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对明朝的_宗系之辨_及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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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外关系的表现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对外交往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以下是明朝对外关系的表现:
一、海上贸易:明朝前期通过航海家郑和的七次西洋航海,开创了中国海上贸易的新时代,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加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逐渐丧失了海上贸易的主导地位,但是对外贸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亚关系:明朝对中亚地区的关系比较复杂。
早期,明朝与明旧地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如蒙古、朝鲜、越南等)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与中亚地区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
但是随着明朝国力的衰落,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外政策也逐渐转向防御为主。
三、朝鲜关系: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
明代初期,朝鲜与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朝鲜向明朝称臣。
后来,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平衡的关系,两国之间进行了不少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四、日本关系:明朝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明朝对日本进行了多次海战,尤其是明朝中期,日本崛起,对朝鲜进行侵略,明朝为了保护朝鲜进行了多次抗战。
明朝还对日本实行了海禁政策,限制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和交流。
总的来说,明朝对外关系表现出了复杂的特点,早期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随着国力的衰退,对外政策逐渐转向防御为主,对外关系也逐渐受到了限制。
第五讲朝鲜的政治与社会1.两班官僚国家的确立1-1.朝鲜王朝的建立与王权的强化李成桂是在新兴士大夫的支持下,利用高丽末期的田制改革和崇儒排佛等运动,掌握了实权,并树立了自己的思想基础,最终于1392年7月取代高丽王氏而开创了朝鲜王朝。
李成桂即位之后,在7月28日向全国颁布教书,说明即位经纬,而且声明为了保持政治和社会安定,仍用前朝高丽国号、仪章和法治,所谓“仪章法制,一依前朝故事”,同时提出要改革弊政。
其实在此之前,李成桂已经于7月18日派遣知密直司事赵胖出使明朝,8月29日又派密直使赵琳出使明朝,以争取明朝的承认。
10月22日和11月27日赵胖和赵琳分别向明朝廷报告了高丽国内的情况。
赵琳归国时,明礼部询问国号如何更定。
于是李成桂急忙召集百官齐集都堂商议确定新国号,提出了“朝鲜”和“和宁”1两个国号。
于是派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使明,请明太祖皇帝于这两个国号中选一个颁赐,明太祖选“朝鲜”为号。
太祖2年(1393)2月15日奏闻使韩尚质回国,于是李成桂颁布教书,改国号为“朝鲜”。
但是在朝鲜建立初期与明朝的关系并不顺利,2明朝给朝鲜国王的金印和诰命迟迟不发,导致李成桂在一段时期内不能使用王号,只能用“高丽权知国事”的名义。
1392年7月18日即派遣为了摆脱高丽王氏和权门世族的影响,同时也受风水地理说的影响,李成桂还决定迁都。
8月13日李成桂在都评议使司下令迁都汉阳,但是没有成功。
太祖2年正月李成桂想迁都公州鸡笼山,亲自到鸡笼山考察地理形势,确定新都位置。
但是到12月,京畿左右道都观察使河崘谏言,公州太靠南,离东北方面太远,而且鸡笼山风水不好,李成桂让郑道传、南在讨论此事,新都建筑工事因此中止。
这时又选定了母岳,太祖3年8月太祖也亲自率大臣前往考察,最后也因有人说风水不好而作罢。
最后确定迁都原高丽南京(汉阳)。
太祖3年(1394)9月1日设置新都宫阙造成都监,派权仲和、郑道传、沈德符等到汉阳负责督筑新都。
【明朝历史】明朝历史:朝鲜窃取中国东北土地明朝时候,中国与朝边境大幅度内缩,朱元璋时,强烈要求以铁岭为界,结果朝鲜仍奉北元为宗主国,直到朱元璋死后,李城桂朝鲜才正式朝贡明朝。
明朝与朝鲜的边界主体和今天的无异,只是图们江南岸的建州左卫当时还是明朝的领土。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把高丽末代王恭让王撵下台,夺取了高丽政权,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权?李氏王朝。
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与明政权的关系,在朝中交往关系中固然极为重要,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朝鲜外交关系史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其中,朝鲜太宗王、世宗王、世祖王在位时期,奉行积极的北拓政策,而朝鲜扩张的半岛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正是女真人世代居住之所,故朝鲜与作为明朝境内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关系。
这是彼时期朝鲜与明朝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李朝建立之初,太祖李成桂奉行“事大”外交,奉明朝为“正朔”,向大明称臣纳贡,表示:“谨当始终如一,益殚事上之诚,亿万斯年,恒贡祝厘之恳”,李成桂甚至“请更国号”为“朝鲜”;但是在领土方面,李成桂却延续了高丽王朝的北扩政策,乘明初统治不稳定,无暇顾及女真地区之机,加大了对女真诸族的绥抚工作,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一带女真地区极力拓展领土,逼迫该地区的女真人臣服于朝鲜。
李朝初期对女真人的政策,继承了王氏高丽的传统,既有武力镇压征服手段,又有授予官职招安怀柔之策,于是原元代合兰府(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南五里)等辖区的部分女真人相继归附李氏王朝。
《李朝实录》记载:自上(李成桂)即位,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满,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从征伐。
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等是也。
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
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仪之教。
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且耻役于酋长,皆愿为国民。
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置镇,以治民事,以练士卒,且建学校以训经书。
朝鲜战争严重削弱了明朝辽东部队的势力,导致努尔哈赤的崛起?图注:万历朝鲜战争作战形势示意图十六世纪末,在东北亚地区的火药桶—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足以影响日后东亚格局的战争。
这场战争,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の役)。
结果是日本退出朝鲜半岛,明朝维护了东亚政治秩序。
但是这场战争使得辽东精锐损失殆尽,深深的减弱了明代后期辽东的边防力量。
这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图注:大明与后金政权对峙的形势在这场援朝抗倭战争中,明朝政府尽管出动了辽、蓟、大、保、宣五镇和南方的兵力,但其辽东兵力在此次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口是极为重要的资源,无论是开垦耕田还是军事作战,都必须需要人的参与。
两国交战中双方兵力的多少是谁强谁弱最明显的显示,是战斗力最直接的显示。
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孳上奏言道:“倭寇猖獗,万分可虞。
一查臣属辽界,沿海路约七百余里,而防海兵不满三千,倭奴何止数万?不但强弱不敌,即众寡亦不抵矣。
乞敕当事臣工同心动力、分猷共念,不俟渡江,务期剿灭。
”图注:明末辽东地区管辖范围人口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战斗力强弱和战争的胜败,辽东的大量军民参与此次战争,奔赴朝鲜战场。
图注:大明天启年间,辽东地区形势示意图明朝政府在接到朝鲜的求援之后,迅速作出了应对,首先调动的便是辽东军民。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时,“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
而后在六月十五日之期,依旧为辽东军队出征,在广宁游击史儒、督战参将戴朝弁的带领下率先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内,“适广宁游击史儒、督战参将戴朝弁领兵一千渡江”,“先锋游击史儒所率军一千二十九名,马一千九十三匹”,“广宁游击王守关、原任参将郭梦征等领兵五百六名,马七百七十九匹,本月十七日越江。
副总兵祖承训领军一千三百十九名,马一千五百二十九匹”。
七月正值雨季时期,道路不便,此时辽东总兵杨绍勋麾下千总率家丁五百名到达汤站,这时所有将领麾下官兵达到三千三百多人。
95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猝死,既未留下子嗣又无同父兄弟。
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原则,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联合皇太后、宦官等势力,以武宗“遗诏”宣布新君人选为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遣官迎取入京,嗣皇帝位,是为世宗。
世宗继位后,杨廷和等议尊孝宗为“皇考”,以新君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
世宗不从,借助观政进士张璁等人意见,上本生父母帝、太后尊号,并在“左顺门事件”中逮捕拷讯一批反对派朝臣,其后编成《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世宗追尊祖母为“太皇太后”,生父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生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奉天殿受百官称贺,遣使颁诏天下。
1“大礼议”风波安定后,世宗“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2对祭礼进行多方面改革,最终追封生父庙号为睿宗,并在明堂大礼中尊上帝为“皇天上帝”,以睿宗配享。
嘉靖二十年(1541年),太庙失火被毁,世宗借重建太庙之机,将黄修志提 要: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
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
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
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
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
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关键词:大礼议;朝鲜王朝;士林;王权;礼讼DOI : 10.16758/ki.1004-9371.2018.02.012【东亚历史文化】睿宗正式祔庙,又通过将孝烈皇后祔庙,祧出仁宗,使睿宗成为不祧之宗。
“大礼议”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历史演进,还直接改变了明代国家祭祀体系,激起当时和后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不断争论,对明朝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7世纪的朝鲜宗教及对外关系以《哈梅尔游记》为中心17世纪,朝鲜王朝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宗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外关系也是政治上的焦点。
《哈梅尔游记》是一本记述了17世纪中期欧洲人到朝鲜旅行的记录,它为研究朝鲜王朝的宗教和对外关系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本文将以《哈梅尔游记》为中心,探讨17世纪朝鲜的宗教及对外关系,同时举出5个例子证明。
首先是朝鲜的宗教,17世纪的朝鲜主要信奉儒教和佛教,儒教是国教,佛教则流行于平民百姓之间。
在王朝官员中,儒教是最主要的信仰,而佛教则是民间信仰。
在《哈梅尔游记》中,哈梅尔在朝鲜旅行时,发现了朝鲜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活动。
比如,在庆尚道,哈梅尔看到了一座名为“崇龙寺”的佛教寺庙,他在书中写道:“我参观了这座寺庙,它极为宏伟,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
”这个例子表明在17世纪的朝鲜,佛教在民间流行,佛教寺庙也很普遍。
其次是朝鲜的对外关系。
由于朝鲜王朝坚持的是封闭政策,因此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相当有限。
然而,17世纪的朝鲜还是有了一些外交往来。
其中就包括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往来。
在《哈梅尔游记》中,哈梅尔回忆说,他在仁川港见到了一艘荷兰商船,这表明荷兰与朝鲜之间确实有过贸易关系。
这个例子表明朝鲜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它仍然有着一些与外界的联系。
第三是朝鲜的外交政策。
在17世纪,朝鲜一直致力于维护与明朝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将其视为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因此,朝鲜国王会定期向明朝皇帝朝贺,并派遣使臣前往明朝进贡。
在《哈梅尔游记》中,哈梅尔提到了一次朝贺的场面,他写道:“我看到了一群骑着白马的穿着华丽的人们沿街走过,很快,一个国王的仪仗队出现了!”这个例子表明朝鲜王朝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与明朝的关系上。
第四是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17世纪,朝鲜与日本之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在这个时期,日本试图通过对朝鲜的侵略进一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
因此,朝鲜国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明朝与日本的战争]明清战争时明朝都接受过哪些外国支援?日本竟也在其中明朝末年,满清在东北异军突起,成为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势力。
为此,明清两国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
最终,满清彻底打败了明朝,并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在明清战争进行期间,明朝曾得到了一些外援帮助,这些外援都是谁呢?首先支援明朝的就是大明的藩属国朝鲜王朝。
这个其实很容易能猜到,因为朝鲜跟明朝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早在明朝万历皇帝前期,日本曾妄图入侵朝鲜,结果明朝出动大军赶跑了日本侵略者。
所以朝鲜对明朝除了宗藩关系外,还带有一份感激之情。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后金(即后来的满清)爆发了“萨尔浒之战”。
此战中,朝鲜出动了1.3万人的部队协同明军作战,用实际行动帮助了明朝。
之后,朝鲜还多次出兵牵制后金在辽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直到后来被彻底打败后,这种军事支援行动才告终止。
第二个帮助明朝的是位于东北的海西女真中叶赫部。
海西女真共分四大部落,其中以叶赫的实力最强。
从理论上说,东北女真各部都隶属于明朝,但到了明末时期,明朝对女真各部已没有什么实际控制力了,比如满清就源自于东北的建州女真。
“萨尔浒之战”中,叶赫部也派出了1万人支援明军作战。
叶赫部选择帮助明朝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后金实力已非常强大,如果不联合明朝将其消灭,那么叶赫必将成为后金的“猎物”。
不过,随着“萨尔浒之战”明军的惨败,叶赫还是逃不了被吞并的命运。
明朝的第三个外援可能会让很多人想不到,那就是蒙古,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蒙古察哈尔部。
当时蒙古已分裂成了很多个部落,但察哈尔部是最著名的部落,它的首领林丹汗是成吉思汗嫡系后裔,也是名正言顺的蒙古帝国第35任大汗。
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但却时刻面临旁边后金的威胁。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蒙古察哈尔部和明朝成为了盟友。
林丹汗借此机会从明朝那边要到了大量“好处费”,但在抗击后金的战斗中却没出过多少力,算是性价比很差的外援。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朝贡体系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明代中朝亲密宗藩关系下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在“怀柔远人”及“厚往薄来”的幌子下,灵活使用朝贡来追求帝国安全性,而建立朝贡体系的重点在于加强军事防御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朝鲜王朝“慕华”和“以小事大”的忠诚朝贡背后是为确保政权正统性和保证国家安全而对朝贡体系加以利用的政治需要。
标签:明代朝贡体系朝鲜王朝利益分析一、引言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明代(1368—1644年)与朝鲜王朝(1392—1644年)间的朝贡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无论在政治、文化交流中,还是使行往来的频率和次数上都具有历史上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新特征。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在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派往明朝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明朝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
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我们也容易想当然的认为明王朝是为了吸引“万国来朝”,从而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而朝鲜王朝是被中华王朝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所感召以及为了寻求经济利益而自愿朝贡,事实果真如此吗?朝贡体系固然有权威、礼仪、秩序、贸易和军事防御等诸多功能,然而诸功能在朝贡体系肇建、维系中的地位并非等同,各王朝在建立和维系朝贡体系的重点和本质利益需求也存在差异。
潮去岸显,水落石出,只有透过表面看本质才能更深入理解朝贡体系内部和复杂运作和朝贡关系下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演变。
二、明王朝与朝鲜建立朝贡关系的安全性动机分析在明王朝的朝贡体系中,明太祖最先开始关注的是中国东北边疆的朝鲜,并在《皇明祖训》中把它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
这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常常被认为是明王朝欲与朝鲜建立睦邻友好朝贡关系的最佳例证,也被认为是此后朝鲜王朝对明王朝“事大以诚”的渊源,朝鲜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典型模范朝贡国。
在朝明遗民与朝鲜尊明贬清摘要:朝鲜在明清时期一直被视为最为恭敬的藩属国,在政治上对明清两朝皆持臣服态度,然而在文化心态上却一直尊明贬清。
在明亡之后,朝鲜依然以明为中华正统,而以清为夷狄,尊明贬清的态度表现在朝鲜社会的诸多方面。
与此同时,在明清易代之际,有大量明遗民进入朝鲜,他们追怀故国的思明活动与朝鲜自身的坚持春秋义理、尊明贬清的思潮产生互动,最终与朝鲜的尊明贬清融为一体。
而另一方面,明遗民特有的“皇朝人”身份使得不忘明恩的朝鲜在政治、经济上对其加以照顾,给了朝鲜尊明贬清思想付诸行动的机会。
明遗民在朝鲜的持久存在和思明活动对朝鲜的尊明贬清思潮起到了延续和丰富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易代;明遗民;朝鲜;尊明贬清中图分类号:K31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2-0102-04(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358)明朝建立后不久,李朝建积极向明朝靠拢,在有明一代与明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明王朝曾在万历时期朝鲜面临覆国危机时施以援手,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对大明王朝始终保持尊崇之感。
明清之际的剧变,对朝鲜产生了极大冲击,虽然不得不臣服于清,然在心理上难免有排斥、贬抑之情,尊明贬清思潮盛行不衰。
明清之际,大量明遗民进入朝鲜,他们进行一系列思明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朝鲜的尊明贬清产生互动。
对此问题进行探究,既有助于深入探讨朝鲜尊明贬清的原因,也有利于推进域外明遗民对海外影响的研究。
一、明东去朝鲜遗民的概况(一)东征将士及其后裔。
万历援朝抗日,先后出兵23万人,历时七年战争方告结束。
虽然东征的大多数将士都撤回了明朝,但还有一部分将士因为伤病等原因而留在了朝鲜。
此外,在明清之际,一部分东征将士的后代在国破家亡之际为了保持气节而东至朝鲜,他们共同构成了朝鲜明遗民中东征将士及后裔群体。
留在朝鲜的东征将士主要有“施文用、徐鹤、千万里、张海滨、片碣颂、秋水镜、扈浚、杜师忠、贾维钢、张龙、董大昌、董昌顺、彭友德”[1](P198-190)等。
李氏朝鲜的国际关系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一个强大的王朝,历时427年(1392-1910年)。
在这个时期内,李氏朝鲜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而其国际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1. 与明朝的关系作为朝鲜半岛的邻国,明朝与李氏朝鲜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朝时期,由于在出兵高丽期间投降明朝的朝鲜将领李成桂得到明朝大力支持和帮助,最终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朝时期,李氏朝鲜与明朝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
明朝向朝鲜输出了大量的纺织品、冶金产品、饰品等物品,而朝鲜则向明朝输出了丝绸、枣等商品。
此外,两国也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在朝鲜王室的支持下,本朝学者到明朝勤学院学习,而明朝文人也常来朝鲜游历、研究、著书立说。
虽然两国关系深厚,但在明朝崇祯时期,李氏朝鲜曾与满清联合,共同向明朝开战,导致了两国长时间的军事对峙和战争。
2. 与日本的关系李氏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始于1592年。
当时,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发动了所谓“文禄之役”,企图入侵朝鲜半岛,但最终失败。
此役后,两国的关系一度恶化。
17世纪中期,朝鲜开始对外封闭,以拒绝来自外部的入侵和干涉。
此后,朝鲜对待日本的政策一直是“放逐侨民,不通商贸”。
19世纪中期,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其帝国主义政策的推行,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也逐渐明显。
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要求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特殊权益。
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后来日本再以旅顺战役的胜利为由,迫使李氏朝鲜于1910年被其正式吞并。
3. 与清朝的关系在李氏朝鲜的历史上,与清朝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清朝的眼中,朝鲜是其一个重要的附属国家。
在18世纪,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清朝开始意识到朝鲜对其边疆安全的重要性。
于是,清朝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和干涉,对朝鲜的朝贡和贸易也有了更多的限制。
此外,清朝还要求朝鲜禁止任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外交活动。
145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14世纪中晚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上先后建立起明朝与朝鲜王朝。
两国之间的封贡关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16世纪时迎来新的发展局面,并为“壬辰倭乱”(1592—1598年)时双方得以顺利建立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奠定了基础。
两国间的封贡关系如何在16世纪的和平年代里得以深入发展呢?这与双方间频繁的政治互动,尤其与朝鲜采取合适的外交举动紧密相关。
而朝鲜做到及时获悉明廷的政治动向并采取合适的外交举动离不开情报搜集活动。
在16世纪前,朝鲜已经通过外交活动、军事秘密活动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对明情报搜集体系。
1同时两国的边疆地区——辽东与平安道地区也在情报传递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从15世纪晚期开始,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在明朝形成,信息流通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所谓的“朝报”(也称“邸报”“通报”)在明朝士绅丁晨楠提 要: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这个“舞台”还可以经由封贡关系扩展到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
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媒介,在两国间构筑出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
明朝自身的信息生产、传播能力和方式,是这个机制的物质基础。
朝鲜君臣通过阅读这些文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明朝政治动向,并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强化本国在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的地位。
此外,朝鲜使臣还能主动利用这些文书来影响本国政治,表达政治理想。
关键词:信息流通;情报搜集;朝鲜使臣;朝鲜王朝;明鲜关系 DOI : 10.16758/ki.1004-9371.2021.01.013*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项目“韩国所藏明清时期中国朝报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2019M661393)的阶段性成果。
1李圭哲:《조선초기 대외정보의 수집활동과 보고경로》,《군사》第65號,2007年。
2牟邵义:《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信息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桂东:《明代中朝边疆地带的文书传递与情报获取》,《西北民族论丛》,2018年第2期;王桂东:《前沿与枢纽:明代中朝交涉与两国边疆地带》,《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5期。
大长今背后的历史朝鲜王朝士权与王权之争中宗上位史帝制时期,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王与士共天下,然而理想始终是理想。
翻看中外历史,基本上就是王权与士权斗争的历史。
荀子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而舟要远航,没有橹是不行的。
而士就是橹。
没有橹舟就无法航行,或者航行也无秩序。
宋明两朝就可以说是亡于这种无秩序。
然而中国的王朝,橹是无法覆舟的。
至少唐以后,士权无法颠覆皇权。
而外国的王朝橹则是可以覆舟的。
远的不谈,就谈这中国旁边的朝鲜。
这个王国学中国。
可以说好的坏的都学了。
太监和科举一样不拉都有样学样了。
现在有人说明朝看韩国,似乎朝鲜王朝只是简单的复制了明朝而已。
其实不然,朝鲜和明朝比,少了一样不好的。
那就是宦官专制。
这韩国太监可是墙内不臭墙外臭。
元朝有位高丽宦官朴不花,可以说是权倾蒙元。
然而吊诡的是整部韩国史,没有一个权倾朝野的宦官。
当然少了这样不好的,也多了样不好的。
那就是朝鲜一直是贵族专制。
这中国王朝的一般规律,往往都是一开始是信任宗亲,但是宗亲最有篡位的合法性。
最终不到一两代就会酿成藩王叛乱之祸。
所以宗亲最先被踢出局。
接着就是外戚上台,然而篡西汉之王莽,篡东汉之曹丕。
都是外戚。
藩王篡权,成功了无非是靖难,反正。
帝国的统续并未变化。
外戚篡权,那是直接改朝换代呀。
最后算来算去还是没根的宦官用着最放心。
所以中国的王朝到最后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宦官专政。
而朝鲜国家毕竟那么小,经不起折腾。
而且宗主国对藩属国可不光是要点贡品那么简单。
尤其对朝鲜,天朝的关注尤其多。
一般而言,朝鲜王朝内部发生个靖难,反正。
天朝就会表示严重关切。
当然只是关切而言,不会直接干涉。
但是藩属国如果发生改朝换代。
中原王朝一定会关注的。
越南比较作,经常改朝换代,和中国打过好几仗。
韩国胆子小。
正儿八经的改朝换代就两次。
五代时期高丽代新罗。
这大宋和高丽隔着一个大辽。
大辽懒得管,大宋没能力管。
而元末明初的时候,虽然高丽对大明很不恭敬。
高艳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摘要: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
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
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
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
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关键词:明朝;朝鲜王朝;宗系奏辨作者简介:高艳林,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41-07收稿日期:2011-03-05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2011年7月求是学刊Jul.,2011第38卷第4期SEEKING TRUTHVol.38No.4□明清史研究一、“宗系之辨”之缘由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当时,高丽王朝第三十一世国王王颛在位。
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高丽,“告有天下”,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五月,高丽停元至正年号,遣使如金陵,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奉表称臣。
八月,朱元璋复遣使高丽,封王颛为高丽国王。
三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
先是,王颛无嗣,密养佞臣辛旽子牟尼奴(后改名辛禑)于后宫,为己子,封江宁府院大君。
七年九月,宦者崔万生与幸臣洪伦弑王颛,当朝宰相李仁任奉辛禑即国王位,禑时年10岁。
李仁任惧朱元璋问弑君之罪,密遣金义杀害在高丽买马的明使蔡斌等,与北元和亲,由此,高丽朝中大臣形成“事北”、“事南”两派。
禑年幼,事北派代表人物李仁任掌控时局。
事北派在与明朝往来的前提下,与北元政权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使介往来较前更为频繁[1](第3册,P361,365),不但接受北元册封授爵,更于十年三月停洪武年号,行北元宣光年号。
李仁任明显的政治倾向对辛禑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命户部咨告高丽立铁岭卫,禑大为不满,遂与事北派大臣崔莹密谋攻取辽东。
二十一年三月,辽东百户王得明来告立卫事宜,辛禑与崔莹怒杀持榜文至两界之辽东军士21人[2](卷53,《高丽纪·辛禑四》),攻辽之志弥坚。
四月,辛禑复停洪武年号,令国人着胡服[3](卷137,《列传》;卷50,《辛禑五昌》);五月,渡鸭绿江实施攻辽。
副将141--李成桂认清时局,对诸将说道:“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祸立至矣,亟应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1](第3册,P426)。
此议得到众将响应。
李成桂遂率军回渡鸭绿江,囚崔莹,废辛禑,立其子辛昌为国王,昌时年9岁。
自此,李成桂掌朝中大权。
二十二年十一月,辛禑授意崔莹族党全儜谋害李成桂,企图复辟,不料,阴谋失败。
李成桂怒,废昌,立王氏后裔定昌君王瑶为王,禑、昌同时被弑。
[1](第3册,P447)王瑶惧李成桂,与左右潜图除之。
二十五年七月,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与南訚等52位大臣协谋废瑶,拥戴成桂为王。
[1](第3册,P479)二十七年四月,李成桂弑王瑶。
[4](卷5,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条)至此,高丽王朝末期四位国王先后被弑。
在处理与高丽的关系上,朱元璋曾抱以极大的热情。
洪武元年,王颛遣使臣张子温使明,朱元璋“礼待甚厚”,使六部御史台宴慰,破天荒用乐于台宴,并厚礼以送。
[3](卷41,《世家·恭愍王四》,洪武元年十一月丁未条)王颛率外国之先,奉表称臣,诚心归附明朝之举动,朱元璋甚为高兴,在不同场合予以高度赞扬:“高丽奉表称臣,朕嘉其诚,已封王爵”[3](卷42,《世家·恭愍王五》,洪武三年四月庚辰条);“今朝聘礼,不曾有阙”[3](卷43,《世家·恭愍王六》,洪武五年九月壬戌条);“事大之心甚矣”[3](卷44,《世家·恭愍王七》,洪武七年六月壬子条)。
这一时期,两国使介往来频繁,共同开创了较为和谐的中朝关系新局面。
王颛被弑,高丽以“暴薨”相报,后经调查,真相大白,引起朱元璋极大愤慨,断然与高丽绝交[3](卷134,《列传》;卷47,《辛禑二》,洪武十三年八月乙丑条),令其自为声教。
此后自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自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进贡物品全部被退回。
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朱元璋对高丽大臣弑君之事一直心存芥蒂。
李成桂做国王后,很快遣使来报。
朱元璋令使臣传话:“三韩自王氏亡,李氏运谋,千态万状,已有年矣,今确然为之……”“其三韩臣民,既举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为谲诈,福逾增焉……”[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庚午条)“尔恭愍王(即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
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
”[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条)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李成桂做国王的合理合法性虽心存疑问,但态度也很明确,只要李成桂不做有损两国关系的事,随他自做王,以观其表现。
李成桂做国王后不久,因诱女直人口等诸多事端,遂引起朱元璋的不满,遣使诏责李成桂有二侮三衅之罪[4](卷3,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条),同时指示辽东“高丽人不许过来”,六个行次的朝鲜使臣被拒于辽东之外,大有再次与朝鲜绝交之姿态。
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又分别发生了“假倭案”和“表章案”,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对李成桂的不满,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致朱元璋不顾朝鲜的要求,始终不给李成桂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甚至在《皇明祖训》中说道:“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任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5](《首章》,史部第264册,P168)朱元璋把对李成桂和朝鲜王朝的嫌怨写入了《皇明祖训》,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是朝鲜王朝向明朝长时期进行宗系奏辨的根源。
朱元璋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李仁任与李成桂是父子关系,二是说此二人共弑四王。
当朝鲜知道了朱元璋这个话后,围绕这两层含义开始了向明朝的奏辨活动。
前者称为“辨宗系”,后者称为“辨弑四王”,全部活动称之为“宗系之辨”。
二、“宗系之辨”之始末朝鲜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始于李成桂本人。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朱元璋要对李成桂兴师问罪,为此先期遣使朝鲜,告祭朝鲜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有“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李成桂),今名某(旦)者”之语。
针对这句话,李成桂回奏进行辨白:“窃念臣先世,本朝鲜(古朝鲜)遗种,于仁任本非一李……”[4](卷6,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申条)建文四年,朝鲜使臣在中国听闻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回国后报太宗国王,引起了太宗国王的重视。
永乐元年十一月,国王特具“宗系辨明奏本”一道,遣谢恩使臣李彬等奏送明朝。
国王在奏本中再次强调李成桂先世系朝鲜遗种,与李仁任并非一李,乞求改正记载之误。
[6](卷6,永乐元年十一月己丑条)朱棣见奏,即下“圣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6](卷7,永乐二年三月戊辰条)。
按当时两国关系仍较为紧张的形势分析,朱棣这样说当是出于缓和两国关系之愿望,恐并无太多其他方面的考虑。
但涉及了“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中的话,应如何去“改正”,朱棣并未给出具体方案。
但恰恰是他142 --的这句话,成了此后朝鲜历代国王要求明朝改变宗系“错误记载”的主要证据。
正德十三年四月,赴北京贺正朝的朝鲜使臣李继孟在中国闻见《大明会典》照抄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还报国王,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国王及大臣们均感“惊骇”、“惊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很清楚,《大明会典》这部官修的明朝典章制度,其重要性和影响非同一般,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以辨白,将对朝鲜的国际形象造成重大损伤。
自此,围绕《大明会典》中的这个内容,朝鲜对明朝展开了持久的大规模的申辩活动。
正德十三年五月,中宗国王召集当朝宰相和六曹堂上等42位大臣,“会议《大明会典》所录我太祖被诬事辨明申达便否”。
会议一致认为,“先祖被诬,急欲洗雪……申达辨白,义不可缓”;奏辨后是否改正,虽不可知,但“使上国之人,晓然知传讹之失,不为无益”[7](卷33,正德十三年五月乙巳条)。
会议委以大提学南衮执笔,35位大臣共议奏请文书。
奏书包括洪武和永乐时期朝鲜向明朝的两次奏辨过程,李成桂身世,自王颛之后王朝政权更迭之始末,李仁任身世等。
奏书最后恳请皇帝“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7](卷33,正德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十四年二月,南衮等奉敕而还,敕曰:“尔祖(李旦)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故谕。
”[8](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条)嘉靖八年五月,朝鲜贺圣节使臣柳溥出使中国,途经义州,与陈慰使李芃相遇,得知明朝将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认为这是要求明朝改正宗系的机会。
[7](卷65,嘉靖八年五月辛酉条)柳溥到北京,二入礼部,两会尚书,上章力陈“宗系”、“恶名”(弑四王)二事,乞求于重修会典之际,予以改正。
礼部具本请旨。
八月十九日,嘉靖帝有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钦此。
”二十日,礼部备将此事前后缘由,开具手本,送付史馆。
[9](卷104,嘉靖八年八月壬午条)国王多次上奏“宗系”事,自感烦渎,不好再请。
但朝鲜君臣又感嘉靖“皇帝近来厚待我国”,如若再行“奏请,则必再蒙改正圣旨矣”。
经反复讨论思量,国王决定再次奏请改“宗系”和“弑四王”两事。
十八年闰七月,国王遣奏请使权拨奉表如北京。
[7](卷91,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壬戌条)朝鲜这次所上奏本,直接以《大明会典》所引用的《皇明祖训》条章为目标,逐一辨白,意在更改。
十一月,礼部以朝鲜奏本为内容上题本,并复议:“查得所辨李仁任及子今名某者,并凡弑四王等语,皆会典内所载祖训之语,岂敢轻议改正。
合无俯从所请,将伊前后辨明奏呈及节奉列圣明旨,送付史馆,今纂修会典,令其叙入朝鲜国项下,祖训、会典两无相妨,传信传疑各有所据。
”礼部的复议得到皇帝认同,有旨:“是,皇祖大训不敢别议,该国奏词并奉列圣明旨,此后纂修宜附录之。
”为安抚朝鲜,皇帝敕谕朝鲜国王,说明情况。
敕曰:“皇帝敕谕朝鲜国王姓讳(李怿),尔国数以宗系明非李仁任之后来奏,我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矣。
但我高皇帝祖训,万世不刊。
会典所载,他日续纂,宜详录尔词。
尔恪藩职,朕方嘉尔忠孝,可无遗虑也,其钦承之。
故谕。
”[7](卷92,嘉靖十九年正月戊戌条)事实上,嘉靖皇帝这道谕旨,为《大明会典》有关朝鲜条目如何修纂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