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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644 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经，满清入关拉开序幕，到1683 年奉南明正朔的延平王郑克塽降清为止，这一阶段可以认为是满清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本文姑且将这一历史阶段设定为明清鼎革期。
“明清鼎革”在当时的遗民看来，已非 “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更是“天崩地解”式的绝大变局，其不仅仅引起中国内地复明势力与满清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殊死较量，也成为引发东亚国际秩序大震荡的主要契机。
大体而言，汉字文化圈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深受华夷观念的影响，心理上难以认同本来僻处关外一隅所谓“畜类同然”的夷狄之邦入主中原，而尤以朝鲜与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接受了朱子学的日本儒者看来，当时中国大陆“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的现状，是所谓“华变于夷之态也”，a 而同样恪守朱子学传统的朝鲜士人，也哀叹屈事清朝的无奈现实，“终夺此而与彼兮，天理错兮不可详……华何变而为夷兮，海何变而为桑”，b 二者可谓惊人相似。
明清鼎革使得东亚诸国对于昔日的中国从心底不再仰望，而改为平视乃至鄙夷。
既然昔日的中华一变而沦为夷狄，那么，以“汉唐中华文化”之正脉（小中华）相标榜， 以“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各自国家的独立文化与认同，也就成为顺理*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战略研究”（14ZDA078）、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船风说书’译注及研究”（13CZS020）及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科研项目“中国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进”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袁一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江苏 南京，210023）。
a 林恕、林凤冈：《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重印版）卷首序文，题款曰：“延宝二年（1674）甲寅六月八日，弘文学士林叟发题”。
林叟发即指林恕，初名春胜，幕府御用朱子学者林道春（号罗山）之子。
b 南龙翼：《燕行录》之《哀燕都赋》，《燕行录全集》第23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85页。
清代中国漂流民和朝鲜的中国情报收集崔英花【内容提要】17世纪中叶以降，朝鲜被纳入以清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海域秩序，并且在清朝的指导下建立了漂流民救助制度。
救助制度规定，漂流 到朝鲜海域的中国人必须接受朝鲜各级官府的问情调查。
“问情”是朝 鲜政府处理外籍漂流民时最为重视的环节。
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问情”往往会结合口头审问和笔谈两种方式进行。
朝鲜通过中国漂流民获取的中国情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社会、文 化方面的情报；人文、地理方面的情报。
这些情报在增加朝鲜的海外知 识的同时，对其政治和外交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朝鲜中国漂流民情报收集【作者简介】崔英花，文学博士，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在清代，朝鲜的对外往来有限，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很少，直接有外交 关系的国家仅限于中国和日本。
除了常规的外交使臣以外，对漂流民之讯问 是朝鲜了解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
漂流民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消息来源，受 到了朝鲜政府的重视。
目前，漂流研究作为东亚海域交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术界关注，关于东亚各国之间通过漂流实现的各种文化交流以及东亚国家的漂流民 救助制度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然而，有关东亚各国围绕商船和漂流民!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韩国汉文坊刻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 编号：19YJC870004)的阶段性成果。
-118 -清代中国漂流民和朝鲜的中国情报收集进行情报活动的研究还较少见，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情报 工作，①对涉及朝鲜的研究少之又少。
②因此，本文就朝鲜王朝围绕清代中国漂流民进行的一系列的情报收集活动进行梳理与分析，即通过《备边司 誊录》《朝鲜王朝实录》等朝鲜官方史料和其他相关文献，分析朝鲜对中国 漂流民的管理、获取情报的方式、获取情报的内容，以及这些情报对朝鲜国 家决策产生的影响等，以期揭示清代朝鲜通过漂流渠道获取中国情报的。
一朝鲜对中国漂流民的管理和情报收集活动在古代，东亚海域海难事故频繁，周边国家的海难船只和人员时常漂流 至朝鲜海域。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王桂东;达力扎布
【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4
【摘要】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
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
【总页数】4页(P60-63)
【作者】王桂东;达力扎布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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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藩之乱期间琉球王国的外交抉择——以《华夷变态》的记载为中心 [J], 陈波
2.三藩之乱期间琉球王国的外交抉择——以《华夷变态》的记载为中心 [J], 陈波;
3.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J], 陈波
4.“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J], 周望森
5.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盐课岁入辨析 [J],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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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对朝鲜“蠲弊”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为中心李善洪【摘要】朝鲜进献贡物和清敕使问题是清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朝对此两项实行“蠲弊”,反映出各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目的和效果各有差异,因此“蠲弊”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国关系顺和这一点上.【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16)002【总页数】6页(P46-51)【关键词】《同文汇考》;清朝;朝鲜;蠲弊【作者】李善洪【作者单位】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吉林13203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9在集朝鲜与清外交文书之大成的《同文汇考》中，对1881年之前的两国间往来文书进行了分类整理。
在“蠲弊”类中，关乎两国朝贡关系重要内容的贡物和清敕使方面的文书占有绝对比重。
通过对这些文书加以研究，可以管窥当时清朝对朝鲜政策的来龙去脉，并能够从中探求不同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
一、岁币“蠲弊”天聪元年(1627)“丁卯之役”后，朝鲜开始向清进献贡物。
朝鲜虽然被迫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盟，但之后的朝鲜无论是在人口遣返问题上，还是在边市贸易方面，并未切实履行盟约的规定。
特别是朝鲜持续与明朝军事上的合作，更令后金不满。
［1］8-9因此，崇德元年(1636)“丙子之役”后，清对朝鲜的岁币数额做了大幅提高(参见表1)。
而经历两次战争破败的朝鲜，认为“虽尽一国之力，难可措办”① 参见《朝鲜仁祖实录》卷35，15年11月壬申，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
，因而奏请减少贡额。
此时的朝鲜已经奉清为正朔，清朝出兵朝鲜的初衷，也即断绝其与明朝的关系，并从朝鲜获得人口和物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清朝所面对的强敌仍然是实力尚存的明朝，因此对朝鲜采取了恩威并济的策略，免除了当年和次年的岁币，允从崇德四年开始入贡。
［2］这是清第一次蠲免朝鲜的岁币。
所谓“蠲弊”，实质上是清廷对朝鲜“字小”的一种表现，与其相应的则是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之诚。
14-15世纪明朝与朝鲜倭患的联动效应
林炫羽
【期刊名称】《外国问题研究》
【年(卷),期】2022()2
【摘要】14—15世纪明朝与朝鲜的倭患呈现此消彼长的联动效应。
高丽一方暗杀倭寇首领藤经光失败,导致倭寇大规模报复,于是1375年起朝鲜半岛的倭患突然严重,而明朝的倭患相应地减轻。
1380年代以后,高丽强化海防和大胜倭寇迫使倭寇撤离朝鲜半岛,转而袭击防备较弱的明朝沿海地区。
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实行招抚倭寇政策,使倭寇在劫掠明朝后前往朝鲜半岛,转身为合法的交易者。
朝鲜半岛的倭患由此减轻,而其代价是明朝的倭患趋于严重。
朝贡体制下中朝政治军事合作机制的匮乏是造成明朝与朝鲜倭患此消彼长的深层原因。
【总页数】10页(P4-12)
【作者】林炫羽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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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夷制夷"与"以倭攻胡"--
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与朝鲜对女真政策的比较研究4.试论"壬辰倭乱"中明朝与朝鲜对日本"封贡"问题的交涉5.壬辰倭乱时期移居明朝的朝鲜流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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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lacement of Ming by Q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oson Korea's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作者： 张弛[1,2]
作者机构： [1]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上海201701;[2]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201701
出版物刊名： 中州学刊
页码： 124-130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10期
主题词： 朝鲜王朝;北伐;北学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尽管身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朝鲜王朝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暗怀"反清复明"的思想,甚至策划"北伐".不过,随着入关后清朝统治的稳固、国力的上升以及政策的调整,再加之朝鲜国内"祛文务质"之风的兴起,朝鲜王朝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从抗拒走向认可,虽然对明朝的怀念还在朝鲜国内以一种私下和非公开的形式在进行,但是诸如"胡无百年之运"之类的声音逐渐销声匿迹.朝鲜的精英阶层开始正视清朝的繁盛和强大,认可其对中华正统的接续,并出现了"北学"清朝的声音.朝鲜对清观念的这一转变历时一百余年,它不仅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改善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且引领了其他周边国家对清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17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政坛的“奉清”“崇明”之辨——以
1667年南明漂流民事件为中心
黄普基
【期刊名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58)003
【摘要】朝鲜显宗八年(1667)五月二十五日一艘中国船漂到朝鲜济州岛,该船首领自称永历皇帝所派“大明福建省官商”.据朝鲜政府调查,其实他们是郑经手下的台湾人,船舶还搭载红衣炮两口.围绕该事件,国王显宗多次主持开会讨论,大臣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朝廷慑于清朝威力,将这些漂流民押送至北京.中国漂流民事件轰动当年朝鲜朝野,直至后世的士人仍议论纷纷.对朝鲜政坛而言,该事件涉及的不只是简单的漂流民送还问题,而是明清易代围绕“奉清”“崇明”展开的外交之争,也是为明朝的“义理”展开的思想争论,更是为党派利益展开的政治斗争.
【总页数】8页(P76-83)
【作者】黄普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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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朝鲜朝贡使节的异国情报搜集九州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沈玉慧前言明清时期由于交通往来不便，除了私人的商业贸易外，东亚各国间的往来称不上频繁。
官方且为定期的往来方式应属朝贡。
众所周知，朝贡体制是一以中国为中心，朝贡国接受中国册封并前往中国献纳贡物的外交体制。
在朝贡体制之下，各朝贡国多于规定的贡期，依规定之贡路前往北京，参与朝贡体制下的各项朝贡仪礼，并与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项交流。
然前往中国的各朝贡国，亦有可能遇其他的朝贡国。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下，于异地遇见异国使节的机会，实属不易。
此外，除了朝贡以外，由于清朝另藉由互市体制与他国进行贸易活动[岩井茂树2007]。
因此，前往清朝之国家除了朝贡国外，尚有荷兰、英国等西洋各国。
因此，对于朝贡使节而言，朝贡除了是与中国进行各项往来交流外，也是与其他朝贡国和互市国进行交流往来，收集情报的难得机会。
换言之，明清时期前往中国可说是各朝贡和互市国间交流往来、搜取情报的途径之一。
清朝的朝贡和互市国中朝鲜于崇德元（1636）年即向清朝进贡，一年四贡。
至崇祯十七（1644）年五月清朝底定北京后，朝鲜使节使即前往北京进贡，并将四贡合并为一年一贡。
除了定期的朝贡外，另有谢恩、进香、告讣、请封等非定期之进贡。
因此，有清一代，朝鲜的朝贡次数高达六百余次。
以朝贡的频率和次数而言，朝鲜可说是清朝最为稳定的朝贡国。
然朝鲜王朝后期除日本和中国外，并无直接遣使往来之国家,其对外往来之企图显得消极。
但前近代之东亚适逢琉球为萨摩藩所入侵、明清交替、江户幕府建立等变局,朝鲜身处其间势必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影响。
因此，朝鲜藉由各种途径搜集情报，以协助其对外政策的制定，朝贡便是其中之一。
明代初期，朝鲜使节的任务之一便是搜集情报[伍跃2007]，并且于万历年间的壬辰、丁酉倭乱前后，朝鲜即曾要求同在北京的琉球使节提供日本之相关情报[沈玉慧2007]。
此外，于朝鲜之朝贡记录『燕行录』和朝鲜文集中，亦有不少异国之相关记录，以及朝鲜使节与异国使节往来交流的内容。
明清鼎革期间清朝与朝鲜之间朝贡外交的实态——以《燕行
录》为中心的考察
陈波
【期刊名称】《《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年(卷),期】2017(0)2
【摘要】明清鼎革期(1644-1683)是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内部“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也引发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大震荡.通过考察此期间朝鲜使行人员所撰的三十五部“燕行录”,可以看出朝鲜外交工作的重心集中于搜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因应华夷秩序的可能变局,从而最大程度维护地缘安全.但朝鲜士人对清朝毫无认同感,皆以燕都之行为畏途,视清人几如禽兽,公务之外毫无私人情谊,这反映出当时朝鲜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勉力维系但徒存形骸的实态.
【总页数】16页(P302-317)
【作者】陈波
【作者单位】[1]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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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朝鲜人眼中的俄罗斯人r——以《燕行录》为考察中心 [J], 潘晓伟
2.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J], 王元周
3.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J], 谷小溪
4.明清鼎革期间清朝与朝鲜之间朝贡外交的实态——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J], 陈波
5.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J], 徐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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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刁书仁2012-01-31 10:20:48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摘要：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
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
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朝/索征/朝鲜“别贡”作者简介：刁书仁（1954—），男，吉林怀德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洪武初年，明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后，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往来。
朝鲜谨守事大之礼，每逢明朝节庆日，皆遣使奉表朝贺，贡献方物。
朝鲜向明朝所贡的方物，分为“常贡”与“别贡”。
“常贡”，通常每年正旦、万寿节、千秋节、冬至四次。
而“别贡”，为临时性的，进贡时间与所贡物品不固定，完全取决于明室需要或皇帝本人嗜好等。
明前期，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
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中朝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是沿袭元朝的旧习。
元朝时曾向高丽不时索征处女。
《高丽史》中有许多元向高丽索征处女的记载。
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高丽遣“上将军车信押处女十七人献于元”[1]卷30,《忠烈王世家》。
大德四年（1300）五月，高丽遣上将军高世如元献处女。
七月，高丽国王“诣阙献童女二”[1]卷31,《忠烈王世家》，等等。
元朝索要高丽处女者，有皇帝、太后、诸王、高官等。
至大元年（1308），元遣宦官以太后命选童女[1]卷31,《忠烈王世家》。
大德五年，安西王阿难答“求童女”[1]卷32,《忠烈王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