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9-9190(2003)5-0006-04 存款保险制度与存款保险定价研究STUDY OF DEPOSIT INSURANCE SY STEM AND PRICING邹 琪 贲 奔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和机制的事后补救措施。
美国最早引入存款保险制度。
其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采用存款保险制度以避免存款者挤提风潮带来的危害。
存款保险关键在于防止存款人的挤提行为,有效防止银行系统风险的扩大化,避免由存款人行为而导致银行业经营失败。
而存款保险定价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协调处理银行监管工具之间搭配的问题,因此,存款保险定价就应以采取易操作、低成本的固定险费的定价策略。
具体到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体系的建立,本文提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也应采用固定费率;另外,在初期可采取强制投保方式,待条件成熟后可向自愿投保过渡。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监管部门阻止银行进入有较高经营风险的投资领域,并与之相配套地建立了实行统一比率征费的存款保险制度。
80年代以后,随着银行监管环境的变迁,各银行机构都受到追求更高风险投资的激励,从而在经济发展环境优越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风险回报,在经济发展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将损失转移给保险机构。
本文重点考察存款保险定价问题,并对我国实行存款保险定价进行思考。
一、存款保险与银行风险转移行为经济学模型的验证分析已经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即存款保险不仅能有效地制止银行所持非流动性资产是无风险资产下的银行挤提,对非流动性资产属于风险性资产下同样有效。
然而,不幸的是,当银行经营失败的情况下,存款保险机构将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去清偿银行流动性资产的不足,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使存款保险机构自身面临破产的危险甚至破产。
如果投资者愿意接受发生意外损失风险的话,就能够普遍地提高自己赚取更高收益的概率(Short&Driscoll,1983)。
凯纳(K ane,1986)认为,固定保费的存款保险不符合激励相容原则,因为存款保险的保费与银行所持资产组合无关,从而促使银行持有更高的资产风险水平。
凯纳观察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运行得不错,但到了80年代早期,问题开始出现,每美元储蓄存款平均的保险赔偿支出从60年代的不到5‰上升到80年代中期的10‰左右。
他认为以前的存款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是由于各种限制竞争的法律赋予了银行一定的垄断权力,从而使银行的经营执照具有一定价值。
银行经营执照的潜在价值所导致的损失使银行主动控制其冒险行为,从而抵消了存款保险制度所产生的不良动机。
激烈的竞争使银行经营执照的价值下降,银行通过增加风险资产和降低资本扩大了违约风险。
总之,固定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刺激了道德风险,因而不可能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下独立存在。
布舍等人(Buser et al.1981)指出,在缺乏存款保险的情况下,银行只能通过存款利息来吸引更多的存款,通过银行成本的上升限制了银行资产投资的风险增高。
他们建议通过建立风险调整的保费体系来限制银行风险的转移行为。
总之,他们都认为存款保险把所有者与债权人(存款人)的冲突转移到了存款保险机构。
银行的经营者在财务杠杆效应下将投资于风险资产,以期获得更多利润,一旦经营失败,财务风险并未扩大损失,而是由于存款保险机构清偿债权人(存款人)而得以幸免。
然而,我们同样注意到银行风险转移行为并非根源于存款保险机制。
如果将银行作为一般性营利企业来对待的话,公司投资和资本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当企业使用更大数量的债务时,它有更多的机会将财富从债务持有人手中转移到股东手中。
例如,这种财富的转移可以通过执行比向债券持有人承诺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完成。
既然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他们潜在的损失是有限的,然而他们潜在的收益却是无限的;而债券持有人却承担有限责任和拥有固定收益。
因此,如果企业的价值在采取行动以后下降的不是太多,股东就有增加企业投资风险的动机。
例如,考虑两个项目,它们都有相同的系统风险和净现值,但总风险(方差)不同。
项目1有50/50的机会获得＄40或＄60的期末现金流量,项目2有50/50的机会获得＄20或＄80的收益。
两个项目有相同的预期收益,都为有＄50,并假设成本为＄40。
如果企业通过承诺执行项目1而借款＄30,假设利息支付少于＄10,那么这笔债务是无风险的。
然而如果企业执行的是项目2而不是项目1,这笔债务就变得有风险了。
债务的价值会下降,但股票的价值会上升。
这个例子说明了将财富从债券持有人手中转移到股东手中的一种方法。
法玛(Fama,1985)指出,在缺乏银行中介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市场中合同交易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有扩大债务融资的倾向,银行在企业融资决策中所具有的监督职能减少了社会的监管成本。
然而,对银行自身而言,银行所有者为股东,存款人就好比是债权人。
银行经营者在以银行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即股价)为目标时,肯定具有牺牲存款人造福股东的动机。
也即银行通过提高所持非流动性资产的风险程度,将一部分风险从股东转移到了存款人。
企业相关理论告诉我们,银行风险转移行为根源于企业债权与股权持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只不过对银行而言是将风险转移给了广大的存款人。
森伯特等(Senbet et al,1991)认为,银行的资产风险激励问题不仅与固定保费的存款保险制度无关,甚至与存款保险根本无关。
他们认为之所以银行具有高风险资产投资偏好,根源于银行股东的有限责任使得他们的效用函数是凸的。
由于存款保险之后并未改变银行股东的效用函数的性状,因此,存款保险无助于解决银行的风险转移行为,但不应据此而认为存款保险机制的存在产生了银行风险转移的激励。
所以,那些认为固定保险费的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改革并强调推行风险调整保费的存款保险制度而克服银行风险转移行为是一种误导。
他们借此得出结论: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风险转移行为而言是中性的。
此处资产或说贷款风险激励问题的实质在于公司内部人(银行管理者)的资产或贷款的质量选择,不能被外部人(存款人与监管者)很好的观测到。
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激励相容,通过由监管者提供强制性合约要求银行管理者风险等级的选择能轻易地被公司外部人测到,就可以获得最优而有效解决。
二、固定险费与风险调整险费之争西方学者研究保险定价问题时提出了两个假说,其一是由Brickly and James(1986)首先提出的“补贴假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存款保险定价合同类似于某类期权。
即银行放贷的同时支付保险费买进期权,从而有效的降低系统风险,并使银行获得了在不降低收益的情况下有效控制风险的额外“补贴”。
这一额外“补贴”小于银行支付的保费大致等于(已被保险)无风险存款与未保险的存款之差。
“补贴”的价值也与监管当局的破产规则的制定有关,一旦监管当局不再提供保险,破产清算就会发生,对破产规则的放松无疑也就扩大了银行“补贴”的价值。
其二是以Y oram and Jacob(1994)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假说”,他们认为存款保险定价问题应该考虑整个社会的成本:即同时考虑金融部门与实业部门,并将两者的相互影响在存款保险定价设计时加以综合。
他们认为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是实现包括金融部门和实务部门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银行部门追求“补贴”最大化,使其资产组合的风险超过了作为整体的社会所能接受的风险。
最优保险定价受制于以下两个矛盾效应:一旦增加保费会降低社会福利的水平(相当于对社会征收更高的税收政策);同时保费的增加又会提高金融部门福利,从而增进了社会福利。
从以上两种假说中不难看出,“补贴假说”与“社会福利假说”是局部均衡方法向一般均衡方法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社会福利假说”是“补贴假说”的发展,考虑的角度也更为全面。
然而两种假说的共同缺陷在于只提供存款保险定价的定性分析,并且这种定性分析基本上未能解决存款保险定价中的固定险费与风险调整险费两类险费定价对银行业的风险转移行为的影响。
银行的风险转移行为根源其法人治理结构中所有者利益的驱使,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银行所有者有将风险转移至存款者头上的动机。
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银行所有者就有将风险从银行转移到保险机构的动机。
虽然,风险转移的动机不根源于存款保险制度,但存款保险制度的确会发生银行将风险转移到不同主体上的情况。
针对存款保险定价应实施固定险费抑或风险调整险费之争,在西方学者的著述中由来已久。
批评固定险费存款保险制的学者认为:在单一费率征收方式下,投保存款不分存款种类,不分投保金融机构的差别,同意以相同的费率征收存款保险费。
这种征收方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操作简单易行,因此,被国际上许多国家采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单一费率制的存款保险模式下,各个投保金融机构所缴纳的保费根本无法反映该机构的财务状态、业务经营水平和承担的风险程度。
只要它所投保的存款总额一样,各投保金融机构所支付的保费也就一样。
这样就会引起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问题。
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与高风险金融机构交纳相同保费,固定险费的设置独立于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牺牲保险者的利益为代价而提高其资产组合的风险。
由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普遍经济规律,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在商业盈利性上处于劣势,成为风险性金融机构。
从而,高风险经营机构充斥整个金融体系,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营运风险不断攀升。
其次,在单一● 理论探讨 存款保险制度与存款保险定价研究费率征收方式下,高风险业务被金融机构广为推行,直接促使社会资金流向高风险经营的企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非优化配置。
最后,在许多采取自愿投保方式的国家,单一费率征收方式还会引发逆向选择问题。
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往往自身具有较为严格的内控机制,能较好地把握经营风险,不愿参加存款保险,支付保险费而徒增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
这使得参加存款保险的大多数是高风险金融机构。
在我国台湾省,截至1993年底民营金融机构已投保存款占可投保存款的总额的2%,其中实力较弱、风险程度较高的中小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该项比例高达100%,而低风险的公营金融机构的同一比例仅为44.8%。
然而也有学者(R onald,1983)认为,在现实经济中不完全信息情形下,一般而言,银行经营者比银行监管者更清楚其资产组合风险的大小,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风险调整险费的实施成本将增大,并有可能得不偿失。
一方面,很难对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进行客观评价,并且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难以对未来风险进行预期,因此很难科学地确定费率级差;另一方面,对银行风险级别的划分一旦因级差费率而公开,可能引起公众心理上的不安,并影响市场信心,反而削弱存款保险制度稳定公众信心和稳定金融的作用。
克雷斯丁(K ristian,1995)认为,在给定存款保险的前提下,监管当局对银行实行风险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管制,同样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