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红楼梦》序言（节选）

胡适与俞平伯作者：宋广波文章来源：本站更新时间：2006年01月26日胡适（1891～1962）与俞平伯（1900～1990）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研究红学史的人总喜欢把胡适与俞平伯并称，喜欢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并举，这绝非偶然。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其实很单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教给考证《红楼梦》的人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考证《红楼梦》。

胡适的心意以及示范工作，首先得到俞平伯的响应。

受《红楼梦考证》启发而产生的《红楼梦辨》，无论是讨论的论题、提出的观点，还是运用的方法，都和《红楼梦考证》如出一辙，甚至连对《红楼梦》中许多具体问题的论点，也是异口同声、桴鼓相应。

因此，没有《红楼梦考证》，就没有《红楼梦辨》。

凡是熟悉新红学历史的人基本上都能得出如上的共识。

[1]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当胡适在振臂一呼之后，倘没有像俞平伯这样的心悦诚服的学生为之作后援、大力鼓吹并做出实绩的话，“新红学”是绝难在如此短的时期内造成时势、开出新局的。

所以，胡适与俞平伯在“新红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缺一不可。

胡适和俞平伯都是在诸多学术领域有建树的人，而红学学术研究都在二人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对“新红学”初创时期所提出的基本理路、主要观点以及倡导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坚持四十年不动摇。

在这一点上，俞平伯与胡适不同；尽管俞平伯是公认的在“新红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勘与胡适相提并论的大师级人物，尽管在近七十年的红学学术生涯中他对红学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新红学”方面。

在《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平伯就对书中的主要观点加以修正。

而且，这种对自己著作和“新红学”本身的反思与修正几乎贯串了他红学学术生涯的始终。

作为投身红学研究的第一流学者，俞平伯最有条件在继承“新红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摆脱窠臼，开辟出新境界的。

然俞氏终未完成此一历史使命。

缘何？最主要的，是纷扰复杂的政治原因。

2022届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高三适应性考试（二模）语文试题及答案统编版高三总复习如皋市2022届高三年级第二次适应性考试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 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1～5题材料一：《红楼梦》的意趣态度, 开卷两回中写得很不含糊, 只苦于读者不肯理会！有两种观察, 可以说明历来红学家迷误的起原。

第一类红学家是猜谜派。

他们大半预先存了主观上的偏见, 然后把书上的事迹牵强附会上去, 他们可笑的地方, 胡适之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 已说得很详备的了。

这派红学家有许多有学问名望的人, 以现在我们的眼光看去, 他们很不该发这些可笑的议论, 但事实上偏闹了笑话。

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原故∶一是他们有点好奇, 以为那些平淡老实的话, 决不配来解释《红楼梦》的。

二是他们的偏见实在太深了, 所以看不见这书的本来面目, 只是颜色眼镜中的《红楼梦》。

从第一回、他们宁可相信极不可靠的传说, 而不屑一视雪芹先生的自述。

从第二回, 把自己的意趣投射到作者身上去。

如蔡孑民先生自己抱民族主义, 而强谓《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等等（《石头记索隐》）。

以我想来, 雪芹生在正白旗汉军贵族环境中间, 未必主张排满吊明。

蔡先生这个判断, 是含偏见的。

总之, 求深反浅, 是这派红学家的通病。

第二类红学家我们叫他消闲派。

读《红楼梦》, 他们本没有领略文学的兴趣, 所以只当作闲书读, 对于作者的原意如何, 只是不求甚解的。

他们的态度, 不是赏鉴, 不是研究只是借此消闲罢了。

这些人原不足深论, 不过有一点态度却是大背作者的原意。

他们心目中只有如何华贵, 如何阔绰, 如何繁盛, 恨不得自己变了贾宝玉, 十二钗做妻妾才好。

这种眼光, 自然不值一笑；不过他们却不安分, 偏说那个应褒, 那个应贬, 信口雌黄, 毫无是处, 并且以这些阿其所好的论调, 强拉作者来做他的同志。

对《红楼梦》现代价值的理性思考林哓2010/5/28《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她以一部小说而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即“红学”，红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她推进了中国小说进入鼎盛时期。

当今红学的百花齐放，当归功于二十世纪而是年代新红学的创建。

对《红楼梦》现代价值的理性思考【前言】“《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她以一部小说而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即‘红学’”，红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她推进了中国小说进入鼎盛时期。

当今红学的百花齐放，当归功于二十世纪而是年代新红学的创建。

胡适先生作为新红学的鼻祖，在红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继之以后，很多红学家纷纷出现，红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红学家的层出不穷使红学界的观点大放异彩，芸芸大众在浩如烟海的红学著作面前只能望洋兴叹，在众多观点面前无所适从。

基于这两点，关于红学的文献调研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调研目的】《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不凋零的鲜花，她以她的神秘性与艺术性吸引了古往今来很多文学儒士的研究兴趣。

《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现象。

为了能够让今人更加了解《红楼梦》研究至今的成果，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展示《红楼梦》问世以来主要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以此来扩大《红楼梦》的影响范围，加深现代人对《红楼梦》的了解。

【调研方法】1、图书馆查询书籍2、向同学、老师请教红学的主流思想与主要代表人物3、上网查询一些红学家的资料与思想结晶，在网上阅读图书馆很难找到的红学资料【调研过程】先请教老师和同学主要的红学大师有哪些；根据他们推荐人物到图书馆和网上查询这些知名红学大师的主要著作、论文；根据这些红学大师的著作，分出他们代表的派别，对他们的派别进行研究；不同派别所代表的观点不同，据此，进行分类研究；文献调研报告的写作。

【文献调研结果分享】一、《红楼梦》之作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这部传世奇书可谓飘渺不定、虚虚实实，在红学界，她的作者都未曾得到一致的认可。

《红学概论》——第六章 作者 郁百川 第六章 评陈文新的《红楼梦的现代误读》 这里要研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新的《红楼梦的现代误读》一书。我简称其为《误读》。我先对《误读》作一般的评论，即先评论《题记》和《自序》，再进行逐章逐节的评论。 第1节 评《误读》的《题记》 现将《题记》的相关文字引录在下面。 在本书里，“现代”指“现在这个时代”，即从1919年到现在。……本书所讨论的《红楼梦》误读现象，大都发生于1919年之后，…… 胡适是新红学当之无愧的宗师。新红学的学术范式由他建立，而《红楼梦》的现代误读，如种种“揭秘”、种种“解梦”，也不幸与其负面影响有关。本书以胡适为主要批评对象，对于周汝昌，俞平伯，刘心武等先生，则重在明其渊源，示其流弊，以免浪费笔墨。 我先分析讨论陈文新的书名。《题记》称：“'现代’指'现在这个时代’，即从1919年到现在。”一般的词典对“现代”一词的解释为“现在这个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五四运动到现在的时期。”可见陈文新用的是词典的解释。解释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部分比较抽象，没作具体界定，后面部分是对前面部分的解说和具体化，有准确的时间界限。我认为前面部分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虽然抽象但仍可作解说的依据。“现在”指说话的时候或说话前后一段时间，“时代”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如石器时代，五四时代等。 综合起来，“现在这个时代”就应该指《误读》成书的2008年所处的时代，那么这是个什么时代呢？按刚才划分时代的依据，我们往前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划分时代的标记，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1949年以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1949年前后，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应该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所以，按刚才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或“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就只应该指194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而不应该包括1949年以前的时间。 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时代称为“新中国时代”或“社会主义时代”，如果再进一步细分，最近的三十多年可称作“改革开放时代”，因为这段时间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政策。无论怎么说，“现在这个时代”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能包括1949年以前的时间，当然就不能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解放前的旧中国时期和解放后的新中国时期都说成是一个时代。 按这样的分析，刚才所说词典对“现代”一词的解释就不准确了。陈文新没作任何分析、思考就套用词典的释义，作出的解说不太恰当。 胡适开创的“新红学”正是盛行于1921年到1954年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按《题记》所说，“本书所讨论的《红楼梦》误读现象，大都发生于1919年之后”，“本书以胡适为主要批评对象”。陈文新的意思就是胡适误读了《红楼梦》。我认为，如果说是胡适误读了《红楼梦》，陈文新就应该直接说“胡适的误读”而不应该说“现代误读”。因为我们刚才论证了“新红学”盛行的三十多年时间不应包括在“现代”即“社会主义时代”之内。 另一方面，《题记》又说：“而《红楼梦》的现代误读，如种种'揭秘’、种种'解梦’，也不幸与其负面影响有关。”这就表明陈文新这里所说的“现代误读”指的是那些“揭秘”、“解梦”，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就是指最近二十多年来刘心武的“秦学”和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等。如果说陈文新的“现代误读”只指那些“揭秘”和“解梦”，在时代划分上和思想内容上都是正确的，因为那些“揭秘”和“解梦”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理解都是错误的，也确实发生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如果陈文新将胡适的“新红学”说成 是“现代误读”就是错误的。除了时代方面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红学”是正确的，不能把“新红学”说成是“现代误读”。 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个问题。这里还要说一下，陈文新说书名中的“现代误读”“大都发生于1919年之后”，这里指的是胡适、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接着又说“现代误读，如种种'揭秘’、种种'解梦’”，这里指的是近二、三十年来霍氏姐弟的“解梦”和刘心武的“揭秘”，可见，陈文新的两种说法互相矛盾，前后不一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陈文新的《题记》有几个错误。 一是“本书以胡适为主要批评对象”是错误的，由这句话定下的整个《误读》一书的基调也是错误的。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大方向是错误的”。 简单说一下，胡适在1921年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发掘和考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档案文献，形成了对《红楼梦》的正确认识，于是力排众议，对盛行一时的索隐派红学进行了尖锐而强有力的批评，冒得罪上司的危险，对校长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也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胡适这种高尚的品德、博大的胸怀，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胡适为红学的发展，为《红楼梦》的传播建立了丰功伟业。我这里笔拙，难以用言辞表达胡适在“红学”中的成就和贡献。我前面谈到的海内外学者、红学家余英时、周策纵、李庆信、马力等都对胡适及其“新红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由此可见，陈文新以这样一位对红学有突出贡献的红学家为主要批评对象是错误的。再说，从1954年李、蓝二位的文章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和俞平伯及其“新红学”的运动。可以说胡适及其“新红学”已被“批倒”了。时隔五十多年，陈文新旧话重提，唯恐胡适没有被批倒批透，于是万炮齐轰胡适，殊不知打的是只“死老虎”，没有批出点新意来。 二是《题记》所说“种种'揭秘’、种种'解梦’”与胡适的“负面影响有关”。我也只简单地讲一下，一九五四年以后，胡适的“新红学”已被批倒，代之而起的是李、蓝二位开创的“阶级斗争红学”和后来的“主流红学”。那些“揭秘”和“解梦”与胡适的“新红学”没有直接联系，倒是与“主流红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揭秘”、“解梦”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基础“他传说”、“政事说”与“主流红学”相似。另一方面，“新红学”被打倒了，失去了舆论阵地，不能讲话，“主流红学”占统治地位，对“揭秘”、“解梦”一类的新索隐派起到了包庇、纵容的作用。 当然，新索隐派的兴起与周汝昌的支持和纵容也有关系，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题记》的第三个错误，即将俞平伯与周汝昌、刘心武相提并论。这说明陈文新还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新红学”，没有搞清楚“新红学”的形成过程。周汝昌在开始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得到了胡适的支持和帮助，受到胡适的影响，《红楼梦新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然而，人各有志，后来周汝昌就与胡适和“新红学”分道扬镳，自成体系。一般的红学史书都没有将周汝昌作为“新红学”的代表。陈文新没有弄清楚红学的源流，误将周汝昌作为“新红学”的代表。陈文新还把周汝昌对霍氏姐弟的“解梦”和刘心武的“揭秘”的影响和支持以及周汝昌本人的观点认识都看成是胡适或“新红学”的“负面影响”，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周汝昌的一切行为都与“新红学”无关。 第2节 评陈文新的《自序》 陈文新的《自序》有三小节，在这三小节的开头分别写道：“读《红楼梦》，我经常想起一个人：魏晋时期的阮籍；同时会想起一个短篇小说：晚明无名氏的《小青传》。”“读《红楼梦》，我经常想起一个典故：'雪夜访戴’；同时会想起一篇散文：晚明张岱的《湖心亭赏雪》。”“读《红楼梦》，我经常想起清代中叶的袁枚，想起袁枚的《随园诗话》，想起《随园诗话》关于艺术情调的讨论。”从《自序》我们看到陈文新读《红楼梦》时不仅想到这些而且还想到汤显祖、孔尚任、鲍照、陶渊明、柳宗元等。我说我们读《红楼梦》要专心致志，一字一句地读原文，读懂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深入思考《红楼梦》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意图和目的。象陈文新那样读《红楼梦》时想这想那，想入非非，哪能深入到《红楼梦》中，难怪陈文新没有读懂《红楼梦》。 阮籍为邻家才色过人而早逝的女孩送丧，哭得非常伤心；小青红颜薄命，芳年早逝，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相似；孔尚任的《桃花扇》表现了浓重的兴亡、幻灭之感；鲍照的《芜城赋》感慨人生无常，华屋山丘；王子猷冒突降大雪，船行一夜，访戴安道未进门而返；张岱初更时分划着小船独往湖心亭赏雪；清中叶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诗有听来甚雅，恰行不得者”与王禹《黄冈竹楼记》所说的“骚人之事”相通。以上就是陈文新读《红楼梦》时想到的。 陈文新为一个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女孩子黯然神伤，为小青红颜薄命，杜丽娘独处空闺，美丽容颜不知所托而感叹，深感繁华短暂，生命短暂，青春短暂，沧海桑田，盛衰无常。这些激起了陈文新的悲怆之情，使陈文新焦虑、惶恐、惴惴不安，对社会整体忧虑，也对自身忧虑。陈文新赞许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做派象雪景一般爽朗，陈文新说张岱初更湖心亭赏雪，将自己融入雪景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陈文新盛赞袁枚的艺术情调，说“无理有情，愈痴愈妙，虽无实际的用处，却给人生增添了几分超逸的色彩。”我说陈文新的“伤神”、“感叹”、“惶恐”、“忧虑”、“盛赞”对于研究《红楼梦》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研究《红楼梦》需要的是平常的心态，需要平心静气，心无成见，一片空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红楼梦》的意思存放在空白的心上。有如在一张白纸上写字，如果在我们的心上有成见，存放了别人的观点，正如一张白纸上写有其它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其意思就不容易存进心中，也即不容易写在存有其它观点的纸上。这就是说，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现存的观点和情绪。陈文新读《红楼梦》时为早逝的女孩伤神，为小青悲怆，为人生焦虑、惶恐、惴惴不安，就会把这种情绪和意识带进《红楼梦》中，当然就不能读懂《红楼梦》。 按以上的分析，陈文新所说的，不理解阮籍、《小青传》、《芜城赋》和《桃花扇》的人难以理解并且很容易误读《红楼梦》，就不对了。因为这些内容与《红楼梦》没有直接联系，带着悲怆、惶恐的心境是读不好《红楼梦》的。事实上，陈文新就没有读懂《红楼梦》。陈文新说：“什么时候，我们也到湖心亭看雪去！”我说这很容易，东湖就在武汉大学旁边，东湖中间就有一个湖心亭，到下大雪的时候可以租船去看雪。不过我说，诗人到湖心亭看雪，但到湖心亭看雪的不一定是诗人。

广东省广州市第六中学2020年高二语文联考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

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

“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

”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

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

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

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

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

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

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

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

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

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

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

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

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2022年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第六中学高一语文模拟试卷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⑴?⑷题.（25分）周汝昌：一生做着红楼的梦启风1939年，已过了二十岁的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

但当年天津发大水，他只得要求燕京保留学籍一年，谁料到了1941年，日本占领军关闭了燕京大学。

一直到1947年秋，他才得以重回燕园。

1947年，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来信说，他在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得知，胡适已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却遍寻不见，周汝昌见信后就跑到燕京大学图书馆，谁知一索即获，而此前竟从未有人借阅过。

读完《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发现书中有六首诗是咏及曹雪芹的，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周汝昌据此发表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

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肯定他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但不同意文中“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

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讨论的大都是有关《红楼梦》的学术问题。

为了提携后学，胡适不但在家中约见了周汝昌，还将作为“海内孤本”的《甲戌本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慷慨相借。

1948年底，胡适离开北平，从此周汝昌与之再无联系。

几年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之时，政权早已鼎革，胡适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编辑为让此书顺利出版，就将对胡适的原有敬称一律删去，改称“妄人”“风头主义者”云云。

很多人时常以此责难周汝昌，其实书中的这些改动，他事前是毫不知情的。

当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深表理解，在其给小说家高阳的信中说：“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虽然有了批胡的表态，但周汝昌依旧因为同其兄周祜昌合作校勘了真本《红楼梦》，被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告密者还说周汝昌与胡适有政治联系，让他三次遭抄家之苦，最后更是被“扫地出门”。

在这种情势下，20世纪七十年代时周汝昌不得不再次批胡适。

胡适的⽣平事迹材料 胡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历史家、⽂学家、哲学家，因提倡⽂学⾰命⽽成为新⽂化运动的领袖之⼀。

下⾯是店铺跟⼤家分享的胡适⽣平事迹，欢迎⼤家来阅读学习 胡适⼈物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绩溪县⼈。

出⾝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主义哲学⼤师杜威的学⽣，1917年回国任北京⼤学教授。

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多个博⼠头衔;1917年发表《⽂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学⾰命运动的第⼀页;1918年加⼊《新青年》编辑部，⼤⼒提倡⽩话⽂，并撰写现代第⼀部⽩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化运动的领袖⼈物之⼀;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胆假设，⼩⼼求证”的实⽤主义⽅法论，在全国影响极⼤;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签订《中美互助条约》。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三年(1897)。

正屋南向，砖⽊结构，⼆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

占地208平⽅⽶，建筑⾯积350平⽅⽶。

门⾯⼆柱单门⼀楼式，上嵌砖雕、鸱吻。

门前⿊底⾦字“胡适故居”⽊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

前进堂前摆设“⾝⾏万⾥半天下，眼⾼四海空⽆⼈”，钱君匋书。

东西分列茶⼏、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

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床、桌、椅、橱、凳等。

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

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兄)使⽤。

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稿和部分著作、胡⽒宗谱、海内外名⼠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

后堂堂前挂胡适⽗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母冯顺娣照⽚。

堂上⾼悬朱底⾦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年”。

当时胡适出任驻美⼤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

《红楼梦》程甲本“序言”及程乙本“引言”一、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序言：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金，不胫而走者矣。

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

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撼。

不妄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

一日偶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起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

及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全书始自是告成。

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

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元识【翻译】红楼梦这部小说，原名叫石头记，作者是谁众说纷纭，难以确定，只知道书内记叙了由曹雪芹增删数次。

很多留心者手抄一部下来，在街市中沽价叫卖，来换取酬金，导致此书流传。

然而原书回目本是120回，今日能见到的只有80回，不是全本。

期间有声称自己拥有全本的人，待大家查看后，仍旧还是那80回，致使读者颇感遗憾。

此书原来既有120回目，难道就没有完整的内容？于是我精心收集寻访，从藏书家那里甚至废纸堆皆留心查看，几年下来，也仅仅收集了20几回。

一天偶然中在一处回收古玩处看到其有10几回，马上重金购来，兴奋地翻阅过后，见这10几回内容前后照应，基本能衔接上，但是很多处残缺破损不堪。

待到我同朋友（高鹗）认真整理编辑后，与我之前收集到的那些残本合于一处，全部重新抄写一遍，又刻板印刷，以此满足红迷们的愿望，至此红楼梦全书方才告成。

此书得以完璧后，在此写下成书的来龙去脉，以告知天下读者。

凡对红楼梦有共同喜好者，都快来先睹为快吧！——程伟元序二、程甲本《红楼梦》高鹗序言：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

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

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