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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篇一：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
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
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
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
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
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
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
作者： 蓝武[1];钱宗范[1]
作者机构：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出版物刊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66-168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2期
主题词： 土司制度;制度史;中国;四川出版集团;基金资助项目;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西南民族大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摘要：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龚荫教授历50余年而完成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的综合性著作《中国土司制度史》一书，已于2012年7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以精装硬封三巨册的装帧形式出版了。
该书共200余万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四川省重点学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资助项目。
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领域作者：成臻铭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03期【摘要】文章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取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民族史研究专门化的主张,认为土司文化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领域,民族史研究虽然摆脱了中原王朝史框架,但不能回避国家政治的历史,运用历史的政治人类学方法,民族史学可以在诸多领域实现与土司学的对接和转换。
【关键词】土司文化;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土司学【作者】成臻铭,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湖南,吉首,416000【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20-009Tusi Culture: National History can not ignore the fieldCheng Zhenming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entation of our national history was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dea of specialized study of the history that culture is the Tusi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not ignore the areas, natio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having emerg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framework, but can not avoi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history, using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pproach, national history can be achieved in many fields and the Tusi science to learn docking and conversion.Key words: Tusi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usi science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我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逐步实现了向土司学的转变。
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中国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其主要存在于明清两代。
土司制度起源于宋代，随着宋朝灭亡后的南宋、辽、西夏等政权的建立，逐渐发展完善，并在明朝得到较大程度的制度化与正式化。
该制度在清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健全。
土司制度的核心是土司，土司是地方上的一种特殊的官员，主要负责管理和统治地方。
土司是土地的管理者，拥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
土司制度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地方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司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边疆安定、稳定统治、开发边疆和壮大国力。
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拥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可以通过招募、征税、审判等手段来行使地方权力。
土司制度受到皇帝的任命，但土司之间的继承通常是通过世袭来进行的。
土司对于地方的发展和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往往会组织社会力量进行农田开垦、水利建设、开展贸易等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地方的发展和繁荣。
土司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地方社会的精神领袖和经济支柱。
土司制度在明清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
明朝对土司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确立了土司的等级制度，规定了土司的职权和车马军民等级，并通过土司诏书对土司进行了管理和约束。
而在清朝时期，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土司地位更加稳固，土司的级别更加明确，土司的职责和地位也进一步加强，土司的行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土司制度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司制度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边疆地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政治管理方式，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土司制度的存在也对中国的统一和国家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土司的管理和开拓活动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然而，土司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如土司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平衡、地方权力滥用等，这些问题在明清时期时期逐渐凸显，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难题。
2004年12月第14卷 第4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 eography StudiesDec12004Vol114No14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贾霄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使关注土司制度的学人们对近20多年来土司制度的研究概况有所了解,本文分专题予以综述。
一、总论性研究蔡美彪等人编著的《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第九分册“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中,简单地概述了土司与改土归流问题,但并未明确地提出“土司制度”这一概念。
由白寿彝总主编、于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九章第四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但仍然把土司制度纳入西南地区进行研究。
由史仲文、胡晓林主编,毛佩琦、张自成著《中国全史・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则摆脱了“土司制度西南论”的观点,并单独把“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作为一个条目列出,进行研究。
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和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系统地论述了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衰落。
这一时期,也对元明清三代的土司制度分别进行了总体研究。
研究元代的有李干《略论元代土司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和高士荣《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兰大学报》1997年第4期),研究明代的有王桃《明代的土司制度》(《云南日报》1982年4月19日)和龚荫《明代土司三题》(《云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研究清代的有吴永章《清代土司制度》(《云南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第1期)、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贵州民院学报》1991年第4期)和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丛书”虽然为申遗工作做了大量前期学术准备，但它研究的范围与目的绝不仅仅局限于此。
全书建树颇多，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②丛书第一次以系列专著的形式对永顺土司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建筑布局等展开了系统研究，称得上是“永顺土司的百科全书”，并且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内容丰富、勇于创新的”土司文化研究丛书”。
从20世纪40年代第一部研究土司制度的专著——余贻泽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问世后，数十年来已有上百部土司研究的专著出版。
尽管有些专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但毕竞只是一个人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范围以及涉及面相对有限。
“丛书”则是以集团式的研究团队进行的综合研究，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各书之间有着有机联系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无疑为《中国土司制度通史》《中国土司大辞典》等土司制度研究的重大课题启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
③“丛书”的价值，还在于作者始终把通过个案研究来揭示土司制度的本质特征作为研究的宗旨，这是难能可贵的。
“丛书”以永顺老司城为研究区域。
以永顺土司为切入点。
在对永顺土司建立、发展，以及改流的历史进程进行探究的同时，也对土司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阐释，如书中涉及的永顺土司之授职、承袭、朝贡、纳赋、升降、赏罚、征调等诸多方面，作者都是先从土司制度入手，阐明相关制度及其变化、调整，进而结合永顺土司的具体情况做分析。
同时，“丛书”主要探讨对象虽然是永顺土司，但涉及的空间范围却覆盖了整个大西南，并与全国的历史演变历程息息相关，从中折射出数百年来土司制度的兴衰过程。
④土司制度的存在与消亡，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问题，但对于土司问题的研究却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考古学等许多学科。
以往的研究者，由于受学术背景的限制。
大多是进行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丛书”在研究过程中，能够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将永顺土司与国内外相关制度现象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这不仅深化了对土司制度实质的剖析，而且拓展了土司研究的理论视野。
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作者简介】成臻铭（1963－），男，土家族，湖南桑植人，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土司学研究。
【内容提要】我国土司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建立土司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文从土司含义与土司类型出发，初步探讨了土司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主要内容、核心层面以及现代意识，并据此对土司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
土司学的创建，对我国土司、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以及微型社区的现代土司现象的多学科理论交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国外的土司现象与酋邦研究也具有参考作用。
【关键词】土司/土司文化/土司学/研究中图分类号：K03：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0）01－0086－10土司研究在我国历代政府、学者和社会人士的重视下，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
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土司研究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某些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仍然未能有所涉及或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土司现象和现代土司现象的理论研究问题。
本文拟针对此六个理论问题提出创建土司学的设想，并对土司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主要内容、核心层面和现代意识等作一个较为系统的考察，以期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所谓土司（一）土司的含义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值得说明的是，宗族大姓之长、少数民族国王、土官、流亡政权首脑等均非土司，但却是土司的重要来源之一。
土司现象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土著民族居地普遍存在，它虽有“酋邦”之名但有土司之实。
外国学者言说中国土司制度目前，外国学界对中国帝制晚期（13-18 世纪）的研究日渐深入，其中也不乏涉及西南地方社会渐次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统治过程的研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一统”观念作为一套最具强势的诠释话语主导着这方面的研究进程，我们亦可称之为“开化”、“汉化”等。
究其根本，和自先秦以来所崇尚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不无关系。
总得来看，这无非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探究思路，或者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视野模式。
这种“自上而下”的视野必然是探究中央王朝和地方关系的一条线索，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认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裨益不多。
当然，就这一点，历史人类学家就做出了相当多John E. Herman 的《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的贡献。
其中司制度的改革》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笔者对该文略陈管见如下，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全文以雍正帝于1728 年所颁布的“改土归流”诏引出在西南土司与晚清中央政府关系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时人（士大夫）对雍正朝“改土归流”意见不一的尴尬境况，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雍正偏离了自顺治、康熙以来力图通过对边疆土司制度的改革来深化清朝政府的政治影响及文化声望，以求在“开化夷民”的基础之上废除土司制度的“大一统”之路。
但同时作者又认为，雍正的这一举措却是对清初改革西南土司制度意外结果的合理反应。
文章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清朝初期（顺治康熙时期），中央政府为稳固统治对西南土司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作者以土司承袭 制度和土司区官学体制作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土司职 位承袭途径的变迁以及中央利用优势汉文化渗透边疆社会的模式的建构，并以此论证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一长期计划,阻碍西南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诸多政治和文化堡垒。
譬如中央政府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确定土司区父子相传的承袭制度, 只有土司的直系后裔才具有承袭权， 如此一来，就颠覆了以往较 为混乱的继承模式，使得原本有机会承袭的土舍或其他土著精英 失去了这一权利，自然而然地将边疆社会精英阶层内部分化开来。
2002年第5期思想战线THIN KIN G 第 28 卷 SIXIANG ZHANXIAN No15,2002Vol1 28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龚 荫(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1)摘 要:20世纪,在对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可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
但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研究形式的发展,其基本方法仍沿袭了传统的实证法,在分析研究方面做得还不够。
应将土司制度作为“民族政策”来研究;研究方法做到实证法与理论分析法相结合,召开针对具体问题的研讨会;做好资料的汇集整理;成立“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学会”。
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
关键词:回顾20世纪;土司制度研究;提出理论;研究方法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4-0095-06 Ξ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hina’s Chieftain System Studiesduring the20th CenturyG ON G Y in(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S outhwest Institute for Ethnic People,Chengdu,Sichuan,610061,China)Abstract:T wo phases were remarkable consider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hina’s chieftain system studies during the20th century.The first wa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to the1940s and the second, the remaining decades.Though the second phase was considered the time when studies enjoyed well develop2 ment,it was in fact the development in the forms of study while traditional practical approaches still predomi2 nated.Moreover,analytical studies were uncommon.The author holds that,studies on the chieftain s ystem should be put in the context of“ethnic policy studies,”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be com2 bined,workshops aiming to s olve specific problems be held regularly,and materials and documents,be properlymanaged.Furthermor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S ociety for China’s Ethnic Policy Studies in DifferentDynasties.”It is hoped that these efforts will promote the studies of China’s chieftain system.K ey w ords:retrospect of the20th century;the studies of China’s chieftain system;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study approach 20世纪前40余年土司制度研究提出的理论与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甚早,但发展缓慢。
土司制度目录第一篇：土司制度第二篇：关于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第三篇：《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第四篇：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第五篇：明朝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正文第一篇：土司制度中国土司制度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宽泛，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无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一、土司制度简介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
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
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
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
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
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
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
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
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
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时势造学：土司残留时期的中国土司学———1908~195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源成臻铭（吉首大学，湖南吉首416000）摘要：1908-1959年土司残留时期，土司学本体胚胎结构已经形成，多学科介入趋势明显，立足于“东北-西南弧线形”土司文化残留带之上的土司学在该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
这种现代意识对于我们深入发掘中国土司学史以及有效介入民国土司研究具有一定启示的作用。
关键词：土司残留时期；中国土司学；理论与方法；探源；土司带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1－0117-12The Current Situation Makes Study:Chinese TusiScience in the Tusi Residual Times--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about Tusi Research Theory and Methods of 1908-1959CHENG Zhen-mingAbstract ：In Tusi residual times of 1908-1959,the embryo structure of Tusi science had already formed,and the tendencies of the multi-disciplines involvement were obvious.Based on the Tusi cultural residual belt in "the arc of Northeast -Southwest",Tusi science during this period particularly with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had a strong modern consciousness.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canhelp us explore Chinese Tusi science thoroughly and involve in the research on Tus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ffectively.Key words ：Tusi residual times;Chinese Tusi science;theory and method;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Tusi Belt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明代土司政治文化研究》（批准号10BMZ011）、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西南边疆项目”《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课题编号B10007）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化解中心与边缘冲突治国方略的递变及成效考评--以五溪地区地方势力兴衰为例》（06YB8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1-12-11作者简介：成臻铭（1963-），男，土家族，湖南桑植人，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土司学和中国民族史研究。
对于土司学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笔者有过“四阶段说”的概括，并认为1908年至1959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一直重视残留土司问题的调查研究”。
①然而，对该土司残留时期的土司学规定尤其是土司学本体结构及其成因等土司学亟待深入的问题，前人尚无专文涉及。
为全面总结该时期土司学研究成果并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文拟在探讨土司学及其分支的生成与演变、土司学研究对象、土司学研究主题与主要内容、土司学研究的核心层面、土司学与各学科的对接与转换等土司学的本体结构的同时，进而探讨其现代意识及该意识在土司带上面何以形成，以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一、土司学的生成与阶段性演变据目前所知，辛亥革命阶段共发表论文4篇，它们是云生《云南之土司》（《云南》1908年第14期）、安建《贵州土司现况（南龙桥土司）》（《地学杂志》（1911年第2卷第8期）和《云南土司考》（《地学杂志》1912年第3卷第9、10期）、《政界新闻：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大同报（上海）》1911年第25期）。
四篇论文主要指向云贵两省土司的生存现状及其民族史学研究第23卷第1期2012年1月VOL．23NO．1Jan ．2012117历史，显示了土司学的胚胎状态。
北洋军阀统治阶段出版史料考察集1部，即周希武《玉树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周氏之书对玉树25族的土千户、土百户和土百长以及当地的山脉、水道、地形、政治、宗教、风俗、实业、掌故进行了较详细地调查，结论是“玉树凡25族，曰囊谦族，曰拉休族，曰苏尔莽族，曰苏鲁克族，曰格吉上、中、下三族，曰中坝上、中、下三族，曰迭达族，曰称多族，曰固察族，曰蒙古尔津族，曰竹节族。
”其中“囊谦族为玉树25族中之一大族”，有千户一员，其余各他各族均设百户与百长。
[1]《玉树调查记》之成书得益于周氏作为勘界大员周务学的随员处理川甘两省地界纠纷，它无意之中以地方史视野透视了甘肃、青海两地各族系的土司。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初期发表论文、史料共3篇，先后葛赤峰《土司制度之成立及其流弊》（《边事研究》1930年7月第9卷5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容美土司田文如案》（《史料旬刊》1930年第8期）和《云南整欠景海两土目进贡案（乾隆四十年）》（《史料旬刊》1930年第17期），重点研究土司制度与土司事件。
尤其是葛赤峰，在我国首次提出了至今仍在频繁使用的“土司制度”概念。
抗日战争起始阶段发表论文11篇，出版专著、小说各1部。
论文有李拂一《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新亚细亚》1932年第5期）和《车里宣慰司世系考（由棘史译出）》（《民众生活》1933年第35期）、《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苦竹的土司太太》（《独立评论》1933年第42期）、仝上《西康各属旧有土司土职调查》（《开发西北》1934年第2期）、贾忠《绥渌土司官之治革及其现今的生活状况》（《民国日报（南宁）》1935年4月25日）、再生《广西土官田祠堂田村镇公田的佃耕制》（《新中华杂志》1935年第2卷第8期）、鲍锡瓒《清代乾隆时云南省所属土司考》（《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1935年9月第3期）、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5卷第5期）和《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1936年4卷11期）②、童振藻《云南土司考略》（《新亚细亚》1936年6月第11卷第6期）、张览远《云南夷族北胜土司高玉柱女士毕业云南大学代表西夷二十一司来京请愿（照片）》（《汗血周刊》1936年第16期），专著有刘锡蕃《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年）③，小说有文公直《女杰秦良玉演义》（上海环球公司1934年）。
刘锡蕃主要在蛮汉互动史中记录与研究土司，反映其民族史视野；④文氏小说系目前所知最早的土司武侠小说，塑造了秦良玉、周兹、来猎、文氏姐妹等女杰形象，讲述秦良玉传奇经历，“以赫赫战功实现了她为世上女子争取生存和报效国家的宿愿”，⑤旨在唤起全民抗日信念；佘贻泽则对土司制度进行明清断代研究。
抗日战争第一次内移阶段发表11篇论文，即林慰君《记西南土司代表高玉柱女士与云南夷民》（《现代青年》1937年第1期）、寄洪《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访问记》（《妇女生活》1937年第4期）、《夷族土司高玉柱女士演讲述略》（《妇女新生活月刊》1937年第2期）、文阶《德格土司之过去和现在》（《康导月刊》1938年第1卷第1期）、邹国郴《贵州土司沿革考》（《贵州文献季刊》1938年5月创刊号）和《贵州土司沿革考（续）》（《贵州文献季刊》1939年第2、3期合刊）、江应樑《滇西僰夷的社会经济》（《西南边疆》1938年创刊号）和《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昆明《益世报》史学周刊1938年第9、10期）、《西昌土司调查》（《康导月刊》1939年第12期）、《土司之子恒为土司》（《康导月刊》1939年第8期）、范维新《果洛番族土司（访问记）》（《黄埔》1939年第2期）。
其中《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一文从土司制度沿革、土司治下之行政组织、土司及职官、土司之承袭等方面对元明时期至民国二十六年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进行专门研究，[2]将土司研究纳入民族史研究视野。
抗日战争第二次内移阶段发表10篇论文，它们是宓宪成《土司区域的土地问题》（《社会研究》1941年第19期）、《黔滇边境土司筹设公司开发黔西富源》（《边政公论》1941年第3、4期）、宓贤璋《瓦寺土司政治调查》（《西南边疆》1941年9月13期）、许公武《土司制度略考》（《中国边疆》1942年第1卷2期）、陈秉渊《青海土司世系考》（《西北日报》1942年12月20日）和《青海土司世系考（续）》（《西北日报》1943年1月30日）、朱祖明《改土前之天全土司》（《康导月刊》1943年第5卷第9期）、魏光大《德格土司之今昔》（《边疆通讯》1943年第10期）、《土司女公子之盛装》（《永安月刊》1943年第56期）、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上）》（《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
其中，《土司区域的土地问题》一文是针对土司区经济问题的首次研究。
抗日战争第三次内移阶段发表论文12篇，出版专著1部。
论文有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期）和《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下）》（《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陶云逵《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礼聘往还》（《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期）、任映苍《大小凉山之土官制度》（《中国边疆》1944年第3卷第3、4期）、万斯年《记武定土司那氐所藏雍乾间军务案稿》（《图书季刊》1944年第新5卷第1期）、纪孟《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调查研究示范之一）》（《群众周刊》1944年第9卷第1期）、维多《田坝上下土司成臻铭:时势造学：土司残留时期的中国土司学———1908~195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源民族史学研究118与额润土目》（《边疆通讯》1944年第4期）、涤瑕《会见德格女土司》（《康导月刊》1944年第10期）、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图书季刊》1945年新6卷第1、2期）、无畏《德格土司世传译记》（《康导月刊》1945年第6卷第5、6期）、朱祖明《明正土司之过去与现在》（《康导月刊》1945年第6卷第5、6期）、方壮猷《雷波屏山沭川等县土司家谱》（《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5、6期）。
专著有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
这些成果关注的焦点是中国西南边疆土司制度以及川、康、青、滇的土司。
其中，凌纯声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系列论文《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对我国土司的起源、土司的斟别、边缴卫所与土司制度，进行了系统讨论；⑥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一书立足于西南地区土司政治存在的现实，追溯土司产生过程以及清代、民国土司的具体情况，提出改革现行土司制度的具体建议，[3]系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首部专著，构建了立足现实回溯传统的近现代土司志、土司制度史研究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