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作品白雪乌鸦

《白雪乌鸦》简介赏析《白雪乌鸦》简介赏析《白雪乌鸦》是迟子建的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读者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

《白雪乌鸦》内容简介小说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

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

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

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

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赏析《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

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

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

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

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

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

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

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

《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

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

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

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109审美与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创作的作家里，迟子建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纳入某一文学创作潮流中的作家之一，没有耀眼光环的“干扰”也使得她能清醒且自由地保持独立的创作内容和写作技巧。

本篇就以迟子建20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为研究对象，从宏大历史叙事的叙述模式、零聚焦的创作视角以及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探析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文学叙事方式。

一、地域性的历史叙事相较于“文学记忆载体”这一强调个群记忆内容的概括，记忆的场域问题则指向具有认同意味和时空属性的阐释层面。

很明显，记忆有其展演的场域，根据文化记忆理论的相关论述，博物馆，广场等都是能激起回忆的场所。

回到文学上来理解所谓记忆的场域，我们不妨将其扩大到能够标识创作主体身份认同的地方性中，“地方”在此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承受着记忆的刻画和重构[1]。

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鲁迅的未庄、毕飞宇的王家庄、萧红的呼兰河小城、迟子建的“北极村”故乡都具有这样的文学功用和创作价值。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就是这样一部以哈尔滨为文学发生现场，根据自己的现实经验以及历史记忆共同融合成的作品。

因此，“哈尔滨”对于迟子建来说不单是具有生活居所功用的一个城市，它还具有迟子建解构历史事件、建立文学文本的叙事根基的价值。

众所周知，在通常意义上，“文学历史”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历史”，但是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解过去的窗口，透过“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跨时空地了解我们早已远去的岁月沉浮。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以上世纪初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哈尔滨鼠疫”为故事蓝本进行创作，她曾明确表示在筹备写作《白雪乌鸦》时，把能搜集到的1901年哈尔滨大鼠疫的悉数收归囊中，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思维胶片《远东报》，几乎被逐页翻过[2]。

基于这样的材料积累，迟子建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事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追随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模式，把握历史规律、寻求历史本质，也没有架空宏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个体言说，更没有拘泥于在某一特定的“纪念场所”记录个人记忆和经验。

迟子建作品白雪乌鸦迟子建作品白雪乌鸦《白雪乌鸦》是作家迟子建200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鼠疫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

【迟子建《白雪乌鸦》推荐理由】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这部长篇新作，以近百年前哈尔滨的一场鼠疫为背景，讲述了老城人们的悲欢离合。

小说中，几乎从未谈到，但又在每一处都隐含着探寻和倾听：这座城、这些人，推而广之，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他们怎样承受灾难，承受人世的无常，他们怎样挺过来，让炊烟升起，让粮田丰饶，让岁月重归安宁。

【迟子建《白雪乌鸦》内容简介】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共有六万多人为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在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中，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

沉闷混沌的日子、迷惘诡异的氛围;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在死亡的重压下活力萌发，枝缠叶绕，难解难分。

当数千具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们不由得祈祷：愿每一个灵魂，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堂。

《白雪乌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白雪乌鸦中看迟子建的创作追求】迟子建的作品，是在友人的强烈建议下选择阅读的，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学环境很不好，各位作家的水平多是参差不齐，出类拔萃的更是寥寥，而且我相信即使有，默默无闻的也可能占多数。

无疑，迟子建还算是相对知名的作家，但是老实说我对她的作品很少涉猎，在主观能动的选择性上，我心理的第一位是外国文学，第二位是推理悬疑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总是缺乏兴趣。

而今只三两个短篇加这本《白雪乌鸦》的阅读，也许难免管中窥豹，但是我相信对迟子建的大体文风也算有所了然。

应该说迟子建的文字是我所喜欢的，圆熟而不矫情，顺畅而不粗俗，在她长于涉及的题材里，文字很容易就滑向两个极端，或者粗俗直白，或者矫揉另类，而《白雪乌鸦》里的文字既不失古朴清白，又多了一份细致的打磨，作者对于文字把控的驾轻就熟跃然于纸上，至少迟子建的文风给了我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而言，确实也算是风格有独到之处，在文字的雅俗之间构建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迟子建《白雪乌鸦》赏析引导语：《白雪乌鸦》是的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2011年1月14日《白雪乌鸦》获双年奖“年度最佳”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应该怎么赏析?迟子建《白雪乌鸦》赏析《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

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

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

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

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

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

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

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

《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

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

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

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

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

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

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

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

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白雪乌鸦》迟子建引导语：《白雪乌鸦》是作家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鼠疫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

《白雪乌鸦》节选迟子建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

它一出场，傅家甸的街市，有如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离了水，有点放挺儿的意思，不那么活色生香了。

那些夏日可以露天经营的生意，如理发的，修脚的，洗衣服的，代拟书信的，抽签算命的，点痦子的，画像的，兑换钱的，卖针头线脑的，擦皮鞋的，不得不收场，移到屋内。

不过锔缸锔碗的，崩苞米花的，照旧在榆树下忙碌着——他们的活计中有炭火嘛。

不同的是，他们倚靠着的榆树，像是一个万贯家财散尽的破落财主，光秃秃的，木呆呆的，没剩几片叶子了。

这时节，弹棉花的和卖柴的得宠了。

弹棉花其实就是让死去的棉花再活过来，它们蓬松柔软地还阳后，女人们就得抓紧给家人做棉袄棉裤了;而卖柴的呢，却是让活生生的柴，热辣辣地死去，化为烟和灰。

柴草铺那些脚力过人的小伙计，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走街串巷，把柴送到饭馆、茶坊、客栈、妓寮、澡堂子和戏园。

到了冬天，那里的红火，是靠它们烧起来的。

这是一九一○年的晚秋，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到傅家甸时，这里已是一片漆黑，与他先前在埠头区见到的灯火撩人的情景大不一样。

其实耀滨电灯公司已在傅家甸北十二道街开办了发电厂，用涡轮机发电，使这儿的多半住户用上了电。

不过因为每月要耗费一个多大洋，嫌贵的百姓还是有用油灯的。

而电灯公司供应的电，由于是包月收银，少供一度电就等于多赚了一文，不到夜半就回了。

没有路灯前，做生意的人家，习惯在店铺前张挂灯笼。

有了电呢，灯笼就收了。

现在路灯说灭就灭，偷盗之事屡有发生，以致入秋之时，巡警局不得不传谕各户，于黑夜时悬挂灯笼于门首，防御宵小。

可是收回的东西，再亮出来就难了。

那些灯笼就跟心有归属的卖身女不想再接客一样，把光鲜深藏起来。

王春申倒也喜欢这样的黑暗。

夜晚嘛，总得有个夜晚的样子。

虽说三铺炕客栈的主人是他，可他每天回到这里时，要看妻妾的脸子，所以进门前，他喜欢摸出别在腰间的烟锅，趁黑抽上一袋烟。

白雪乌鸦读后感导语:白雪乌鸦读后感（一）《白雪乌鸦》讲述的竟是一个关于鼠疫的故事。

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上蔓延，共有六万人为此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竟达五千余人。

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曾被灾难笼罩的城市。

小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白色的环境下，染上了黑色死亡的墨汁，虽然风趣言语的穿插，还是无法压制心中的许多阴霾。

这个北方出生的作家，骨子里有着北方白雪皑皑的情愫，在小说中总是能洋溢中一种纯净，单纯的活力。

沉闷混沌的日子、迷惘诡异的氛围，将人们在这场“因捕猎旱獭而导致的灾难”中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渲染的可感、可触。

故事发生在作者迟子建的故土，那儿是中国的最北端，在广袤的东北平原的大地上，生活着朴实、勤劳的中国北方的劳动人民。

但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闭关锁国的美梦被外来的坚船利炮给打碎，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三省的人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书中不断提及的俄国和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和分别由俄日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也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自从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中国便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随着领土的大片割让，乌苏里江的坚冰终于被打破了，俄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修建了中东铁路，于是遥远的西亚文化乃至陌生的西欧文化也随之进入了中国东北。

再加上日本南满铁路的修建，除了加速了对我国东三省自然资源的掠夺，还毫不留情地改变了我国东北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在形成对中华文化挤压的同时，构成对我国原生态人文环境的威胁与破坏。

而随着强权入侵的，除了先进的科技、异域的文化，自然潜藏着多种灾难的可能（包括亡国灭种的可能）。

迟子建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从头一年的深秋"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

"开始，到次年的初春“榆树的枝条也刚刚变得柔软”结束，半年的鼠疫，夺去了无数的生灵，傅家甸的人们妻离子散，人们在自然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和渺小。

迟子建《白雪乌鸦》访谈全文《白雪乌鸦》访谈全文主持人：刚才说了《白雪乌鸦》，写哈尔滨1910年的大鼠疫，书名由张大春题签，非常隽秀的四个字“白雪乌鸦”。

主持人：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会一下想到是写哈尔滨鼠疫的。

当时为什么用这么一个不太具象的名字作为书名?迟子建：首先哈尔滨大鼠疫1910至1911年，是秋天接近冬天的时候开始，直到第二年春天之前结束。

整个鼠疫期间半年，是哈尔滨的冬天，在东北尤其是在哈尔滨，冬天几乎是半年的时间，每年冬天哈尔滨接受最多的就应该是白雪，白雪飘飘。

还有从真实情况来讲，那个时候是哈尔滨的榆树很多，乌鸦也很多，乌鸦喜欢落在榆树上。

同时，白雪和乌鸦是黑白两色，像我们俩今天衣服穿的白雪和乌鸦的颜色，黑白两色。

黑白两色我自己特别钟爱，是一种冷色调，很符合这部小说的调子，描写这样一个氛围。

再有就是满族人崇拜乌鸦，史学家还认为乌鸦是满族的图腾，当然说法不一。

在哈尔滨大鼠疫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辛亥革命，清王朝灭亡了，我就觉得用“白雪乌鸦”作为书名很切合我这部长篇小说要表达的内容。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推出这样一个题材，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作品?迟子建：每一个作品的产生都跟作家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有关，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作家，我的这种土地的归属感是非常强烈的，我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大。

我原来对这一场大鼠疫一无所知，我生活在哈尔滨也很久了，90年到那里，到现在也20年了，很偶然“非典”的时候，有关灾难的报道很多，开始呼吁民众勤洗手、多开窗、多散步。

非典的时候北京这里是重灾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分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把他们进行隔离等等。

当地的报纸也做了报道，说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和一百年前哈尔滨的大鼠疫当中，华侨医生伍连德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一样。

鼠疫也可以通过飞沫传染，当时的医疗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建立隔离病房，隔离病房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最后失控的时候封城，包括大批量的加工口罩，那个口罩我后来还看了一下资料，跟我们现在佩戴的口罩不一样，非常大，遮住了整个脸，半张脸下来，有两根很长的细绳在脑后一系，他们有人称这种口罩——因为是伍连德发明的，叫武氏口罩。

迟子建《白雪乌鸦》后记迟子建《白雪乌鸦》后记引导语：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迟子建《白雪乌鸦》后记珍珠有一头猪，一被放到牧场上就开始吃。

它并不只是选择上好的草，而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肚子撑得溜圆了，鼻子却还贴着地面，不肯离开。

大团的阴云悄然移动到牧场上空，眼瞅着暴雨就要来了。

喜鹊、火鸡和小马都到橡树下避难去了，猪却头不抬眼不睁地继续吃。

只是在冰雹哗啦啦地砸到它身上的一刻，猪嘟囔了一句：“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这是朱尔.勒纳尔《动物私密语》里的一则故事。

读它的时候，我刚把《白雪乌鸦》定稿，轻松地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去旺角的几家小书店淘书归来。

我买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书，黄昏时分，坐在可以望见一角海景的窗前，安闲地翻阅。

读到《猪与珍珠》时，我实在忍不住，独自在寓所里放声大笑!也许是《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我笑得一发不可收，把自己都吓着了。

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

这个时刻，我又像那头猪了，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

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

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

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

而中国人不过两万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