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构建摘要：伊莱恩·肖瓦尔特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流溢着丰富的女性主义情感。
本文旨在借助《走向女性主义诗学》浅析肖瓦尔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流变与发展。
关键词：伊莱恩·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批评《走向女性主义诗学》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不断深入，“男权”式理论已遭致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强烈排斥，她们越来越认识到理论建构对于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性，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迫在眉睫。
而伊莱恩·肖瓦尔特作为“女性主义文论之母”，于1979年发表的重要论文《走向女性主义诗学》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肖瓦尔特指出，过去习惯的约定俗成的文学批评理论实际是父权制度的根本体现，充分表达了作为男性的体验和感受，而女性则完全被排除在男性理论话语的边缘之外。
男性专制话语规定了男权理论的不可置疑性和对女性创作的忽视，严重束缚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和范畴。
基于此，解构主义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展诗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方式，女性主义诗学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地位，“女性主义运用解构主义策略，吸收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成果，坚持从动态中把握破碎的同一性，坚持性别、阶级、种族文化等因素，以及语言和潜意识心理因素对文本建构女性主体性的作用，对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都提出了挑战”。
[4]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肖瓦尔特看到了旧式文学理论的诸多不足，但并没有给予完全的否定。
针对男性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厌女现象”，肖瓦尔特和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竭力生成基于女性经验的批评理论，颠覆、瓦解男性传统批评标准，建构女性主义诗学。
此外，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肖瓦尔特分析了女性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三者间的内在联系，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互碰撞的结果。
肖瓦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后两者的对立，其“自然指向是改写颠覆相关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结构主义，改换他们的词汇和方法，代之以包含了可变化的性别的话语。
目录【摘要】 ...................................................................................................... - 2 -一、“疯女人”形象呈现 ............................................................................ - 3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 ............................................................................ - 3 -（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 ........................................................ - 3 -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 .................................................. - 5 -三、“疯女人”形象与女性写作的关联.................................................... - 6 -四、结语 ...................................................................................................... - 8 - 参考文献 ...................................................................................................... - 9 -【摘要】伯莎.梅森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性人物，是潜藏在桑菲尔德庄园的一座阁楼上的带有精神病史的一朵罂粟花。
女性主义的概念一前言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女性主义时代”。
在这一时期，关于女性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当这一“文化转向”的支流与翻译相遇时，女性主义翻译便应运而生。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兴的一个翻译理论，它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语境中去考察，唤起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翻译的复杂性，同时也使译论界进一步意识到结构主义立场下的传统译论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在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女性学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开始向各学科领域渗透。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强调和肯定“两性差异”。
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
在翻译研究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步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边缘，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二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世纪。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流派纷呈。
其他相关学科纷纷介入翻译研究，形成了各种翻译流派，诸如语言学、文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哲学等等。
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
女性主义学派对翻译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女性主义与翻译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都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都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都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
基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分析电影中女性“救赎者”形象发布时间：2021-08-13T15:19:47.110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9月上作者：于长安[导读] 女性主义现不仅成为很多电影主题表述的一部分，也成为叙事的一种方式，“诸多女性题材电影中不但需要表现出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女性思想，并且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入探究。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于长安摘要：女性主义现不仅成为很多电影主题表述的一部分，也成为叙事的一种方式，“诸多女性题材电影中不但需要表现出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女性思想，并且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入探究。
”[1]基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笔者选择中外两个案例进行分析，分别为由男性导演申奥导演、大鹏、柳岩主演的《受益人》（2019）和男性导演雷·沃纳尔执导，伊丽莎白·莫斯、奥利弗·杰森-科恩主演的《隐形人》（2020）。
关键词：女性主义；《受益人》；《隐形人》《受益人》、《隐形人》两部影片都是将女性作为叙事主体，深入分析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扮演的"救赎者"这一角色，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受益人》是在女性主义视域下将女主岳淼淼打造成救赎者的形象，最终获得救赎与自由的是其男人吴海，其叙事本质仍然是将女性形象物化，是一种女性赋权掩盖下的男权主义；《隐形人》则是女主塞西莉亚在极端的男权主义的控制下的自我救赎。
一、《受益人》中的女性救赎者“女性主义与电影艺术结合多年，如今已经衍生到一个新的阶段，单纯地进行女性主义表述的电影已非主流，女性主义成为诸多电影塑造形象和叙事表述的一种工具。
”[2]《受益人》塑造岳淼淼这一“救赎者”形象，着力反映并批判社会乱象，带给观众积极的人生思考。
穆尔维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以及女性观众是一个被动被凝视的美丽客体，而男性角色以及男性观众是凝视和驱动电影叙事的主体。
岳淼淼作为网络主播，这一职业形象使其成为被直播受众观看的客体，在极端的男权主义至上的钟镇江身上，我们可知他视装扮妖艳、举止轻浮的淼淼为天天骗男人钱，凭借职业与穿着轻易的将女性进行定型化，是彻头彻尾的极端男权主义的体现。
从佛洛伊德的精神角度分析《简爱》中的伯莎·梅森［摘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简爱》中伯莎?梅森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疯女人，她是隐藏在作品中的巨大密码，通过多这个密码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她与简实际上是同一人格的不同部分，伯莎以简的“本我”面目出现，隐藏在简的背后，通过她的行动，理性世界里的“自我”——简潜意识里要做的事情都由伯莎来完成。
［关键词］佛洛伊德、简爱、伯莎1979年，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库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简爱》中伯莎以一个女性控诉者的形象由阴暗的阁楼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内。
她也被解读成女作家女权主义思想的表现：“疯女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女作家的复本，是作家的自身的焦虑和疯狂、精神上的压迫感和分裂感的投射，女作家既要实现自己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又难以摆脱其过程中的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浪漫主义的女强人而是塑造一位巫婆加恶魔般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
”方平先生曾直截了当的指出；“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她储存的信息是有多层次含义构成的：既有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又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
”伯莎的形象密码中的确隐藏了大量的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信息，在此，我仅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切入，通过对伯莎的再讨论，论证伯莎在作品中的地位。
一在大量的女权主义作品中都把伯莎看成简灵魂的化身或她的另外一个自我。
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伯莎被诠释成了简的灵魂。
“就字面上看，夜间出没于桑菲尔德庄园的幽灵是伯莎?梅森?罗切斯特，然而从寓意和心理学的层面上讲，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就是简灵魂的化身。
弗洛伊德曾经明确的指出；“以症候的形成来解读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以免去病人精神上的痛苦。
”而精神上的疾病是症候的典型表现，所以，以精神病人、疯子面目出现的伯莎就变成了唯乐原则即“本我”的理想代言人。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解读《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罗春芳 广西大学黄莹 广西大学摘 要：《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美国著名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之一。
自出版以来，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主要从哥特式写作风格、象征手法、人物形象以及女性主义等角度探讨这篇小说，而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人格构造理论解读《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从中揭露造成艾米丽从天使沦为杀人凶手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更透彻地理解艾米丽的性格以及小说的主旨，为后来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精神分析法；人格构造；艾米丽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罗春芳（1990-），女，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第二作者黄莹，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110-021、引言《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是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
由于福克纳深受家庭传统和南方风土人情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南方人特有的幽默感，深入刻画黑人与白人的地位和矛盾等敏感问题，描绘出惟妙惟肖的南方人形象。
该小说以内战后美国南方社会变迁为背景, 讲述了贵族后裔艾米丽小姐充满悲剧的一生。
多年来，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主要从哥特式写作风格、象征手法、人物形象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等角度探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极大地加深了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印象。
但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解读艾米丽心理和人格结构的目前还寥寥无几。
因此，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的人格构造理论来探析艾米丽的心路历程，揭示艾米丽从天使变成杀人犯的心理变化以及心理斗争。
2、精神分析法人格构造理论概述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人格被视为从内部控制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这种内部心理机制决定着一个人在一切给定情境中的行为特征或行为模式。
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潘神的迷宫》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摘要：《潘神的迷宫》是由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道格·琼斯，伊万娜·巴克尔诺等主演的魔幻现实主义戏剧电影。
影片以1944年为时代背景，法西斯谋杀游击队战士作为现实世界的故事，旨在批判西班牙内战给西班牙带来的损失和伤害。
影片于2006年10月11日该在西班牙上映，其叙事的主要视角为小女孩的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用小女孩魔幻世界衬托出现实世界中的残酷，故事以悲剧收尾。
此篇文章通过女性主义视角，挖掘影片中战争年代男权社会下的女性主义因素，促使当代和平社会中的女性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以及维持良好的心理生态。
关键词：父权制结构，女性焦虑，团体互助1.父权制结构下西班牙法西斯军区的建立女性主义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下受压迫有四个方面：生产、生育、性以及儿童的社会化。
这四大结构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
英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家米切尔在1966年《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指出：“要改变妇女的状况，需要改变这四个整体，如果只改变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又会进行加强补充，也就是一个方面的改变会让其他方面进行加强抵消，其结果是只改变了剥削的方式。
”[1]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说，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一个阶级，与男性是异化。
影片中，西班牙法西斯军区的结构就是以男权为中心设立的，奥菲丽娅的继父迎接母女的时候，用手轻抚奥菲丽娅母亲隆起的肚皮，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并坚持其坐上轮椅，而对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奥菲丽娅以训诫的语气教导她用“另一只手”来握手。
这是文本中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体现。
父权制结构的军区建立中，军区中成年女性的角色都是佣人、护工以及下属，在剧中都是充当次要以及边缘的作用，而男性在剧中的拍摄角度都是伟岸挺拔的，奥菲丽娅下车看到的场景中：“军人们一字排开，站在树林中，和松树一样挺拔，阳光洒在刀刻般的脸上，旁边是一个个在瑟瑟发抖的女性护工，虽然天气好，但是脸上总是感觉不到生气”。
精神分析中的女性主义从临床心理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增强性的心理治疗形式，它可以加速个人的发展，使他们从生活中的不满意或者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患者与精神分析学家紧密配合，认真关注过往与现在、身与心以及幻想的与实际的个人体验、人际关系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种深层的，能够启动一个人转变过程的解释说明。
而从哲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则不仅是一种身体理论和把握人们精神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人类体验自身和心灵，以及周围世界的方式，“精神分析思想有助于把不同领域的体验联结在一起：过去与现在、清醒与睡眠、思维与情感，人际事件与最隐私的幻想。
"精神分析也提供了一种语言，用以描述精神的结构和灵魂的深度，以及主体、身份、性别、自我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而"当代精神分析文献和当前分析性实践中主要关心的内容—主观性的性质、个人意义和创造力的产生、主体在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中的存在，实际上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心内容。
"因而，当女性主义浪潮带来当代哲学思维的革命时，必须深入到精神分析领域研究“性别差异"，发展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
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已经超越批评弗洛伊德等人“解剖及命运"的阶段，而更多地从学理上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探讨性别差异、女性的主体地位、性别身份，女性的欲望和心理发展、母婴关系等问题，从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中，从现实和理想之间说明女性的心灵体验，以女性为主体阐述“性别差异"话语，从人的自我和道德的动态发展中解释和追求性别平等的目标，探讨女性|人类的心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
一、“双刃剑”效应"性别差异"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论关注的问题。
因而，精神分析理论似乎不分学科地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伊丽格瑞认为，在哲学话语中性别歧视的首要工具是精神分析。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学派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精神分析学传统提出批评，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探索也多半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的。
从精神分析学来说，性别差异主要指男女之间性别身份上的差异，性别身份来源于人们潜意识中对于自我的选择，这一身份定位的过程是自我决定采取男性或者女性生存方式的过程。
由于男女对于性别身份的选择是不断变动的，性别差异也是动态的。
而且，这种状态的出现实际上并非取决于个体的主观选择，而是取决于性别的生存方式，即每一性别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之中。
因而研究性别差异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女性自我和主体形成的过程；研究性、性别和性别身份在这一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研究主体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主体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试图从性与潜意识入手研究性别差异，说明女性自我和主体形成的过程，他以潜意识为场所解释性别差异和性，而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
1990年，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首次提出“俄狄甫斯情结"的概念，用它来解释人的主体和欲望，后来这一概念成为精神分析的基石。
190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又提出“阉割情结"和“阳具嫉妒"两个概念，认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最初都会以为对方拥有阳具，但女孩的阳具却被阉割了，这就导致男孩产生害怕被阉割的恐惧。
然而当许多男孩后来知道女孩原本就没有阳具时，并会对女性产生一种鄙视。
相反，当女孩发现自己的性器官不同于男孩时，便会形成嫉妒心理。
他认为两性都围绕着阉割情结形成性别，而阳具是一种标志，男孩，的“阉割恐惧"，女孩的“阳具嫉妒"，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阳具和孩子的欲望，使儿童拥有了性别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自我和主体。
因而，“阉割情结"在性别、自我和主体形成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强调自己并不感兴趣描述女性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他只是关心女性如何才能成为女人，获得自己主体地位的问题。
然而尽管弗洛伊德对于性别差异提出许多设想，但他自己也承认“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被解答，纵然我研究女性的灵魂，达30年之久，我仍然无法回答，这问题便是：女性究竟想要什么？"的问题，因而，女性的心理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片黑暗的大陆。
拉康承担起重新提炼和解释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理论的任务。
在20世纪70年代，他集中探讨了女性的性问题，其目的在于对任何以性面目出现的确定性、权威性提出质疑。
他从弗洛伊德关于性别差异的理论中觉察出一种内在逻辑，并试图通过现代语言学对它进行阐述。
他的理论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而结构主义旨在揭示对象和关系系统的秩序特征，分析其表现方式和结构，“研究结构的人把现存事实拿来，打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
拉康精神分析的特色是“以结构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语言为工具来解析潜意识"，认为“语言结构是潜意识内在结构的外化"，而“潜意识就是被内在地结构化的一种语言"。
拉康借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解释潜意识功能，从符号学角度阐释菲勒斯的地位，说明女性及其性概念，他认为两性都需要菲勒斯来进入他者的领地，但方式有所不同。
“他者"在这里可以有两种理解-作为由类似语言规则来规定的社会符号系统;作为心理结构，这种社会他者的代表内化在潜意识结构之中。
拉康以菲勒斯置换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解释性别差异，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解释性别差异，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在符号结构中才具有意义，把弗洛伊德对主体与性别形成过程的解释从生理欲求上升到社会文化结构，这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
总起来说，拉康对于性别差异的讨论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他以菲勒斯来置换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来解释性别差异，无疑削弱了弗洛伊德仅仅突出阳具作用的父权制观念；其二，他以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社会的先在结构，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在符号结构中才具有意义，而不是存在于现实关系中的生理欲望，在说明主体和性别形成的过程中便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生理需求上升到社会文化意义的结构；其三，他转变了理解和再现父权制的基础，强调并不是男性导致了女性的被压迫境遇，这一状况是由社会经济和语言结构即他者所导致的；其四，他强调了在父权制体系中，女性在语言和符号中的缺席，或者在潜意识中没有能指的状况是对所在社会和文化的客观反映，女性问题准确地说是构成她的符号表达问题，追根究底，明星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虽然拉抗没有直接批评，这种稍微现实和符号体系，但无疑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伊丽莎白·格罗滋认为：“弗洛伊德的工作可分为两大主题：性和潜意识。
拉康则在这一基础上注入一种符号学的洞察力。
他对于潜意识、性、欲望和身份证明的理解暗示着这些都是生产意义和越轨的场所。
潜意识被建构成‘像一种语言'的东西，因为它由两个具有语言功能的支柱来支撑：比喻|节略和换喻|替换。
性驱动力则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系统及其再现的结果。
这正如我们所欲望的对象并不能让自己感到满足一样，只是因为它们意味着某种东西才拥有价值和意义。
"格罗兹的这一解释不仅概括出了弗洛伊德与拉康理论的差异，也强调了拉康工作的意义，即从文化、社会和语言来说明潜意识和性驱动力，阐释主体和性别差异，这就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敞开了进一步探索的理论空间。
女性主义学者对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大都采取谨慎的态度，有批评也有汲取，例如简·盖洛普看到：“尽管精神分析学很可能与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性压抑中获得解放相联系，它同时又难免成为压制妇女的另一个化身，因为它要求妇女回到适合于她们的位置上去，并为妇女安然地待在那个位置上提供自我调节的方法。
"而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叶·米切尔则明确赞成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三点理由为其辩护：其一，精神分析的本质是理解男女如何把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内在化，弗洛伊德不是在规定女性应该如何，而是在描述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提出的要求，试图说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如何得到内化。
他实际上是一位科学家和观察者，而不是父权制的倡导者。
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性别角色以及它们的社会价值就不能够当作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影响来看待，不能被当成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复制来看待，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果精神分析学是菲勒斯中心的，那么是因为它所感知的人类社会秩序反映了个体人类主体以父权为中心的倾向。
"而“拉康关于弗洛伊德的重读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女性隐藏在历史中，为什么女性是不存在的。
"其二，女性主义不应当谴责菲勒斯中心主义，因为它把主体和性视为社会产物，而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菲勒斯实际上是一个中性概念？两性围绕着它被当作社会产物建构起来。
其三，精神分析学可以提供一种与性别斗争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分析。
作为一种解释模式，精神分析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技术。
米切尔有兴趣用精神分析解释父权制压迫结构如何在文化上得以不断复制的问题，而不想用它来解释性别歧视和不平等问题。
可以说，米切尔的这种立场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本身源于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关系之间复杂的关系。
格罗兹认为，我们可以用“迷人的"一词解释这种关系，精神分析吸引女性的原因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说明，她是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中的社会和精神状况，同时它也会让女性陷入男性规范的陷阱，因而，女性主义者应当能动地颠覆这一理论，利用它的一些方法理解女性是如何在文化中，并且通过文化来造就的。
归根结底，“精神分析对于女性主义的用处依旧是不清楚的，它是一把危险的‘双刃剑'，因为作为一种概念体系，它一方面要对父权制的膨胀负责，另一方面却可以毫不犹豫地与各种厌女症理论体系进行斗争"，正如格罗兹所言，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精神分析工具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因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的优势是有价值的。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正如在精神分析人类学和人类学亲缘关系理论中一样明确地关注到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与基础，即便并非从女性主义视角的探讨也是如此"。
二、驳“解剖即命运”如前所述，精神分析是性别形而上学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俄狄浦斯情结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旨在讨论父母与子女的地位，相信每一性别都与自身的形态相关，女孩由于缺少某种器官—阳具而必须通过两个指标来定义自身的性别和主体：身体的形态和与男性的关系。
此外，弗洛伊德还认为，在性别差异形成过程中父亲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拥有阳具，也是菲勒斯的象征。
尽管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突出了语言和符号意义，强调菲勒斯是两性共同的能指，在面对阉割折磨时，每一性别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主体，但它最终还是恢复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男性特权，因而，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中，女性被否定性地建构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把精神分析学置于厌女症的历史背景中，女性主义者能够策略性地颠覆和|或治理有用的东西，而不陷入到其本身很成问题的本体论、政治学和道德承诺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