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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多种多样，在不同时期、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尽相同。
社会学界流行一种说法：有多少个阶级理论家便有多少种阶级概念的定义，对中产阶级的功能的认知也是如此。
文章从国内知名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众多研究中梳理出针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体构成和政治功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中产阶级界定政治功能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加速转型。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加紧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全面推进。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新的社会格局在慢慢形成。
在利益调整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尽管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学者们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发挥的功能并未达成共识。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纷繁复杂的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
文章的贡献在于，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整理，并从中得出较为客观和中肯的结论及启示，最后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1中产阶级的界定及主体构成1.1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李春玲（2011）指出，当前人们通常用四个标准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
首先是收入标准，其次是职业标准，再次是教育标准，最后是消费及生活方式。
张宛丽（2002）在200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对中间阶层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的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
李培林和张翼（2008）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应该用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来衡量中产阶级。
李正东（2001）划分中间阶层的具体标准是：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职业指标、经济指标（包含财产和收入）、声望指标和权力指标。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何新）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
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
这种社会地位的区别，来自人们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
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
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
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
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
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
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
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
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产豪族利益集团欲全面主导中国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者在其博客论坛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其文指出了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
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
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
浅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1. 介绍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
本文档将从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和现状入手，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矛盾问题。
2.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从封建时代开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主要由“上层士大夫，中层农民和下层手工业者”组成，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城市生产逐渐成为主要生产力，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人口流动性增强，这都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掌握了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国家计划对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国家采取了平均分配的政策，缩小了社会的财富差距，使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简单，但也使整个社会不太活跃，社会矛盾不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开放，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新兴的职业阶层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城市中层阶层，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家层出不穷，而普通工薪阶层、贫困阶层和农民工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增长。
3.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已有较为复杂的多层次结构。
据最新报道，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分为以下几类：•经济新兴阶层：包括企业家、商人、管理人员、金融人员等。
•公共服务人员阶层：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等。
•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知识型人才。
•建设工人、城市服务人员阶层：包括建筑工人、保洁人员、服务员等。
•农民工、失业阶层：由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融入城市和市场，这部分人往往对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的争取存在着较大的需求。
以上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有所不同，新的社会阶层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职业特点也比以往更为细分，其中经济新兴阶层和公共服务人员阶层比较引人注目。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阶级阶层分析[摘要]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各阶级阶层能否和睦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把当今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划分为：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这些阶级阶层既有根本一致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
这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阶级和谐或阶级冲突。
而实现阶级和谐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以各阶级都承认和接受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整合。
[关键词]阶级阶层；社会整合；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
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这在社会阶级关系上应表现为各阶级、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所以，各阶级阶层能否和睦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来看，没有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不会有社会的和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出现分化，新的社会阶级阶层正在形成，它们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分歧使新的社会矛盾难以避免，处理不好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正确评价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甚至是冲突。
一、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当今中国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如何认识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中等收入者研究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既有利于解决贫富差距加大，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利于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前关于中产阶级（层）的研究资深的社会学家、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著述很多，有代表性的有：陆学艺先生的中产化现代社会理论、孙立平的断裂社会理论、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李强和李培林的碎片化理论、周晓红、李春林也都写了论文和专著。
我们的研究想着重于中国本土化的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中等收入者为起点，依此尝试。
我们从1999年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当代中国合肥社会阶层结构研究》，又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全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老洪村调查》，2003年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后立项的第一个中国中等收入者的研究课题。
这样持续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我们避免了“撤轨式”的研究，而是坚持“筑路式”的研究，加强项目间的关联，使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
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中等收入者进行实证研究，在研究中我们有四个发现。
��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层的关系。
目前对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层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学术界的专家和学者们并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
我们认为两者是既有区别又有很大联系的两个群体概念。
首先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级有两个有差异的概念。
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1）两者的界定的中轴标准不同，中等收入者的界定的中轴标准是收入水平，而中产阶级的中轴标准则是家庭财产。
（2）两个概念的外延在中国目前也是有所不同的。
从中国的目前情况来看，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中等收入者，而中等收入者则有一部分不属于中产阶级。
（3）中产阶层群体特质相对于中等收入者表现为稳定性。
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不一定成长为中产者，中产者只是中等收入者一个可能的发展目标。
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初级形态，而中产阶层是中等收入者的理想形态和成熟形态。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探寻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杨华【摘要】当前农村社会被分化成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和灰色势力等7个不同的阶层，它们有着各异的构成、职业分割、利益取向、关系重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差异也很大。
说明农民不再是铁板一块，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
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秉性、功能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并主张，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中农阶层；社会资源；政权基础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
[①]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
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新时期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整合政策的变迁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深化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并且适时调整了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整合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的过程。这既体现了党治国理政思路的转变，又体现了私营企业主“权利扩充”的过程。由于每一次政策调整，都涉及利益再分配问题，因而要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整合策略：其一，要保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积极性；其二，要规避私营企业主的负面效应；其三，在对私营企业主进行积极整合的同时，要注意照顾其他阶层的利益。
【关 键 词】政治整合 私营企业主 政治参与 权利扩充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日益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学者是将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对象进行“本体论”层面的分析，他们立足于私营企业主行为本身，探讨这个阶层的政治属性、政治参与的意义与限度、政治参与心态、参政方式、政治参与等问题，极少数研究从“方法论”这个层面出发，探讨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扩大，都深嵌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宏大背景之中。因而，加强“方法论”上的审视，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为“透镜”，分析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阶段特点和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毫无疑问，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是私营经济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壮大和国家权力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政治整合的视角出发，通过历史的方法分析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整合政策的变化，从中窥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路的转变。
二、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实施整合的三个阶段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升华了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理论认识，并将其逐步整合到正式的体制中来，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主经济地位的“重生”与政治身份的“模糊” 1.私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初，党虽然放开了个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私营经济的态度并不明朗，因而，私企在发展中受到严格限制。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对于能否雇工、雇多少工的问题十分敏感。有经济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1]此后形成了所谓“七上八下”这种判定经济性质的简单逻辑。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张私营企业“准生证”的诞生经历了许多周折。针对由“个体户”向“公司老板”转型的个案申请，国务院还召开了专门会议，但由于政策所限无果而终，后来在党的总书记“让他先试办一下嘛”的口头支持下，“开办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而一些地方甚至出台政策，对私营企业采取限制发展的措施，点名批评“大队干部借集体名义入股办厂谋私利”[2]等现象。 2.私营企业主模糊的政治身份与“自我保护”。随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虽然得到了相应扩大，但是，党内外对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抱谨慎态度，并未明确其政治属性。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对私营经济提出了“三不”政策，认为：“对超过规定雇请较多帮手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1987年中央“5号文件”的发布，虽然将原来的“三不”政策改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但是，仍然将私营企业视为需要“加强管理和引导”的“异己成分”。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但仍然认为，由于“私营经济存在雇佣劳动的经济成分„„不可避免地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将私营企业主视为“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对象。在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时期，党对私营企业主的防范更加严格，中央曾明确提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不能有任何含糊。”由此可见，私营企业的阶级属性在非常时期仍然属于被防范的范畴。
在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氛围中，私营企业主采取了“戴红帽”、慈善捐助等形式进行政治上的自我保护。他们通过将企业注册为“集体企业”或“乡镇企业”来躲避“阶级属性”的审查。“一些私营企业主通过裁减雇员、压缩企业经营规模，重新成为个体户。”据报道，在1988年，“大多数私营企业都处于‘藏龙卧虎’状态。他们‘藏’在合作组织、乡镇企业里，‘卧’在个体工商户中„„在全国28.3万户合作经营组织中，属于私营企业性质的就有6万户。以集体名义登记、实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也不下5万户”[3]。 (二)20世纪90年代：私营企业平等经济地位的获得与政治身份的积极转变 1.从被规范的经济成分到平等经济成分的获得。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个体经济被视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7年党的文件才正式对私营经济有所松动，认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也开始将私营经济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但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私营经济在党内的定位仅仅为公有制的“配角”地位，并且一直被视为要“加强正确管理和引导”的经济成分。
进入20世纪90年代，私营经济的经济地位有了积极的变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赋予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到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更是出现了“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积极转变。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私营企业等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被限制的经济成分”到“被鼓励发展的经济成分”，私营经济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高。
2.政治身份的积极变化与政治吸纳的开始。党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明确之后，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继而得到了法律的认同和保障。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定，并且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随着私营经济贡献的增大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壮大，“党和国家迫切需要重新确定这一群体的社会属性，进而进行政策上的调整”[4]。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组织的几次大型调研，得出这样的结论：“私营企业主群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盟友”[5]。在此基础上，1991年中央“15号文件”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属性，称其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对他们要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自此，私营企业主成了党“团结的对象”。
这一时期，“不管是体制内还是学术界，总体上都对民营企业家属性的判断趋于中立和正面”[2]。但是，由于受苏东剧变等事件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仍有一部分人对私营企业主的阶级属性持否定看法。社会上一度掀起了关于“私营企业主原罪、偷税漏税、贿赂腐败”的讨论，这增加了私营企业主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因而这个群体仍然愿意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求政治保护。据调查，1993年“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为50％～80％，1994年的抽样调查也发现，在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同年浙江东阳市的统计，属于假集体的私营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在70％以上[6]。从大环境上看，这个时期政治系统对私营企业主态度的最大变化就是，开始将这个群体视为政治吸纳的对象。根据对浙江某市的调查，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一大批私营企业主担任了农村党支部书记。在1995年进行的农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企业家型党支部书记明显增多，办厂能人占到54.8％’”[7]。而且，这个时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三)21世纪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社会影响的扩大与更加积极的政治整合 1.私营企业主社会影响力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党代会报告和宪法的修正，私营经济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宪法的保障下，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动机和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强化。
从经济上来看，进入新世纪，私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积极的提速阶段。有学者将1989～2004年划分为首尾相接、每段6年的三个时间阶段。“从1999年到2004年这个阶段，私营企业主增加的户数分别是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每年增加户数的1.99倍和6.3倍。”[8]全国私营企业从2000年的176.2户增加到2008年的657.4户(见表1)，到2010年底又超过840万户，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74％；从2003年到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金从3.53万亿增加到“十一五”末的19万亿；从2000年至2007年，私营企业税收增长率平均达到45.4％，高于全国平均19.6％的增长速度。
从社会地位上来看，随着经济实力和贡献力的上升，私营企业主获得了更明确的法律地位，以2004年“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入宪和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为标志，私营企业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得到了国家体制的正式承认，自此，私营企业对于“企业原罪”、“财产所有权”的担心被彻底“扫除”了。由于法律地位的明确和私营经济的壮大，在以“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