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处理,违背了对死刑犯的“不伤害”原则;第三,受体对接受死刑犯的器官会产生一定的心理负担[9]。选择死刑犯人的器官进行移植,可能会对供受方均产生一些伦理问题。

4、器官补偿方式

当前,无偿器官捐献是器官捐献的主要方式,但完全无法达到器官移植的需求。因此,社会开始提出对捐献器官后的供体提供相应的补偿,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奖赏, 作为对其行为的激励[10]。合理补偿体现了认可和鼓励,并非追求利润,与所谓的非法器官买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补偿制度的提出,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产生器官交易的心理,将器官买卖化、商业化,甚至可能会出现一部分医务人员丧失职业道德,参与违法的器官交易中,人体沦为一种商品,甚至会触发一系列的违法行为。有偿捐赠模式必须满足“无害、有利、尊重、互助、公正”的医学伦理学原则,体现一种人文关怀[11]。因此,器官补偿制度的建立,不仅要树立激励而非利益化的观念,也要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和规范的补偿流程,使之符合医学伦理,对器官供受体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人体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器官移植的发展不是为了提升科学技术, 而是为了人类本身的健康和长久,这个话题始终承载着重要的生命伦理意义。从法律规定、医学角度以及社会层面更规范化地管理器官移植整个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才能够更好地把器官移植技术服务于人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丁甜甜,谈在祥,钱爱兵.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中国卫生法制,2022,30(05):30-35+53.DOI:10.19752/ki.1004-6607.2022.05.006.

[2]丁菁雯,孙大明.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思考——以“器官假捐献”案为切入点[J].医学与法学,2022,14(04):69-73.

[3]刘敏,李阳,徐玉梅.医学生对人体器官捐献认知、态度及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22,40(13):129-131.DOI:10.20037/j.issn.1671-1246.2022.13.49.

[4]戚贵生,董晓燕,叶盛浩,潘春辉,张学军,宋康.华东地区某三甲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100例器官捐献经验总结[J].中国临床医学,2022,29(03):448-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