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问题调查研究作者：陈冬怡曾梓琳鲁非来源：《青年与社会》2020年第11期摘要：通过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从技能，态度，意识和知识四大维度调查了广东省各高校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差异，并分析其问题和可能存在原因。
文章阐述了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学术重点，研究方法和对问题分析过后总结了其对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启示以及得出重点本科与普通本科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的差异原因所在。
研究表明，在态度维度上重点本科与普通本科学生相差不大，在其余三个维度里，重点本科在技能维度上稍有欠缺，而在意识和知识维度上则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的学生都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练习。
关键词：跨文化商务交际;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商务英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日益提高，同时推动了对外文化的交流。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为了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对具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人才的需求也愈来愈大。
为了了解我国大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水平，我们通过对其知识、技能、意识、态度四个维度的能力调查，研究不同院校、不同年级在这四个维度的差异，进一步探究各所高校学生的各项能力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一）国内研究述评近年来，跨文化商务能力研究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研究集中于商务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商务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
例如，陈准民和王立非（2009）就《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设置的背景、理论基础、人才培养目标、能力构成等一系列关系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解读，以此指导和规范商务英语专业今后能够科学和可持续地发展;史兴松和徐珺（2012）通过研究表明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可以为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提供理念、范畴和方法等多方面启示。
王立非（2012）对商务外语学科重新定位，就商务外语的学科内涵、理论基础，跨学科性、学科边界以及学术重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明确本学科的学术发展方向。
但是国内仍然缺乏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系统性研究，并且相关研究要素归纳不全。
严明（2009）以跨文化商務交际主体的知、情、行为框架，构建了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体系，提出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行为能力。
史兴松（2015）通过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进行梳理，指出国际商务人士需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知识与技能、交际知识与技能、综合思辨能力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杜丹和吴春相（201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进行了总结，认为跨文化商务能力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文化敏感度、关系能力、解决冲突能力、商业能力以及全球领导能力。
此外，国内不乏有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的研究。
例如，吴卫平（2013）基于Byram的跨文化能力（ICC）评价模式理论，以中国大学生为受试，构建一份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中国大学生ICC评价量表。
高永晨（2014，2016）构建了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在该理论框架指导下，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的量表。
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研究，也为进一步探讨跨文化交际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外研究述评Hall（1959）最早对跨文化商务交际学的概念进行阐述，Hofstede（1980）进一步提出了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四维度理论。
正是受Hall和Hofstede等跨文化交际学专家的影响，此后传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多从国家文化视角进行研究，并用国家文化概念去解析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交际行为。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文化视为静态的思维模式或价值观念，以及简单地套用国家文化概念、用定势思维模式去理解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商务沟通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Bjerregaard、Lauring 和Klitmoller（2009）强调，参与跨文化商务沟通的是个体而非抽象的文化价值观念。
换言之，仅将关注点放在群体文化（如国家文化、企业文化、职业文化）上，而忽视交际者个人文化身份和个人特质在交际中发挥的作用，难免有失偏颇。
随后，许多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以及社会心理学家等已从不同角度对跨文化交际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大量相关的理论。
例如，Liddicoat和Scarino（2013）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该经历与语言学习理论相结合的四个过程：关注、比较、反思以及沟通;Keeney（2014）探究了当一家国际性研发医疗组织的成员获得必要的认知、行为和情感资产时，他们如何有效地处理自身的文化认同，并且获得适当有效的团队协作; Hamann （2014）讨论了语言学习、善解人意和文化意识（这三点组成了跨文化能力）对于发展成功企业的重要性，并通过列举近几年的商务案例，以及分析两个历史案例（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飞凌科技公司），阐明了企业缺失跨文化能力的情况下是如何衰退的，以及企业拥有跨文化能力的情况下是如何而繁荣的。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渐走向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本研究探究的是不同学校、年级的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意识、态度、知识、技能四个维度不同能力程度，我们采取问卷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并使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从中得以看出大学生在这四个维度的差异，最终提出一些处理这些差异的方法和建议。
二、高校大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差异调查（一）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选取了广东二十九所高校，研究对象设计涉及33名重点本科学生和96位普通高校的学生。
其中，根据高考录取批次的不同，本科也分为一本、二本、三本，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层次和等级（即本科教育层次）。
同时本科又分为“重点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
“重点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只是侧重不同，无本质差别，前者注重理论研究后者注重理论实践应用。
基于吴卫平教授的一份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中国大学生ICC评价量表，通过自行设计“关于大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差异的调查问卷”，旨在调查广东省各高校的大学生在商务交际能力方面的差异性。
本次调查问卷共29道题，包括态度，意识，技能和知识四大部分，题型皆是五级量表题，也称作李克特量表。
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是属评分加总式量表最常用的一种，属同一构念的这些项目是用加总方式来计分，单独或个别项目是无意义的。
它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5、4、3、2、1，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
在这份调查问卷中，“知识维度”题目数量为十道，“技能维度”题12道，“态度维度”和“意识维度”题各3道。
通过运用统计软件SPSS 25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进而对比不同类型高校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现状及其成因。
（二）调查结果与讨论通过“技能维度”的调查数据（表1）我们可以看到，重点院校学生和普通高校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时礼貌对待他们的能力”，“与外国人交流时会避免提到外国人有关隐私话题的能力”，“使用外语与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领域的人进行成功交流的能力”和“具有对跨文化差异致感性的能力”方面差异相对明显。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的统计分析，即sig大于0.5则看”假设访差相等”这-行，反之则看“假设方差不相等”这一行（Sig=significance，意为“显著性”、显著性指标，后面的值就是统计出的P值，-般大于0.5拒绝原假设，否则接受原假设，一般都是期望拒绝原假设，少数情况希望接受原假设，所以sig就是判断的依据）。
结果检测出相关的技能维度的Sig值（双尾）小于0.5，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调查表明两类学生在技能维度上是有差异的。
差异的原因在于，重本院校的学生缺少将知识传输转化为培养的能力，从外部经验的强化向心理机制的培育强化的能力。
其中的原理是，交际主体在交际过程中将同时成为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行为主体（严明，2009），人的能力是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交际能力是交际主体在交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使交际活动顺利完成的一系列心理特征和物质特征，即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行为能力，而这三者的整合能力为其交际能力。
而如果缺少将自身所学的知识和经验转化成以上提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能力，将会使个人的交际能力大打折扣，因此，不仅是重点本科的学生，普通本科的学生同样需要加大交际能力自我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逐渐从知识传输转化为培养能力，从外部经验的强化向心理机制的培育强化。
而在“在于外国人交流时礼貌对待他们的能力”，“在与外国人交流时会避免提到外国人有关隐私话题的能力”，“使用外語与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领域的人进行成功交流的能力”，“具有对跨文化差异致感性的能力”等四个问题上普通高校学生的平均值均高于重点高校学生（表2）。
技能与大学生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即这些能力是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练习才可以获得的能力。
学生需要通过自己与外国人交流实践，或者是通过观察外国人之间是如何达到一个礼貌对待的程度。
首先，这些实践技能不能从书本里获得的，而礼貌用语并不足以支撑整个与外国人交往过程的礼貌性，需要从大量的与外国人的接触中和旁枝末节中感知和体验。
其次，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国家的隐私话题具有相类似性，但是同时每个时期这样的隐私话题也会与时变更，书本里的知识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现实生活中变化的脚步。
因此，表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更需要通过实践获取。
除此之外，使用外语与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领域的人进行成功交流的能力同样需要实践。
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这样的差异才可能有所缩短，从而提高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实践能力是“显性学习能力”，可以通过显性学习而获得和提高。
但是学生需要从显性学习向隐形习得转变，从克服文化障碍到超越文化差异过渡（李晶，2019）。
通过研究还发现，关于“具备运用各种方法、技巧与策略帮助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出现跨文化冲突和误解时进行反思和学习并寻求妥善解决途径的能力”，“具备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直接获取跨文化交际相关知识的能力”等方面，在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学生的四个问题回答中平均分值的差异均在0，1左右，通本科的学生之间能力的平均程度皆小于1.0，而重点本科学生的标准差皆大于1.0。
这说明普通本科学生之间在技能维度上相比重点本科学生的水平更均衡一些。
关于态度维度和意识维度的差异，我们对其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从结果来看，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学生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表3）。
广东是一个经济大省，继而相对会有比其他省份更多的出口贸易，因此，在对外交流这一方面，不管是从家庭，社会还是学校方面，在态度方面呈现的还是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接受度比较高，因此在态度方面，重点本科学生和普通本科学生差别并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